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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国庆假期，广州最热的新闻恐怕非杨箕村的回迁宴莫属了。
航拍镜头下热闹欢快的场面，引来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在我眼里，那是一份淡淡的忧伤。
世间再无杨箕村，得到的很多，失去的也不少。
童年时母亲的单位轻工设计院就在杨箕村旁。每天中午放学，我都会坐车经过杨箕村去母亲那里吃饭。有时也会走上一个多小时，为的只是省下车费一角钱到杨箕村路口垃圾站对面的杂货店买上块猪油膏。多年之后，知道实情的母亲说难怪总是在门口等一个多小时都见不到人。
设计院离杨箕村还有一段路，除了路口的杂货店和后来的卡纸店，唯一的印象就是村里河边那一栋水泥高楼商场了。
混沌中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地方，那是一个同样承载我童年玩耍记忆的地方，一个同样除了地名一切都变了的地方——父亲单位所在地三元里瑶台。
三十年前，我住在盘福路的大院里。路口的21路车总站停着比BRT-B1路更长的公交车。那是除了班车之外，唯一能帮助我到达父亲单位的交通工具。
每到假期，我总会待在父亲的单位多一点，因为那里地方更大更好玩。不像在母亲的单位我只能去扫办公室，找叔叔伯伯阿姨们讨点零食和喝甜中带涩的“橙宝”汽水。
单位很大，关上铁门就是一个小社会，里面有办公室、实验室、实验工厂，还有饭堂和油库。
很快，被怀疑有少儿多动症的我被禁止进入实验室了。我的精力也很快转移到饭堂去了。几颗糖、几粒花生米就可以让我在厨房里帮上一天的忙。总比司机班的坏叔叔们要好，他们让我在油库油桶里学他们拿着油管用嘴吸油，弄得我的嘴里满满都是汽油味。更坏的是，有一天我看着他们吞云吐雾的很好奇问那是什么。结果他们直接让我吸了一大口，然后看着咳到眼泪水都出来的我放声大笑。
所里的厨房很高很大，暑热难耐的时候就会开启十多把巨大的落地铁片风扇，那风强劲得要让人用力站住。最重要的是这里不缺吃的。在厨房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了做盐焗鸡。胖大厨很喜欢我，总是让我在比我还大的铁锅旁帮忙。一天，他往铁锅放了小半锅水，倒入一大袋盐焗鸡调料。汤料烧开后，他一只一只地放入，鸡半入水中。他让我拿着和他的胖手掌几乎一样大以及有我一半高的长汤勺不停地将汤淋到鸡上。那天全所的人吃的都是我做的盐焗鸡。
好景不长，我的食堂生涯就因为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偷开买菜用的“三脚鸡”（三轮摩托车）撞到大院的花坛而告终。
“不准出去玩！外面都是乡下人！”父亲严厉地警告我。
对于刚刚因为在越秀山看球时与父亲走丢挨了一顿打的我来说，这样的警告是很有威力的。
但单位再大也是铁门关起来的小城。
我厌倦了在研究所顶楼的天台上看广州火车北站（老北站）各式各样运货列车的进进出出；我再也无法从花丛中摘下的大红花的屁股上吸到一点点的蜜汁；我没办法玩顶蜗牛游戏了，因为蜗牛们早被我们几个熊孩子顶光了。
于是，我要走出那扇冰冷的铁门。
那天，门口值班的黄阿姨又塞给了我五分钱。
“去！出了门口，左手边的小路，里面的小巷子里有杂货店，去买根冰棍吧！”
“去吧，没事！我不会告诉你爸爸的。”
我接过钱，走出了她为我打开的小门。
出了研究所门口，要是走上黄土坡就是瑶台小学，沿大路下坡路边就是稻田。
我按照黄姨的指点，沿着小路走。路就在黄土坡下，仅有两人的宽度。路旁下去半个人的高度就是房子。屋顶正好到我的腰部。屋檐就挨着路边，在房子的正中有一条带着矮门的楼梯。楼梯的两边都是猪圈，陡立的黄土坡使得猪圈里只有一丝丝的光线。里面有五六头猪慵懒地躺着，污漬遍地。楼梯正对着的是贴着门神的大门。哪怕是晌午时分也是黑漆漆的。
走过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捂着鼻子。路时高时低，唯一不变的就是猪圈和住宅。
总算是走到分岔路了，转入小巷光线依旧昏暗，一间间小店开着门，黑着灯，门口放着用棉被盖着的箱子和一罐罐大玻璃罐泡着的各种水果蔬菜。
五分钱，一根要翻开好几层棉被才能拿出来的无色甜冰棒。我就在这混杂着“香气”的环境中舔了又舔。
渐渐地我喜欢上了“咸酸”，尤其是那酸得掉牙咬起来又脆爽的酸木瓜。酸木瓜很贵，囊中羞涩时我会去买最便宜的酸芥菜解馋。
瑶台小学我只上去过几次。有一次是冬天，我站在无遮无挡的黄土操场上被北风吃得满脸是土。有一次是夏天，大雨滂沱，我站在铁门后看着家长一个一个地将孩子背过水坑。还有一次，烈日下我站在空无一人的广场上看着黄土、黄沙坑、黄色的教学楼，除了国旗一切都是黄黄的。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瑶台以往逢雨必浸，所以把小学建在最高的地方以期减少对它的影响。
难忘的还有稻田的记忆。
村民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受到“城里人”的影响，或者说他们并不是很在乎。任凭车来车往，不管风吹日晒，他们总是按照他们的节奏来打理着水稻田。
我们几个小“疯子”的出现，他们并不在意。
“你去嗰边（那边）！快！快！快！”
刚刚还推推嚷嚷的我们几个，现在齐心协力脱了鞋子袜子站在齐小腿的混泥水中打算给田螺来一个大包围。
“一、二、三！冲啊！”我们将手上的大簸箕斜着一插到底，分两边蹚着浑水对冲过来。汇合之时，大家高高捧着簸箕，让浑水流下。水声伴着笑声，让刚才还在争执田螺应该属于谁的我们几个熊孩子乐成一团。
“要返城（回城）了？”
“嗯！”
“下次要再嚟（来）玩啊！”
“好啊！”
铁门外的孩子将忙乎了一个多小时才摸到的几个田螺送给我们三个来自铁门里面的男孩女孩，然后他们回头把撞歪的稻子扶正，身后还跟着几只鸭子扫荡着浑水中的美餐。
再接下来的自然就是家长对我们三个泥人的“暴打”了。
小学最后一个暑假的一天，不知道为什么黄姨要搬很多东西回家。所里还特意派车帮黄姨送东西。在听了黄姨对她家所种水果绘声绘色的描述之后，我跟车去了。
两个多小时的颠簸之后，我总算到了黄姨家。她说的一点都不假。她家门前到处都是石榴树。在家门口就能闻到那“鸡屎果”（广州本地一种石榴的别称）浓郁的味道。
香、软、甜，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将鸡屎果吃到饱。吃到往后很多年都不想再吃它了。
很多年后，我知道了黄姨住的地方是万亩果林。
杨箕村上头条后，我很想回去看看。
但是我很快就放弃了。
三十年了，研究所搬了成了楼盘；设计院迁了成了马路；瑶台也不是那个瑶台，杨箕村也不是那个杨箕村了；万亩果园变成了海珠湖，只留下几张用果林里老荔枝木做的椅子；盘福路虽然依旧是绿荫遮天，而那些老榕树也像胖师傅和给我糖吃的很多位伯伯阿姨们一样逝去了，还有那再也进不去的大院。
于是，我没有再回去，就算是我明知道我的记忆并不完全准确。
因为瑶台再无村中城，早已变成城中村。
喧闹声中，嘈杂声中，无论补偿多少，对于获得的人或者是没有获得但曾经生活于此的人来说，逝去的将永远逝去。
因为每个地方都是独一无二的。
城市化之后，哪怕大家样子是一样的，但承载的故事仍然各不相同。
于是，我动笔写下此文，以纪念我那无法皈依的记忆。
航拍镜头下热闹欢快的场面，引来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在我眼里，那是一份淡淡的忧伤。
世间再无杨箕村，得到的很多，失去的也不少。
童年时母亲的单位轻工设计院就在杨箕村旁。每天中午放学，我都会坐车经过杨箕村去母亲那里吃饭。有时也会走上一个多小时，为的只是省下车费一角钱到杨箕村路口垃圾站对面的杂货店买上块猪油膏。多年之后，知道实情的母亲说难怪总是在门口等一个多小时都见不到人。
设计院离杨箕村还有一段路，除了路口的杂货店和后来的卡纸店，唯一的印象就是村里河边那一栋水泥高楼商场了。
混沌中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地方，那是一个同样承载我童年玩耍记忆的地方，一个同样除了地名一切都变了的地方——父亲单位所在地三元里瑶台。
三十年前，我住在盘福路的大院里。路口的21路车总站停着比BRT-B1路更长的公交车。那是除了班车之外，唯一能帮助我到达父亲单位的交通工具。
每到假期，我总会待在父亲的单位多一点，因为那里地方更大更好玩。不像在母亲的单位我只能去扫办公室，找叔叔伯伯阿姨们讨点零食和喝甜中带涩的“橙宝”汽水。
单位很大，关上铁门就是一个小社会，里面有办公室、实验室、实验工厂，还有饭堂和油库。
很快，被怀疑有少儿多动症的我被禁止进入实验室了。我的精力也很快转移到饭堂去了。几颗糖、几粒花生米就可以让我在厨房里帮上一天的忙。总比司机班的坏叔叔们要好，他们让我在油库油桶里学他们拿着油管用嘴吸油，弄得我的嘴里满满都是汽油味。更坏的是，有一天我看着他们吞云吐雾的很好奇问那是什么。结果他们直接让我吸了一大口，然后看着咳到眼泪水都出来的我放声大笑。
所里的厨房很高很大，暑热难耐的时候就会开启十多把巨大的落地铁片风扇，那风强劲得要让人用力站住。最重要的是这里不缺吃的。在厨房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了做盐焗鸡。胖大厨很喜欢我，总是让我在比我还大的铁锅旁帮忙。一天，他往铁锅放了小半锅水，倒入一大袋盐焗鸡调料。汤料烧开后，他一只一只地放入，鸡半入水中。他让我拿着和他的胖手掌几乎一样大以及有我一半高的长汤勺不停地将汤淋到鸡上。那天全所的人吃的都是我做的盐焗鸡。
好景不长，我的食堂生涯就因为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偷开买菜用的“三脚鸡”（三轮摩托车）撞到大院的花坛而告终。
“不准出去玩！外面都是乡下人！”父亲严厉地警告我。
对于刚刚因为在越秀山看球时与父亲走丢挨了一顿打的我来说，这样的警告是很有威力的。
但单位再大也是铁门关起来的小城。
我厌倦了在研究所顶楼的天台上看广州火车北站（老北站）各式各样运货列车的进进出出；我再也无法从花丛中摘下的大红花的屁股上吸到一点点的蜜汁；我没办法玩顶蜗牛游戏了，因为蜗牛们早被我们几个熊孩子顶光了。
于是，我要走出那扇冰冷的铁门。
那天，门口值班的黄阿姨又塞给了我五分钱。
“去！出了门口，左手边的小路，里面的小巷子里有杂货店，去买根冰棍吧！”
“去吧，没事！我不会告诉你爸爸的。”
我接过钱，走出了她为我打开的小门。
出了研究所门口，要是走上黄土坡就是瑶台小学，沿大路下坡路边就是稻田。
我按照黄姨的指点，沿着小路走。路就在黄土坡下，仅有两人的宽度。路旁下去半个人的高度就是房子。屋顶正好到我的腰部。屋檐就挨着路边，在房子的正中有一条带着矮门的楼梯。楼梯的两边都是猪圈，陡立的黄土坡使得猪圈里只有一丝丝的光线。里面有五六头猪慵懒地躺着，污漬遍地。楼梯正对着的是贴着门神的大门。哪怕是晌午时分也是黑漆漆的。
走过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捂着鼻子。路时高时低，唯一不变的就是猪圈和住宅。
总算是走到分岔路了，转入小巷光线依旧昏暗，一间间小店开着门，黑着灯，门口放着用棉被盖着的箱子和一罐罐大玻璃罐泡着的各种水果蔬菜。
五分钱，一根要翻开好几层棉被才能拿出来的无色甜冰棒。我就在这混杂着“香气”的环境中舔了又舔。
渐渐地我喜欢上了“咸酸”，尤其是那酸得掉牙咬起来又脆爽的酸木瓜。酸木瓜很贵，囊中羞涩时我会去买最便宜的酸芥菜解馋。
瑶台小学我只上去过几次。有一次是冬天，我站在无遮无挡的黄土操场上被北风吃得满脸是土。有一次是夏天，大雨滂沱，我站在铁门后看着家长一个一个地将孩子背过水坑。还有一次，烈日下我站在空无一人的广场上看着黄土、黄沙坑、黄色的教学楼，除了国旗一切都是黄黄的。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瑶台以往逢雨必浸，所以把小学建在最高的地方以期减少对它的影响。
难忘的还有稻田的记忆。
村民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受到“城里人”的影响，或者说他们并不是很在乎。任凭车来车往，不管风吹日晒，他们总是按照他们的节奏来打理着水稻田。
我们几个小“疯子”的出现，他们并不在意。
“你去嗰边（那边）！快！快！快！”
刚刚还推推嚷嚷的我们几个，现在齐心协力脱了鞋子袜子站在齐小腿的混泥水中打算给田螺来一个大包围。
“一、二、三！冲啊！”我们将手上的大簸箕斜着一插到底，分两边蹚着浑水对冲过来。汇合之时，大家高高捧着簸箕，让浑水流下。水声伴着笑声，让刚才还在争执田螺应该属于谁的我们几个熊孩子乐成一团。
“要返城（回城）了？”
“嗯！”
“下次要再嚟（来）玩啊！”
“好啊！”
铁门外的孩子将忙乎了一个多小时才摸到的几个田螺送给我们三个来自铁门里面的男孩女孩，然后他们回头把撞歪的稻子扶正，身后还跟着几只鸭子扫荡着浑水中的美餐。
再接下来的自然就是家长对我们三个泥人的“暴打”了。
小学最后一个暑假的一天，不知道为什么黄姨要搬很多东西回家。所里还特意派车帮黄姨送东西。在听了黄姨对她家所种水果绘声绘色的描述之后，我跟车去了。
两个多小时的颠簸之后，我总算到了黄姨家。她说的一点都不假。她家门前到处都是石榴树。在家门口就能闻到那“鸡屎果”（广州本地一种石榴的别称）浓郁的味道。
香、软、甜，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将鸡屎果吃到饱。吃到往后很多年都不想再吃它了。
很多年后，我知道了黄姨住的地方是万亩果林。
杨箕村上头条后，我很想回去看看。
但是我很快就放弃了。
三十年了，研究所搬了成了楼盘；设计院迁了成了马路；瑶台也不是那个瑶台，杨箕村也不是那个杨箕村了；万亩果园变成了海珠湖，只留下几张用果林里老荔枝木做的椅子；盘福路虽然依旧是绿荫遮天，而那些老榕树也像胖师傅和给我糖吃的很多位伯伯阿姨们一样逝去了，还有那再也进不去的大院。
于是，我没有再回去，就算是我明知道我的记忆并不完全准确。
因为瑶台再无村中城，早已变成城中村。
喧闹声中，嘈杂声中，无论补偿多少，对于获得的人或者是没有获得但曾经生活于此的人来说，逝去的将永远逝去。
因为每个地方都是独一无二的。
城市化之后，哪怕大家样子是一样的，但承载的故事仍然各不相同。
于是，我动笔写下此文，以纪念我那无法皈依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