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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媒人的存在实际上无法抑制自由恋爱的更多发生，于是农村的婚姻市场也许注定要发生一场根本的革命。”
放眼中国乡村，几千年沉积下来的传统婚俗正在经历外出打工潮的瓦解。当下，豫东乡村的传统婚俗观念、制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却不断遭遇新联姻方式的不断冲击。在这场变革中，婚礼负担有增无减，父母“兜底者”角色依旧，而反抗传统婚俗制度的年轻人，有的最终收获了幸福，有的只能黯然收场……
婚姻离不开钱
河南商丘虞城县，位于豫鲁皖三省交界处。张思衡是虞城南部一座村庄的“大宗”（音）。按照古代宗法制度规定，嫡长子一系为大宗，宗族的每个成员除对大宗有尊奉和服从的关系外，大宗在宗族内还有一定的管辖和处置权。在张家村，大宗是主持红白喜事之人。
张家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已外出打工，一年到头，只有腊月和元月是他们难得回到村庄的日子，这也是张家村一年之中喜事最集中的时节。
由于是大宗，村里人结婚，不管是不是张思衡宗族内的，都会邀请他去操持婚礼、喝喜酒。
身为大宗，张思衡对村里的结婚流程了如指掌。在农村，通过媒人介绍相亲，依然是年轻人结婚最传统、最基本的方式。近些年村里结婚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令张思衡唏嘘不已。
张家村的年轻男女，一般在十七八岁就会定下亲事。男女双方经媒人或亲友介绍，第一次见面如果能确定恋爱关系，男方会给女方2000元左右的见面礼。到了订婚阶段，再由中间人安排双方家庭进行第二次正式见面。
订婚过程并不简单，男方需要为女方购买换季衣物、烟酒食品、“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及订婚彩礼上女方家定亲。在张家村，定亲彩礼平均为2—3万元；流水席一般要请十余桌，花销数千元，加上各项礼物，订婚开销不少于5万元。
结婚的花销更为沉重。在张家村，当下结婚彩礼至少为五六万元，多者甚至达到十余万元，涨速非常快。
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宋丽娜发现，河南农村女方家庭对盖房子一事的重视程度，远比彩礼更甚。
宋丽娜曾进行过22次农村调查，累计驻村调查超过330天，足迹遍布全国8个省。她发现，河南省农村结婚，对于房子的要求排在第一位。“结婚前房子是无论如何必须有的，如果房子在农村，那必须是两层小楼，不能含糊。如果家里没有盖好房子，没有媒人愿意为其说媒。”
对于宋丽娜的结论，张思衡深表赞同：“最差也得是两层楼房，8间或10间屋子，再少就说不过去了。就目前的物价水平估算，除去宅基地，单是建房成本就在15—20万元间，甚至更多。”
宋丽娜在长期调研中发现，全国各地农村对于结婚的要求各有特点。“河南特别重视房子，而江西就特别重视彩礼。在江西，结婚的晚辈一般不会要求父母为自己准备房子，但江西的彩礼数额比河南大很多，成为结婚的最大开支。”
“总体来说，结婚对于中国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宋丽娜说。
传统被冲击
随着进城打工潮的兴起，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的传统婚俗，正渐渐被取代。据张思衡介绍，现在张家村的年轻人结婚，通过媒人介绍和自由恋爱的，各占一半。
张家村第一位因自由恋爱而退婚的是张玉林。张玉林1990年外出打工时，在新疆认识了第一个女友。由于当时家里已经给他定好亲事，父母坚决反对，张玉林只能放弃。
一年后，张玉林在广东又谈了一个女朋友，并把女孩照片寄到家里表示非她不娶，要家里退婚。张父无奈只能迁就儿子，并放弃了给予女方的彩礼。
张思衡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近十年，村中退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2009年，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宋丽娜曾在春节期间对张家村的结婚事宜进行了走访。她发现，当地青年大规模外出打工兴起较晚，主要在2000年后。在此之前，外出打工者人数较少，且多为已婚男子。2000年后，青年男女，特别是未婚女子，逐渐走出农村。
外出打工潮兴起后，张家村一些男青年开始在村外自由恋爱，而此时他们已有婚约在身，于是退婚潮也就随之兴起。多位村民表示，近10年里订婚的青年，80%都退过婚，有的甚至退过两次以上。
随着退婚事件的增加，因退婚而引起的经济纠纷逐年增多，“婚约公证”也应运而生。豫东乡村目前通过媒人介绍订婚的男女双方，多数要到司法所做“婚约公证”，公证书上写明订婚双方及彩礼数量，包括现金和实物。公证后，将来无论由于哪方过错导致退婚，彩礼都将返还男方。
年近70岁的曹方是虞城县利民镇的“专业媒人”，自23岁给人介绍对象算起，经他介绍结婚的夫妻已有500多对。他电动车的后箱里随时带着未婚男女的照片及若干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有男女双方的资料。
“如今说媒越来越难。”曹方慨叹道，“原来父母当家，父母说了算。现在年轻人都自己当家了，说成一桩媒，难度是过去的好几倍。”
曹方说媒的“据点”在虞城北部的利民镇。他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利民镇年轻人自由恋爱的比例没有张家村高，只有30%左右，但自由恋爱已成趋势。
如今，整个虞城的说媒费用不低于2000元，而据宋丽娜调查，1999年，这里的专业媒人说媒费用仅需100元，2009年时已涨至600元。
“专业媒人的存在彰显了农村婚姻圈依然固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退婚的频繁发生也彰显了这个婚姻圈受到自由恋爱的强烈冲击，而婚约公证就是本地传统婚姻结合方式应对这种冲击的反应。” 宋丽娜在2009年的调研报告中这样总结道，“专业媒人的存在实际上无法抑制自由恋爱的更多发生，于是农村的婚姻市场也许注定要发生一场根本的革命。”
父母“兜底”
住在利民镇的谢春花，几个月前刚刚忙完二儿子的婚事，现在又开始为小儿子的婚事发愁。谢春花今年60岁，育有3儿1女。她并未享受到天伦之乐，而是一把年纪还在工厂里刷盘子，用每月600元的微薄薪水努力为小儿子的婚事攒钱。 “儿子的婚事为父母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让家境一般的农民渐渐改变了自己的观念，不再认为多子多福，更倾向于一儿一女，甚至一儿多女。”宋丽娜说。
谢春花的小儿子张俊今年已27岁，还没有女朋友。谢春花明白，着急也没用，没有钱，连专业媒人都不愿说媒。张俊家庭条件较为困难，父亲退休多年，每月仅有1000多元退休金；张俊学历不高，目前在北京的餐馆打工，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是个标准的“月光族”……
1月13日，谢春花托厂里的办公室主任找到媒人曹方，希望能为张俊物色一位懂事的姑娘。“不好找啊！”曹方叹了一口气，“这家人能给女方多少彩礼？”这一问，谢春花的眼泪便滚落下来。
谢春花大儿子张涛于2007年结婚，婚前女方要求谢春花夫妇在县城里买一套商品房。“明明知道我们家经济条件差，还是选了一套130平米的大房子，一共要14.5万元。”且女方表示，如果不付全款，马上退婚。
谢春花哭了两天两夜，她心里清楚，对方故意要这么大的房子，是因为自己家没钱，且大儿子挣钱能力有限。最后，谢春花只能妥协，为大儿子的婚事花了近20万元，其中借款高达12万元，直到去年才由两位老人全部还清。
去年二儿子结婚，谢春花又在县城为其买了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共花费9万元，还欠下几万元外债。
如今，背负着几万元的外债，如何为小儿子娶亲，成了谢春花的最大难题。
谢春花并非个案，有句俗语流传在虞城的各个村落：“孙住楼房儿住楼，老头老婆住地头。”
现在，谢春花夫妇与小儿子住在拆迁分得的那套房子里，小儿子一旦成家，“儿媳妇说我们能住就继续住，儿媳妇不让我们住，我们只好走。”谢春花苦笑道。
“在农村，父母将娶亲视为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很多孩子也认为父母为自己负责婚事是天经地义的。”宋丽娜说，“在结婚产生的经济负担上，父母是绝对的‘兜底者’。”
制度反抗者
在走访过程中，村民张红军的经历让宋丽娜难以忘怀。
2009年春节，24岁的张红军外出打工回乡，一到家，就向父母、亲戚宣称自己绝不定媒（通过媒人介绍定亲），且“看见女的就烦”。
这急坏了张红军的父母。张的父母都是农民，通过多年努力已为他建好了娶媳妇的二层楼。按照常规，张红军应该积极相亲娶妻，并且辛勤劳动，趁着父母年轻能干的时候一起把欠账还完。但事实上，张红军已经外出打工6年，却鲜有积蓄。
种种表现令村民对张红军的评价非常低，久而久之，张红军的性格变得内向、孤僻，不愿和村里人交流。
宋丽娜的到来让张红军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相比守旧的村民，社会学研究者宋丽娜有很强的包容性，在她的引导下，张红军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张红军很心疼父母的多年辛劳，但认为父母根本没有必要盖如此“高、大、空”的房子；父母的付出给予自己极大的精神压力，他宁愿父母不这么辛苦。
张红军在外打工多年，受到不少挫折，始终没有机会学习技术含量高的工作，因此难有大的进展。他知道“女孩子都现实，都看钱”，而现在的他一无所有。
“这一切造就了他越来越孤僻的性格，也越来越没有激情和理想。众人的批评和不理解，更加剧了他精神上的困境。”宋丽娜回忆道。
时隔5年，《民生周刊》记者辗转了解到张红军的近况，得知他最终还是听从父母的话，相了亲、定了媒、结了婚，可婚姻只维持了短短两年就因性格不合结束了。
离婚后，张红军的性格愈加孤僻，一年到头在外打工，手机号换了一个又一个，父母总是联系不上他，而他也只是零星给父母打几个电话。
“作为农村传统娶亲制度的反抗者，张红军的境况是令人同情和深思的。婚姻的失败让张红军越来越封闭、自卑，他对父母的愧疚感也越来越强。怎样才能解救他？”宋丽娜不停思考这个问题，但答案难寻。
发生在豫东农村的婚俗变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但实则反映出我国乡村婚姻的共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拥有多年乡村调研经历的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宋丽娜及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作者刘燕舞接受了《民生周刊》记者的采访。
民：农村结婚已成一种经济负担，在我国是否为普遍现象？
宋丽娜：这个现象比较普遍。一般来说，在农村结婚，房子和彩礼是造成负担的最主要原因。有的地区彩礼很高，但房子并非必备条件；有的地方，比如河南，在农村盖两层楼房或购买商品房，几乎是请人说媒和结婚的必要条件。
民：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农村结婚过程中，女方家庭大多强势，处于主导地位，拥有较强的“议价权”；男方家庭大多处于弱势，几乎承担了全部的结婚成本。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宋丽娜：首先是当今我国男女比例不均衡导致的。我国目前男女比例为117比100，男多女少，这种现象在农村更显著，女方市场紧俏；其次，农村未婚女性普遍愿意嫁到经济条件更好的地方，因此农村未婚女性资源呈现从农村到乡镇、县市或是更大城市流动的规律。这一现象在进城打工潮兴起之后更加普遍，加剧了农村男多女少的局面。
这些原因造成了农村结婚过程中女方强势、男方弱势的状况。
民：彩礼是农村结婚负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农村结婚的彩礼金额普遍在什么水平？
刘燕舞：农村结婚彩礼金额因区域不同而相差较大。比如我去过的贵州遵义，平均彩礼大约在3万元左右；湖南宁乡县经济条件较好，一般家庭的彩礼已经达到10—15万元；河南新县的彩礼大约在5万元上下；河北秦皇岛的平均彩礼大约在4—6万元。
总体而言，各地彩礼相对于当地每户农民的平均年收入来说，是一笔较大的负担，并且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
民：我国农村青年结婚的住房成本普遍在10万元以上，加上彩礼，这种逐年增加的结婚成本给农村人口带来了哪些不良影响？ 宋丽娜：事实上，在我国农村，年轻人结婚的平均年龄偏早，因此在结婚时，结婚双方的工作年限都较短，经济积蓄不多。加上多地农村有为儿子操心婚事的传统，负责儿子的结婚事宜，成了很多父母自认的义务。因此，较大的结婚成本往往压在男方父母身上，导致男方父母压力过大，一把年纪还要努力工作，为的就是让儿子早日具备条件结婚，或者还上儿子结婚欠下的债。
刘燕舞：我曾经对中国农村光棍（没有妻子的成年男性）情况做过调研分析。结果显示，承受不起较重的结婚成本，是产生农村光棍的主要原因之一。
调查后，我将农村光棍按照形成原因不同大致分为四个类型：历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经济贫困型、缘分宿命型。在我实地走访、做过统计的农村中，经济贫困型光棍占到了整个光棍数的61%，可见经济因素对光棍形成的重要性。
可以说，较高的结婚成本是一部分农村男性结婚道路上的较大障碍。
民：这样的结婚成本，还造成了哪些社会现象？
刘燕舞：我在调研中发现，农村的光棍比例会随着经济水平的递减而递增，有时候这种规律在区域上会表现为越偏僻的农村光棍率越高。
比如我曾经在2008年7、8月份到山东钦州的农村走访，当地有个将几个乡镇合并后组成的街道办事处。我的调研从街道办径直往外走，沿着这条线大概调研了5公里内的3个村庄，这3个村庄的光棍率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由街道办向外递增的趋势。最靠近街道办的村庄，村民中的光棍率约为千分之五，中间的村庄约为千分之十，离街道办最远的村庄约为千分之十五。
这种现象并非个案，而是我走访的数十个村庄所呈现出的基本一致的规律。村庄里的女性都倾向于嫁到更加繁华、富有的区域，最终，地理位置越偏僻、经济条件越差的村庄，未婚女性资源越少，城市、乡镇成为婚姻资源的高地，男性找到结婚对象的机会更大。
宋丽娜：农村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即面对经济条件越好的男方家庭，女方家庭提出的彩礼要求越低。
一个村庄总有些能干、有钱的精英阶层，他们的儿子结婚时，往往成本很高，但也可能一分成本都不花就娶到了媳妇。因为面对这样的男方家庭，女方家庭嫁女儿的意愿往往更强烈，同时不用担心女儿的婚后生活，因此在结婚时不会提出太多条件，相对“客气”。
相反，面对经济条件越差的男方家庭，女方家庭提出的条件越高、越苛刻，主要原因在于对婚后生活质量没有太多信心，因此要求更高，造成越是穷困的家庭，为结婚付出的代价越大。（文中张家庄及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放眼中国乡村，几千年沉积下来的传统婚俗正在经历外出打工潮的瓦解。当下，豫东乡村的传统婚俗观念、制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却不断遭遇新联姻方式的不断冲击。在这场变革中，婚礼负担有增无减，父母“兜底者”角色依旧，而反抗传统婚俗制度的年轻人，有的最终收获了幸福，有的只能黯然收场……
婚姻离不开钱
河南商丘虞城县，位于豫鲁皖三省交界处。张思衡是虞城南部一座村庄的“大宗”（音）。按照古代宗法制度规定，嫡长子一系为大宗，宗族的每个成员除对大宗有尊奉和服从的关系外，大宗在宗族内还有一定的管辖和处置权。在张家村，大宗是主持红白喜事之人。
张家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已外出打工，一年到头，只有腊月和元月是他们难得回到村庄的日子，这也是张家村一年之中喜事最集中的时节。
由于是大宗，村里人结婚，不管是不是张思衡宗族内的，都会邀请他去操持婚礼、喝喜酒。
身为大宗，张思衡对村里的结婚流程了如指掌。在农村，通过媒人介绍相亲，依然是年轻人结婚最传统、最基本的方式。近些年村里结婚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令张思衡唏嘘不已。
张家村的年轻男女，一般在十七八岁就会定下亲事。男女双方经媒人或亲友介绍，第一次见面如果能确定恋爱关系，男方会给女方2000元左右的见面礼。到了订婚阶段，再由中间人安排双方家庭进行第二次正式见面。
订婚过程并不简单，男方需要为女方购买换季衣物、烟酒食品、“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及订婚彩礼上女方家定亲。在张家村，定亲彩礼平均为2—3万元；流水席一般要请十余桌，花销数千元，加上各项礼物，订婚开销不少于5万元。
结婚的花销更为沉重。在张家村，当下结婚彩礼至少为五六万元，多者甚至达到十余万元，涨速非常快。
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宋丽娜发现，河南农村女方家庭对盖房子一事的重视程度，远比彩礼更甚。
宋丽娜曾进行过22次农村调查，累计驻村调查超过330天，足迹遍布全国8个省。她发现，河南省农村结婚，对于房子的要求排在第一位。“结婚前房子是无论如何必须有的，如果房子在农村，那必须是两层小楼，不能含糊。如果家里没有盖好房子，没有媒人愿意为其说媒。”
对于宋丽娜的结论，张思衡深表赞同：“最差也得是两层楼房，8间或10间屋子，再少就说不过去了。就目前的物价水平估算，除去宅基地，单是建房成本就在15—20万元间，甚至更多。”
宋丽娜在长期调研中发现，全国各地农村对于结婚的要求各有特点。“河南特别重视房子，而江西就特别重视彩礼。在江西，结婚的晚辈一般不会要求父母为自己准备房子，但江西的彩礼数额比河南大很多，成为结婚的最大开支。”
“总体来说，结婚对于中国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宋丽娜说。
传统被冲击
随着进城打工潮的兴起，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的传统婚俗，正渐渐被取代。据张思衡介绍，现在张家村的年轻人结婚，通过媒人介绍和自由恋爱的，各占一半。
张家村第一位因自由恋爱而退婚的是张玉林。张玉林1990年外出打工时，在新疆认识了第一个女友。由于当时家里已经给他定好亲事，父母坚决反对，张玉林只能放弃。
一年后，张玉林在广东又谈了一个女朋友，并把女孩照片寄到家里表示非她不娶，要家里退婚。张父无奈只能迁就儿子，并放弃了给予女方的彩礼。
张思衡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近十年，村中退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2009年，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宋丽娜曾在春节期间对张家村的结婚事宜进行了走访。她发现，当地青年大规模外出打工兴起较晚，主要在2000年后。在此之前，外出打工者人数较少，且多为已婚男子。2000年后，青年男女，特别是未婚女子，逐渐走出农村。
外出打工潮兴起后，张家村一些男青年开始在村外自由恋爱，而此时他们已有婚约在身，于是退婚潮也就随之兴起。多位村民表示，近10年里订婚的青年，80%都退过婚，有的甚至退过两次以上。
随着退婚事件的增加，因退婚而引起的经济纠纷逐年增多，“婚约公证”也应运而生。豫东乡村目前通过媒人介绍订婚的男女双方，多数要到司法所做“婚约公证”，公证书上写明订婚双方及彩礼数量，包括现金和实物。公证后，将来无论由于哪方过错导致退婚，彩礼都将返还男方。
年近70岁的曹方是虞城县利民镇的“专业媒人”，自23岁给人介绍对象算起，经他介绍结婚的夫妻已有500多对。他电动车的后箱里随时带着未婚男女的照片及若干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有男女双方的资料。
“如今说媒越来越难。”曹方慨叹道，“原来父母当家，父母说了算。现在年轻人都自己当家了，说成一桩媒，难度是过去的好几倍。”
曹方说媒的“据点”在虞城北部的利民镇。他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利民镇年轻人自由恋爱的比例没有张家村高，只有30%左右，但自由恋爱已成趋势。
如今，整个虞城的说媒费用不低于2000元，而据宋丽娜调查，1999年，这里的专业媒人说媒费用仅需100元，2009年时已涨至600元。
“专业媒人的存在彰显了农村婚姻圈依然固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退婚的频繁发生也彰显了这个婚姻圈受到自由恋爱的强烈冲击，而婚约公证就是本地传统婚姻结合方式应对这种冲击的反应。” 宋丽娜在2009年的调研报告中这样总结道，“专业媒人的存在实际上无法抑制自由恋爱的更多发生，于是农村的婚姻市场也许注定要发生一场根本的革命。”
父母“兜底”
住在利民镇的谢春花，几个月前刚刚忙完二儿子的婚事，现在又开始为小儿子的婚事发愁。谢春花今年60岁，育有3儿1女。她并未享受到天伦之乐，而是一把年纪还在工厂里刷盘子，用每月600元的微薄薪水努力为小儿子的婚事攒钱。 “儿子的婚事为父母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让家境一般的农民渐渐改变了自己的观念，不再认为多子多福，更倾向于一儿一女，甚至一儿多女。”宋丽娜说。
谢春花的小儿子张俊今年已27岁，还没有女朋友。谢春花明白，着急也没用，没有钱，连专业媒人都不愿说媒。张俊家庭条件较为困难，父亲退休多年，每月仅有1000多元退休金；张俊学历不高，目前在北京的餐馆打工，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是个标准的“月光族”……
1月13日，谢春花托厂里的办公室主任找到媒人曹方，希望能为张俊物色一位懂事的姑娘。“不好找啊！”曹方叹了一口气，“这家人能给女方多少彩礼？”这一问，谢春花的眼泪便滚落下来。
谢春花大儿子张涛于2007年结婚，婚前女方要求谢春花夫妇在县城里买一套商品房。“明明知道我们家经济条件差，还是选了一套130平米的大房子，一共要14.5万元。”且女方表示，如果不付全款，马上退婚。
谢春花哭了两天两夜，她心里清楚，对方故意要这么大的房子，是因为自己家没钱，且大儿子挣钱能力有限。最后，谢春花只能妥协，为大儿子的婚事花了近20万元，其中借款高达12万元，直到去年才由两位老人全部还清。
去年二儿子结婚，谢春花又在县城为其买了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共花费9万元，还欠下几万元外债。
如今，背负着几万元的外债，如何为小儿子娶亲，成了谢春花的最大难题。
谢春花并非个案，有句俗语流传在虞城的各个村落：“孙住楼房儿住楼，老头老婆住地头。”
现在，谢春花夫妇与小儿子住在拆迁分得的那套房子里，小儿子一旦成家，“儿媳妇说我们能住就继续住，儿媳妇不让我们住，我们只好走。”谢春花苦笑道。
“在农村，父母将娶亲视为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很多孩子也认为父母为自己负责婚事是天经地义的。”宋丽娜说，“在结婚产生的经济负担上，父母是绝对的‘兜底者’。”
制度反抗者
在走访过程中，村民张红军的经历让宋丽娜难以忘怀。
2009年春节，24岁的张红军外出打工回乡，一到家，就向父母、亲戚宣称自己绝不定媒（通过媒人介绍定亲），且“看见女的就烦”。
这急坏了张红军的父母。张的父母都是农民，通过多年努力已为他建好了娶媳妇的二层楼。按照常规，张红军应该积极相亲娶妻，并且辛勤劳动，趁着父母年轻能干的时候一起把欠账还完。但事实上，张红军已经外出打工6年，却鲜有积蓄。
种种表现令村民对张红军的评价非常低，久而久之，张红军的性格变得内向、孤僻，不愿和村里人交流。
宋丽娜的到来让张红军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相比守旧的村民，社会学研究者宋丽娜有很强的包容性，在她的引导下，张红军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张红军很心疼父母的多年辛劳，但认为父母根本没有必要盖如此“高、大、空”的房子；父母的付出给予自己极大的精神压力，他宁愿父母不这么辛苦。
张红军在外打工多年，受到不少挫折，始终没有机会学习技术含量高的工作，因此难有大的进展。他知道“女孩子都现实，都看钱”，而现在的他一无所有。
“这一切造就了他越来越孤僻的性格，也越来越没有激情和理想。众人的批评和不理解，更加剧了他精神上的困境。”宋丽娜回忆道。
时隔5年，《民生周刊》记者辗转了解到张红军的近况，得知他最终还是听从父母的话，相了亲、定了媒、结了婚，可婚姻只维持了短短两年就因性格不合结束了。
离婚后，张红军的性格愈加孤僻，一年到头在外打工，手机号换了一个又一个，父母总是联系不上他，而他也只是零星给父母打几个电话。
“作为农村传统娶亲制度的反抗者，张红军的境况是令人同情和深思的。婚姻的失败让张红军越来越封闭、自卑，他对父母的愧疚感也越来越强。怎样才能解救他？”宋丽娜不停思考这个问题，但答案难寻。
发生在豫东农村的婚俗变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但实则反映出我国乡村婚姻的共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拥有多年乡村调研经历的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宋丽娜及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作者刘燕舞接受了《民生周刊》记者的采访。
民：农村结婚已成一种经济负担，在我国是否为普遍现象？
宋丽娜：这个现象比较普遍。一般来说，在农村结婚，房子和彩礼是造成负担的最主要原因。有的地区彩礼很高，但房子并非必备条件；有的地方，比如河南，在农村盖两层楼房或购买商品房，几乎是请人说媒和结婚的必要条件。
民：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农村结婚过程中，女方家庭大多强势，处于主导地位，拥有较强的“议价权”；男方家庭大多处于弱势，几乎承担了全部的结婚成本。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宋丽娜：首先是当今我国男女比例不均衡导致的。我国目前男女比例为117比100，男多女少，这种现象在农村更显著，女方市场紧俏；其次，农村未婚女性普遍愿意嫁到经济条件更好的地方，因此农村未婚女性资源呈现从农村到乡镇、县市或是更大城市流动的规律。这一现象在进城打工潮兴起之后更加普遍，加剧了农村男多女少的局面。
这些原因造成了农村结婚过程中女方强势、男方弱势的状况。
民：彩礼是农村结婚负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农村结婚的彩礼金额普遍在什么水平？
刘燕舞：农村结婚彩礼金额因区域不同而相差较大。比如我去过的贵州遵义，平均彩礼大约在3万元左右；湖南宁乡县经济条件较好，一般家庭的彩礼已经达到10—15万元；河南新县的彩礼大约在5万元上下；河北秦皇岛的平均彩礼大约在4—6万元。
总体而言，各地彩礼相对于当地每户农民的平均年收入来说，是一笔较大的负担，并且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
民：我国农村青年结婚的住房成本普遍在10万元以上，加上彩礼，这种逐年增加的结婚成本给农村人口带来了哪些不良影响？ 宋丽娜：事实上，在我国农村，年轻人结婚的平均年龄偏早，因此在结婚时，结婚双方的工作年限都较短，经济积蓄不多。加上多地农村有为儿子操心婚事的传统，负责儿子的结婚事宜，成了很多父母自认的义务。因此，较大的结婚成本往往压在男方父母身上，导致男方父母压力过大，一把年纪还要努力工作，为的就是让儿子早日具备条件结婚，或者还上儿子结婚欠下的债。
刘燕舞：我曾经对中国农村光棍（没有妻子的成年男性）情况做过调研分析。结果显示，承受不起较重的结婚成本，是产生农村光棍的主要原因之一。
调查后，我将农村光棍按照形成原因不同大致分为四个类型：历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经济贫困型、缘分宿命型。在我实地走访、做过统计的农村中，经济贫困型光棍占到了整个光棍数的61%，可见经济因素对光棍形成的重要性。
可以说，较高的结婚成本是一部分农村男性结婚道路上的较大障碍。
民：这样的结婚成本，还造成了哪些社会现象？
刘燕舞：我在调研中发现，农村的光棍比例会随着经济水平的递减而递增，有时候这种规律在区域上会表现为越偏僻的农村光棍率越高。
比如我曾经在2008年7、8月份到山东钦州的农村走访，当地有个将几个乡镇合并后组成的街道办事处。我的调研从街道办径直往外走，沿着这条线大概调研了5公里内的3个村庄，这3个村庄的光棍率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由街道办向外递增的趋势。最靠近街道办的村庄，村民中的光棍率约为千分之五，中间的村庄约为千分之十，离街道办最远的村庄约为千分之十五。
这种现象并非个案，而是我走访的数十个村庄所呈现出的基本一致的规律。村庄里的女性都倾向于嫁到更加繁华、富有的区域，最终，地理位置越偏僻、经济条件越差的村庄，未婚女性资源越少，城市、乡镇成为婚姻资源的高地，男性找到结婚对象的机会更大。
宋丽娜：农村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即面对经济条件越好的男方家庭，女方家庭提出的彩礼要求越低。
一个村庄总有些能干、有钱的精英阶层，他们的儿子结婚时，往往成本很高，但也可能一分成本都不花就娶到了媳妇。因为面对这样的男方家庭，女方家庭嫁女儿的意愿往往更强烈，同时不用担心女儿的婚后生活，因此在结婚时不会提出太多条件，相对“客气”。
相反，面对经济条件越差的男方家庭，女方家庭提出的条件越高、越苛刻，主要原因在于对婚后生活质量没有太多信心，因此要求更高，造成越是穷困的家庭，为结婚付出的代价越大。（文中张家庄及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