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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明兵备副使范瑟的《创建定西门记》为线索，结合文献记载，对其验证史料价值、反映长城修筑工程管理价值进行了系统阐述，简述了定西门长城的构筑形式及长城设施，纠正了《西宁志》中关于乐都县明代长城修筑时间的谬误，补充了长城设施功能的资料，为了解明代长城的修筑时间、修筑管理、暗门功能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关键词］《创建定西门记》；定西门长城；长城修筑管理
［中图分类号］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4-0008-03
《创建定西门记》是明代西宁卫兵备副使范瑟在嘉靖三十年（1551）定西门长城工役告竣之际的树碑扬名之作，虽名为《创建定西门记》，实则是关于修筑乐都冰沟长城的记功碑记，收录于《西宁府新志》[1]以及后来的《陇右金石录》[2]、《青海金石录》[3]、《乐都县志》[4]等书中。现存的史籍和文物中，有关长城修建和施工等方面的文字记录并不多，尤其是关于青海长城修筑的史料，一般史籍、方志均失载，而《创建定西门记》详细记载了修筑长城的原因、经过、规模以及参加的人员等资料，弥补了文献的阙漏，对验证历史记载、研究长城等具有重要价值。
一、验证史料价值
《创建定西门记》记载了三件史事：其一是发生于嘉靖“庚戌岁，守备唐勇率其卒二千人合战于坡，夷（虏）中流矢而退。千总指挥陈龙、赵威死之，士卒亡者百余人”的战事，该段史事在《西宁卫志•纲领志》仅简单地记载为：“二十九年，尔加定部蕃攻略碾伯，守备康（唐）勇捣巢，败绩。”[5]《西宁卫志•番族》载：“昝咂族，巴沙小族也……二十九年，尔加定族攻掠碾伯，守备唐勇间道捣其巢，颇多杀获。及兵还，蕃贼邀于道，我兵据险力战，勇额中矢，兵遂败绩。指挥陈龙、赵威死之，杀伤百余人，所获俘馘、牲畜尽亡。”[6]《西宁府新志》基本沿用了《西宁卫志》的记载：“二十九年，尔加定族（按似此应作写尔定族）攻略碾伯，守备唐勇间道捣其巢，颇多杀获。及兵还，番贼邀于道，我兵拒险力战，勇额中矢，兵遂败绩，指挥陈龙、赵威死之。杀伤百余人，所获俘馘、牲畜尽亡。”[7]《创建定西门记》的记载与《西宁卫志》、《西宁府新志》等文献的记载基本一致，验证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其二是嘉靖二十年（1541）“套虏”进掠古鄯、巴州的事迹：“其岭背有径路，名曰小冰沟，南通大山，可入古鄯地，贼亦由之以掠巴州，巴州之人患之，无计，乃收入畜，日困城中，因而自毙者又过半焉。”此次事件《西宁卫志》记载为：“（嘉靖）二十年正月，套虏入犯下川口，都指挥祁凤御走之。”[8]并未记载侵扰巴州之事宜，《创建定西门记》补充了史书记载的空白。
其三是定西门长城的修筑及完工时间。《明史》、《明实录》等正史中关于明代西宁卫长城修筑情况无载，成书于明代万历时期、专门记载西宁卫情况的《西宁卫志》中也仅简单地记载为“边墙”。[9]成书于隆庆三年（1569）的《九边图说》[10]直接忽略了此段长城，而最为详细的资料当属清顺治的《西宁志》，将乐都县境内的明代长城隶定为隆庆六年（1572）和万历元年（1573）修筑，[11]不仅漏记了乐都定西门段的长城，而且将修筑时间弄混了。《创建定西门记》记载了明代定西门长城的修筑时间：“以九月（嘉靖三十年）兴工，逾岁告竣。”其完工时间是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而《西宁卫志》等文献均简单地记载为：“嘉靖三十年……兵备副使范瑟置定西门于冰沟南，控扼叛蕃。”[12]补充了文献中关于定西门的初建时间是在嘉靖三十年（1551）、完工时间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之不足。此外，修筑此段长城也是兵备副使范瑟的主要政绩之一，据李梦龙撰写的《明故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原配宜人杨氏合葬墓志铭》记载：“余往在关中，闻边长老言，君所起湟中塞百四十里，称百世功。”[13]
二、反映长城修筑管理价值
长城修筑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巨大工程，其突出特点就是能对区域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国防建设、社会稳定、重大历史事件有决定性的意义。明朝建立后，为巩固北部边防，先后设立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等九镇，并陆续修筑长城，称为“九边”。九边长城作为防守蒙古入侵的战略性工程，其修筑中工程管理等资料在文献中屡屡出现，但是，明代关于“卫”一级长城修筑中的工程管理等，则是一片空白。而作为长城修建历史的真实见证，《创建定西门记》为我们提供了明代西宁卫修建长城时翔实、可靠的历史佐证。从《创建定西门记》的内容可以看出，长城的修筑历经前期踏勘和规划设计、呈报审批、组织施工与完工验收四个大的阶段。
其一，长城的踏勘和规划设计管理阶段。边卫长城的修筑，正史中从未涉及，据《创建定西门记》所载，边卫修筑长城要由兵备副使主持进行详细的勘察规划，包括修筑的主要走向、长城的构筑形式等，即所谓“相与步壑攀崖，历险览胜”，这也符合明代修筑长城的一般规程，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杨博整修甘肃长城的过程中，“巡历诸险，于诸口各设壕堑、榨垒，以扼要害”。 《创建定西门记》为我们了解当时修筑长城所进行的勘察和规划设计管理提供了十分详细的资料。
其二，呈报审批管理阶段。边卫长城在规划设计的基础上，需要呈报上级部门的审批以后方可组织施工。明代对政府工程的审批管理十分严格，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凡天下都司、并卫所城池、军马数目，必合周知。或遇所司移文修筑，须要奏闻，差人相度，准令守御军士或所在人民筑造。然后施行。”[14]九边长城修筑中的审批制度等资料在《明实录》中较为多见，但是关于卫所长城修筑中的审批制度的记载极为罕见，《创建定西门记》为我们了解长城的修筑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从《创建定西门记》所载可知，卫所长城的修筑一般无需呈报朝廷审批，而仅需将勘察设计规划“遂呈诸两台”，经过审批后即可施工。这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建筑审批权限等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其三，施工管理阶段。从《创建定西门记》可以看出，乐都县定西门长城不仅在规划设计上“因地形，用险制塞”，完成了设防的需要，而且在施工阶段有着充分的准备，其施工管理总体上由兵备副使直接负责（即督修），在施工中有现场指挥（冶鸾、王堂氏、星镇氏）、管理工程进度的督工（督修者操守为任堂氏、罗福氏）、负责安全管理的千总（提兵者千总为赵芳氏、卢经氏、张承恩氏、谈天锡氏）、负责输夫管理的指挥（白昂氏）、分配工程段落的分工者（千百户为俞宠氏、周宝氏、钱仁氏、赵莞氏、霍世爵氏、王廷相氏、张威氏）等，十分详尽，是目前已经发现的卫所长城文献中最为详细的资料。同时，在具体的长城施工中，实行“分班以更役”，即在具体施工中实行分片、分段包修。
其四，完工验收阶段。从内容看，《创建定西门记》是完工以后刻碑记事，一方面是修筑人员的颂功之碑，另一方面是明代为了对工程质量进行有效监督的督工碑记。明代在修筑长城的过程中，往往要求管理施工的官员甚至是施工者留下姓名：“仍每一丈分镌军士姓名，总镌本管职名，如有不堪，各令照地修补;如或验工不堪至50丈以上、或任内贪纵怠缓不行修完，将各管官员坐赃问发边方立功五年。参将200丈以上，守备100丈以上径自革职闲住。”[15]当然，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并未如此严格的执行，但是，在修筑长城的碑刻上篆刻姓名，则是当时比较通行的做法。目前在全国发现的明代长城碑刻多达100多件，这些碑刻不仅记载了当时的主要督修、参加人员，还列举参加的工匠等，在实地的管理过程中，还有在长城墙体之中填埋工牌以便备查的情况。如1975年在嘉峪关关北长城墙体内发现的嘉靖十九年（1540）修筑长城工牌，详细记载了修筑此段长城的中的一个局部的施工情况，包括起至年月日以及工队领队情况，十分详细。[16]不仅在修筑长城的时候进行督工管理，在长城修筑完成以后，还需要进行验收，并将验收情况篆刻留碑，如现存于河北抚宁县驻操营镇大尖洼村的修筑长城阅示碑，记录进行验收的所有人员，上到有兵部右侍郎，下到千总、把总等人员。[17]这种勒物记名的制度，至隆庆时期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并且十分规范，《创建定西门记》为我们了解嘉靖时期长城修筑过程中完工验收的官样文章提供了样本。
三、反映定西门长城概貌及防御体系价值
经实地考察所见，《创建定西门记》所载的“工始于大通之河壖，止于碾线沟之西巘，百四十里”的定西门长城起自甘肃省永登县边墙村西的边墙岭，沿山脊进入乐都县与甘肃省永登县交界的芦花乡转化湾村小岭梁子，经冰沟向西北延伸至甘沟滩村，在甘沟滩村折向西南延伸至碾木沟，后转向西北穿过脑那沟至碾线沟。长城的构筑形式主要为壕堑。壕堑也就是《西宁卫志》、《西宁志》等文献中提到的边壕，是甘青地区明代长城修筑过程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构筑形式，定西门长城采用壕堑的构筑形式，是由当地的地形、地貌等条件决定的，也是长城修筑中“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具体体现。此段长城所在区域属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的中山山地， 海拔2102～2643米，河谷切断深度大，冲沟横断面多呈“V”字形，沟间形成狭长的梁峁地形。在坡度起伏落差较大的梁、峁地形之上显然不宜夯筑土墙，选择壕堑御敌是省时省力最佳的军防工程。同时，落差较大的地形条件也决定了壕堑的构筑方式，必须是在山坡上从高处向下削挖出较陡直的壁面，形成一定宽度的平台，然后在平台上向下开挖，形成壕沟，壕沟内开挖出的土堆在一侧形成土垄。现存壕堑口宽1.6～10米，底宽2～5.7米，深0.2～4米，参照修筑于明代万历元年（1573）修筑的土官沟苏家大凹至厦儿巴营边壕的尺寸“口阔、深各二丈，底阔一丈”[18]的记载，排除因坍塌、淤塞等造成的损毁，建筑规格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
长城在重要交通孔要处往往筑有防守通道，大者名为关，小者名为门，即暗门。所谓暗门，是指在长城沿线一些重要的通道处，所开的方便出入之门，是明代长城修筑中平、战兼顾的军事举措。冰沟是明代西宁卫驿路所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据《创建定西门记》所载，此段长城上“为暗门者三”，其中定西门是最大的一座暗门，“定西门又视诸门峻且厚焉，墙（高）五十三尺，（底）阔三十尺，缭以女墙，砌以白石，中分为二门，门即疏水道也。门之上为戍楼，楼之南为墩”。依据实地调查和文献记载的里程和地望分析，定西门位于今冰沟与碾线沟交汇处的冰沟沟口、冰沟古城西南约2公里处，目前已经遗迹无存，但是，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文物普查中尚存遗迹，称之为：“乐都冰沟边墙……总计长不足70米。夯土筑，现已大部分坍塌。”[19]定西门所属的其余两座暗门的名称及位置《创建定西门记》中无载，检《甘肃通志》：“冰沟山，为西宁郡咽喉，孔道羊肠七十余里……设筑东西暗门，中设峡关，添兵防范把守。”[20]同时亦云：“冰沟堡……汛内隘口五：东榨口、西榨口、壕湾壑口、赵家铺断壕、圪丁麻搭。”[21]可知，定西关的两座暗门分别为东、西暗门，亦称作东、西榨口。从实地调查的情况来看，东暗门在冰沟沟谷东侧甘肃境内的红石崖旁，西暗门位于城背后村冰沟北侧。历经几百年的风雨侵蚀，这两座暗门现已消失。此外，暗门之上普遍设有戍楼，驻兵把守，定西门“增兵守之，兵取之于庄浪者三十人，西宁者三十人”，为我们了解暗门的驻兵情况提供了线索。
暗门作为明代长城防御体系中的重要构筑物，文献中多有记载。一般认为“这与‘隆庆议和’有关，议和条约里有一条是有关长城沿线多处开辟市场同蒙古族进行合理贸易的。允许蒙方族用各种游牧产品交换内地产品和手工业制品。在长城旁外设暗门，并筑墩为标志，开设了交易市场”。[22] 《创建定西门记》所载暗门修筑时间远远早于隆庆和议，其主要功能为防御和保护商旅与驿路畅通，为我们了解暗门的性质及作用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烽火台的建筑早于长城，但自长城出现后，沿线的烽火台便与长城密切结为一体，成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便于迅速调动全线戍边守兵，起而迎敌。《创建定西门记》记载此段长城“为墩台者四”。据实地调查所见，自西向东分别为碾木沟烽火台、那家庄烽火台、转化湾村烽火台和边墙村烽火台（位于甘肃永登县）。其中转化湾烽火台位于长城的外侧，带有方形的围墙，其南侧约50米是转化湾壕堑，从方位与距离考察，可能就是《西宁志》记载的“山岭墩，城东二百里”。那家庄烽火台位于长城的内侧，带有防御性质的围墙，可能就是《西宁志》记载的“冰沟墩，城东二百五十里”。碾木沟烽火台位于长城的内侧，可能就是《西宁志》记载的“碾木沟半截山墩，城东一百八十里”。还有一座烽火台位于永登县边墙村西侧的长城内侧，具体名称已经无从考证。
四、余论
《创建定西门记》言：“取农于暇日，不敢以病为正业；分班以更役，不敢以重民劳；就食于近地，而人无饥色；伐木于邻边，而用自饶裕。欢声遍野，和乐兴工。”描述了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而实际上修筑长城是一项繁重的劳役，尤其是此段长城未发现耗费的记载，仅仅记载了“就食于近地”，其可能与明代西宁卫的其他长城一样，“俱不纳钱粮”，是由修筑长城的广大人民自行储备粮草，“以九月兴工，逾岁告竣”，整个施工时间均在严寒的冬季，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尹耕的《修边谣》最能反映当时人们修筑边墙的怨恨和痛苦：“去年修边君莫喜，血作边墙墙下水；今年修边君莫忧，石作边墙墙上头。边墙上头多冻雀，侵晓霜明星渐落；人生谁不念妻孥，畏此营门双画月。”[23]
［注释］
[1]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艺文•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27～928页。
[2]张维：《陇右金石录•创建定西门碑》，引自《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 1990年版。
[3]谢佐、格桑本：《青海金石录•创建定西门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135。
[4]乐都县志编纂委员会：《乐都县志•附录•创建定西门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9～610页。
[5][8][9][12]明•刘敏宽、龙赝纂修，王继光辑注：《西宁卫志•纲领志》、《西宁卫志•西宁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第53页、第83页。
[6]明•刘敏宽、龙赝纂修，王继光辑注：《西宁卫志•番族》，《西宁卫志、西宁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7]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武备•番族》，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9页。
[10]明•《兵部辑•九边图说•甘肃镇图说》，隆庆刻本。
[11][18]清•苏铣纂修，王昱、马忠校注：《西宁志•兵防志•隘口》，《西宁卫志、西宁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3页。
[13]明•李梦龙：《明故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原配宜人杨氏合葬墓志铭》，引自韩明祥编著：《济南历代墓志铭•范瑟、杨氏墓志铭》，黄河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14]《明会典》卷124《兵部七》，第636页。
[15]明•何东序：《戒备紫荆诸关疏》，引自《明经世文编》卷38，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4141页。
[16][23]高凤山、张军武：《嘉峪关及明长城》，中国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56～57页。
[17]秦皇岛长城编委会：《秦皇岛长城》，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367页。
[19]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文物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20][21]清•查郞阿、刘于义修，许容纂：《甘肃通志•西宁府》，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10页、第1216～1217页。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方志资料类编》（下），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8～839页。
[22]董耀会：《走进长城的春天》，国防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
［关键词］《创建定西门记》；定西门长城；长城修筑管理
［中图分类号］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4-0008-03
《创建定西门记》是明代西宁卫兵备副使范瑟在嘉靖三十年（1551）定西门长城工役告竣之际的树碑扬名之作，虽名为《创建定西门记》，实则是关于修筑乐都冰沟长城的记功碑记，收录于《西宁府新志》[1]以及后来的《陇右金石录》[2]、《青海金石录》[3]、《乐都县志》[4]等书中。现存的史籍和文物中，有关长城修建和施工等方面的文字记录并不多，尤其是关于青海长城修筑的史料，一般史籍、方志均失载，而《创建定西门记》详细记载了修筑长城的原因、经过、规模以及参加的人员等资料，弥补了文献的阙漏，对验证历史记载、研究长城等具有重要价值。
一、验证史料价值
《创建定西门记》记载了三件史事：其一是发生于嘉靖“庚戌岁，守备唐勇率其卒二千人合战于坡，夷（虏）中流矢而退。千总指挥陈龙、赵威死之，士卒亡者百余人”的战事，该段史事在《西宁卫志•纲领志》仅简单地记载为：“二十九年，尔加定部蕃攻略碾伯，守备康（唐）勇捣巢，败绩。”[5]《西宁卫志•番族》载：“昝咂族，巴沙小族也……二十九年，尔加定族攻掠碾伯，守备唐勇间道捣其巢，颇多杀获。及兵还，蕃贼邀于道，我兵据险力战，勇额中矢，兵遂败绩。指挥陈龙、赵威死之，杀伤百余人，所获俘馘、牲畜尽亡。”[6]《西宁府新志》基本沿用了《西宁卫志》的记载：“二十九年，尔加定族（按似此应作写尔定族）攻略碾伯，守备唐勇间道捣其巢，颇多杀获。及兵还，番贼邀于道，我兵拒险力战，勇额中矢，兵遂败绩，指挥陈龙、赵威死之。杀伤百余人，所获俘馘、牲畜尽亡。”[7]《创建定西门记》的记载与《西宁卫志》、《西宁府新志》等文献的记载基本一致，验证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其二是嘉靖二十年（1541）“套虏”进掠古鄯、巴州的事迹：“其岭背有径路，名曰小冰沟，南通大山，可入古鄯地，贼亦由之以掠巴州，巴州之人患之，无计，乃收入畜，日困城中，因而自毙者又过半焉。”此次事件《西宁卫志》记载为：“（嘉靖）二十年正月，套虏入犯下川口，都指挥祁凤御走之。”[8]并未记载侵扰巴州之事宜，《创建定西门记》补充了史书记载的空白。
其三是定西门长城的修筑及完工时间。《明史》、《明实录》等正史中关于明代西宁卫长城修筑情况无载，成书于明代万历时期、专门记载西宁卫情况的《西宁卫志》中也仅简单地记载为“边墙”。[9]成书于隆庆三年（1569）的《九边图说》[10]直接忽略了此段长城，而最为详细的资料当属清顺治的《西宁志》，将乐都县境内的明代长城隶定为隆庆六年（1572）和万历元年（1573）修筑，[11]不仅漏记了乐都定西门段的长城，而且将修筑时间弄混了。《创建定西门记》记载了明代定西门长城的修筑时间：“以九月（嘉靖三十年）兴工，逾岁告竣。”其完工时间是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而《西宁卫志》等文献均简单地记载为：“嘉靖三十年……兵备副使范瑟置定西门于冰沟南，控扼叛蕃。”[12]补充了文献中关于定西门的初建时间是在嘉靖三十年（1551）、完工时间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之不足。此外，修筑此段长城也是兵备副使范瑟的主要政绩之一，据李梦龙撰写的《明故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原配宜人杨氏合葬墓志铭》记载：“余往在关中，闻边长老言，君所起湟中塞百四十里，称百世功。”[13]
二、反映长城修筑管理价值
长城修筑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巨大工程，其突出特点就是能对区域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国防建设、社会稳定、重大历史事件有决定性的意义。明朝建立后，为巩固北部边防，先后设立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等九镇，并陆续修筑长城，称为“九边”。九边长城作为防守蒙古入侵的战略性工程，其修筑中工程管理等资料在文献中屡屡出现，但是，明代关于“卫”一级长城修筑中的工程管理等，则是一片空白。而作为长城修建历史的真实见证，《创建定西门记》为我们提供了明代西宁卫修建长城时翔实、可靠的历史佐证。从《创建定西门记》的内容可以看出，长城的修筑历经前期踏勘和规划设计、呈报审批、组织施工与完工验收四个大的阶段。
其一，长城的踏勘和规划设计管理阶段。边卫长城的修筑，正史中从未涉及，据《创建定西门记》所载，边卫修筑长城要由兵备副使主持进行详细的勘察规划，包括修筑的主要走向、长城的构筑形式等，即所谓“相与步壑攀崖，历险览胜”，这也符合明代修筑长城的一般规程，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杨博整修甘肃长城的过程中，“巡历诸险，于诸口各设壕堑、榨垒，以扼要害”。 《创建定西门记》为我们了解当时修筑长城所进行的勘察和规划设计管理提供了十分详细的资料。
其二，呈报审批管理阶段。边卫长城在规划设计的基础上，需要呈报上级部门的审批以后方可组织施工。明代对政府工程的审批管理十分严格，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凡天下都司、并卫所城池、军马数目，必合周知。或遇所司移文修筑，须要奏闻，差人相度，准令守御军士或所在人民筑造。然后施行。”[14]九边长城修筑中的审批制度等资料在《明实录》中较为多见，但是关于卫所长城修筑中的审批制度的记载极为罕见，《创建定西门记》为我们了解长城的修筑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从《创建定西门记》所载可知，卫所长城的修筑一般无需呈报朝廷审批，而仅需将勘察设计规划“遂呈诸两台”，经过审批后即可施工。这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建筑审批权限等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其三，施工管理阶段。从《创建定西门记》可以看出，乐都县定西门长城不仅在规划设计上“因地形，用险制塞”，完成了设防的需要，而且在施工阶段有着充分的准备，其施工管理总体上由兵备副使直接负责（即督修），在施工中有现场指挥（冶鸾、王堂氏、星镇氏）、管理工程进度的督工（督修者操守为任堂氏、罗福氏）、负责安全管理的千总（提兵者千总为赵芳氏、卢经氏、张承恩氏、谈天锡氏）、负责输夫管理的指挥（白昂氏）、分配工程段落的分工者（千百户为俞宠氏、周宝氏、钱仁氏、赵莞氏、霍世爵氏、王廷相氏、张威氏）等，十分详尽，是目前已经发现的卫所长城文献中最为详细的资料。同时，在具体的长城施工中，实行“分班以更役”，即在具体施工中实行分片、分段包修。
其四，完工验收阶段。从内容看，《创建定西门记》是完工以后刻碑记事，一方面是修筑人员的颂功之碑，另一方面是明代为了对工程质量进行有效监督的督工碑记。明代在修筑长城的过程中，往往要求管理施工的官员甚至是施工者留下姓名：“仍每一丈分镌军士姓名，总镌本管职名，如有不堪，各令照地修补;如或验工不堪至50丈以上、或任内贪纵怠缓不行修完，将各管官员坐赃问发边方立功五年。参将200丈以上，守备100丈以上径自革职闲住。”[15]当然，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并未如此严格的执行，但是，在修筑长城的碑刻上篆刻姓名，则是当时比较通行的做法。目前在全国发现的明代长城碑刻多达100多件，这些碑刻不仅记载了当时的主要督修、参加人员，还列举参加的工匠等，在实地的管理过程中，还有在长城墙体之中填埋工牌以便备查的情况。如1975年在嘉峪关关北长城墙体内发现的嘉靖十九年（1540）修筑长城工牌，详细记载了修筑此段长城的中的一个局部的施工情况，包括起至年月日以及工队领队情况，十分详细。[16]不仅在修筑长城的时候进行督工管理，在长城修筑完成以后，还需要进行验收，并将验收情况篆刻留碑，如现存于河北抚宁县驻操营镇大尖洼村的修筑长城阅示碑，记录进行验收的所有人员，上到有兵部右侍郎，下到千总、把总等人员。[17]这种勒物记名的制度，至隆庆时期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并且十分规范，《创建定西门记》为我们了解嘉靖时期长城修筑过程中完工验收的官样文章提供了样本。
三、反映定西门长城概貌及防御体系价值
经实地考察所见，《创建定西门记》所载的“工始于大通之河壖，止于碾线沟之西巘，百四十里”的定西门长城起自甘肃省永登县边墙村西的边墙岭，沿山脊进入乐都县与甘肃省永登县交界的芦花乡转化湾村小岭梁子，经冰沟向西北延伸至甘沟滩村，在甘沟滩村折向西南延伸至碾木沟，后转向西北穿过脑那沟至碾线沟。长城的构筑形式主要为壕堑。壕堑也就是《西宁卫志》、《西宁志》等文献中提到的边壕，是甘青地区明代长城修筑过程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构筑形式，定西门长城采用壕堑的构筑形式，是由当地的地形、地貌等条件决定的，也是长城修筑中“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具体体现。此段长城所在区域属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的中山山地， 海拔2102～2643米，河谷切断深度大，冲沟横断面多呈“V”字形，沟间形成狭长的梁峁地形。在坡度起伏落差较大的梁、峁地形之上显然不宜夯筑土墙，选择壕堑御敌是省时省力最佳的军防工程。同时，落差较大的地形条件也决定了壕堑的构筑方式，必须是在山坡上从高处向下削挖出较陡直的壁面，形成一定宽度的平台，然后在平台上向下开挖，形成壕沟，壕沟内开挖出的土堆在一侧形成土垄。现存壕堑口宽1.6～10米，底宽2～5.7米，深0.2～4米，参照修筑于明代万历元年（1573）修筑的土官沟苏家大凹至厦儿巴营边壕的尺寸“口阔、深各二丈，底阔一丈”[18]的记载，排除因坍塌、淤塞等造成的损毁，建筑规格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
长城在重要交通孔要处往往筑有防守通道，大者名为关，小者名为门，即暗门。所谓暗门，是指在长城沿线一些重要的通道处，所开的方便出入之门，是明代长城修筑中平、战兼顾的军事举措。冰沟是明代西宁卫驿路所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据《创建定西门记》所载，此段长城上“为暗门者三”，其中定西门是最大的一座暗门，“定西门又视诸门峻且厚焉，墙（高）五十三尺，（底）阔三十尺，缭以女墙，砌以白石，中分为二门，门即疏水道也。门之上为戍楼，楼之南为墩”。依据实地调查和文献记载的里程和地望分析，定西门位于今冰沟与碾线沟交汇处的冰沟沟口、冰沟古城西南约2公里处，目前已经遗迹无存，但是，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文物普查中尚存遗迹，称之为：“乐都冰沟边墙……总计长不足70米。夯土筑，现已大部分坍塌。”[19]定西门所属的其余两座暗门的名称及位置《创建定西门记》中无载，检《甘肃通志》：“冰沟山，为西宁郡咽喉，孔道羊肠七十余里……设筑东西暗门，中设峡关，添兵防范把守。”[20]同时亦云：“冰沟堡……汛内隘口五：东榨口、西榨口、壕湾壑口、赵家铺断壕、圪丁麻搭。”[21]可知，定西关的两座暗门分别为东、西暗门，亦称作东、西榨口。从实地调查的情况来看，东暗门在冰沟沟谷东侧甘肃境内的红石崖旁，西暗门位于城背后村冰沟北侧。历经几百年的风雨侵蚀，这两座暗门现已消失。此外，暗门之上普遍设有戍楼，驻兵把守，定西门“增兵守之，兵取之于庄浪者三十人，西宁者三十人”，为我们了解暗门的驻兵情况提供了线索。
暗门作为明代长城防御体系中的重要构筑物，文献中多有记载。一般认为“这与‘隆庆议和’有关，议和条约里有一条是有关长城沿线多处开辟市场同蒙古族进行合理贸易的。允许蒙方族用各种游牧产品交换内地产品和手工业制品。在长城旁外设暗门，并筑墩为标志，开设了交易市场”。[22] 《创建定西门记》所载暗门修筑时间远远早于隆庆和议，其主要功能为防御和保护商旅与驿路畅通，为我们了解暗门的性质及作用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烽火台的建筑早于长城，但自长城出现后，沿线的烽火台便与长城密切结为一体，成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便于迅速调动全线戍边守兵，起而迎敌。《创建定西门记》记载此段长城“为墩台者四”。据实地调查所见，自西向东分别为碾木沟烽火台、那家庄烽火台、转化湾村烽火台和边墙村烽火台（位于甘肃永登县）。其中转化湾烽火台位于长城的外侧，带有方形的围墙，其南侧约50米是转化湾壕堑，从方位与距离考察，可能就是《西宁志》记载的“山岭墩，城东二百里”。那家庄烽火台位于长城的内侧，带有防御性质的围墙，可能就是《西宁志》记载的“冰沟墩，城东二百五十里”。碾木沟烽火台位于长城的内侧，可能就是《西宁志》记载的“碾木沟半截山墩，城东一百八十里”。还有一座烽火台位于永登县边墙村西侧的长城内侧，具体名称已经无从考证。
四、余论
《创建定西门记》言：“取农于暇日，不敢以病为正业；分班以更役，不敢以重民劳；就食于近地，而人无饥色；伐木于邻边，而用自饶裕。欢声遍野，和乐兴工。”描述了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而实际上修筑长城是一项繁重的劳役，尤其是此段长城未发现耗费的记载，仅仅记载了“就食于近地”，其可能与明代西宁卫的其他长城一样，“俱不纳钱粮”，是由修筑长城的广大人民自行储备粮草，“以九月兴工，逾岁告竣”，整个施工时间均在严寒的冬季，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尹耕的《修边谣》最能反映当时人们修筑边墙的怨恨和痛苦：“去年修边君莫喜，血作边墙墙下水；今年修边君莫忧，石作边墙墙上头。边墙上头多冻雀，侵晓霜明星渐落；人生谁不念妻孥，畏此营门双画月。”[23]
［注释］
[1]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艺文•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27～928页。
[2]张维：《陇右金石录•创建定西门碑》，引自《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 1990年版。
[3]谢佐、格桑本：《青海金石录•创建定西门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135。
[4]乐都县志编纂委员会：《乐都县志•附录•创建定西门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9～610页。
[5][8][9][12]明•刘敏宽、龙赝纂修，王继光辑注：《西宁卫志•纲领志》、《西宁卫志•西宁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第53页、第83页。
[6]明•刘敏宽、龙赝纂修，王继光辑注：《西宁卫志•番族》，《西宁卫志、西宁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7]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武备•番族》，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9页。
[10]明•《兵部辑•九边图说•甘肃镇图说》，隆庆刻本。
[11][18]清•苏铣纂修，王昱、马忠校注：《西宁志•兵防志•隘口》，《西宁卫志、西宁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3页。
[13]明•李梦龙：《明故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原配宜人杨氏合葬墓志铭》，引自韩明祥编著：《济南历代墓志铭•范瑟、杨氏墓志铭》，黄河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14]《明会典》卷124《兵部七》，第636页。
[15]明•何东序：《戒备紫荆诸关疏》，引自《明经世文编》卷38，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4141页。
[16][23]高凤山、张军武：《嘉峪关及明长城》，中国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56～57页。
[17]秦皇岛长城编委会：《秦皇岛长城》，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367页。
[19]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文物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20][21]清•查郞阿、刘于义修，许容纂：《甘肃通志•西宁府》，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10页、第1216～1217页。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方志资料类编》（下），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8～839页。
[22]董耀会：《走进长城的春天》，国防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