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唐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最值得骄傲的时代。而作为这个时代的开创者和主要主持者的唐太宗则无疑属于这个时代最为光彩夺目的明星，也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最具魅力的君主之一。当代著名学者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里这样写道：
在中国帝王之中，李世民可算是最具人身上的吸引力。……他有侧隐之心而又好奇心重，不惧危难也不辞劳瘁。……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立场上讲，他以一群智囊人物（多数为具有眼光的读书人）追随其左右。虽说唐朝制度大致循照隋朝的前例，内中实施的细则乃由李世民的经理而产生。……唐朝制度从当时的眼光看来近于至善，其中大部之功绩应属于此位青年君主。[1]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唐代盛世，就个人的作用而言，是因为这个时代拥有一个旷世英主唐太宗。而唐太宗之所以会取得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功，则是因为他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仁”的主要内涵及其实践。也正是这个道理，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感叹唐太宗“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并将唐太宗关于“仁”的思想及其实践直呼为“人本主义”。
“仁”是什么？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或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仁”的内容则包括孝悌、忠恕、智勇以及恭、宽、信、敏、惠等等。
孟子则将孔子构建的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规范推广到政治领域，提出“仁心”说与“仁政”说。他认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3]这种“不忍人之心”就是“仁心”，“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仁政”的内容包括制民之产，轻徭薄赋，不违农时，轻刑罚，救济穷人等；目的是使天下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4]
孟子还概括说：“仁者爱人。”[5]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或十九年（公元730年或731年），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吴兢受宰相源乾曜和张嘉贞的委托，完成了一部题为《贞观政要》的书。该书摘述了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答，大臣的诤谏、奏疏以及有关唐太宗治世的“人伦之纪”、“军国之政”的思想方针、策略、方法等等。吴兢在《贞观政要》开篇（《君道》）即引出太宗的下列言论：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又在《仁义》里引太宗谈话：
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
还在《务农》里引太宗言语：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
《贞观政要》列“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君臣鉴戒”、“择官”、“封建”、“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崇儒学”、“文史”、“礼乐”、“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征伐”、“安边”、“行幸”、“畋猎”、“灾祥”、“慎终”，凡10卷40篇。卷卷以“仁”为基础，介绍太宗皇帝行“仁心”、施“仁政”的思想策略；篇篇以“人”为核心，揭示“贞观之治”“以人为本”、“以衣食为本”的实践经验。
可以说，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响亮提出“以人为本”并身体力行、勤勉实践且获得巨大成果的政治家。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唐太宗以“贞观之治”的辉煌盛举，继唐高祖之后，在经历了隋末战争破坏的百废待兴的黄土地上，迅速建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超级强国。贞观（公元627年—643年）末，全国人口由唐初的二百多万户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按每户平均七口计，总计人口二千六百六十万。据《贞观政要·政体》的说法，当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即五岭之外），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其时唐帝国的版图东及大海，西逾葱岭，北越大漠，南达林邑（即占城国，在今越南中南部），东西计九千五百余里，南北共一万零九百余里。
难怪《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宋祁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6]
也难怪吴兢们要在《贞观政要》里赞不绝口：
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7]
吴兢在宰相源乾曜、张嘉贞的鼓励下，将这部苦心编成的“贞观之治经验谈”呈送给唐玄宗，希望当朝天子能“克遵太宗之故事”，以人为本，以仁心治国，延续“贞观之治”的伟业。那时，唐玄宗李隆基正当壮年，雄姿英发，正欲励精图治，再创辉煌。他欣然接受了臣子们这部专为他编写的政治教科书，“依贞观故事”而发扬蹈厉，果然使“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与民休息，比屋可封”。[8]
唐玄宗以降的历代君主们，大凡“有志者”、“想望太平者”，莫不奉唐太宗为楷模，奉《贞观政要》为圣经。仅以唐代为例，唐宪宗即位之初，即“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9]唐文宗“在藩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10]唐宣宗雅好儒士，留心贡举，采纳众议，“当时以大中之政有贞观之风焉”[11]。
至于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情怀的一般士大夫、一般知识分子乃至草野庶民，也大多奉《贞观政要》为政治读本、处世教科书。因为人们从那里可以体悟人的价值，发现人的尊严，认识人的力量，在增强自信的同时，也学习到如何去尊重他人、关心他人和团结他人。应该说，自《贞观政要》成书以来一千多年间的封建社会，《贞观政要》都是“朝野上下必备”、“入世为人必读”的政治读本、生活教科书。其中的许多段落和句子，至今还被人们引为哲理和格言。 所谓“贞观故事”、“贞观之风”的灵魂或要旨就是“以人为本”，以“仁者”之心关心人的命运（包括生命），以“爱人”之心重视人的价值，挖掘和保护人的力量（包括智慧），聚合与发挥人的作用；做到这一基本点，则政治稳定，社会安宁，国家富强，天下太平。正如《贞观政要·规谏太子》里所言：“以百姓而为心。……盖造化之至育，惟人灵之为贵。”即要以百姓的利益为自己关注的对象；天地万物之间，以人最可宝贵。
可以说，唐太宗是中国古代最谙治国之道的杰出政治家之一；记载他的治国之道的《贞观政要》，则是中国古代最为完备和最富实践性的人学圣典，同时也是世界古代最为完备的和最富实践性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宣言！
《贞观政要》问世不久，即随着遣唐使东还的航船传入日本。以后历代的幕府政权都相继援用；民间的知识分子，甚至寺庙的僧侣都争相研读不已。
日本学者将奈良（公元710年—784年）文化、平安（公元794—1192年）文化分别称为“唐风文化”和“国风文化”。前者是直接吸取唐文化的精华而繁荣的，后者则是因消化唐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民族风格的新文化。在这将近五百年的历史时期，日本各任天皇都坚持学习唐初统治者“宽仁治天下”的经验，都比较重视安民之策。他们都知道并能领悟唐太宗在《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里教育太子的那段名言（系因先秦古语）：
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
因此，各任天皇都以“政在养民”为国政，将“以人为本”、“以衣食为本”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日本人向包括《贞观政要》在内的唐人治世治国之道拼命吸取营养，从而确立和发展了封建的中央集权体制，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了自己的民族文化。
难怪《贞观政要》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宝典。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再一次掀起一个《贞观政要》热。包括白领阶层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或从管理学上援引、或从处世学上运用它，将它视为一个“放之古今而皆准的经验宝库”。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因为应用《贞观政要》的热潮还漫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以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和地区为主）并返回中国，成为行政的、事业的、企业的管理层的一种最实际、最直接并最见成效的古为今用。
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即是因为《贞观政要》凸显了人，大写了人，高扬起人本主义的旗帜。尽管唐太宗与吴兢们的出发点或者说立场与今人不同，但是，在“人本”或称“人性”这一基本点上，古今却是相通的；在人文主义精神或云人道主义精神这一基本轨道上，大家却是可以共容的。诚如雷达先生在《人文精神质疑》一文中所识：
所谓人文精神，核心应该是人，是对人的关切，尤其是对普通人、平民、小人物、无告的人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也是对人的发展和完善，人性的优美和丰富的关切。舍此之外，到哪里去寻找人文精神呢？
我们从《贞观政要》里所读到的，从一代英主唐太宗的政治实践里所看到的，从唐代文明的黄钟大吕里所听到的，难道不正是古今人类、中外人类心底一致潜滋暗长的、一致鼓噪涌动的、一致深切呼唤的那超乎时代的、国度的乃至阶级的畛域而共同的（或共同认同的）人文精神吗？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吧！
“仁者爱人”——这既是儒家（不论新、旧儒家）学说生命力之所系，亦是《贞观政要》历经千百年还熠熠生辉的亮点所在。
唐初几十年，虽然直接承继了隋炀帝暴政伤农害民亡国的烂摊子，但是由于唐太宗注重政治制度与法制建设，注重文化教育，注重吏治，注重保护与开发人力资源，注重保护和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使得“贞观之治”大获成功。诚如魏徵在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奏章中所述：
陛下统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谷丰稔，礼教聿兴，比屋喻于可封，菽粟同于水火。[12]
唐太宗在其统治的二十三年间（公元626年—649年），对人的因素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凭借对中国国情较为得力的洞察，因而能够在政权建设方面迅速找到突破口。虽然他奉行的“农本”政策、“与民休息”政策，从总体看来，不过是对自先秦以来的以“人学”（“仁学”）为理论基础的爱民富民、重本抑末政策及其实践的继承和发展，但是，他对人学的深刻领悟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对人学的发挥也达到迄唐为止的最高境界。他主持的“贞观之治”中政权建设与经济建设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即为此作了最实在的力证。
唐太宗过世以后，他的儿孙们继承着他的思想和事业，继续从狠抓提高人的素质（当然包括广大官员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以及大力发展农业这两个根本入手治国，以至以后的百余年间，社会经济仍旧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至开元时期间（公元713—741年）国力达到极盛。
注释：
[1]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 110页、111页。
[2]分见《论语》之《颜渊》、《雍也》、《卫灵公》。
[3]《孟子·公孙丑上》。
[4]《孟子·梁惠王上》。
[5]《孟子·离娄下》。
[6]《新唐书·太宗本纪·赞》。
[7]《贞观政要·序》。
[8]《旧唐书·玄宗本纪·史臣曰》。
[9]《旧唐书·宪宗本纪·史臣曰》。
[10]《旧唐书·文宗本纪·史臣曰》。
[11]《旧唐书·宣宗本纪》。
[12]《贞观政要·慎终》。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
在中国帝王之中，李世民可算是最具人身上的吸引力。……他有侧隐之心而又好奇心重，不惧危难也不辞劳瘁。……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立场上讲，他以一群智囊人物（多数为具有眼光的读书人）追随其左右。虽说唐朝制度大致循照隋朝的前例，内中实施的细则乃由李世民的经理而产生。……唐朝制度从当时的眼光看来近于至善，其中大部之功绩应属于此位青年君主。[1]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唐代盛世，就个人的作用而言，是因为这个时代拥有一个旷世英主唐太宗。而唐太宗之所以会取得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功，则是因为他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仁”的主要内涵及其实践。也正是这个道理，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感叹唐太宗“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并将唐太宗关于“仁”的思想及其实践直呼为“人本主义”。
“仁”是什么？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或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仁”的内容则包括孝悌、忠恕、智勇以及恭、宽、信、敏、惠等等。
孟子则将孔子构建的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规范推广到政治领域，提出“仁心”说与“仁政”说。他认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3]这种“不忍人之心”就是“仁心”，“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仁政”的内容包括制民之产，轻徭薄赋，不违农时，轻刑罚，救济穷人等；目的是使天下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4]
孟子还概括说：“仁者爱人。”[5]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或十九年（公元730年或731年），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吴兢受宰相源乾曜和张嘉贞的委托，完成了一部题为《贞观政要》的书。该书摘述了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答，大臣的诤谏、奏疏以及有关唐太宗治世的“人伦之纪”、“军国之政”的思想方针、策略、方法等等。吴兢在《贞观政要》开篇（《君道》）即引出太宗的下列言论：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又在《仁义》里引太宗谈话：
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
还在《务农》里引太宗言语：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
《贞观政要》列“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君臣鉴戒”、“择官”、“封建”、“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崇儒学”、“文史”、“礼乐”、“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征伐”、“安边”、“行幸”、“畋猎”、“灾祥”、“慎终”，凡10卷40篇。卷卷以“仁”为基础，介绍太宗皇帝行“仁心”、施“仁政”的思想策略；篇篇以“人”为核心，揭示“贞观之治”“以人为本”、“以衣食为本”的实践经验。
可以说，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响亮提出“以人为本”并身体力行、勤勉实践且获得巨大成果的政治家。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唐太宗以“贞观之治”的辉煌盛举，继唐高祖之后，在经历了隋末战争破坏的百废待兴的黄土地上，迅速建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超级强国。贞观（公元627年—643年）末，全国人口由唐初的二百多万户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按每户平均七口计，总计人口二千六百六十万。据《贞观政要·政体》的说法，当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即五岭之外），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其时唐帝国的版图东及大海，西逾葱岭，北越大漠，南达林邑（即占城国，在今越南中南部），东西计九千五百余里，南北共一万零九百余里。
难怪《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宋祁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6]
也难怪吴兢们要在《贞观政要》里赞不绝口：
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7]
吴兢在宰相源乾曜、张嘉贞的鼓励下，将这部苦心编成的“贞观之治经验谈”呈送给唐玄宗，希望当朝天子能“克遵太宗之故事”，以人为本，以仁心治国，延续“贞观之治”的伟业。那时，唐玄宗李隆基正当壮年，雄姿英发，正欲励精图治，再创辉煌。他欣然接受了臣子们这部专为他编写的政治教科书，“依贞观故事”而发扬蹈厉，果然使“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与民休息，比屋可封”。[8]
唐玄宗以降的历代君主们，大凡“有志者”、“想望太平者”，莫不奉唐太宗为楷模，奉《贞观政要》为圣经。仅以唐代为例，唐宪宗即位之初，即“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9]唐文宗“在藩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10]唐宣宗雅好儒士，留心贡举，采纳众议，“当时以大中之政有贞观之风焉”[11]。
至于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情怀的一般士大夫、一般知识分子乃至草野庶民，也大多奉《贞观政要》为政治读本、处世教科书。因为人们从那里可以体悟人的价值，发现人的尊严，认识人的力量，在增强自信的同时，也学习到如何去尊重他人、关心他人和团结他人。应该说，自《贞观政要》成书以来一千多年间的封建社会，《贞观政要》都是“朝野上下必备”、“入世为人必读”的政治读本、生活教科书。其中的许多段落和句子，至今还被人们引为哲理和格言。 所谓“贞观故事”、“贞观之风”的灵魂或要旨就是“以人为本”，以“仁者”之心关心人的命运（包括生命），以“爱人”之心重视人的价值，挖掘和保护人的力量（包括智慧），聚合与发挥人的作用；做到这一基本点，则政治稳定，社会安宁，国家富强，天下太平。正如《贞观政要·规谏太子》里所言：“以百姓而为心。……盖造化之至育，惟人灵之为贵。”即要以百姓的利益为自己关注的对象；天地万物之间，以人最可宝贵。
可以说，唐太宗是中国古代最谙治国之道的杰出政治家之一；记载他的治国之道的《贞观政要》，则是中国古代最为完备和最富实践性的人学圣典，同时也是世界古代最为完备的和最富实践性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宣言！
《贞观政要》问世不久，即随着遣唐使东还的航船传入日本。以后历代的幕府政权都相继援用；民间的知识分子，甚至寺庙的僧侣都争相研读不已。
日本学者将奈良（公元710年—784年）文化、平安（公元794—1192年）文化分别称为“唐风文化”和“国风文化”。前者是直接吸取唐文化的精华而繁荣的，后者则是因消化唐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民族风格的新文化。在这将近五百年的历史时期，日本各任天皇都坚持学习唐初统治者“宽仁治天下”的经验，都比较重视安民之策。他们都知道并能领悟唐太宗在《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里教育太子的那段名言（系因先秦古语）：
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
因此，各任天皇都以“政在养民”为国政，将“以人为本”、“以衣食为本”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日本人向包括《贞观政要》在内的唐人治世治国之道拼命吸取营养，从而确立和发展了封建的中央集权体制，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了自己的民族文化。
难怪《贞观政要》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宝典。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再一次掀起一个《贞观政要》热。包括白领阶层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或从管理学上援引、或从处世学上运用它，将它视为一个“放之古今而皆准的经验宝库”。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因为应用《贞观政要》的热潮还漫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以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和地区为主）并返回中国，成为行政的、事业的、企业的管理层的一种最实际、最直接并最见成效的古为今用。
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即是因为《贞观政要》凸显了人，大写了人，高扬起人本主义的旗帜。尽管唐太宗与吴兢们的出发点或者说立场与今人不同，但是，在“人本”或称“人性”这一基本点上，古今却是相通的；在人文主义精神或云人道主义精神这一基本轨道上，大家却是可以共容的。诚如雷达先生在《人文精神质疑》一文中所识：
所谓人文精神，核心应该是人，是对人的关切，尤其是对普通人、平民、小人物、无告的人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也是对人的发展和完善，人性的优美和丰富的关切。舍此之外，到哪里去寻找人文精神呢？
我们从《贞观政要》里所读到的，从一代英主唐太宗的政治实践里所看到的，从唐代文明的黄钟大吕里所听到的，难道不正是古今人类、中外人类心底一致潜滋暗长的、一致鼓噪涌动的、一致深切呼唤的那超乎时代的、国度的乃至阶级的畛域而共同的（或共同认同的）人文精神吗？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吧！
“仁者爱人”——这既是儒家（不论新、旧儒家）学说生命力之所系，亦是《贞观政要》历经千百年还熠熠生辉的亮点所在。
唐初几十年，虽然直接承继了隋炀帝暴政伤农害民亡国的烂摊子，但是由于唐太宗注重政治制度与法制建设，注重文化教育，注重吏治，注重保护与开发人力资源，注重保护和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使得“贞观之治”大获成功。诚如魏徵在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奏章中所述：
陛下统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谷丰稔，礼教聿兴，比屋喻于可封，菽粟同于水火。[12]
唐太宗在其统治的二十三年间（公元626年—649年），对人的因素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凭借对中国国情较为得力的洞察，因而能够在政权建设方面迅速找到突破口。虽然他奉行的“农本”政策、“与民休息”政策，从总体看来，不过是对自先秦以来的以“人学”（“仁学”）为理论基础的爱民富民、重本抑末政策及其实践的继承和发展，但是，他对人学的深刻领悟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对人学的发挥也达到迄唐为止的最高境界。他主持的“贞观之治”中政权建设与经济建设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即为此作了最实在的力证。
唐太宗过世以后，他的儿孙们继承着他的思想和事业，继续从狠抓提高人的素质（当然包括广大官员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以及大力发展农业这两个根本入手治国，以至以后的百余年间，社会经济仍旧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至开元时期间（公元713—741年）国力达到极盛。
注释：
[1]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 110页、111页。
[2]分见《论语》之《颜渊》、《雍也》、《卫灵公》。
[3]《孟子·公孙丑上》。
[4]《孟子·梁惠王上》。
[5]《孟子·离娄下》。
[6]《新唐书·太宗本纪·赞》。
[7]《贞观政要·序》。
[8]《旧唐书·玄宗本纪·史臣曰》。
[9]《旧唐书·宪宗本纪·史臣曰》。
[10]《旧唐书·文宗本纪·史臣曰》。
[11]《旧唐书·宣宗本纪》。
[12]《贞观政要·慎终》。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