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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对左右江革命老区地理、人口和文化因素的问卷调查数据，探究左右江革命老区建立扶贫长效机制的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集体林权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林业经济；进行优生优育教育宣传，引导控制家庭规模等建立扶贫长效机制的建议。
[关键词]扶贫；左右江革命老区；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56（2018）04-0074-06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贫困的定义
“贫困是指人们获得的物资生活和服务不能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存需要。”[1]衡量绝对贫困的标准是人们维持每天正常活动需要消耗的物质和能量数量，我国将贫困定义成每天2100大卡热量和60克蛋白质无法得到满足，上述食物需求加上非食物需求，量化成货币每年需要2800元（2014年购买力评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食物需求与非食物需求大都需要通过市场来满足，因此贫困也表现为人均收入过低。
（二）贫困的类别与扶贫政策
依据贫困特點和致贫原因，贫困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种类型的贫困可以被称为“赤贫者，即没有援助就无法生存的人，他们具有绝对的不安全感。”[1]这一类贫困人口脱贫依赖于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为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口提供基本生活条件。“健康扶贫”的实施，通过提高贫困地区医疗水平，能有效提高贫困地区人口身体素质，减少赤贫现象发生；“兜底保障”的扶贫政策则为该类人口脱贫提供了政策保障。第二种类型的贫困被称为“结构性穷人，即有能力自足的人。这类人群只是失去了资源，如土地或者受雇佣的渠道，所以可以称之为身体健壮的穷人”[1]。该类人口脱贫的关键是为他们提供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产业发展扶贫”和“转移就业扶贫”是结构性穷人在政策帮扶下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第三类贫困被称作是“偶发性穷人，即凭借资源能够自足、但是在灾祸面前依旧脆弱的人。”[1]这一类贫困人口往往居住在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自然灾害频发。“生态保护扶贫”的实施可以有效改善该类人群的自然生存环境；“易地搬迁扶贫”则通过为生活于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地区的贫困人口，提供新的、适于生活和居住的场所，使其摆脱贫困。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地理因素与贫困
由于贫困往往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因此地理学很早就成为贫困研究的多学科视角之一，并最终形成了“空间贫困理论”。具体而言“空间贫困理论将贫困与地理因素相结合，将贫困分布、生态气候、环境、距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众多内容纳入“地理资本”的要素中。”
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中提出“南亚国家位于热带或亚热带，这实际上是世界上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3]他通过对南亚诸国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发现“极端的炎热和潮湿……不但使工人不舒服，而且损害了他们的健康，降低了出勤率、工作时间和效率。”[3]陈全功、程蹊（2011）研究发现我国“少数民族农户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仅偏远，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气候等自然条件也是最差的，这就从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方面决定了他们比汉族农户更容易致贫返贫，基本上属于空间贫困类型。”[4]
（二）人口因素与贫困
阐述人口因素与贫困关系的理论有“新增长理论”和“低水平陷阱理论”。新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这些统称为“人力资本”。”因此人口素质与经济和人均收入增长有着密切关系。而低水平陷阱理论则认为“人口增长率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人均收入的边际投资倾向低、缺乏未开垦的可耕地以及低效率的生产方法是经济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的主要原因。”新增长理论指出，人口素质而不是人口数量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低水平陷阱理论指出，人口数量增加过快不利于生产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上述两种理论共同预示了农村家庭抚养比过高，将会严重阻碍家庭人力资本形成和家庭生产资本积累，从而造成持续贫困。一方面家庭抚养比过高，导致家庭人均食品和健康支出数量下降，由此导致家庭成员尤其是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水平下降，身体健康水平下降造成劳动生产率和家庭收入下降；第二，过高的抚养比，会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原本不足的教育支出由多名子女分享，带来人均教育投入不足；第三，由于家庭贫困，子女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要参与同其年龄阶段相匹配的家庭劳动或工作，将使子女用于接受教育和学习的时间变少。
（三）文化因素与贫困
“贫困文化理论”阐述了文化与贫困可能存在的关联，具体而言“贫困文化是指贫困地区的民众由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逐渐地形成了一套固化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5]贫困文化在生活中的主要表现可概括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幸福观、小农本位的生产观、好逸恶劳的劳动观、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只求温饱的消费观、安土重乡的乡土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等。”[5]特别是在生产和消费观念方面，一些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由于传统风俗习惯影响，形成了重消费、轻积累的生活态度，特别是节庆消费中，消耗了大量家庭财富，影响家庭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本积累。
三、研究设计与资料收集
（一）问卷设计
1. 因变量的问卷设计
因变量是调查对象家庭是否贫困。人均收入是识别家庭是否贫困的重要标准，但是在校大学生并不一定清楚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状况。由于政府为支持贫困家庭子女完成学业，为其提供助学贷款，且覆盖范围较广。本研究以是否有助学贷款作为识别大学生家庭是否贫困的标准。
2. 自变量的问卷设计
首先是对地理因素的调查。目前学界将影响经济发展的地理因素称之为“地理资本”。所谓地理资本是指空间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条件所形成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等组合差异的空间表现。”[6] 通常认为“地理资本”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7]。其中经济维度主要指因地理阻隔造成的与市场的连通性、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和教育的获得性；社会维度主要指在政府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环境维度主要指土地的可利用性和气候条件。 本研究用调查对象上小学所花时间作为“地理资本”经济维度的测量指标，主要考察地区的交通状况。通常而言，上學时间短表示具有更高的教育可获得性，同时意味着交通便利，市场可达性高。本研究用家庭饮用水来源作为“地理资本”环境维度的衡量指标。饮用水源可以区分居住于平原或是山区，同时水源类型代表不同的农业发展资源禀赋。此外考虑到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是多山地区，森林覆盖率高，林业经济在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本研究还调查了贫困家庭的林地面积。
其次是人口因素的调查。家庭劳动人口数和家庭子女数是影响家庭收入和支出的重要因素。家庭子女数还与人口增长率相关，其对家庭生产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影响。
最后是文化因素的调查。由于文化的内涵及为丰富，贫困文化理论中所指的贫困文化主要是贫困人口思想观念中存在“重消费轻积累”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以及“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仍存在着较严重的依赖和等、靠、要的思想，个体的创业热情还未充分激发出来，缺乏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动力。”[8]为验证上述思想和行为倾向在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是否存在，本研究将文化与贫困的研究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调查贫困家庭成员的“成本意识”，调查其是否会为了逢年过节与家人团聚而不顾往返的经济成本；二是调查贫困家庭大学生的自我发展意识，即调查贫困家庭大学生是否把读大学作为改变生活状态的途径。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某高校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时间在2018年1月至2018年4月，采取自填问卷的方式收集资料，共获得户籍为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的有效问卷213份。有效问卷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四、数据结果与分析
（一）地理因素对左右江革命老区贫困状况的影响
1. 左右江革命老区林业经济发展滞后，家庭林地越多其陷入贫困的概率越高
按照生活饮用水来源不同，左右江革命老区家庭大致居住于两类地理环境：一类是居住在山区，其广布的喀斯特地貌，导致地表水较少，居民通常以山泉、井水和水窖作为生活用水来源，调查数据中该类家庭占总数的73.3%，这与百色市山区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95.4%以及河池和崇左山区面积略低的状况相符；另一类是居住在江河边缘的河谷地带，其饮用水通常以江河水库水为主。下页表2的结果证明，生活于不同地理条件下的家庭会产生显著的贫困差异，居住在山区的家庭，其陷于贫困的概率，远远高于居住在江河附近平原地区的家庭。在左右江革命老区多山的地理条件下，林业经济成为农业收入的重要来源，下页表3反映的是家庭林地面积与助学贷款之间的交互关系，表3的结果证明，家庭林地越多其陷于贫困的概率越高。
上述饮用水来源与林地面积的分析结果，具有内在一致性。居住在山区的居民，往往拥有更多林地，而居住在山区或是拥有较多林地，其陷入贫困的概率都更高。这说明对于山区居民而言，林地的经济价值没有充分开发，其未能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林地越多往往其他类型生产用地越少，越容易陷入贫困。
相关资料整理显示，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百色、河池、崇左）共有林地面积4031.4万亩，农业户籍人口790.35万人，人均林地面积5.1亩。上述林地面积，如果全部实行承包到户，户均林地应在20亩以上。由于林权改革过程中，以石山为主的林地，和土山石山混合的林地，仍然由集体统一管理，因此出现了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林地面积广大，但调查户均林地面积少的情况。表3的数据显示林地少于2亩或无林地的家庭占调查对象的58.4%。但是按照相关政策要求，集体管理的林地要发放林地股权证到户。上述调查中，调查对象没有将大量的集体林地中属于本家庭的份额，作为家庭拥有的林地，这说明集体林地由于权属不明确，其经济价值没有得到开发，或是其经济价值并没有依照林地股权由集体成员共享。表3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家庭林地面积大于9亩其贫困概率明显下降，说明家庭林地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发挥经济价值。因此在集体林地股权制度之下，创新集体林地经营方式，使集体林地得到真正的保护、开发和使用，将能有效促进左右江革命老区农民增收。
2. 左右江革命老区交通可达性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
表4的数据证明上学时间较长的调查对象，其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较高。上学时间超过1小时的家庭，其陷入贫困的概率达到85.7%。上学时间反映的是行政村范围内的地理和交通状况。对于山区居民而言，由于特殊地貌条件，居住往往更加分散，由此造成部分家庭与学校的距离较远。此外由于山区修路和养护成本较高，山区居民人均拥有的公路里程相对较少，交通可达性较低。一个村域的交通状况也反映相关区域内的交通状况，因此上学时间较长的家庭，其市场通达性较低，高昂的交通成本会极大阻碍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二）人口因素对左右江革命老区贫困状况的影响
人口因素对贫困的影响主要来自：一是过快的人口增长带来的消费水平下降和人均资本存量下降，前者导贫困的现实状态，后者带来长期无法脱贫的结果；二是家庭人口多，会增加家庭劳动人口，由此增加家庭收入，但是由于特殊的风俗习惯（比如过早结婚）使得成年劳力来不及为原来家庭做出经济贡献，又使新组建的家庭由于相同原因（抚养比过高）而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产生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调查研究表明，左右江革命老区同时存在上述两类因素导致的贫困。
1. 左右江革命老区家庭子女数量越多其陷入贫困的概率越高
左右江革命老区的201个调查家庭中，农业户口家庭户均大约3.12个子女，非农户口家庭户均大约2.00个子女。非农户口家庭独生子女的比例为42.15%，而农业户口家庭这一比例仅为5.5%。表5的数据证明，家庭子女数越多，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越高，独生子女家庭陷入贫困的比率为32.4%，拥有3个子女的家庭陷入贫困的比率达到78%。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生力产的大小并不仅仅取决于劳动力的多少，而与人力资本积累密切相关，由于家庭收入有限，过多的女子往往造成有限的人力资本积累资源被分散，无法产生明显的人力资本积累效果，最终导致每个家庭成员低的劳动生产率和低的收入。 2. 家庭有收入的劳动人口越多，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
表6的数据显示，家庭有收入的劳动人口从0人增加的2人，其陷入贫困的概率由85.7%降低为55.9%。通常情况下，父母作为成年人口拥有取得收入的劳动能力，但有18.9%的家庭劳动力不足2人，上述情况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单亲家庭的存在或是存在失业。因此为贫困家庭成年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对于贫困家庭脱贫十分重要。表6的数据同时显示，家庭有收入劳动人口多于2人，其陷入贫困的概率并没有显著下降，这说明子女即使参加工作，其对家庭经济的贡献也十分有限，贫困家庭子女缺乏人力资本积累，收入有限可能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此外左右江革命老区农业户籍家庭平均有3.12个子女，但是家庭有收入劳动人口多于2人的仅占17.4%，这说明在左右江革命老区，子女劳动参与率不高，究其原因，可能是子女成年就组建新的家庭，无法为原家庭作出经济贡献。
（三）文化因素对左右江革命老区贫困状况的影响
从调查结果看，在左右江革命老区，对于外出务工者和在校大学生而言，没有表现出贫困文化理论中不利于家庭经济发展的思想和行为倾向。
1. 左右江革命老区贫困家庭，外出务工者成本意识较高
表7的结果证明，对于外出务工的左右江革命老区居民而言，贫困家庭成员回家的次数更少。由于往返工作地点和家庭的路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于贫困家庭的务工者而言，相对于“安土重乡的乡土观”，其更重视回家的经济成本。成本意识的建立，注重收益和积累是与所谓的贫困文化理论相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2. 左右江革命老区贫困家庭，大学生自我发展意愿较强
下页表8说明，左右江革命老区贫困家庭大学生，有着很强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为什么读大学的想法是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反映，选择“为了改变命运”而读大学的学生中，有72%来自贫困家庭，这表明贫困家庭学生在主观上有着较强的改变贫困状态的意愿，并抱有积极的读书态度，相信通过读书可以达到摆脱贫困的目的。上述结果说明了教育脱贫在左右江革命老区有着普遍共识，贫困并没有成为人们愿意接受的生活状态。
五、构建左右江革命老区扶贫长效机制
（一）進一步完善集体林权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林业经济
左右江革命老区山地面积广大，由于特殊的喀斯特地貌特点，石山面积广大，承包到户的林地面积却有限。在现有集体林地股权制度下，对于集体林地，单个农户缺乏开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导致集体林地股权难以带来经济收益。首先，要大力开发已承包到户的林地，发展种植有市场竞争力的经济林种，为贫困农户提供林业生产资料贷款和补贴，使贫困户林业经济形成规模，改变林地越多越贫困的现状。其次，要在现有制度下探索集体林地开发新模式，使大量闲置的林下空间充分利用，为贫困户创造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要进一步完善集体林地生态补偿制度，要保证集体林地生态补偿资金用于集体民生建设或按林地股权份额分发到户，使农户享受到更多集体林地带来的经济利益。最后，要为贫困农户提供林下种养相关技术，向贫困农户介绍林下种养成功案例，向农户推广较具市场竞争力的经济林种。要充分利用集体林地的制度优势，建设集体林下经济农场。要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引导建立下游工业企业，保障林下经济产品的销售渠道畅通和销售价格稳定。
（二）加强优生优育政策宣传，引导控制家庭规模
调研表明，左右江革命老区农村家庭抚养比偏高，子女对家庭经济贡献小。由于子女过多，普遍造成家庭生产资料积累不足，子女人力资本积累不够，家庭抵抗风险能力较弱，偶发性贫困多发。要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基础上进行优生优育宣传和教育，引导贫困家庭优生优育，引导贫困家庭子女依照法律规定适龄婚嫁。
（三）加强农业劳动力转移增加家庭收入
调研表明，左右江革命老区家庭规模偏大但有收入劳动人口不足。因此要加大区内劳动力转移力度，对于家庭耕地不足，林业经济尚不具备发展条件的家庭，实行劳动力异地就业，为其提供异地就业交通补帖和实行异地就业相关奖励。
（四）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提高贫困家庭女子劳动收入水平
调研表明，左右江革命老区家庭，有收入劳动力多于两人，但贫困比例并未下降，子女学校教育和技能培训不足，导致就业工资偏低是重要原因。因此要加大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两后生”的职业培训力度，依照用人单位需求和培训对象个人偏好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达到培训结束、实现较高质量就业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美]史蒂芬-M-博杜安.世界历史上的贫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黄承伟，刘欣，周晶.鉴往知来——十八世纪以来国际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评述[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
[3][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M].[美]塞思·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陈全功，程蹊.空间贫困理论视野下的民族地区扶贫问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
[5]张世定.文化扶贫：贫困文化视阈下扶贫开发的新审思[J].中华文化论坛，2016（1）.
[6]张丽君，董益，铭韩石.西部民族地区空间贫困陷阱分析[J].民族研究，2015（1）.
[7]刘小鹏，苏晓芳，王亚娟，等.空间贫困研究及其对我国贫困地理研究的启示[J].干旱区地理，2014（1）.
[8]刘永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邹博清（1988-），男，湖北荆州人，经济学硕士，百色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区域经济。
[责任编辑 时锦雯]
[关键词]扶贫；左右江革命老区；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56（2018）04-0074-06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贫困的定义
“贫困是指人们获得的物资生活和服务不能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存需要。”[1]衡量绝对贫困的标准是人们维持每天正常活动需要消耗的物质和能量数量，我国将贫困定义成每天2100大卡热量和60克蛋白质无法得到满足，上述食物需求加上非食物需求，量化成货币每年需要2800元（2014年购买力评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食物需求与非食物需求大都需要通过市场来满足，因此贫困也表现为人均收入过低。
（二）贫困的类别与扶贫政策
依据贫困特點和致贫原因，贫困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种类型的贫困可以被称为“赤贫者，即没有援助就无法生存的人，他们具有绝对的不安全感。”[1]这一类贫困人口脱贫依赖于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为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口提供基本生活条件。“健康扶贫”的实施，通过提高贫困地区医疗水平，能有效提高贫困地区人口身体素质，减少赤贫现象发生；“兜底保障”的扶贫政策则为该类人口脱贫提供了政策保障。第二种类型的贫困被称为“结构性穷人，即有能力自足的人。这类人群只是失去了资源，如土地或者受雇佣的渠道，所以可以称之为身体健壮的穷人”[1]。该类人口脱贫的关键是为他们提供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产业发展扶贫”和“转移就业扶贫”是结构性穷人在政策帮扶下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第三类贫困被称作是“偶发性穷人，即凭借资源能够自足、但是在灾祸面前依旧脆弱的人。”[1]这一类贫困人口往往居住在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自然灾害频发。“生态保护扶贫”的实施可以有效改善该类人群的自然生存环境；“易地搬迁扶贫”则通过为生活于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地区的贫困人口，提供新的、适于生活和居住的场所，使其摆脱贫困。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地理因素与贫困
由于贫困往往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因此地理学很早就成为贫困研究的多学科视角之一，并最终形成了“空间贫困理论”。具体而言“空间贫困理论将贫困与地理因素相结合，将贫困分布、生态气候、环境、距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众多内容纳入“地理资本”的要素中。”
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中提出“南亚国家位于热带或亚热带，这实际上是世界上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3]他通过对南亚诸国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发现“极端的炎热和潮湿……不但使工人不舒服，而且损害了他们的健康，降低了出勤率、工作时间和效率。”[3]陈全功、程蹊（2011）研究发现我国“少数民族农户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仅偏远，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气候等自然条件也是最差的，这就从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方面决定了他们比汉族农户更容易致贫返贫，基本上属于空间贫困类型。”[4]
（二）人口因素与贫困
阐述人口因素与贫困关系的理论有“新增长理论”和“低水平陷阱理论”。新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这些统称为“人力资本”。”因此人口素质与经济和人均收入增长有着密切关系。而低水平陷阱理论则认为“人口增长率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人均收入的边际投资倾向低、缺乏未开垦的可耕地以及低效率的生产方法是经济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的主要原因。”新增长理论指出，人口素质而不是人口数量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低水平陷阱理论指出，人口数量增加过快不利于生产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上述两种理论共同预示了农村家庭抚养比过高，将会严重阻碍家庭人力资本形成和家庭生产资本积累，从而造成持续贫困。一方面家庭抚养比过高，导致家庭人均食品和健康支出数量下降，由此导致家庭成员尤其是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水平下降，身体健康水平下降造成劳动生产率和家庭收入下降；第二，过高的抚养比，会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原本不足的教育支出由多名子女分享，带来人均教育投入不足；第三，由于家庭贫困，子女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要参与同其年龄阶段相匹配的家庭劳动或工作，将使子女用于接受教育和学习的时间变少。
（三）文化因素与贫困
“贫困文化理论”阐述了文化与贫困可能存在的关联，具体而言“贫困文化是指贫困地区的民众由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逐渐地形成了一套固化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5]贫困文化在生活中的主要表现可概括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幸福观、小农本位的生产观、好逸恶劳的劳动观、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只求温饱的消费观、安土重乡的乡土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等。”[5]特别是在生产和消费观念方面，一些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由于传统风俗习惯影响，形成了重消费、轻积累的生活态度，特别是节庆消费中，消耗了大量家庭财富，影响家庭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本积累。
三、研究设计与资料收集
（一）问卷设计
1. 因变量的问卷设计
因变量是调查对象家庭是否贫困。人均收入是识别家庭是否贫困的重要标准，但是在校大学生并不一定清楚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状况。由于政府为支持贫困家庭子女完成学业，为其提供助学贷款，且覆盖范围较广。本研究以是否有助学贷款作为识别大学生家庭是否贫困的标准。
2. 自变量的问卷设计
首先是对地理因素的调查。目前学界将影响经济发展的地理因素称之为“地理资本”。所谓地理资本是指空间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条件所形成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等组合差异的空间表现。”[6] 通常认为“地理资本”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7]。其中经济维度主要指因地理阻隔造成的与市场的连通性、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和教育的获得性；社会维度主要指在政府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环境维度主要指土地的可利用性和气候条件。 本研究用调查对象上小学所花时间作为“地理资本”经济维度的测量指标，主要考察地区的交通状况。通常而言，上學时间短表示具有更高的教育可获得性，同时意味着交通便利，市场可达性高。本研究用家庭饮用水来源作为“地理资本”环境维度的衡量指标。饮用水源可以区分居住于平原或是山区，同时水源类型代表不同的农业发展资源禀赋。此外考虑到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是多山地区，森林覆盖率高，林业经济在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本研究还调查了贫困家庭的林地面积。
其次是人口因素的调查。家庭劳动人口数和家庭子女数是影响家庭收入和支出的重要因素。家庭子女数还与人口增长率相关，其对家庭生产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影响。
最后是文化因素的调查。由于文化的内涵及为丰富，贫困文化理论中所指的贫困文化主要是贫困人口思想观念中存在“重消费轻积累”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以及“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仍存在着较严重的依赖和等、靠、要的思想，个体的创业热情还未充分激发出来，缺乏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动力。”[8]为验证上述思想和行为倾向在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是否存在，本研究将文化与贫困的研究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调查贫困家庭成员的“成本意识”，调查其是否会为了逢年过节与家人团聚而不顾往返的经济成本；二是调查贫困家庭大学生的自我发展意识，即调查贫困家庭大学生是否把读大学作为改变生活状态的途径。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某高校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时间在2018年1月至2018年4月，采取自填问卷的方式收集资料，共获得户籍为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的有效问卷213份。有效问卷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四、数据结果与分析
（一）地理因素对左右江革命老区贫困状况的影响
1. 左右江革命老区林业经济发展滞后，家庭林地越多其陷入贫困的概率越高
按照生活饮用水来源不同，左右江革命老区家庭大致居住于两类地理环境：一类是居住在山区，其广布的喀斯特地貌，导致地表水较少，居民通常以山泉、井水和水窖作为生活用水来源，调查数据中该类家庭占总数的73.3%，这与百色市山区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95.4%以及河池和崇左山区面积略低的状况相符；另一类是居住在江河边缘的河谷地带，其饮用水通常以江河水库水为主。下页表2的结果证明，生活于不同地理条件下的家庭会产生显著的贫困差异，居住在山区的家庭，其陷于贫困的概率，远远高于居住在江河附近平原地区的家庭。在左右江革命老区多山的地理条件下，林业经济成为农业收入的重要来源，下页表3反映的是家庭林地面积与助学贷款之间的交互关系，表3的结果证明，家庭林地越多其陷于贫困的概率越高。
上述饮用水来源与林地面积的分析结果，具有内在一致性。居住在山区的居民，往往拥有更多林地，而居住在山区或是拥有较多林地，其陷入贫困的概率都更高。这说明对于山区居民而言，林地的经济价值没有充分开发，其未能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林地越多往往其他类型生产用地越少，越容易陷入贫困。
相关资料整理显示，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百色、河池、崇左）共有林地面积4031.4万亩，农业户籍人口790.35万人，人均林地面积5.1亩。上述林地面积，如果全部实行承包到户，户均林地应在20亩以上。由于林权改革过程中，以石山为主的林地，和土山石山混合的林地，仍然由集体统一管理，因此出现了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林地面积广大，但调查户均林地面积少的情况。表3的数据显示林地少于2亩或无林地的家庭占调查对象的58.4%。但是按照相关政策要求，集体管理的林地要发放林地股权证到户。上述调查中，调查对象没有将大量的集体林地中属于本家庭的份额，作为家庭拥有的林地，这说明集体林地由于权属不明确，其经济价值没有得到开发，或是其经济价值并没有依照林地股权由集体成员共享。表3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家庭林地面积大于9亩其贫困概率明显下降，说明家庭林地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发挥经济价值。因此在集体林地股权制度之下，创新集体林地经营方式，使集体林地得到真正的保护、开发和使用，将能有效促进左右江革命老区农民增收。
2. 左右江革命老区交通可达性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
表4的数据证明上学时间较长的调查对象，其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较高。上学时间超过1小时的家庭，其陷入贫困的概率达到85.7%。上学时间反映的是行政村范围内的地理和交通状况。对于山区居民而言，由于特殊地貌条件，居住往往更加分散，由此造成部分家庭与学校的距离较远。此外由于山区修路和养护成本较高，山区居民人均拥有的公路里程相对较少，交通可达性较低。一个村域的交通状况也反映相关区域内的交通状况，因此上学时间较长的家庭，其市场通达性较低，高昂的交通成本会极大阻碍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二）人口因素对左右江革命老区贫困状况的影响
人口因素对贫困的影响主要来自：一是过快的人口增长带来的消费水平下降和人均资本存量下降，前者导贫困的现实状态，后者带来长期无法脱贫的结果；二是家庭人口多，会增加家庭劳动人口，由此增加家庭收入，但是由于特殊的风俗习惯（比如过早结婚）使得成年劳力来不及为原来家庭做出经济贡献，又使新组建的家庭由于相同原因（抚养比过高）而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产生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调查研究表明，左右江革命老区同时存在上述两类因素导致的贫困。
1. 左右江革命老区家庭子女数量越多其陷入贫困的概率越高
左右江革命老区的201个调查家庭中，农业户口家庭户均大约3.12个子女，非农户口家庭户均大约2.00个子女。非农户口家庭独生子女的比例为42.15%，而农业户口家庭这一比例仅为5.5%。表5的数据证明，家庭子女数越多，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越高，独生子女家庭陷入贫困的比率为32.4%，拥有3个子女的家庭陷入贫困的比率达到78%。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生力产的大小并不仅仅取决于劳动力的多少，而与人力资本积累密切相关，由于家庭收入有限，过多的女子往往造成有限的人力资本积累资源被分散，无法产生明显的人力资本积累效果，最终导致每个家庭成员低的劳动生产率和低的收入。 2. 家庭有收入的劳动人口越多，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
表6的数据显示，家庭有收入的劳动人口从0人增加的2人，其陷入贫困的概率由85.7%降低为55.9%。通常情况下，父母作为成年人口拥有取得收入的劳动能力，但有18.9%的家庭劳动力不足2人，上述情况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单亲家庭的存在或是存在失业。因此为贫困家庭成年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对于贫困家庭脱贫十分重要。表6的数据同时显示，家庭有收入劳动人口多于2人，其陷入贫困的概率并没有显著下降，这说明子女即使参加工作，其对家庭经济的贡献也十分有限，贫困家庭子女缺乏人力资本积累，收入有限可能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此外左右江革命老区农业户籍家庭平均有3.12个子女，但是家庭有收入劳动人口多于2人的仅占17.4%，这说明在左右江革命老区，子女劳动参与率不高，究其原因，可能是子女成年就组建新的家庭，无法为原家庭作出经济贡献。
（三）文化因素对左右江革命老区贫困状况的影响
从调查结果看，在左右江革命老区，对于外出务工者和在校大学生而言，没有表现出贫困文化理论中不利于家庭经济发展的思想和行为倾向。
1. 左右江革命老区贫困家庭，外出务工者成本意识较高
表7的结果证明，对于外出务工的左右江革命老区居民而言，贫困家庭成员回家的次数更少。由于往返工作地点和家庭的路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于贫困家庭的务工者而言，相对于“安土重乡的乡土观”，其更重视回家的经济成本。成本意识的建立，注重收益和积累是与所谓的贫困文化理论相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2. 左右江革命老区贫困家庭，大学生自我发展意愿较强
下页表8说明，左右江革命老区贫困家庭大学生，有着很强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为什么读大学的想法是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反映，选择“为了改变命运”而读大学的学生中，有72%来自贫困家庭，这表明贫困家庭学生在主观上有着较强的改变贫困状态的意愿，并抱有积极的读书态度，相信通过读书可以达到摆脱贫困的目的。上述结果说明了教育脱贫在左右江革命老区有着普遍共识，贫困并没有成为人们愿意接受的生活状态。
五、构建左右江革命老区扶贫长效机制
（一）進一步完善集体林权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林业经济
左右江革命老区山地面积广大，由于特殊的喀斯特地貌特点，石山面积广大，承包到户的林地面积却有限。在现有集体林地股权制度下，对于集体林地，单个农户缺乏开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导致集体林地股权难以带来经济收益。首先，要大力开发已承包到户的林地，发展种植有市场竞争力的经济林种，为贫困农户提供林业生产资料贷款和补贴，使贫困户林业经济形成规模，改变林地越多越贫困的现状。其次，要在现有制度下探索集体林地开发新模式，使大量闲置的林下空间充分利用，为贫困户创造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要进一步完善集体林地生态补偿制度，要保证集体林地生态补偿资金用于集体民生建设或按林地股权份额分发到户，使农户享受到更多集体林地带来的经济利益。最后，要为贫困农户提供林下种养相关技术，向贫困农户介绍林下种养成功案例，向农户推广较具市场竞争力的经济林种。要充分利用集体林地的制度优势，建设集体林下经济农场。要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引导建立下游工业企业，保障林下经济产品的销售渠道畅通和销售价格稳定。
（二）加强优生优育政策宣传，引导控制家庭规模
调研表明，左右江革命老区农村家庭抚养比偏高，子女对家庭经济贡献小。由于子女过多，普遍造成家庭生产资料积累不足，子女人力资本积累不够，家庭抵抗风险能力较弱，偶发性贫困多发。要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基础上进行优生优育宣传和教育，引导贫困家庭优生优育，引导贫困家庭子女依照法律规定适龄婚嫁。
（三）加强农业劳动力转移增加家庭收入
调研表明，左右江革命老区家庭规模偏大但有收入劳动人口不足。因此要加大区内劳动力转移力度，对于家庭耕地不足，林业经济尚不具备发展条件的家庭，实行劳动力异地就业，为其提供异地就业交通补帖和实行异地就业相关奖励。
（四）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提高贫困家庭女子劳动收入水平
调研表明，左右江革命老区家庭，有收入劳动力多于两人，但贫困比例并未下降，子女学校教育和技能培训不足，导致就业工资偏低是重要原因。因此要加大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两后生”的职业培训力度，依照用人单位需求和培训对象个人偏好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达到培训结束、实现较高质量就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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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邹博清（1988-），男，湖北荆州人，经济学硕士，百色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区域经济。
[责任编辑 时锦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