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胡平解读白求恩
　　
　　《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曾是几代中国人必读的人生教科书。如今回想起来，毛泽东的那段著名文字讲述的，是站在人生终点的白求恩：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囿于许多的原因，在银幕或者舞台，我们多次再现的白求恩大夫形象，都是战斗在抗战特定历史阶段和政治形态里面的“一个外国人”。至于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来到中国以前，４０多年的个人生命历程，丰富曲折的情感长途，以及信念和信仰的立场演变，我们几乎一概不知。更似乎，我们已经非常习惯这样“活生生”的一种匮乏。
　　这次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策划监制，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等投资出品，上海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拍摄的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第一次展示了白求恩大夫的４９年真实人生：从早年放浪形骸的青年到中产阶级名医，在资本主义大萧条和危机中合乎规律地左转，成为共产主义者，然后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中，率领医疗队赶往中国抗日战火的最前线，以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抢救伤员，有时连续工作４０个小时，连做７１个手术，最终把生命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诺尔曼·白求恩在亚洲大陆的腹地，在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赢得了人民普遍的尊敬和爱戴，他也找到人生的归宿和真谛。就电视剧创作思想等问题，新民周刊记者采访了该片文学顾问胡平。
　　
　　“三个”白求恩
　　
　　记者：作为一位极其关注中国改革现实，并且以大量文字记录下这个时代伟大变革的作家，怎么会加入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这个创作队伍？
　　胡平：去年秋天，我路过上海，碰巧在开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的研讨会，当时信口开河，就卷进来了。卷进来有三个理由：一是同学私交。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我认为同学关系是最长久最牢靠的。第二是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感情。我在上海念过大学，也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第三是我对白求恩始终有我自己的认识，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动力。我对白求恩这个人物有三个层面的解读：第一是毛泽东写的《纪念白求恩》，这种解读我认为是一种革命的解读，使得白求恩成为一个中国革命的符号，把白求恩定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毫不利己的人，中华民族、中国人、中国历史、中共党史从而记住了一个外国人的名字，这是不能否定的。第二种解读，如果这个片子是去年拍的，去年放的，很可能就变成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滚滚浪潮中一束比较大的浪花，白求恩是反法西斯的斗士，一个跟着中华民族一起抗战的勇士。第三层解读，那就是针对现状了。改革开放的窗户打开，清新之风和苍蝇蚊子一起进屋，物欲横流、金钱挂帅的社会现象时有显现。我就想，要是当年的白求恩还魂回来问中国医生一个问题，那一定是你怎么会变成这么个模样了？我以为，白求恩的人物形象，对当今的中国医疗战线有很大的针对性。
　　这三个层次，都是白求恩这个人物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一部分，但都不是这个人物所包含的信息中最主要的部分。
　　
　　从愤青、精英到英雄
　　
　　记者：关于白求恩这个人的生命历程，他究竟因怎样的原因演变而来，他的社会底色是什么，他的转变“节点”在哪里，中国的太行山之行，是不是诺尔曼·白求恩生命所有“元素”相交相接，相辅相成之后，点燃爆发的一个历史“地点”？
　　胡平：《白求恩》这本书最早是吴林奎先生翻译的，两年前他拿给我看，白求恩关于怎么做人，怎样行医，怎样看待穷苦人，怎样生活，怎样享受生命，有大量精辟的，不是作家能够主观臆想出来的记述。用西方一位评论家的话说，白求恩是上个世纪３０年代西方的愤青。他很会享受生命，可以在夏天光着膀子到森林里砍伐木材，也可以渡过英吉利海峡，去法国英国贩卖古董。在他家客厅，一天２４小时，不管来的是不是认识的人，都可以拿着威士忌喝得大醉。他甚至把自己获得的一些英国皇家会员证书、博士证书放在厕所里面。
　　白求恩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但他也是非常理性的。他说，“我在伦敦行医的时候发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在很多大学讲堂里是从来不说的，即越是需要到医院里看病的人，往往都是没钱看病的人。这已经不是一种病理学的问题，而成了一个社会学的问题。”
　　记者：我们现在的知识层，研究机构，看出一些社会问题不困难，但是，在向政府呼吁作出改革措施的同时，精英们自己还应当进行怎样的社会实践、个人努力，往往表现为“两张皮”。
　　胡平：这也是我要说的白求恩之所以伟大的另外一个方面，他看到了个体生活方式应该如何改变，并且实践了这样的改变。今天重拍白求恩，当然是因为这个人物形象在如今有着现实意义。
　　现下存在的三种矛盾，我的表述是：穷人和富人的矛盾；精英阶层和平民草根的矛盾；既得利益集团和弱势群体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一般人对矛盾的尖锐性还是体会不深。
　　１９４９年的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在政治思想方面，“富”是一种原罪，谁在经济上富裕，谁在政治上就反动，谁挣的钱多谁就是富裕阶级。谁两手空空，他就是无产阶级。１９６６年后，追求生活的改善和富裕，就要被冠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结果是必须斗私批修。而凡是一切跟资产阶级沾边的工作方式、思想观念必须要打倒。就这两点形左实右的政治原则而言，在理论上不准确，在实践中也是失败的。
　　改革后的今天，经济发展特别快，贫富差异拉大，造成不稳定的社会心理。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仅仅只是知识界朋友呼吁对穷人同情，富裕阶层不从心里觉得应该为社会进步承担一点责任，是于事无补的。党和政府在决策设计上，以人为本，强调建设和谐社会，其最根本的意思就是怎样对待贫困人群，对待弱势群体，对待平民生活。
　　而白求恩符合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富人、精英、既得利益者全部的条件，但他抛弃了这种生活，来到中国，来到西班牙。这是极其了不起的个人英雄行为。
　　
　　让其他人也能分到蛋糕
　　
　　记者：白求恩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很特殊。
　　胡平：他来的时候是１９３７年，他是秋天来的，１０月份遇上大地震，然后是南京大屠杀。国民党政权从南京撤到重庆。共产党八路军远在延安防守，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白求恩来到中国。我遇到一个演员，是女护士的扮演者，一个模样佼好的北京小女孩，她说在外景地山西拍戏时，受不了当地艰苦的生活，她待了五十多天，她就想白求恩是怎么在这里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当时应该更为艰苦。
　　白求恩来中国，传记里写到他经常说这样几句话：必须告别上流社会，必须走到底层群众中去，必须砸烂大国的门槛，必须遵循弱国互相照顾的原则。他在伦敦学医的时候，他们很多大夫形成了不同利益的群体，是一个互相照顾的利益群。我始终认为，白求恩能够到中国来，他说他是共产党，他有资格，意识形态上一致，但是还有情感在召唤，看到西班牙人在受苦，看到整个大战中心在中国，他对弱势群体是关切的，但我认为促使他这么做的是白求恩的理性。他讲到，在这个年代大夫必须到底层去，必须为老百姓治病，哪怕到西班牙、中国去。他夫人弗朗西斯科问他，你这么想，有几个人能跟你这样做，到哪里去找那样的人？白求恩脱口而出，教会到哪里去找到他们的传教士？从１９００年以后，西方大量传教士深入中国，很多外国的传教士，在中国一待几十年。白求恩跟上帝、教会是有区别的，教会对苦难的人们做“心理按摩”，让人在下辈子进天堂，白求恩是要让现实的人摆脱苦难、罪恶，让人们能够生活在没有罪恶的世界，摆脱病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享受生命，这就是白求恩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字和表演形象而言，因为着重为政治形势服务，白求恩的形象，有被平面化的倾向。其实，白求恩作为一个人的形象，他的意义要大得多。他的形象不但作用于中国，也作用于一切后发展的国家。精英阶层应该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当自己在社会上吃到最大一块蛋糕时，让其他人也能分到蛋糕。当自己的发展空间无限大的时候，你也要想到，有些人还没有立足之地。否则穷人不安，社会不安。
　　
　　坚持良知的拍摄
　　
　　记者：应该说，对于诺尔曼·白求恩的深入了解和解析，在历史、人文精神等更大的范畴内，给了我们与世界优秀人物以及文化的更广泛的接轨。
　　胡平：我们这个民族，承受过全世界其他民族没有承受过的巨大的苦难和浩劫，我们有着切肤之痛，家族之痛，民族之痛，这些痛有必要详详细细凿刻在我们的纪念碑上。同样，在中华民族最困难的时候，全身心地、倾家荡产地来中国，跟这个国家、民族连成一体的，把血肉之躯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的人，我们也应该纪念。像抗战时候，开辟驼峰航线，保证中国军队抗战物资运送的美国飞虎队，参加中国抗战的苏联飞行员，还有白求恩。
　　记者：现实社会是建立在历史基石上的，所以列宁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胡平：斗胆讲一句，一个民族如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那么它也就很可能，同样不知道自己将往哪里去。
　　记者：如今中国的影视界，大致分三种情况：一是清朝皇帝康熙乾隆为领衔的帝王将相；二是被一段恋情或爱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痴男怨女；三是不知时代和地点打得天昏地暗，同时又标榜中华武术世界第一的影片。
　　胡平：上海是当今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就在这个最时尚的城市，文艺工作者能够沉下心来，花两年多时间，不跟风赶浪，坚持拍摄白求恩，这表示了自己一种立场和姿态，表明了这个现代化的城市走向可持续发展路上所应该具有的道德良知，表现了这个城市对社会现实和心理的深切把握，表现了对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建立的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整个社会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一种呼唤。
　　我实在是希望，我们今天这些人能为一个上世纪３０年代的精英白求恩，掉一点眼泪，哪怕三分钟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