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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党的十八大以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命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有力拓展了“革命”范畴的思想内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革命”范畴的思想意涵，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对于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渊源，增强践行初心使命的思想自觉，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思想启发意义。
[关键词] “革命”范畴;社会革命;自我革命;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D0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03-0047-06
“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个需要予以特别重视和深刻把握的重要概念，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然而长期以来，社会上有很多人包括不少党员干部，对于诸如什么是“革命”、为什么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与“初心和使命”有何内在关系、新时代为什么要进行“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等问题，事实上并不十分清楚，甚至存在不少认识误区。因此，有必要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来深刻认识“革命”的思想内涵，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观的历史演变，这对于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渊源，增强践行初心使命的思想自觉，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思想启发意义。
一、“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是一个具有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的重要范畴。马克思有名言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就形象而精辟地揭示出“革命”在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重大推动作用和历史进步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革命”范畴的思想内涵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社会变革力量，即任何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革命不是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来的，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从本质上说它是变革社会所有制、改造世界的根本性手段，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第二个层面是政治革命，在阶级和阶级对抗存在的条件下，社会进化集中体现为“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的政治行为[2]——即“政治革命”;第三个层面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和必要手段，“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3]，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革命”范畴之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本质上说代表着重大社会变革，意味着基因属性，承载着初心使命，昭示着远大理想，体现着精神状态，其思想内涵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而不断地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根本上说就是科学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社会革命、最终实现人类自由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装的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党纲中宣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4]，因而党天然地具有“革命”的红色基因和政治属性。在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作为重大社会变革的“革命”实际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革命”，主要是指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以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广义的“革命”，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进行的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社会革命”。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革命”成为最鲜明的时代标识、最激扬的精神状态、最震撼的变革力量。关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毛泽东有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表述，这就是他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5]这段经典话语，鲜明诠释了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革命”范畴的时代内涵。这一时期革命的表现形态，集中体现为以暴力手段推翻旧中国反动统治势力的阶级斗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政治革命”。这种革命对于激发中国人民彻底推翻长期压迫在自己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自身的大翻身、大解放，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1949年以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革命”范畴的时代内涵和实践形态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段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和平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即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对于生产关系的革命形式，显然不是你死我活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虽然作为阶级斗争对象的剥削阶级在社会中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就已完结。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中，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革命”范畴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和思考。比如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曾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6]毛泽东的这段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内涵的新认识、新发展。然而遗憾的是，这种革命观当时在党内并没有被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用于指导实践;后来随着“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导致“文革”十年内乱的发生。可以说，“文革”十年浩劫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遭遇的一次大挫折，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一次大扭曲，严重影响了后来人们对“革命”的科学态度和正确认识。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进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和实践形态的新时期。对于“改革”与“革命”的关系，邓小平在1980年4月1日同中央负责工作的谈话时明确指出：“革命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階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7]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进一步明确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8]很显然，邓小平是从“社会革命”这个更高层面来揭示“改革”与“革命”内在统一的本质内涵的，继承和发展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发的革命观。而邓小平所说的“第二次革命”，实际上是相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言的，这种层面的革命主要是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层面来讲的，其实践形态就是改革，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不同于民主革命时期根本变革上层建筑所采用的革命形式——阶级斗争。
二、“革命”在新时代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中重新焕发光彩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段时间里，随着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变化，即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革命”一词在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中曾一度出现了某种被弱化甚至被曲解的现象。毋庸讳言，“革命”这个曾经光彩夺目的流行热词，在中国共产党主流政治话语中的出现频率明显减少了。翻阅党的主要政治文献不难发现，“革命”一词的出现通常有三种主要情况：一是在表示党的历史时期和实践主题时，最常见的就是“革命、建设、改革”这个经典的固定表述;二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作风和品格精神层面上使用的，比如干部“革命化”方针、发扬“革命传统”“革命精神”等;三是对改革开放进行界定时，比如党的政治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等。从总体情况来看，“革命”在党的主流政治话语中较之以往历史时期大大减少了。
更为严重的情况是，由于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沉渣泛起，我国社会舆论场中特别是网络上曾出现了诋毁和抹黑革命、曲解和否定革命等错误观点倾向的肆虐现象。这突出地表现在：一是对“革命”内涵理解上的狭隘化和机械化，认为“革命”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是疾风暴雨式的暴力行动;二是对“革命”的污名化和标签化，认为“革命”就是大破坏、大颠覆，就是“文革”中的打砸抢等暴乱活动，“革命”甚至被贴上“极左”的标签，谁提“革命”谁的思想就“左”;三是对“革命”内涵理解上的歪曲化和随意化，认为“革命”已成为过去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再提“革命”已不合时宜，就是开历史倒车，因此提倡“告别革命”，要改革不要“革命”，在学术界鼓吹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凡此种种错误观点，严重遮蔽、模糊和搅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革命”范畴的本质内涵，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社会思想领域出现“去革命化”“弱化党的领导”等错误倾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们带来了“讳言革命”“抵触革命”“恐惧革命”等消极影响。这种现象直到近年来才得到根本性扭转。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的政治清醒和思想自觉，在许多重要场合、重要会议和重要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强调“革命”、赞扬“革命”、阐发“革命”：从重申“革命理想高于天”[9]，到告诫“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能丧失革命精神”[10];从提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11]，到强调“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12];从提醒“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13]，到宣告“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14]，既正本清源，为“革命”正名，又守正创新，从而赋予“革命”以新的时代内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让“革命”一词在新时代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中重新焕发光彩。
对于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革命观，我们可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和领会：一是关于“自我革命”的思想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进行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命题[15]，深刻阐述了“自我革命”的思想内涵、重要内容、现实要求、根本意义、重要经验、原则方法等，从而有力拓展了“革命”范畴的思想内涵。二是关于“执政党”与“革命党”内在统一的思想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6]，明确界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科学内涵，从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属性。三是关于一以贯之地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思想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地进行下去”[17]，从而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奋斗史中贯穿的革命逻辑。四是关于“革命”与“初心和使命”紧密关联的思想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18]，深刻阐述了“革命”与“初心和使命”的内在关系。五是关于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的思想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如何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19]，并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发扬“革命到底精神”和“自我革命精神”的现实要求和重大意义。
以上这些重要思想观点，有机地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革命观中的“两个伟大革命”的重要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两个哲学维度，有力拓展了“革命”范畴的思想内涵，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革命”是学深悟透新思想的一个重要枢纽
通过上述考察“革命”的思想内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共产党主流政治话语中的历史演变，再来审视这个范畴之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地位和意义，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基本认知：“革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范畴，也是学懂弄通、学深悟透新思想的一个重要枢纽。
（一）“革命”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奋斗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逻辑主线。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为指导一以贯之地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社会革命进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三大理论创新成果：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在其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在其指导下开始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使中国大踏步地赶上时代，彻底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其指导下正在进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开创、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纵观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理论发展史不难发现，这三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及其理论创新成果，都是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伟大社会革命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其中贯穿着一条清晰的革命逻辑主线。
（二）“革命”是学懂弄通新思想中一些重大命题的关键枢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包含着诸多富有创见、内涵深刻的重大命题，只有从“革命”这个宏大视野来认识和领会才能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比如，对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四个伟大”，目前理论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四个伟大”是“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20]然而认真推敲后不难发现，这种理解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是“四个伟大”之中的伟大梦想，其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并没有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就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且，对于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曾做过明确概括：“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21]因此，不能笼统地把“四个伟大”说成是“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其实，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统揽‘四个伟大’全局”的重要判断，这个判断可以让我们豁然开朗：“四个伟大”应该是着眼于推进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宏大层面和政治高度而言的。以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大历史观之，新时代统揽“四个伟大”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三大法宝”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都高屋建瓴地揭示了夺取社会革命胜利的根本之道。而且，理解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就能很好地领会新思想中关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走好新的长征路”等诸多重要命题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并从中真切感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表达上，呈现出的一种“前呼后应”、一脉相承的独特风格。
（三）“革命”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予以重视阐释的重要范畴。进入新时代，我国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大国在话语权上却仍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大而不强”的状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任务。[22]对于中国思想理论界来说，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重视研究和深刻阐释“革命”这个重要范畴，使其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国政治学中具有思想力、解释力和正能量的重要范畴。因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社会革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
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2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大奇迹”雄辩地证明：西方炮制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西方鼓吹的“历史终结论”已经终结，西方理论和话语体系根本无法科学解释和正确指导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社会变革;只有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鲜活实践，作出新的概括，构建新的理论，才能深度解码中国社会变革，才能科学指导中国发展实践。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说是科学指导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新时代伟大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的思想武器。如果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和使命是深刻把握新思想的“金钥匙”，那么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则是学懂弄通新思想的“大逻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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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11][12][13][14][15][17][19]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G].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85.15.160.170.175.170.38.3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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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颜晓峰，顾喆.“四个伟大”：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N].江西日报，2017-10-30.
[21]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8（1）.
[22][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8.344.
作者系北京日报社理论部主编、高级编辑
■ 责任编辑：刘 捷
[关键词] “革命”范畴;社会革命;自我革命;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D0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03-0047-06
“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个需要予以特别重视和深刻把握的重要概念，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然而长期以来，社会上有很多人包括不少党员干部，对于诸如什么是“革命”、为什么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与“初心和使命”有何内在关系、新时代为什么要进行“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等问题，事实上并不十分清楚，甚至存在不少认识误区。因此，有必要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来深刻认识“革命”的思想内涵，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观的历史演变，这对于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渊源，增强践行初心使命的思想自觉，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思想启发意义。
一、“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是一个具有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的重要范畴。马克思有名言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就形象而精辟地揭示出“革命”在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重大推动作用和历史进步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革命”范畴的思想内涵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社会变革力量，即任何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革命不是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来的，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从本质上说它是变革社会所有制、改造世界的根本性手段，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第二个层面是政治革命，在阶级和阶级对抗存在的条件下，社会进化集中体现为“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的政治行为[2]——即“政治革命”;第三个层面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和必要手段，“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3]，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革命”范畴之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本质上说代表着重大社会变革，意味着基因属性，承载着初心使命，昭示着远大理想，体现着精神状态，其思想内涵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而不断地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根本上说就是科学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社会革命、最终实现人类自由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装的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党纲中宣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4]，因而党天然地具有“革命”的红色基因和政治属性。在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作为重大社会变革的“革命”实际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革命”，主要是指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以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广义的“革命”，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进行的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社会革命”。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革命”成为最鲜明的时代标识、最激扬的精神状态、最震撼的变革力量。关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毛泽东有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表述，这就是他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5]这段经典话语，鲜明诠释了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革命”范畴的时代内涵。这一时期革命的表现形态，集中体现为以暴力手段推翻旧中国反动统治势力的阶级斗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政治革命”。这种革命对于激发中国人民彻底推翻长期压迫在自己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自身的大翻身、大解放，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1949年以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革命”范畴的时代内涵和实践形态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段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和平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即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对于生产关系的革命形式，显然不是你死我活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虽然作为阶级斗争对象的剥削阶级在社会中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就已完结。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中，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革命”范畴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和思考。比如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曾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6]毛泽东的这段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内涵的新认识、新发展。然而遗憾的是，这种革命观当时在党内并没有被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用于指导实践;后来随着“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导致“文革”十年内乱的发生。可以说，“文革”十年浩劫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遭遇的一次大挫折，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一次大扭曲，严重影响了后来人们对“革命”的科学态度和正确认识。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进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和实践形态的新时期。对于“改革”与“革命”的关系，邓小平在1980年4月1日同中央负责工作的谈话时明确指出：“革命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階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7]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进一步明确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8]很显然，邓小平是从“社会革命”这个更高层面来揭示“改革”与“革命”内在统一的本质内涵的，继承和发展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发的革命观。而邓小平所说的“第二次革命”，实际上是相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言的，这种层面的革命主要是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层面来讲的，其实践形态就是改革，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不同于民主革命时期根本变革上层建筑所采用的革命形式——阶级斗争。
二、“革命”在新时代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中重新焕发光彩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段时间里，随着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变化，即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革命”一词在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中曾一度出现了某种被弱化甚至被曲解的现象。毋庸讳言，“革命”这个曾经光彩夺目的流行热词，在中国共产党主流政治话语中的出现频率明显减少了。翻阅党的主要政治文献不难发现，“革命”一词的出现通常有三种主要情况：一是在表示党的历史时期和实践主题时，最常见的就是“革命、建设、改革”这个经典的固定表述;二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作风和品格精神层面上使用的，比如干部“革命化”方针、发扬“革命传统”“革命精神”等;三是对改革开放进行界定时，比如党的政治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等。从总体情况来看，“革命”在党的主流政治话语中较之以往历史时期大大减少了。
更为严重的情况是，由于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沉渣泛起，我国社会舆论场中特别是网络上曾出现了诋毁和抹黑革命、曲解和否定革命等错误观点倾向的肆虐现象。这突出地表现在：一是对“革命”内涵理解上的狭隘化和机械化，认为“革命”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是疾风暴雨式的暴力行动;二是对“革命”的污名化和标签化，认为“革命”就是大破坏、大颠覆，就是“文革”中的打砸抢等暴乱活动，“革命”甚至被贴上“极左”的标签，谁提“革命”谁的思想就“左”;三是对“革命”内涵理解上的歪曲化和随意化，认为“革命”已成为过去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再提“革命”已不合时宜，就是开历史倒车，因此提倡“告别革命”，要改革不要“革命”，在学术界鼓吹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凡此种种错误观点，严重遮蔽、模糊和搅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革命”范畴的本质内涵，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社会思想领域出现“去革命化”“弱化党的领导”等错误倾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们带来了“讳言革命”“抵触革命”“恐惧革命”等消极影响。这种现象直到近年来才得到根本性扭转。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的政治清醒和思想自觉，在许多重要场合、重要会议和重要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强调“革命”、赞扬“革命”、阐发“革命”：从重申“革命理想高于天”[9]，到告诫“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能丧失革命精神”[10];从提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11]，到强调“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12];从提醒“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13]，到宣告“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14]，既正本清源，为“革命”正名，又守正创新，从而赋予“革命”以新的时代内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让“革命”一词在新时代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中重新焕发光彩。
对于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革命观，我们可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和领会：一是关于“自我革命”的思想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进行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命题[15]，深刻阐述了“自我革命”的思想内涵、重要内容、现实要求、根本意义、重要经验、原则方法等，从而有力拓展了“革命”范畴的思想内涵。二是关于“执政党”与“革命党”内在统一的思想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6]，明确界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科学内涵，从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属性。三是关于一以贯之地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思想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地进行下去”[17]，从而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奋斗史中贯穿的革命逻辑。四是关于“革命”与“初心和使命”紧密关联的思想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18]，深刻阐述了“革命”与“初心和使命”的内在关系。五是关于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的思想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如何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19]，并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发扬“革命到底精神”和“自我革命精神”的现实要求和重大意义。
以上这些重要思想观点，有机地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革命观中的“两个伟大革命”的重要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两个哲学维度，有力拓展了“革命”范畴的思想内涵，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革命”是学深悟透新思想的一个重要枢纽
通过上述考察“革命”的思想内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共产党主流政治话语中的历史演变，再来审视这个范畴之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地位和意义，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基本认知：“革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范畴，也是学懂弄通、学深悟透新思想的一个重要枢纽。
（一）“革命”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奋斗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逻辑主线。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为指导一以贯之地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社会革命进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三大理论创新成果：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在其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在其指导下开始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使中国大踏步地赶上时代，彻底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其指导下正在进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开创、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纵观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理论发展史不难发现，这三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及其理论创新成果，都是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伟大社会革命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其中贯穿着一条清晰的革命逻辑主线。
（二）“革命”是学懂弄通新思想中一些重大命题的关键枢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包含着诸多富有创见、内涵深刻的重大命题，只有从“革命”这个宏大视野来认识和领会才能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比如，对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四个伟大”，目前理论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四个伟大”是“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20]然而认真推敲后不难发现，这种理解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是“四个伟大”之中的伟大梦想，其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并没有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就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且，对于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曾做过明确概括：“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21]因此，不能笼统地把“四个伟大”说成是“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其实，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统揽‘四个伟大’全局”的重要判断，这个判断可以让我们豁然开朗：“四个伟大”应该是着眼于推进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宏大层面和政治高度而言的。以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大历史观之，新时代统揽“四个伟大”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三大法宝”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都高屋建瓴地揭示了夺取社会革命胜利的根本之道。而且，理解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就能很好地领会新思想中关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走好新的长征路”等诸多重要命题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并从中真切感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表达上，呈现出的一种“前呼后应”、一脉相承的独特风格。
（三）“革命”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予以重视阐释的重要范畴。进入新时代，我国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大国在话语权上却仍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大而不强”的状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任务。[22]对于中国思想理论界来说，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重视研究和深刻阐释“革命”这个重要范畴，使其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国政治学中具有思想力、解释力和正能量的重要范畴。因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社会革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
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2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大奇迹”雄辩地证明：西方炮制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西方鼓吹的“历史终结论”已经终结，西方理论和话语体系根本无法科学解释和正确指导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社会变革;只有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鲜活实践，作出新的概括，构建新的理论，才能深度解码中国社会变革，才能科学指导中国发展实践。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说是科学指导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新时代伟大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的思想武器。如果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和使命是深刻把握新思想的“金钥匙”，那么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则是学懂弄通新思想的“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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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日报社理论部主编、高级编辑
■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