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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在100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由几个帝国主义强国把持的巴黎和会，完全无视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中国的诉求，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日本，中国国家主权遭到极大损害，中华民族尊严遭到无情践踏，数千名北京热血青年发出了愤怒的吼声，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就如火山喷发般地爆发了。在风云激荡中，一大批先进青年投身这一历史洪流，或成为引领者，或成为参与者，或接受洗礼和影响，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者、坚定实践者，引领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深刻地改变中国。30年后，这批青年中的一部分更成为共和国开国元勋，共同开创并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重温部分开国元勋的五四岁月，看看他们如何在思潮涌动和社会剧变中选择信仰依归，追寻理想和初心，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对激励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思潮”奔腾湘江两岸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湘江评论》这样热情欢呼着五四运动。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罗荣桓等开国元勋正是在奔腾于湘江两岸的新思潮中逐步成长、成熟起来的。
1918年8月，风华正茂的湘潭籍青年毛泽东来到北京，开始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北漂”生活。几个月前，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猛烈冲击的毛泽东，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新民学会”，提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此次他是为组织会员赴法勤工俭学而来。10月间，毛泽东结识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由此担任了图书馆助理员。职务虽低，但8元大洋的月薪却解了他燃眉之急。在北大的6个多月，他边打工边旁听，了解、比较各种思想、主张，结识学者名流和有志青年。1919年4月6日，他带着许多新思想新经验，回到长沙，来到修业小学当了历史教员。
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了。5月9日，长沙的报纸冲破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中旬，宜章籍青年邓中夏从北大回到湖南，向毛泽东、何叔衡等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毛泽东等立即着手领导推动湖南学生运动。这里，不妨用“大事记”的形式，粗略地扫描一下湖南爱国运动的情况。
5月25日，经过细致沟通，毛泽东邀请长沙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三天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6月3日，长沙20余校学生统一罢课。7月9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7月14日，毛泽东提议创办的《湘江评论》正式出版，“以宣传新思潮为主旨”。随后，他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预约稿件不能收齐，则自己代笔补白。8月中旬，《湘江评论》被张敬尧查封，湖南学联也被解散。为此，毛泽东着手开展驱张运动，并视其为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9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专召集原学联干部酝酿驱张运动，并择机恢复湖南学联。12月6日，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实施总罢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发动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先后7次组织代表赴京请愿，并派“代表团”到武汉、上海争取支持，直至1920年6月驱张成功。
上述史实，足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湖南学生爱国运动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地位。经过五四大潮洗礼，毛泽东的视野发生了“透底的变化”。1919年底第二次北京之行，特别是加入李大钊创办的“少年中国会”后，毛泽东同李大钊得以频繁接触。他后来曾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次北京之行，毛泽东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这是近代以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毛泽东终其一生，读《共产党宣言》达百次以上。1920年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见到了陈独秀。谈话中，自然谈及马克思主义。他后来回忆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铸牢了信仰之基，他的政治才干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其恩师、著名教育家杨昌济赞誉他和蔡和森说：“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1920年6月，毛泽东重回长沙发起湖南自治运动。运动失败后，他着力于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并于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开启了职业革命家生涯。
再将镜头切回到1919年5月中旬的长沙，邓中夏热情洋溢的演讲，也深深吸引着一位从湖南宁乡炭子冲来到长沙求学、时年21岁的刘少奇。
其时，刘少奇正苦苦寻求救国之法。在经历驱逐军阀汤芗铭斗争和从军救国理想破灭的曲折后，五四运动对他思想震动很大。在毛泽东、何叔衡的影响下，刘少奇积极参加罢课、游行、抵制日货和驱逐张敬尧的斗争，成为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第一批会员、长沙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学生骨干。 进入6月，北京学生运动再掀高潮，刘少奇坐不住了，匆匆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他迅速投入学生运动之中，到总统府、国会游行示威，与天津学生领袖周恩来等参加露宿斗争，要求惩办制造“济南惨案”的凶手，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代表。从斗争的胜利中，他真切感受到五四运动和人民力量的伟大，更坚定了克服困难、追求真理的决心。
1919年9月，刘少奇进入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學习。其间，他大量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了解到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吸收了许多新思想。他后来回忆说：“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
1920年9月，刘少奇从长沙《大公报》读到“俄罗斯研究会”成立的消息，认为赴俄比赴法容易。此时，他与毛泽东尚不相识，也不知道“俄罗斯研究会”是毛泽东等实际负责的。于是，他通过别人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系赴俄勤工俭学。
1920年初冬，刘少奇从长沙坐轮船直奔上海，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知识，也学会了俄语。半年后，他和任弼时等一起远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这里，刘少奇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湖南汨罗的任弼时，是1918年夏来到长沙长郡中学求学的。因思想激进，他经常与旧教员在观点上发生碰撞。他在作文中揭露军阀混战“竟破坏全国之安宁，于人民之呼吁置若罔闻，中国能免于危亡乎？”因为怀着爱国主义情绪，他渐渐萌发了对社会问题强烈的参与意识。
五四运动爆发后，长沙各校学生举行了国耻大游行。任弼时和长郡中学的同学一道，走上街头，振臂高呼，抵制日货，宣传爱国思想。他还和毛泽东等出席了5月27日举行的湖南学联成立大会。暑期，他与同学回乡组成宣传团，组织民众集会，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演出活报剧。12月，任弼时积极投身“驱张”斗争。其间，他创办《长郡周刊》，担任“贫农半日学校”教员，致力介绍世界新思潮，唤起民众觉悟。
五四运动的洪流，使任弼时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城市走向农村，投身于实际斗争。1920年8月，任弼时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并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了解俄国十月革命情况，为留俄作准备。1921年5月，经上海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介绍，任弼时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职业革命家群体中的一员。
1919年夏天，衡东县寒水乡学子、17岁的罗荣桓，独自离开偏僻的家乡，来到长沙求学，迎着“五四”的步伐，开始了他的青年时代。在协均中学，他像久旱的禾苗吸吮雨露一样，贪婪地学习新知识、汲取新思想。正如他后来所说，从这时起，他逐渐从少年时代背诵的古书中摆脱出来，同它们分手了。
12月，长沙各界群众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倒张运动”。罗荣桓积极参加了学生总罢课和抵制日货运动，第一次受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洗礼。由于家庭原因，学生总罢课后，罗荣桓回到家乡。受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他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反对女子不能上学，同父亲、家庭发生了尖锐矛盾。寒暑假时，他结交了一些农民朋友，支持农民同地主豪绅作斗争。
1921年夏，罗荣桓在家乡南湾成立“土梦学友联合会”，还创办农民夜校，宣传科学、民主思想。后来，他考入山东青岛大学预科并成为学生领袖，组织学生参加五卅运动。1926年毕业后回乡领导工农运动。1927年夏，他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救危亡”响彻巴蜀大地
20世纪初的西南重镇成都，政治、思想日益活跃。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来，当地《国民公报》《川报》立即进行了详细报道，吸引着人们对巴黎和会的关注，更燃起青年学子心中潜炽已久的火焰，四川籍开国元勋邓小平、聂荣臻、陈毅立即投身于这股时代激流。
那时，15岁的邓小平在广安县立中学读书。广安中学是一所颇具文化底蕴的地方名校。其前身叫“紫金精舍”，曾任共和国国家副主席的张澜在这里当过教员，他任川北宣慰使时还曾下拨库银万两修缮校舍。“期望，期望，望我学业向上，望我文化开放，望我竿头日进，改善中华气象，乘风破浪。”这诗一般的校歌，让邓小平铭记了一生。
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新思想新文化在广安传播甚烈，各种新书刊种类繁多。邓小平对这一切产生了极大兴趣。广安中学曾开展对“新青年”思想内涵大讨论，邓小平与同学进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只要每个新青年都掌握一种科学本领，就能改变国家现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不怕帝国主义欺辱的富强国家。”邓小平年纪虽小，但思想已日渐成熟。
9月，邓小平考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为留法勤工俭学作准备。邓小平后来说：当时我才16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领，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國。11月中旬，邓小平参加了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等校学生举行的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同2000余名学生一起到重庆警察厅示威，抗议警察厅长挪用公款套购、拍卖日货，并当场焚烧日货。
1920年9月，16岁的邓小平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在上海踏上了前往法国的邮轮。1922年夏，他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成为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之一，1926年先后转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五四运动爆发时，20岁的聂荣臻正在家乡江津县立中学读书。江津中学是川东地区的著名学府，教学设施先进，注重灌输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和科学知识。读书期间，聂荣臻一面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一面密切关心国内外重大事件，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不断思考、摸索自己的人生道路。
1919年5月中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江津中学，青年学生个个义愤填膺。聂荣臻参加了几个学校联合组织的“江津”学生联合会，并担任了宣传委员。他和同学们一道，举行示威游行，宣传抵制日货。6月底，《凡尔赛合约》签字的消息传来，聂荣臻等愤怒至极。他们砸开校门，冲上街头，会合其他学校的同学及部分市民1000多人，游行到文昌宫，将封存的日货全部搬到长江边焚毁。他们的爱国行动和激进行为，引起了不法商人的极端仇恨，聂荣臻和几个学生代表在学校待不下去了。
“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他在家书中这样写道。但出路何在？聂荣臻抱着“工业救国论”的信念，决心赴法勤工俭学，学点本事回来使国家富强。1919年12月上旬，他踏上了前往法国的征程。从此，一别故乡36年。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聂荣臻认识到，“要想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1922年8月，他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实业救国论”者向社会革命论者的转变，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
乐至籍青年陈毅没有参加四川当地的爱国运动，因为四川声援运动声势浩大之时，他正着手准备留法勤工俭学事宜。6月1日，他同50余名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从成都出发，于7月初抵达上海。
此前，陈毅于1916年2月考入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在校期间，他认真学习自然科学，积极关注国际形势，但主要兴趣还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而辛亥革命后四川连续不断的军阀内战，更引起他对社会的关注。他开始有意识地抨击时事，并带领同学们“闹学潮”，成了头角峥嵘的人物。两年后，“因家道中落”，他中途辍学了。彷徨苦闷之时，陈毅报考了吴玉章等在成都创办的免费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并被录取。1919年春毕业时，他又考得官费留学的资格。
当陈毅到达上海时，广大工人和市民声援五四运动的高潮方兴未艾。在上海学联的邀请下，陈毅等赴法学生多次参加在上海南洋公学操场上举行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其间，陈毅读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听到了社会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反帝反封建和讲科学、争民主的思想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他后来回忆：“五四运动强调思想解放和文化革命，使我在思想上起着很大变化。”
8月14日，陈毅一行从上海起锚赴法。在法国，他参加了工学互助社，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10月，他因宣传布尔什维克被控押送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小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变。
“五四”回音激荡黄埔军校
大家都知道，蒋介石国民党赖以统治中国几十年的“黄埔系”崛起于黄埔军校。同时，这里也曾汇聚过众多出类拔萃的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周恩来、徐向前、叶剑英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让我们来回溯他们的五四岁月，看看他们信仰抉择历经的艰辛曲折。
“生于外侮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急时期，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1917年6月，周恩来东渡日本，苦苦寻求救国真理。受马克思主义书刊启示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周恩来的视野大大开阔了，称赞俄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试验场”。1919年4月，他在归国途中写下了《雨中岚山》诗：“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拨开层层浓雾，周恩来看到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光辉，心情不禁欢快起来。
五四运动爆发后，周恩来全身投入以天津为中心的爱国运动当中。6月9日，天津各界群众2万余人举行公民大会，开始罢市、罢工、罢课斗争。作为一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在五四运动中展现出了杰出青年领袖的形象。
在宣传鼓动方面，周恩来作出了多方面的非凡贡献。7月，他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以报刊为斗争武器，亲自撰写《黑暗势力》等思想犀利的评论文章，开展反帝爱国运动。8月，在他的建议下，《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天津其他各校刊物《醒世周刊》《南开日刊》《北洋日刊》等联合组成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建立了五四运动巩固的舆论阵地。他积极参加和领导南开学校的话剧运动，曾在男女同台演出《一元钱》等剧目中扮演女主角，努力用戏剧艺术形式宣传新思想。此外，他还把报告文学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战斗工具，先后撰写了《警厅拘留记》《检厅目录》等作品，歌颂战友们在狱中斗争的英勇行为，揭露反动当局的凶残嘴脸。 在组织对敌斗争方面，周恩来也体现了非凡的领导能力。8月，天津与北京的学生代表一起到总统府请愿，要求北洋政府严惩凶手山东军阀马良，不料却遭到反动政府驱赶、毒打、拘捕。在这严峻时刻，他立即布置《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系统报道事实真相，并率领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赶到北京，连日在总统府外露宿请愿，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代表。事后，他感叹说：“要根本改造社会，就需要唤醒学生和民众的觉悟，不能等着腐败政府来杀戮。”在他的建议下，9月16日，觉悟社正式成立，这是天津地区第一个先进青年的革命团体。
1920年1月，周恩来在爱国运动中被捕，他在狱中坚持宣讲马克思主义，组织绝食斗争。“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1920年底，周恩来踏上了旅欧勤工俭学的道路。经过反复学习和思考，他作出了一生最重要的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春，他加入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与国内共产党早期组织一道，共同发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当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时，徐向前则在河北阜平一家书店里当学徒。两年学徒期间，他阅读了不少古典名著，在这个“学校”里受的教育比正规学校要深刻、实际得多。
1919年春，徐向前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第一期速成班。不久，五四运动爆发，这所袁世凯创办的准军事学校也沸腾了，学生们走出校门，上街游行示威、宣传演讲、贴标语。他后来回忆说：“五四运动的发生，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逼着我想一些问题。闲暇时间，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读小说了，而是注意看一些与政治形势有关的书刊。”在先进思想影响下，他逐渐萌发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毕业后，他先后在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河边村川至中学小学部当教员，然而打倒军阀、改造中国的愿望更加强烈。
1924年5月初，徐向前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随后，参加了周恩来支持与领导军校进步学生成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有了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1926年11月，他在武汉军校同一些共产党员和倾向共产党的进步分子常来常往，阅读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的书刊。1927年3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他擔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此时武汉军校中共组织的负责人是陈毅。这位“布衣元帅”经受五四精神的熏陶，以黄埔军校为起点，把“做一个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的英勇战士”作为自己践行一生的理想。
叶剑英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但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
1913年，广东梅县青年叶剑英来到梅水之滨的东山书院求学。他对袁世凯丧权辱国、阴谋复辟帝制的行为义愤填膺，毕业后希望做一名讨袁大军中的马前卒。
1917年夏，漂泊南洋的叶剑英考入云南讲武堂继续深造。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大量借阅革命书籍报刊，与同学纵论时事、探索出路。讲武堂毕业后，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先后参加护卫孙中山广州脱险、创建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成为国民革命军名将。
1924年2月，叶剑英应邀来到黄埔军校筹备处参与办校，5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正式开学后，他任教授部副主任。在这里，他接触了许多共产党人，了解党的革命主张，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与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交往中，他感受到共产党人的精神和作风，对党产生由衷的敬佩，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因他已是粤军第八旅参谋长，入党愿望未能实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叶剑英起草反蒋通电，参与策划吉安暴动。1927年5月，在南昌驻军部分反蒋军官的集会上，他慷慨陈词：“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人。”朱德称赞说：叶师长讲得好。这对志同道合的战友，初次相遇便惺惺相惜。
眼见国民政府越来越腐化堕落，叶剑英更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他找到自己的同乡、中共地下党员李世安，由李世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肯定地说：叶剑英底子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1927年7月，经中央批准，叶剑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策应南昌起义，领导广州起义，由一个正直的民族主义者转变为彻底的共产主义者，一生“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
黑暗中摸索真正出路
五四运动前后，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仍身处旧阵营中，正如朱德所说：“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陈云则刚刚小学毕业，“眼看着有钱的同学一个个到外县和上海升学”，自己只能“在家内帮助抱小孩”，不禁为个人前途愁闷万端。五四运动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他们又是如何在国家、民族危机四伏时选择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道路的呢？
“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1909年，朱德离开家乡四川仪陇，远赴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不久，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成为靖国军川滇联军第十三旅旅长，被誉为“滇军名将”。 1918年3月，朱德率部移防泸州，兼任泸州城防使。任职期间，他勤于公务，剿土匪、访民苦、舒民困、安民心。公务之余，他冷静地思考：军阀混战使国家陷入“四野萧萧风雨急，中原黯黯鬼神愁”的悲惨境地，许多“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赶跑了，纵然想要继续努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他们迷失方向了”。包括他自己在内，“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真正使朱德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五四风暴刮到泸州，原来沉寂的社会生活沸腾起来，许多学生涌上街头，游行演讲，并得到商界同情和支持，商人以出售日货为耻。他十分支持各界爱国行动，还提出合股开办国货贩卖所、开办工厂两项应对办法。
1919年下半年起，朱德经常埋头书斋，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大大打开了眼界。当看到介绍苏俄新社会制度的文章时，他兴奋不已，朦胧地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希望与失望、追求与彷徨，复杂的心境交织在一起，使朱德处在一种苦闷状态。1922年3月，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斩断封建关系链条，踏上新的生活道路。他先到北京、上海，后又远涉重洋，寻找革命出路。10月，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周恩来、张申府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
正当“滇军名将”朱德在黑暗中陷入怀疑和苦闷状态的时候，湖南湘潭籍青年彭德怀却为生活所迫，在湘军当一名普通的士兵。
彭德怀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5岁那年因带领饥民闹粜被迫逃离家乡，1916年3月进入湘军第二师第六团第一营当兵，先后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和驱逐张敬尧的斗争。在新来六团充职的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影响下，彭德怀产生了朴素的富国强兵思想。
五四运动爆发这一年，彭德怀思想进步很大，他结交了黄公略、李灿等20多个具有爱国热忱的士兵，相约“以救国救民为宗旨，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包括不刮地皮、不讨小老婆），不扰民”。他在连队秘密组织了救贫会。1920年11月，他参加了全省十万士兵闹饷斗争，深受教育。数十年后，他回忆说：“士兵一旦觉悟起來，这个力量是很大的”，“这对我以后组织士兵会，实行士兵自治有积极指导意义”。
1922年8月，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升任连长。1926年夏，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独立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参加北伐战争。在进攻武昌时，结识了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共产党员段德昌。在段德昌的教育引导下，他很快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了向往，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书刊。他还热切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如愿。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彭德怀抛弃高官厚禄，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决然再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得到批准。在入党仪式上，彭德怀庄严宣誓：我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牺牲一切。
同朱德类似，五四运动爆发前，刘伯承已是蜀军第九旅参谋长。1918年护法战争时，“川中名将”刘伯承与“滇军名将”朱德曾进行谈判，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北洋势力。这是两位开国元勋的首次相遇。
“大丈夫当倚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重庆开县青年刘伯承，于1911年满怀富国强兵的理想，来到万县参加学生军，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第二年，考入蜀军将校学堂。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继续探索救国救民道路。1917年后参加护法战争，做到第九旅参谋长。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新思潮影响下，刘伯承陷入沉思：投身疆场12年，历经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却只换来新军阀取代旧军阀，百姓生活没有丝毫好转。他意识到，旧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了，应该找一条新的道路。
1923年，刘伯承在成都养伤时，同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吴玉章、杨闇公交往密切，思想开始转向共产主义。他断然拒绝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等以升官为条件让他重返军队的劝诱，逐渐脱离了旧军阀。而后，他日夜攻读各种学说并进行对比，经常手不释卷，直到深夜。
1924年至1925年，刘伯承随吴玉章出川考察国内革命形势。其间，他们见到了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赵世炎，拜会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感受到国共合作后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在各地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亲身经历了五卅运动，目睹了省港大罢工和英法帝国主义制造的“沙基惨案”。
经过两年多探索，刘伯承作出了抉择。1926年5月，由杨闇公、吴玉章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同年12月，领导泸顺起义，坚守泸州167天，有力地策应了北伐。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开启了新的革命生涯。
五四运动前的贺龙，也身处旧军队，先后任靖国军林德轩部营长、桑植独立营营长，层级比朱德、刘伯承低，比彭德怀高。 贺龙出生于湖南桑植一户贫农家庭，18岁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两把菜刀闹革命”，投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916年领导湘西暴动，捣毁芭茅溪盐局税卡，成立农民武装。1918年夏，率部驻防桑植。驻防桑植一年来，贺龙着力整军建政，成绩斐然，成了当地各种势力都不敢轻视的人物。
五四运动大大推动了民众觉醒，贺龙思想上也不断成熟，加强了与知识界人士交往。1921年率部驻防桃源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花汉儒给他带来了许多进步书籍，向他讲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贺龙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
在之后的两三年时间里，贺龙非常失望和苦闷，对孙中山依靠一派军阀打另一派军阀的做法产生了怀疑。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人对他的引导和影响非常大。周逸群和一些桑植籍黄埔学生给他寄来许多进步书刊，传递着广东时局、黄埔军校、国共合作等情况。他异常兴奋，认真阅读这些书刊和信件，思想豁然开朗。他高兴地说：“看来，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办法。”
贺龙通过多种途径寻找共产党，并给予他们资助。駐守常德时，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夏曦来访，贺龙特别给予经济援助5万银圆。随后，毛泽东派兼有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身份的陈昌甫到常德拜会贺龙，两人相处极为融洽，结下深厚革命友谊。
贺龙率部赴南昌起义前，蒋介石曾以500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极力拉拢收买。他不为所动，毅然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开赴九江，随后开往南昌参加八一起义，并在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年征战，十年探索，贺龙执着地向真理前进。
同上述几位共和国元帅的经历有所不同，五四运动爆发时的陈云，尚在颜安小学读书即将高小毕业，正面临着就业难的煎熬和人生道路的抉择。
1917年秋，陈云被免费保荐入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该校实行新式教育，聘请了一些接受新文化的教师来授课，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懂得了什么是帝国主义侵略，什么是封建主义剥削，领悟到“要打倒压迫人、欺侮人的人，光靠个人拼搏不行，必须组织同心同德、志向一致的人去共同奋斗”。
五四运动的爆发，激起了颜安小学师生的极大热情，他们积极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去。在张行恭老师的带领下，陈云与同学们组成“救国十人团”“学生救国储金会”，上街游行，宣讲国耻，表演短剧，张贴标语，号召大家抵制日货，坚决不当亡国奴，展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
高小毕业后，陈云因家庭负担较重无法升学，经张行恭托人介绍，于1919年12月进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在这里，他大量地阅读进步书籍，研读《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他回忆说：“我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陈云被推选为商务印书馆罢工临时委员会委员长，与沈雁冰等一起领导全馆职工大罢工。8、9月间，20岁的陈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商务印书馆总支部干事、发行所支部书记，走上了全新的人生征程。
“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锢，像小脚妇女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么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五四运动亲历者邓颖超曾经指出，“我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众多的开国元勋正是在五四运动激发的伟大觉醒中，以自强不息的勇气、百折不回的毅力，不断“变动着，发展着”自己的思想，确立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最终找到信仰，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担当者、奉献者。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