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信用收缩周期如期而至，“资产荒”困局未解却又面临“负债荒”，监管环境收紧使银行监管套利的成本和压力均会上升。虽然国有大行比中小银行经营压力较小，但资本压力不减的银行又将兴起新一轮融资潮。
近期，银监会突击下发了一系列监管文件，此举表明监管有越来越严的趋势；如果再叠加央行最近的态度和在公开市场的操作，基本可以确认信用收缩周期已经开始。当然，对监管层而言，2017年的主基调是维稳，这也是金融监管的底线，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未来的信用收缩会是一个平稳及缓慢的过程，但收缩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一般而言，金融机构盈利的两大利器是加杠杆和期限错配。当市场有大量低成本资金供给时，金融机构会加杠杆，并拉大期限错配的程度，于是，大量的资产需求就会派生出来，金融市场则会出现所谓的“资产荒”。而当信用收缩时，大量资产由于期限的刚性，不会在短期内消失，需要负债端的资金持续供给，为资产端“续命”，这就是“负债荒”。
分析政策主要是看清楚大方向，目前来看，信用紧缩是大方向，不出大风险是底线；经济越好，紧缩越紧，具体的监管政策都是服务于大方向的政策。因此，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总体偏紧、资金成本难言大降已成定局。
从央行的角度来看，央行对金融去杠杆和表外资产透明化的态度仍然十分坚决，各家银行普遍反映信贷额度偏紧。与此同时，由于存款的脱媒以及由贷款产生的派生存款的减少，导致银行的融资成本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现在银行的产能严重过剩，规模已达GDP总额的300%左右，而众多银行不愿减少规模，若维持现有规模，使得银行对于资金的竞争空前激烈。
从银行资产端来看，由于现在的信贷投资主要是由基建项目支撑，数据显示，2月房地产投资的同比增速仅为15%，而基建投资同比增加21.3%，1月和2月的总和达到1万亿元以上，这与管理层确定的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基调相一致。而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3月的数据整体出现下降趋势，下游和中游的融资需求并不旺盛，这导致银行的资金收益很难与负债成本等比例上升，未来银行资产收益的上涨空间恐怕非常有限。
根据最新的监管文件的要求，监管层将对银行的同业存单业务、表外理财等业务进行全面的合规化管理，其中，银监会提出可能对一些银行实行单独重点监管。由于监管的核心思想在于表外透明化，因此，监管的影响将呈现不对称式的分布，监管环境收紧的结果是银行监管套利的成本将会进一步上升。总体来看，监管趋严对于国有大行的压力较小，而对中小银行的压力将会不断加强。
监管趋紧是大势所趋
在货币偏紧、监管从严的背景下，预计2017年银行业整体将面临一个总体偏紧的货币环境。刚刚过去的一季度，无论是监管政策，还是央行的态度都表明货币从紧的形势日渐明朗。
央行近期的货币工具操作更是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判断。3月16日，央行首次上调MLF 操作利率10BP，同时7天和14天的利率水平也有所抬升，这些操作均表明央行收縮的态度。从利率角度看，无论是7天、14天还是28天的利率均上涨10BP，分别为2.45%、2.6%和2.75%，MLF也上涨10BP达到3.05%。
当前，央行更是进一步逐渐拉长利率影响的期限，从影响短期利率去交易杠杆到提高中期利率影响银行中期项目，尤其是重点监管的表外项目。央行的操作导致银行资金成本不断上升，众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争抢发行同业存单以及信贷。数据显示，当前3个月的同业存单收益率达到4.5%以上，而发行规模更是突破1万亿元，达到历史之最。
从信贷层面来看，收紧的态势也日益凸显。虽然1-2月的数据显示，整体社会融资上升5600亿元，但是新增贷款1-2月同比基本没有变化。光大证券预计，3月的数据可能显示同样的趋势，甚至有可能出现进一步收紧的结果。社会融资的上升主要表现为外币贷款、新增信托贷款和未贴现承兑汇票，由于传统信贷额度不足，银行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对信贷进行大幅补充。据了解，2017年以来，不仅是信贷额度，即便是承兑汇票的额度，很多银行均受到限制。
由于中国经济现在依然处在转型期间，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产业升级换代，虽然当前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但整体来看，难言大幅好转或根本好转。据了解，虽然一些银行投资项目的利率有所上浮，但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和规模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这显示下游融资需求依然较弱。此外，全国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依然较低，很多行业还在下滑，2017年的开工率和短期上游企业利润好转，主要是因为2016年去产能和补库存的需求，而目前来看，2017年下半年经济依然可能承压。从这个角度分析，当前并不具备短期内较大幅度提升长期资金价格的基础。
导致2017年货币和信贷偏紧的首要因素是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2017年以来，央行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人民币没有贬值基础，2017年1-2月社会融资数据里新增的500亿美元的外币贷款显示了稳定汇率的需要。由于当前出口整体较为疲弱，贸易顺差从2015年的高峰期有所下跌，因此，稳定币值更多依靠外汇调控，以及适当从紧的货币政策。
其次，从前期过多的货币投放进行收缩也会导致信贷额度偏紧。2016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以及M2增速达到15%左右，整体投放规模超过2015年；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逐渐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因此，经济基本面并不支持进行大规模的货币投放和信用扩张，以收紧货币政策来逐渐消化之前的货币投放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之前的货币放水较多，企业部门的杠杆较重，需要时间进行消化和去杠杆。虽然近期杠杆有所下滑，但2016年12月底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依然高达56%，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依然高达60%以上。最近几年，无论是社会融资还是M2增速，均大幅超过同期GDP增速，减少货币供应有助于资金存量的消化。
此外，金融系统去杠杆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由于“影子银行”规模的不断扩张，尤其是中型银行的“影子银行”不断扩张，其扩张速度平均达到20%以上，使得银行业的交易性杠杆和资产杠杆均大幅提升，银行间的关联性风险和短期流动性敞口不断扩大。如上所述，同业存单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而理财产品余额也已经达到26万亿元。虽然目前增速有所下滑，但是余额已经占到银行业总资产的11.4%，因此，监管层有必要收紧流动性，对表外的资产增速和杠杆率进行限制。 银行经营策略分化
目前，监管环境的变化使得金融业的形势日益清晰，2017年的总体监管环境将是加强监管，且步步趋严，其中，系统性的关联性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银行的集中度风险是监管关注的重点。这些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的创新业务上，特别是银行理财和同业存单等业务上。由于资金脱实向虚依然比较严重，部分金融机构大量持有同业资产，包括同业理财和同业存单，以此对接理财等表外业务。
种种迹象表明，同业负债尤其是同业存单将是一个重要的监管方向，二季度很有可能将同业存单纳入同业理财进行监管。2017年全年，银行业整体流动性将面临偏紧态势，银行信贷额度也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虽然短期利率和中期利率可能会有所上扬，但存贷款基准利率基本保持不变。
由于经济增长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现在主要新增的投资基本为大型基建项目，从2月的整体融资来看，基建的同比增速达到21.26%，远远超过房地产15%的增速。因此，2017年，银行的资产收益很难大规模上涨，银行面临较大的息差压力。
与此同时，由于现在银行的创新能力较强，监管层也将对相关金融创新予以密切关注，尤其是理财产品、资管产品的监管规范有可能会尽快落地。
从2017年开始，MPA考核机制已经实行严格的打分制，其广义信贷的规模限制对一些中小银行形成较强的制约。如根据3月末的考核结果，宁波银行等受到了相应的处罚。随着未来对于资金脱虚向实的引导力的进一步加强，广义信贷的考核范围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同时，LCR的监管可以与MPA的广义信贷货币形成有效地制衡，从而进一步制约了银行短期腾挪资产的余地。
在这种日趋严格的监管大环境下，银行将面临着监管成本进一步上升的不利局面，近期一系列监管规定的集中出台，进一步表明银行监管套利的成本和代价将会不断上升。
根据已公布的上市银行的年报分析，光大证券认為，2017年银行业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和困难，监管从严，负债趋紧，资产难觅，银行将面临规模与价格的艰难选择。
当前，银行业整体面临存款的脱媒化，尤其是众多在发达地区经营为主的中小银行，主要依靠同业负债。从当前的同业存单收益率可以看出，银行的融资成本已经处于4.5%左右较高的位置，鉴于2017年银行整体资金面的紧张，短期内同业资金成本难以大幅下滑，因此，存款尤其是活期存款对于银行而言便成为稀缺资源。由于传统大型银行存款占负债比维持在70%甚至更高，因此，大型银行将成为流动性偏紧市场条件下的王者。
另一方面，在这一轮经济回暖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不对称性，虽然上游行业回暖较为明显，但下游复苏较为缓慢，而上游产业依然处于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加之这些企业的杠杆率较高，因此，新增投资的需求十分有限，整体来看，市场仍然处于“资产荒”中。
由于2017年房地产受到极其严厉的调控，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已成必然，导致以房地产带动的投资增速进一步下滑。因此，2017年的投资主体将是政府，而主要项目则会是基建。在这种形势下，国有大行会比中小银行更加受益。
与此同时，由于资产价格将维持在低位，众多中小银行将面临艰难的生存环境，一方面，银行依然面临业务扩张和资金成本日益增加的压力；另一方面，优质资产稀缺仍然是无解的困局，为了生存，银行将不得不寻求表外的资产业务，从而进一步放宽风险的容忍度。
因此，2017年，银行将会面临一个选择的困境，即扩大规模等于扩大风险，而经营保守则意味着收益下降。在金融产业去杠杆的环境下，一些银行如果一味追求进一步扩张规模的诉求，势必导致融资成本提升，而更高的成本进一步激励银行提升风险偏好，从而进一步加大流动性和系统关联度风险，这样较为激进的经营策略会使银行的监管合规成本不断提高。虽然短期内银行可能在创新业务上有较高的收益，但一旦监管政策对该领域严加管制，就会产生资产腾挪或重置的成本。从这个角度看，银行进行表外扩张的策略将比2016年更加难以维持。
而另外一些银行若选择将规模放置在次要位置，而将提高效率和符合监管放在优先的位置，则银行虽然短期内会面临盈利能力下降的压力，但却符合银行长久的发展之计。特别在当前行业规范、资金从紧的背景下，只有稳扎稳打、做实结构和业务模式调整的银行才会有更大的腾挪空间。靠发展优势业务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在稳健经营的基础上灵活应变的银行才有可能在这一轮大调整中最终胜出。
大行资金端优势明显
从投资的角度看，在信用收缩周期，资金端有优势的银行在市场竞争中较为有利，相比中小型银行，国有大行资金优势较为明显，而国有大行中负债端最有优势的是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因此，持有国有大行，可以同步分享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收益趋势，尤其是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加上目前国有大行板块的相对稳健和较低估值，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长期投资的逻辑。
年报显示，2016年，虽然各类银行总资产同比增速均出现下降，但五大国有银行的资产增速呈前低后高。从季度上来看，前低后高的增长态势更加明显，这主要是受四季度信贷需求回暖和基建发力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17年M2增速会同比下降，信贷增速也会随之放缓，但实体有效需求将好于2016年。因此，虽然短期内各类银行资产增速仍会继续下降，但贷款价格会出现上升，尤其是国有大行。
2016年，五大国有银行继续加大了对同业资产的压缩，尤其是买入返售资产规模缩减较大。数据显示，五大国有银行同业资产同比减少2.0%，仅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实现正增长，这与当前的监管趋势是相一致的。
在同业资产压缩的同时，国有大行投资资产增长迅猛，尤其是交通银行，投资增速接近40%，远超贷款的同比增速，推动投资资产占比进一步提升。预计2017年国有大行的投资资产仍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速，增速也会领跑各类资产。
总体来看，2016年，五大国有银行均加大了存款的结构优化，提升了成本相对更低的活期存款比例，降低了存款的成本率。其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活期存款比例提升幅度约6个百分点，充分体现了它们在零售结算和财富管理等领域的布局效果。尤为重要的是，存款活化程度加强，使得国有大行对同业负债的依赖较小，未来在监管收紧的趋势下付出的代价也会较小。 2016年，五大国有银行同业负债占比总体下降。在2017年金融去杠杆的环境下，银行的负债结构短期将面临一定的调整，同业负债占比较高的银行调整的压力更大。国有五大行对同业负债依赖相对较小，面临调整的压力相对较轻。
五大国有银行2016年的平均不良率为1.7%，环比下降6BP；不良净生成率为1.06%，环比下降10BP。随着不良处置力度的加大和风险暴露的日益充分，五大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已出现企稳迹象。
2016年，五大国有银行拨备计提的都较上年相对减轻，表现为资产减值损失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上年有所下降。2016年，五大国有银行不良生成率的下行使得银行拨备压力有所减轻，拨备计提对盈利的边际影响也有所下行。
虽然银行业经营压力逐渐加大，但2016年五大国有银行加大了自身成本管控的力度。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的成本收入比仍在上升，但可喜的是，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成本收入比同比实现下降，成本控制较2015年明显增强。
相比国有大行，2017年，股份制银行将面临较大的经营和盈利压力。
股份制银行的同业间交易最为频繁，既有规模又有增量，是系统性风险比较集中的银行。股份制银行的理财规模存量已经高于国有大银行，而且，股份制银行不仅自行发行大量同业存单，还大量购买城商行的同业存单。此外，股份制银行的表外理财占表内风险资产总体比例集中在30%到50%，甚至有的银行如兴业银行则高达66%，因此，股份制银行成为监管层重点监管的对象，势必对其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从资金成本来看，由于2017年的整体资金情况比2016年偏紧，因此，银行的机构性融资成本会上升，导致2016年股份制银行通过较低的机构融资成本来运作的负债模式受到挑战。股份制银行无论是通过提高资产端收益、調高风险容忍度，还是压缩收益水平进行应对，都将对银行的风险和收益造成较大的影响。
虽然2016年股份制银行通过项目或非标等形式对房地产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放贷，并从投资债市中获得丰厚的收益，但是2017年这些市场情况均已不再，监管环境和宏观经济形势对股份制银行的业务扩张造成严重的挑战和压力。
而城商行的分化则会进一步加剧，监管压力也会逐渐增加。
一些经营地域主要在大城市的银行，如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上海银行，由于地区金融服务竞争较为激烈，使得这些银行通过发行理财和大额存单等方式来募集资金，其存在的问题与股份制银行较为类似。
由于近期城商行的存款率不断下降，发达地区的商业银行不断依赖于同业和理财作为资金来源，从年初到目前，北京（以北京银行为主）、上海（以上海银行为主）和南京（以南京银行为主）的城商行分别发行同业存单1000亿元、1500亿元和2500亿元。这些城商行的存款占负债比基本维持在50%左右，远远低于70%的银行业平均水平。鉴于此，这些银行的成本较高，经营面临较大的压力。
相比而言，以贵阳银行、常熟农商行和江阴银行为代表的城商行，由于当地金融竞争不够激烈，加之政府保护，这些银行有充分的存款基础，存款占负债比基本比例都在75%以上。这些银行由于深耕当地多年，对于当地经济和客户十分了解，比如常熟农商行在当地的存贷款都居于行业首位，使得这些银行可以充分下沉，业务较为扎实，发展较为稳健。
此外，地方政府还为这些银行提供了足够的项目以最大程度实现利润。虽然这些银行由于MPA考核同样面临着扩张的难题，但规模的温和扩张恰好是银行稳健经营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未来资产质量的压力。
新一轮融资潮悄然而至
银行业2016年四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不良率下行，净利润增速上行，但是损失类贷款占比上行，利润率下降，而且资本充足率也出现下行，因此，银行在2017年可能又要开始新一轮的融资潮。
除了新上市银行由于上市时融资规模被压缩急需补充资本外，还有一些股份制银行也开始加大资本补充力度。根据财富证券的初步统计，2017年以来，上市银行已经通过金融债、可转债、二级资本债等方式募集资金730亿元，后续还将通过除以上融资渠道外，再加上定增、优先股等方式拟募集资金超过2700亿元。
广发银行正在酝酿大股东易主后的首次增资扩股，规模高达300亿元。目前，此次股份增发方案已由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只待监管批准。在常规补充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基础上，广发银行的最新五年发展规划勾勒了增资后可能的业务侧重走向：加码网络金融、银保协同、综合金融三大板块，谋求差异化发展。
除了广发银行，2017年以来已有多家银行公布了增资方案。与广发银行同样走非公开普通股增发路线的还有长沙银行和兴业银行。
长沙银行拟向原主要股东发行不超过3.5亿股，募集资金25亿元左右，该行目前已向几家上市公司股东发出了增资扩股认购邀请书；兴业银行则于3月28日收到监管批复，可在半年有效期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7.22亿股A股股票。
此外，还有三家银行将通过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方式补充资本。其中，H股上市的浙商银行21.75亿美元（约合149.89亿元人民币）规模的优先股已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交易，总发行股数为10875万股；而同样是H股上市的重庆银行则将在5月26日的股东大会上审议非公开发行境外优先股预案。
而优先股发行规模最大的应该是招商银行。在发布2016年年报的同时，招行宣布将在境内外市场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总计规模为350亿元。在该行的业绩发布会上，招行行长田惠宇表示，发行优先股更多的是从战略层面考量，将使三级资本结构更加合理化，同时也充分考虑了股东利益。
田惠宇强调，“使三级资本结构更加合理化”是因为优先股补充的是银行“其他一级资本”，普通股补充的是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分考虑了股东利益”是因为市场倾向于认为，优先股能打消市场对普通股摊薄老股东每股收益的疑虑。
近期，银监会突击下发了一系列监管文件，此举表明监管有越来越严的趋势；如果再叠加央行最近的态度和在公开市场的操作，基本可以确认信用收缩周期已经开始。当然，对监管层而言，2017年的主基调是维稳，这也是金融监管的底线，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未来的信用收缩会是一个平稳及缓慢的过程，但收缩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一般而言，金融机构盈利的两大利器是加杠杆和期限错配。当市场有大量低成本资金供给时，金融机构会加杠杆，并拉大期限错配的程度，于是，大量的资产需求就会派生出来，金融市场则会出现所谓的“资产荒”。而当信用收缩时，大量资产由于期限的刚性，不会在短期内消失，需要负债端的资金持续供给，为资产端“续命”，这就是“负债荒”。
分析政策主要是看清楚大方向，目前来看，信用紧缩是大方向，不出大风险是底线；经济越好，紧缩越紧，具体的监管政策都是服务于大方向的政策。因此，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总体偏紧、资金成本难言大降已成定局。
从央行的角度来看，央行对金融去杠杆和表外资产透明化的态度仍然十分坚决，各家银行普遍反映信贷额度偏紧。与此同时，由于存款的脱媒以及由贷款产生的派生存款的减少，导致银行的融资成本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现在银行的产能严重过剩，规模已达GDP总额的300%左右，而众多银行不愿减少规模，若维持现有规模，使得银行对于资金的竞争空前激烈。
从银行资产端来看，由于现在的信贷投资主要是由基建项目支撑，数据显示，2月房地产投资的同比增速仅为15%，而基建投资同比增加21.3%，1月和2月的总和达到1万亿元以上，这与管理层确定的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基调相一致。而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3月的数据整体出现下降趋势，下游和中游的融资需求并不旺盛，这导致银行的资金收益很难与负债成本等比例上升，未来银行资产收益的上涨空间恐怕非常有限。
根据最新的监管文件的要求，监管层将对银行的同业存单业务、表外理财等业务进行全面的合规化管理，其中，银监会提出可能对一些银行实行单独重点监管。由于监管的核心思想在于表外透明化，因此，监管的影响将呈现不对称式的分布，监管环境收紧的结果是银行监管套利的成本将会进一步上升。总体来看，监管趋严对于国有大行的压力较小，而对中小银行的压力将会不断加强。
监管趋紧是大势所趋
在货币偏紧、监管从严的背景下，预计2017年银行业整体将面临一个总体偏紧的货币环境。刚刚过去的一季度，无论是监管政策，还是央行的态度都表明货币从紧的形势日渐明朗。
央行近期的货币工具操作更是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判断。3月16日，央行首次上调MLF 操作利率10BP，同时7天和14天的利率水平也有所抬升，这些操作均表明央行收縮的态度。从利率角度看，无论是7天、14天还是28天的利率均上涨10BP，分别为2.45%、2.6%和2.75%，MLF也上涨10BP达到3.05%。
当前，央行更是进一步逐渐拉长利率影响的期限，从影响短期利率去交易杠杆到提高中期利率影响银行中期项目，尤其是重点监管的表外项目。央行的操作导致银行资金成本不断上升，众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争抢发行同业存单以及信贷。数据显示，当前3个月的同业存单收益率达到4.5%以上，而发行规模更是突破1万亿元，达到历史之最。
从信贷层面来看，收紧的态势也日益凸显。虽然1-2月的数据显示，整体社会融资上升5600亿元，但是新增贷款1-2月同比基本没有变化。光大证券预计，3月的数据可能显示同样的趋势，甚至有可能出现进一步收紧的结果。社会融资的上升主要表现为外币贷款、新增信托贷款和未贴现承兑汇票，由于传统信贷额度不足，银行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对信贷进行大幅补充。据了解，2017年以来，不仅是信贷额度，即便是承兑汇票的额度，很多银行均受到限制。
由于中国经济现在依然处在转型期间，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产业升级换代，虽然当前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但整体来看，难言大幅好转或根本好转。据了解，虽然一些银行投资项目的利率有所上浮，但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和规模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这显示下游融资需求依然较弱。此外，全国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依然较低，很多行业还在下滑，2017年的开工率和短期上游企业利润好转，主要是因为2016年去产能和补库存的需求，而目前来看，2017年下半年经济依然可能承压。从这个角度分析，当前并不具备短期内较大幅度提升长期资金价格的基础。
导致2017年货币和信贷偏紧的首要因素是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2017年以来，央行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人民币没有贬值基础，2017年1-2月社会融资数据里新增的500亿美元的外币贷款显示了稳定汇率的需要。由于当前出口整体较为疲弱，贸易顺差从2015年的高峰期有所下跌，因此，稳定币值更多依靠外汇调控，以及适当从紧的货币政策。
其次，从前期过多的货币投放进行收缩也会导致信贷额度偏紧。2016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以及M2增速达到15%左右，整体投放规模超过2015年；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逐渐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因此，经济基本面并不支持进行大规模的货币投放和信用扩张，以收紧货币政策来逐渐消化之前的货币投放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之前的货币放水较多，企业部门的杠杆较重，需要时间进行消化和去杠杆。虽然近期杠杆有所下滑，但2016年12月底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依然高达56%，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依然高达60%以上。最近几年，无论是社会融资还是M2增速，均大幅超过同期GDP增速，减少货币供应有助于资金存量的消化。
此外，金融系统去杠杆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由于“影子银行”规模的不断扩张，尤其是中型银行的“影子银行”不断扩张，其扩张速度平均达到20%以上，使得银行业的交易性杠杆和资产杠杆均大幅提升，银行间的关联性风险和短期流动性敞口不断扩大。如上所述，同业存单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而理财产品余额也已经达到26万亿元。虽然目前增速有所下滑，但是余额已经占到银行业总资产的11.4%，因此，监管层有必要收紧流动性，对表外的资产增速和杠杆率进行限制。 银行经营策略分化
目前，监管环境的变化使得金融业的形势日益清晰，2017年的总体监管环境将是加强监管，且步步趋严，其中，系统性的关联性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银行的集中度风险是监管关注的重点。这些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的创新业务上，特别是银行理财和同业存单等业务上。由于资金脱实向虚依然比较严重，部分金融机构大量持有同业资产，包括同业理财和同业存单，以此对接理财等表外业务。
种种迹象表明，同业负债尤其是同业存单将是一个重要的监管方向，二季度很有可能将同业存单纳入同业理财进行监管。2017年全年，银行业整体流动性将面临偏紧态势，银行信贷额度也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虽然短期利率和中期利率可能会有所上扬，但存贷款基准利率基本保持不变。
由于经济增长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现在主要新增的投资基本为大型基建项目，从2月的整体融资来看，基建的同比增速达到21.26%，远远超过房地产15%的增速。因此，2017年，银行的资产收益很难大规模上涨，银行面临较大的息差压力。
与此同时，由于现在银行的创新能力较强，监管层也将对相关金融创新予以密切关注，尤其是理财产品、资管产品的监管规范有可能会尽快落地。
从2017年开始，MPA考核机制已经实行严格的打分制，其广义信贷的规模限制对一些中小银行形成较强的制约。如根据3月末的考核结果，宁波银行等受到了相应的处罚。随着未来对于资金脱虚向实的引导力的进一步加强，广义信贷的考核范围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同时，LCR的监管可以与MPA的广义信贷货币形成有效地制衡，从而进一步制约了银行短期腾挪资产的余地。
在这种日趋严格的监管大环境下，银行将面临着监管成本进一步上升的不利局面，近期一系列监管规定的集中出台，进一步表明银行监管套利的成本和代价将会不断上升。
根据已公布的上市银行的年报分析，光大证券认為，2017年银行业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和困难，监管从严，负债趋紧，资产难觅，银行将面临规模与价格的艰难选择。
当前，银行业整体面临存款的脱媒化，尤其是众多在发达地区经营为主的中小银行，主要依靠同业负债。从当前的同业存单收益率可以看出，银行的融资成本已经处于4.5%左右较高的位置，鉴于2017年银行整体资金面的紧张，短期内同业资金成本难以大幅下滑，因此，存款尤其是活期存款对于银行而言便成为稀缺资源。由于传统大型银行存款占负债比维持在70%甚至更高，因此，大型银行将成为流动性偏紧市场条件下的王者。
另一方面，在这一轮经济回暖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不对称性，虽然上游行业回暖较为明显，但下游复苏较为缓慢，而上游产业依然处于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加之这些企业的杠杆率较高，因此，新增投资的需求十分有限，整体来看，市场仍然处于“资产荒”中。
由于2017年房地产受到极其严厉的调控，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已成必然，导致以房地产带动的投资增速进一步下滑。因此，2017年的投资主体将是政府，而主要项目则会是基建。在这种形势下，国有大行会比中小银行更加受益。
与此同时，由于资产价格将维持在低位，众多中小银行将面临艰难的生存环境，一方面，银行依然面临业务扩张和资金成本日益增加的压力；另一方面，优质资产稀缺仍然是无解的困局，为了生存，银行将不得不寻求表外的资产业务，从而进一步放宽风险的容忍度。
因此，2017年，银行将会面临一个选择的困境，即扩大规模等于扩大风险，而经营保守则意味着收益下降。在金融产业去杠杆的环境下，一些银行如果一味追求进一步扩张规模的诉求，势必导致融资成本提升，而更高的成本进一步激励银行提升风险偏好，从而进一步加大流动性和系统关联度风险，这样较为激进的经营策略会使银行的监管合规成本不断提高。虽然短期内银行可能在创新业务上有较高的收益，但一旦监管政策对该领域严加管制，就会产生资产腾挪或重置的成本。从这个角度看，银行进行表外扩张的策略将比2016年更加难以维持。
而另外一些银行若选择将规模放置在次要位置，而将提高效率和符合监管放在优先的位置，则银行虽然短期内会面临盈利能力下降的压力，但却符合银行长久的发展之计。特别在当前行业规范、资金从紧的背景下，只有稳扎稳打、做实结构和业务模式调整的银行才会有更大的腾挪空间。靠发展优势业务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在稳健经营的基础上灵活应变的银行才有可能在这一轮大调整中最终胜出。
大行资金端优势明显
从投资的角度看，在信用收缩周期，资金端有优势的银行在市场竞争中较为有利，相比中小型银行，国有大行资金优势较为明显，而国有大行中负债端最有优势的是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因此，持有国有大行，可以同步分享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收益趋势，尤其是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加上目前国有大行板块的相对稳健和较低估值，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长期投资的逻辑。
年报显示，2016年，虽然各类银行总资产同比增速均出现下降，但五大国有银行的资产增速呈前低后高。从季度上来看，前低后高的增长态势更加明显，这主要是受四季度信贷需求回暖和基建发力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17年M2增速会同比下降，信贷增速也会随之放缓，但实体有效需求将好于2016年。因此，虽然短期内各类银行资产增速仍会继续下降，但贷款价格会出现上升，尤其是国有大行。
2016年，五大国有银行继续加大了对同业资产的压缩，尤其是买入返售资产规模缩减较大。数据显示，五大国有银行同业资产同比减少2.0%，仅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实现正增长，这与当前的监管趋势是相一致的。
在同业资产压缩的同时，国有大行投资资产增长迅猛，尤其是交通银行，投资增速接近40%，远超贷款的同比增速，推动投资资产占比进一步提升。预计2017年国有大行的投资资产仍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速，增速也会领跑各类资产。
总体来看，2016年，五大国有银行均加大了存款的结构优化，提升了成本相对更低的活期存款比例，降低了存款的成本率。其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活期存款比例提升幅度约6个百分点，充分体现了它们在零售结算和财富管理等领域的布局效果。尤为重要的是，存款活化程度加强，使得国有大行对同业负债的依赖较小，未来在监管收紧的趋势下付出的代价也会较小。 2016年，五大国有银行同业负债占比总体下降。在2017年金融去杠杆的环境下，银行的负债结构短期将面临一定的调整，同业负债占比较高的银行调整的压力更大。国有五大行对同业负债依赖相对较小，面临调整的压力相对较轻。
五大国有银行2016年的平均不良率为1.7%，环比下降6BP；不良净生成率为1.06%，环比下降10BP。随着不良处置力度的加大和风险暴露的日益充分，五大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已出现企稳迹象。
2016年，五大国有银行拨备计提的都较上年相对减轻，表现为资产减值损失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上年有所下降。2016年，五大国有银行不良生成率的下行使得银行拨备压力有所减轻，拨备计提对盈利的边际影响也有所下行。
虽然银行业经营压力逐渐加大，但2016年五大国有银行加大了自身成本管控的力度。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的成本收入比仍在上升，但可喜的是，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成本收入比同比实现下降，成本控制较2015年明显增强。
相比国有大行，2017年，股份制银行将面临较大的经营和盈利压力。
股份制银行的同业间交易最为频繁，既有规模又有增量，是系统性风险比较集中的银行。股份制银行的理财规模存量已经高于国有大银行，而且，股份制银行不仅自行发行大量同业存单，还大量购买城商行的同业存单。此外，股份制银行的表外理财占表内风险资产总体比例集中在30%到50%，甚至有的银行如兴业银行则高达66%，因此，股份制银行成为监管层重点监管的对象，势必对其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从资金成本来看，由于2017年的整体资金情况比2016年偏紧，因此，银行的机构性融资成本会上升，导致2016年股份制银行通过较低的机构融资成本来运作的负债模式受到挑战。股份制银行无论是通过提高资产端收益、調高风险容忍度，还是压缩收益水平进行应对，都将对银行的风险和收益造成较大的影响。
虽然2016年股份制银行通过项目或非标等形式对房地产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放贷，并从投资债市中获得丰厚的收益，但是2017年这些市场情况均已不再，监管环境和宏观经济形势对股份制银行的业务扩张造成严重的挑战和压力。
而城商行的分化则会进一步加剧，监管压力也会逐渐增加。
一些经营地域主要在大城市的银行，如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上海银行，由于地区金融服务竞争较为激烈，使得这些银行通过发行理财和大额存单等方式来募集资金，其存在的问题与股份制银行较为类似。
由于近期城商行的存款率不断下降，发达地区的商业银行不断依赖于同业和理财作为资金来源，从年初到目前，北京（以北京银行为主）、上海（以上海银行为主）和南京（以南京银行为主）的城商行分别发行同业存单1000亿元、1500亿元和2500亿元。这些城商行的存款占负债比基本维持在50%左右，远远低于70%的银行业平均水平。鉴于此，这些银行的成本较高，经营面临较大的压力。
相比而言，以贵阳银行、常熟农商行和江阴银行为代表的城商行，由于当地金融竞争不够激烈，加之政府保护，这些银行有充分的存款基础，存款占负债比基本比例都在75%以上。这些银行由于深耕当地多年，对于当地经济和客户十分了解，比如常熟农商行在当地的存贷款都居于行业首位，使得这些银行可以充分下沉，业务较为扎实，发展较为稳健。
此外，地方政府还为这些银行提供了足够的项目以最大程度实现利润。虽然这些银行由于MPA考核同样面临着扩张的难题，但规模的温和扩张恰好是银行稳健经营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未来资产质量的压力。
新一轮融资潮悄然而至
银行业2016年四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不良率下行，净利润增速上行，但是损失类贷款占比上行，利润率下降，而且资本充足率也出现下行，因此，银行在2017年可能又要开始新一轮的融资潮。
除了新上市银行由于上市时融资规模被压缩急需补充资本外，还有一些股份制银行也开始加大资本补充力度。根据财富证券的初步统计，2017年以来，上市银行已经通过金融债、可转债、二级资本债等方式募集资金730亿元，后续还将通过除以上融资渠道外，再加上定增、优先股等方式拟募集资金超过2700亿元。
广发银行正在酝酿大股东易主后的首次增资扩股，规模高达300亿元。目前，此次股份增发方案已由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只待监管批准。在常规补充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基础上，广发银行的最新五年发展规划勾勒了增资后可能的业务侧重走向：加码网络金融、银保协同、综合金融三大板块，谋求差异化发展。
除了广发银行，2017年以来已有多家银行公布了增资方案。与广发银行同样走非公开普通股增发路线的还有长沙银行和兴业银行。
长沙银行拟向原主要股东发行不超过3.5亿股，募集资金25亿元左右，该行目前已向几家上市公司股东发出了增资扩股认购邀请书；兴业银行则于3月28日收到监管批复，可在半年有效期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7.22亿股A股股票。
此外，还有三家银行将通过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方式补充资本。其中，H股上市的浙商银行21.75亿美元（约合149.89亿元人民币）规模的优先股已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交易，总发行股数为10875万股；而同样是H股上市的重庆银行则将在5月26日的股东大会上审议非公开发行境外优先股预案。
而优先股发行规模最大的应该是招商银行。在发布2016年年报的同时，招行宣布将在境内外市场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总计规模为350亿元。在该行的业绩发布会上，招行行长田惠宇表示，发行优先股更多的是从战略层面考量，将使三级资本结构更加合理化，同时也充分考虑了股东利益。
田惠宇强调，“使三级资本结构更加合理化”是因为优先股补充的是银行“其他一级资本”，普通股补充的是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分考虑了股东利益”是因为市场倾向于认为，优先股能打消市场对普通股摊薄老股东每股收益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