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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以来,香港一直都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块不可忽略的土地。从1927年到1949年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分属于中共、蒋系国民党、汪系国民党、内地军阀,甚至日本间谍、美国特工、苏俄职业革命者等政治势力的各色人物,都曾以这个久负盛名的东方“自由港”为阵地,进行着生死博弈。其间,在内地已不得不处于秘密活动状态中的中共,更是将此地视为一个沟通中国大陆与海外的重要跳板或暂避风险的关键场所。
周恩来惊险抵港治疟疾
周恩来一生中一共有三次到港的经历,分别发生在1924年9月、1927年10-11月和1928年初。在这三次经历中,1924年的那次周恩来留港的时间很短,只有两三天,而内容也主要以访友为主。另外两次,周恩来均留港超过一个月,其惊险曲折程度,尤以1927年10月那次为甚。
1927年9月,周恩来与朱德、贺龙、叶挺等人一起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从江西北部一路南下,转战到了广东潮汕一带。在潮汕期间,起义军与潮汕本地的农军合成一处,与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队及广东本地的军阀部队展开了拉锯战。由于兵力和装备上的悬殊差距,加上对当地情况的不熟悉,起义部队在粤东的三河坝遭遇重大伤亡,被强敌围困。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领导起义军的前委负责人周恩来却身染疟疾,竟至无法正常下床指挥作战。
在当时的情形下,集中兵力与敌人再战已不可能,唯一的办法,便是保存实力,避开敌人锋头,以图东山再起。10月3日,周恩来把周边人召集到一起,根据中央指示做出布置:武装人员尽可能就地隐蔽,做好到广东北江和海陆丰地区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非武装人员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留下的,则退到出海口,想办法向香港或上海撤退。布置完毕之后,起义部队又遭到了敌人的冲击,被冲散了,形势变得更加艰难起来。据聂荣臻回忆:“我和叶挺始终跟着周恩来同志。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几个人总共只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
所幸的是,由于粤东一带的农民运动曾由彭湃等人经营多年,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当起义部队被打散以后,当地农民为他们提供了不少帮助。经过努力,周恩来一行很快与粤东党组织的负责人杨石魂联系上了。接下来的几天,经过当地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尚处于病重中的周恩来,和叶挺、聂荣臻、杨石魂一起,巧妙地躲过敌人的追捕,登上一艘开往香港的小渔船。这艘小渔船,按照聂荣臻的回忆,其实就是“一叶扁舟”,四个人加上船工,就已经把它塞得满满的。大家把重病的周恩来安排进船舱躺下,其他人则挤在船舱外面的甲板上,就这样,与大海中的风浪搏斗了两天一晚,好不容易到了香港。
1927年“宁汉分流”之后,中共广东省委受命在香港接纳内地经过各种途径辗转来港避难的党内人士。当时,广东省委在香港的红、铜锣湾、西营盘、湾仔、筲箕湾等地都设有联络点,在这些地方,地下工作人员一共接待了包括彭湃、李立三、瞿秋白、董必武等在内的党内高层。周恩来抵达香港以后,一直处于昏迷之中,很快,杨石魂将其接到了油麻地广东道一栋大屋(别墅)安顿下来。这栋别墅,就是广东省委特地为周恩来租下的,用来作为他在港的养病之所。在港期间,周恩来以一个李姓商人的身份成为了别墅的主人,为了迷惑外人,杨石魂也化身成了别墅中的“二少爷”,同时,省委还派了一个懂粤语的女同志乔装成别墅中的“大少奶奶”,以此来掩护和照顾病中的周恩来。
由于得的是恶性疟疾,加上多天的奔波劳累,周恩来的身体恢复得很慢。据照顾他的女同志后来回忆:高烧使他昏昏沉沉,连眼睛都不愿意睁开。他不想吃东西,又没有跟我们说话,严重的疟疾折磨着他,使他忍受着无限的痛苦,但他没有呻吟一声。抵港后的第三天,他才慢慢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又经过十多天的休养,方能勉强外出进行活动。从病中恢复过来以后,周恩来不顾初愈的身体,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当中。此后的十多天里,他多次从养病的“家”中出发,到香港各个地方参加了一连串的会议,与广东省委负责人和李立三、林伯渠等中共在港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讨论和研究关于发动广州起义的问题。直到11月的某一天,他接到中央要他赴上海的命令,才匆匆从九龙深水埠登船离港。
邓发幸运脱险
邓发是中共早期的工运领袖,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后来进入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局长。当时的苏区政治保卫局长,按照斯诺的说法,就是“红色特工首脑”。这虽是一种调侃的说法,但却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一职务的工作性质以及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所需要的超凡天赋和过人本领。事实上,邓发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为红军的情报搜集和反间谍工作所做出的贡献也足以衬得上这一称谓。作为一个农家出身的工运领袖,邓发为何具有如此非凡的反谍才能呢?这一点,可以说和他在号称“东方谍都”的香港从事过秘密工作的经历息息相关。
1927年底,中共在内地发动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结束,与之相应的革命高潮也随之落入低谷。在香港,中共的活动同样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和打压。港英当局和国民政府联手,对在港的赤色活跃分子进行大规模抓捕,一些中共联络点纷纷遭到破坏。1928年伊始,中共中央决心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的特殊环境,把党组织重新健全起来,使之逐渐成为党在两广甚至南中国一带秘密活动的中心。而达成这一目标的首要条件,无疑是要选出一位具有丰富白区活动经验且熟悉当地环境的领导者来支持此事才行。权衡再三之后,中央认为,曾在香港与苏兆征一起成功领导过省港大罢工的邓发是当此重任的不二人选。是年春,邓发来到香港,不久便出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市委书记,并组建了在港的红色特工队伍——特科。
邓发抵港之后,很快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恢复基层组织。经过“白色恐怖”的冲击,当时在港的党员很多已经与组织失去联系,原有的联络方式和地点都已失效,为此,邓发不得不以身犯险,深入香港各区的几乎每个角落,将这些断了的联络线重新一条一条地拉回来,再次织成了一张严密的地下活动网络。二是清除叛徒,营救同志。在邓发的布置下,香港的党组织严惩了一批叛徒,并将不少落入港英当局手中的党内同志,趁他们还没有被移交到内地之前,巧妙地解救出来。比如,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邓中夏就是被邓发组织营救出去的。
在港两年多的时间里面,邓发经常以不同身份出没于香港社会的各个角落。时而,他是风度翩翩的富家公子;时而,又变成了黝黑壮实的普通工人;时而,他会挽着“女伴”手臂,迎着巡捕从容而过;时而,又会领着特科人员将伏击目标不动声色地引入“圈套”。然而,尽管邓发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又兼有天生胆大心细的性格,但是,在极其复杂险恶的形势下,他同样没有摆脱身陷囹圄的困境。
1929年冬天的一个上午,邓发去铜锣湾的一个联络点检查工作。谁料,这个联络点早已被特务摧毁。当邓发出现在门口敲门的时候,埋伏在屋里的人立刻破门而出将其逮捕。被捕以后,职业的敏感让邓发觉察到:对方虽然号称要抓自己,可是,根本就不认识自己。于是,他横下心来,任凭特务们威逼毒打,都只承认自己是一个从外地来找亲戚的乡野村夫,其余事情一概不知。得知邓发被捕以后,地下党立刻展开营救。通过探监,营救人员很快掌握了邓发在狱中的详细情况,随即,马上按邓的意思将其被捕的讯息传递给了其在港做厨师的哥哥邓芳,恳请他设法解救邓发。邓芳接到讯息以后,很快便找到了他的英国老板,说乡下来找工作的弟弟被警察误抓了,让他出面帮忙保释。在邓芳的恳求之下,这个颇讲义气的英国老板不仅答应帮忙,而且亲自开着小车将邓发从警察局接了出来。就这样,邓发仅仅在监狱待了几天,便成功出狱了。
蔡和森冒险莅港献生命
蔡和森是中共的创党元老。他曾与毛泽东一起在湖南开展学生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而后又赴欧留学,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一起创建了中共旅欧支部。国共合作时期,蔡和森回国参加中共二大、三大,成为中共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国共合作破裂以后,蔡和森一度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3月,他再次回国,受命去香港主持党在两广一带的工作。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踏足香港仅仅三个月,他便由于叛徒出卖而遭遇厄运。
蔡和森抵达香港的时候,正值国内“白色恐怖”的高潮。而在上海,随着掌握了大量党内核心机密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党内外顿时陷入一种凶险莫测的氛围之中。当时的香港,似乎也受到上海肃杀气氛的影响,港英当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开始对境内的中共活动进行严厉限制。与上海一样,香港每日里也是警笛长鸣,人心惶惶。在这种背景之下,蔡和森依然选择来香港主持工作,仅此一点,便可见其大胆执著了。
在港期间,蔡和森化名胡世辉,与妻子李一纯及3岁的女儿蔡转一起生活,而他公开的身份,则是一家洋酒罐头公司的职员。表面看起来,这位勤勤恳恳、不苟言笑的中年男子就像大多数的香港工薪阶层一样,整日里忙着上班、下班,闲时便在家里和孩子嬉戏玩耍。至少,在一般市民看来,这是一家再普通不过的市井小民了。可是,一旦透过这层表象,熟悉蔡和森的党内人士便会看到这位职业革命家既激情澎湃又冷静严肃的真实一面。每天,在处理完场面上的事务以后,他都会挤时间批阅通过各种途径发过来的党内文件,并将自己汹涌的思想火花化作文字传递出去。此外,作为一个实干家型的领导,这位具体负责指挥两广及港澳党组织活动的重要人物还要亲临工运、学运第一线,做动员鼓动工作。
危险总是在不经意间来临。或许,从干上职业革命家的第一天起,蔡和森便已经有了承受这种危险的心理准备。但是,当他真正来临的时候,一切还是显得那么突然。事实上,从他搬进这家洋酒罐头公司的那一刻起,无孔不入的密探便盯上了他这个操着外省口音的可疑者。而这一结果之所以来得如此之快,却是因为一个人,一个曾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和同志,中共历史上知名的叛徒——顾顺章。
经过三个多月的盯梢,这些密探有了一个初步判断:这个新来的烟酒罐头店职工一定是一条“大鱼”。于是,他们精密策划,布下了一张网。为了能准确地逮到这条“大鱼”,他们特地将赶到香港的顾顺章带到了现场。1931年6月10日,香港一些海员活跃分子正在某秘密地点举行重要会议。中午时分,应邀而来的蔡和森刚一步入会场,就被蹲守在那里多时的顾顺章指认出来,随即被港英政府逮捕。
对于蔡和森的被捕,中共十分重视。党组织曾动员一切在港的资源和关系进行营救,而营救过程一度也十分顺利,据悉,港英政府甚至还做出过“交一笔钱就可保释”的承诺。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广东当局接到“密报”以后,也马上派出代表赶到香港来进行交涉。结果,就在香港党组织紧张筹款的间隙,形势发生了逆转。6月12日晚,港英政府违背承诺,匆匆忙忙将蔡和森“秘密递解出境”。一个多月后,受尽酷刑的蔡和森被广东军阀秘密处决。
廖承志虎口脱险留传奇
廖承志是中共统战工作的元老,他的一生与香港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缘。早在抗战刚开始不久的1938年初,刚满30岁的廖承志便被中共南方局委以重任,出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当中国大陆陷入战火纷飞之时,香港借助其英国殖民地的独特地位,依然还能够偏安一角。当时,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尚能安全便利地与海外进行沟通的国际大都市,这里无疑成为了各派政治势力向外宣扬自己抗日主张,争取外部援助的关键舞台。为此,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这一职务的重要性自然也就非同一般了。
南方局之所以选择廖承志来担任这一职务,一方面是考虑到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先生和母亲何香凝女士在海外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考虑到了廖承志本人在统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天赋和能力。事实证明,天性乐观、机智、平易近人的廖承志确实是一位杰出的统战干才。在港近四年,他不仅成功地向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及事迹,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运送了大量资金物质,还通过和一些统战对象进行沟通、交流,与一些在港的各界人士建立起了深厚情谊。
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隆隆的枪炮声让原本平静的东方明珠很快也陷入了极端的恐慌中。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开始向九龙发起进攻。此时的香港,汇聚着数以千计的因躲避战乱和政治迫害而集中在一起的政治文化精英,这批人如果在沦陷之后落入日寇手中,后果无疑是相当严重的。由于港英当局自顾不暇,国民政府又鞭长莫及,营救这些精英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在港的中共组织肩上,再具体一点,就是落在了廖承志等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的肩上。
根据周恩来从重庆发过来的指示,廖承志等人结合香港当时的特殊情况,对在港的数百名需要转移的人士进行了周密安排。一方面,他们为离港人员制定了详细的离港路线,并布置好了沿线所需的接应事宜。另一方面,他们还为离港人员筹集了大笔路费,并为每一个人都设定了专门的伪装方案及可能的应变对策。等到这一切都安排妥当,香港刚好经历了1941年的“黑色圣诞日”。这一天,港督杨慕琦举起白旗,将香港交到了日军手上。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发出的第一道军事命令,就是封锁港岛和九龙之间的海域,以防止抗日分子进入内地游击区。如此,尚在港岛指挥撤退的廖承志等人要撤出香港,无形之中就变得异常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决定让廖承志和乔冠华、连贯一起夹在逃难的人群中,趁乱从港岛偷渡到九龙,然后再从九龙伺机进入东江游击队活跃的惠阳地区。
1942年元旦,廖承志等人化装成逃难的生意人顺利抵达九龙红。到红以后,廖承志又与九龙的地下党负责人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详细研究了即将展开的大营救细节。在布置好一切之后,廖承志等人再次乔装打扮,躲过了日本兵的最后一道关卡之后,廖承志一行迅速登上一艘由武装人员护送的小船,趁着暮色驶向了茫茫的大海。
就在廖承志回到内地之后不久,由他亲手策划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营救行动得以成功展开。接下来的日子里,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胡绳、范长江、千家驹等人在内的数百名民主人士、文艺界人士及其家属,都先后通过中共开辟的秘密渠道进入大后方。此外,一些在港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和英、荷、比等国的侨民,也搭乘这条“便道”摆脱了日军魔掌。■
编辑:黄灵yeshzhwu@gmail.com
周恩来惊险抵港治疟疾
周恩来一生中一共有三次到港的经历,分别发生在1924年9月、1927年10-11月和1928年初。在这三次经历中,1924年的那次周恩来留港的时间很短,只有两三天,而内容也主要以访友为主。另外两次,周恩来均留港超过一个月,其惊险曲折程度,尤以1927年10月那次为甚。
1927年9月,周恩来与朱德、贺龙、叶挺等人一起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从江西北部一路南下,转战到了广东潮汕一带。在潮汕期间,起义军与潮汕本地的农军合成一处,与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队及广东本地的军阀部队展开了拉锯战。由于兵力和装备上的悬殊差距,加上对当地情况的不熟悉,起义部队在粤东的三河坝遭遇重大伤亡,被强敌围困。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领导起义军的前委负责人周恩来却身染疟疾,竟至无法正常下床指挥作战。
在当时的情形下,集中兵力与敌人再战已不可能,唯一的办法,便是保存实力,避开敌人锋头,以图东山再起。10月3日,周恩来把周边人召集到一起,根据中央指示做出布置:武装人员尽可能就地隐蔽,做好到广东北江和海陆丰地区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非武装人员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留下的,则退到出海口,想办法向香港或上海撤退。布置完毕之后,起义部队又遭到了敌人的冲击,被冲散了,形势变得更加艰难起来。据聂荣臻回忆:“我和叶挺始终跟着周恩来同志。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几个人总共只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
所幸的是,由于粤东一带的农民运动曾由彭湃等人经营多年,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当起义部队被打散以后,当地农民为他们提供了不少帮助。经过努力,周恩来一行很快与粤东党组织的负责人杨石魂联系上了。接下来的几天,经过当地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尚处于病重中的周恩来,和叶挺、聂荣臻、杨石魂一起,巧妙地躲过敌人的追捕,登上一艘开往香港的小渔船。这艘小渔船,按照聂荣臻的回忆,其实就是“一叶扁舟”,四个人加上船工,就已经把它塞得满满的。大家把重病的周恩来安排进船舱躺下,其他人则挤在船舱外面的甲板上,就这样,与大海中的风浪搏斗了两天一晚,好不容易到了香港。
1927年“宁汉分流”之后,中共广东省委受命在香港接纳内地经过各种途径辗转来港避难的党内人士。当时,广东省委在香港的红、铜锣湾、西营盘、湾仔、筲箕湾等地都设有联络点,在这些地方,地下工作人员一共接待了包括彭湃、李立三、瞿秋白、董必武等在内的党内高层。周恩来抵达香港以后,一直处于昏迷之中,很快,杨石魂将其接到了油麻地广东道一栋大屋(别墅)安顿下来。这栋别墅,就是广东省委特地为周恩来租下的,用来作为他在港的养病之所。在港期间,周恩来以一个李姓商人的身份成为了别墅的主人,为了迷惑外人,杨石魂也化身成了别墅中的“二少爷”,同时,省委还派了一个懂粤语的女同志乔装成别墅中的“大少奶奶”,以此来掩护和照顾病中的周恩来。
由于得的是恶性疟疾,加上多天的奔波劳累,周恩来的身体恢复得很慢。据照顾他的女同志后来回忆:高烧使他昏昏沉沉,连眼睛都不愿意睁开。他不想吃东西,又没有跟我们说话,严重的疟疾折磨着他,使他忍受着无限的痛苦,但他没有呻吟一声。抵港后的第三天,他才慢慢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又经过十多天的休养,方能勉强外出进行活动。从病中恢复过来以后,周恩来不顾初愈的身体,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当中。此后的十多天里,他多次从养病的“家”中出发,到香港各个地方参加了一连串的会议,与广东省委负责人和李立三、林伯渠等中共在港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讨论和研究关于发动广州起义的问题。直到11月的某一天,他接到中央要他赴上海的命令,才匆匆从九龙深水埠登船离港。
邓发幸运脱险
邓发是中共早期的工运领袖,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后来进入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局长。当时的苏区政治保卫局长,按照斯诺的说法,就是“红色特工首脑”。这虽是一种调侃的说法,但却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一职务的工作性质以及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所需要的超凡天赋和过人本领。事实上,邓发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为红军的情报搜集和反间谍工作所做出的贡献也足以衬得上这一称谓。作为一个农家出身的工运领袖,邓发为何具有如此非凡的反谍才能呢?这一点,可以说和他在号称“东方谍都”的香港从事过秘密工作的经历息息相关。
1927年底,中共在内地发动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结束,与之相应的革命高潮也随之落入低谷。在香港,中共的活动同样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和打压。港英当局和国民政府联手,对在港的赤色活跃分子进行大规模抓捕,一些中共联络点纷纷遭到破坏。1928年伊始,中共中央决心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的特殊环境,把党组织重新健全起来,使之逐渐成为党在两广甚至南中国一带秘密活动的中心。而达成这一目标的首要条件,无疑是要选出一位具有丰富白区活动经验且熟悉当地环境的领导者来支持此事才行。权衡再三之后,中央认为,曾在香港与苏兆征一起成功领导过省港大罢工的邓发是当此重任的不二人选。是年春,邓发来到香港,不久便出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市委书记,并组建了在港的红色特工队伍——特科。
邓发抵港之后,很快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恢复基层组织。经过“白色恐怖”的冲击,当时在港的党员很多已经与组织失去联系,原有的联络方式和地点都已失效,为此,邓发不得不以身犯险,深入香港各区的几乎每个角落,将这些断了的联络线重新一条一条地拉回来,再次织成了一张严密的地下活动网络。二是清除叛徒,营救同志。在邓发的布置下,香港的党组织严惩了一批叛徒,并将不少落入港英当局手中的党内同志,趁他们还没有被移交到内地之前,巧妙地解救出来。比如,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邓中夏就是被邓发组织营救出去的。
在港两年多的时间里面,邓发经常以不同身份出没于香港社会的各个角落。时而,他是风度翩翩的富家公子;时而,又变成了黝黑壮实的普通工人;时而,他会挽着“女伴”手臂,迎着巡捕从容而过;时而,又会领着特科人员将伏击目标不动声色地引入“圈套”。然而,尽管邓发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又兼有天生胆大心细的性格,但是,在极其复杂险恶的形势下,他同样没有摆脱身陷囹圄的困境。
1929年冬天的一个上午,邓发去铜锣湾的一个联络点检查工作。谁料,这个联络点早已被特务摧毁。当邓发出现在门口敲门的时候,埋伏在屋里的人立刻破门而出将其逮捕。被捕以后,职业的敏感让邓发觉察到:对方虽然号称要抓自己,可是,根本就不认识自己。于是,他横下心来,任凭特务们威逼毒打,都只承认自己是一个从外地来找亲戚的乡野村夫,其余事情一概不知。得知邓发被捕以后,地下党立刻展开营救。通过探监,营救人员很快掌握了邓发在狱中的详细情况,随即,马上按邓的意思将其被捕的讯息传递给了其在港做厨师的哥哥邓芳,恳请他设法解救邓发。邓芳接到讯息以后,很快便找到了他的英国老板,说乡下来找工作的弟弟被警察误抓了,让他出面帮忙保释。在邓芳的恳求之下,这个颇讲义气的英国老板不仅答应帮忙,而且亲自开着小车将邓发从警察局接了出来。就这样,邓发仅仅在监狱待了几天,便成功出狱了。
蔡和森冒险莅港献生命
蔡和森是中共的创党元老。他曾与毛泽东一起在湖南开展学生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而后又赴欧留学,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一起创建了中共旅欧支部。国共合作时期,蔡和森回国参加中共二大、三大,成为中共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国共合作破裂以后,蔡和森一度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3月,他再次回国,受命去香港主持党在两广一带的工作。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踏足香港仅仅三个月,他便由于叛徒出卖而遭遇厄运。
蔡和森抵达香港的时候,正值国内“白色恐怖”的高潮。而在上海,随着掌握了大量党内核心机密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党内外顿时陷入一种凶险莫测的氛围之中。当时的香港,似乎也受到上海肃杀气氛的影响,港英当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开始对境内的中共活动进行严厉限制。与上海一样,香港每日里也是警笛长鸣,人心惶惶。在这种背景之下,蔡和森依然选择来香港主持工作,仅此一点,便可见其大胆执著了。
在港期间,蔡和森化名胡世辉,与妻子李一纯及3岁的女儿蔡转一起生活,而他公开的身份,则是一家洋酒罐头公司的职员。表面看起来,这位勤勤恳恳、不苟言笑的中年男子就像大多数的香港工薪阶层一样,整日里忙着上班、下班,闲时便在家里和孩子嬉戏玩耍。至少,在一般市民看来,这是一家再普通不过的市井小民了。可是,一旦透过这层表象,熟悉蔡和森的党内人士便会看到这位职业革命家既激情澎湃又冷静严肃的真实一面。每天,在处理完场面上的事务以后,他都会挤时间批阅通过各种途径发过来的党内文件,并将自己汹涌的思想火花化作文字传递出去。此外,作为一个实干家型的领导,这位具体负责指挥两广及港澳党组织活动的重要人物还要亲临工运、学运第一线,做动员鼓动工作。
危险总是在不经意间来临。或许,从干上职业革命家的第一天起,蔡和森便已经有了承受这种危险的心理准备。但是,当他真正来临的时候,一切还是显得那么突然。事实上,从他搬进这家洋酒罐头公司的那一刻起,无孔不入的密探便盯上了他这个操着外省口音的可疑者。而这一结果之所以来得如此之快,却是因为一个人,一个曾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和同志,中共历史上知名的叛徒——顾顺章。
经过三个多月的盯梢,这些密探有了一个初步判断:这个新来的烟酒罐头店职工一定是一条“大鱼”。于是,他们精密策划,布下了一张网。为了能准确地逮到这条“大鱼”,他们特地将赶到香港的顾顺章带到了现场。1931年6月10日,香港一些海员活跃分子正在某秘密地点举行重要会议。中午时分,应邀而来的蔡和森刚一步入会场,就被蹲守在那里多时的顾顺章指认出来,随即被港英政府逮捕。
对于蔡和森的被捕,中共十分重视。党组织曾动员一切在港的资源和关系进行营救,而营救过程一度也十分顺利,据悉,港英政府甚至还做出过“交一笔钱就可保释”的承诺。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广东当局接到“密报”以后,也马上派出代表赶到香港来进行交涉。结果,就在香港党组织紧张筹款的间隙,形势发生了逆转。6月12日晚,港英政府违背承诺,匆匆忙忙将蔡和森“秘密递解出境”。一个多月后,受尽酷刑的蔡和森被广东军阀秘密处决。
廖承志虎口脱险留传奇
廖承志是中共统战工作的元老,他的一生与香港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缘。早在抗战刚开始不久的1938年初,刚满30岁的廖承志便被中共南方局委以重任,出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当中国大陆陷入战火纷飞之时,香港借助其英国殖民地的独特地位,依然还能够偏安一角。当时,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尚能安全便利地与海外进行沟通的国际大都市,这里无疑成为了各派政治势力向外宣扬自己抗日主张,争取外部援助的关键舞台。为此,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这一职务的重要性自然也就非同一般了。
南方局之所以选择廖承志来担任这一职务,一方面是考虑到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先生和母亲何香凝女士在海外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考虑到了廖承志本人在统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天赋和能力。事实证明,天性乐观、机智、平易近人的廖承志确实是一位杰出的统战干才。在港近四年,他不仅成功地向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及事迹,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运送了大量资金物质,还通过和一些统战对象进行沟通、交流,与一些在港的各界人士建立起了深厚情谊。
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隆隆的枪炮声让原本平静的东方明珠很快也陷入了极端的恐慌中。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开始向九龙发起进攻。此时的香港,汇聚着数以千计的因躲避战乱和政治迫害而集中在一起的政治文化精英,这批人如果在沦陷之后落入日寇手中,后果无疑是相当严重的。由于港英当局自顾不暇,国民政府又鞭长莫及,营救这些精英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在港的中共组织肩上,再具体一点,就是落在了廖承志等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的肩上。
根据周恩来从重庆发过来的指示,廖承志等人结合香港当时的特殊情况,对在港的数百名需要转移的人士进行了周密安排。一方面,他们为离港人员制定了详细的离港路线,并布置好了沿线所需的接应事宜。另一方面,他们还为离港人员筹集了大笔路费,并为每一个人都设定了专门的伪装方案及可能的应变对策。等到这一切都安排妥当,香港刚好经历了1941年的“黑色圣诞日”。这一天,港督杨慕琦举起白旗,将香港交到了日军手上。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发出的第一道军事命令,就是封锁港岛和九龙之间的海域,以防止抗日分子进入内地游击区。如此,尚在港岛指挥撤退的廖承志等人要撤出香港,无形之中就变得异常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决定让廖承志和乔冠华、连贯一起夹在逃难的人群中,趁乱从港岛偷渡到九龙,然后再从九龙伺机进入东江游击队活跃的惠阳地区。
1942年元旦,廖承志等人化装成逃难的生意人顺利抵达九龙红。到红以后,廖承志又与九龙的地下党负责人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详细研究了即将展开的大营救细节。在布置好一切之后,廖承志等人再次乔装打扮,躲过了日本兵的最后一道关卡之后,廖承志一行迅速登上一艘由武装人员护送的小船,趁着暮色驶向了茫茫的大海。
就在廖承志回到内地之后不久,由他亲手策划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营救行动得以成功展开。接下来的日子里,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胡绳、范长江、千家驹等人在内的数百名民主人士、文艺界人士及其家属,都先后通过中共开辟的秘密渠道进入大后方。此外,一些在港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和英、荷、比等国的侨民,也搭乘这条“便道”摆脱了日军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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