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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访问前夕，习近平在乌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中乌友好新华章》中谈到，“中乌都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人文交往一直是中乌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在文中肯定了西北大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积极贡献，指出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西北大学等单位积极同乌方开展联合考古和古迹修复工作，为恢复丝绸之路历史风貌作出了重要努力。
记者了解到，西北大学是我国最早在丝路沿线开展境外考古的单位，在乌开展联合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中方考古队负责人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丝绸之路研究院首席考古学家王建新。
前不久，从乌兹别克斯坦工作归来的王建新教授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向记者介绍了中国考古工作者在中亚考古的进展情况，披露了西北大学考古工作从国内一步步走向国际的发展历程。
寻找大月氏
“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寻找大月氏。”王建新在谈到他所带领的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工作的意义和前景时，开门见山地说。
王建新强调，“我们想通过中国境内的工作和在中亚的工作获取的资料，能够进行系统的对比，最终是形成互证。把系统的证据拿到全世界面前，解决这个国际学术界的重大问题。”
王建新介绍说，据史书记载，月氏这个民族在中国境内生活过，后被匈奴打败西迁至中亚。张骞出使西域，就是去寻找大月氏，联络大月氏人一起对抗匈奴。但是，关于大月氏的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到目前为止都是不清晰的。“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也是学术界很有意思的一个课题。”
在1999年的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王建新曾做了一个发言，提出中国考古学科需要开展境外考古。“很长时间内，中国只有研究中国的考古学家，在中国以外的考古领域，中国没有发言权。这与中国考古学科的地位是不相符的。”王建新说。
王建新提出到境外去考古，主要是从两个角度考虑的，第一个是从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角度考虑，第二个是从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和发展特征考虑。
“探讨中国文明形成发展的过程和中国文明的特征，曾经是一个热门课题，现在也是热门，也是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关注的课题。你想搞清楚中国文明是咋回事的时候，你连其他文明是咋回事都搞不清，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地区文明是咋回事都搞不清，你对中国文明也不可能认识清楚。”
王建新的观点当时在国内考古界并没有足够重视。“这话讲了当时没有人反对，不会有人反对，但是也没有什么切实的行动，当时好像条件也不具备。另一方面，是大家的惯性思维方式还没有转变。”
据王建新介绍，当时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正面临一个发展定位问题，担任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王建新和大家一块讨论，提出了两个“八个字”的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第一个“八个字”是：立足长安，面向西域。第二个“八个字”是：周秦汉唐，丝绸之路。这两个“八个字”，至今仍然是西北大学考古学科遵循的方向。
采访前，记者了解到，西北大学的考古学科是该校的重点学科，在业内较有影响。早在1938年，中国丝绸之路考古先驱黄文弼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1942年任历史系主任，主持开设了考古学、史前史等课程，并从事西北史地和考古学研究。1943年，黄文弼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当地的教育文化及古迹古物等（他曾在1927年至1930年、1933年两次参加了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发起的中瑞科学考察团，对以新疆为重点的西北文物进行了调查）。任教期间，黄文弼先后撰写了《罗布淖尔考古记》、《张骞通西域路线考》、《吐鲁番古代之文化与宗教》等专著和论文。
1940年秋，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由王子云任团长，对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1945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累年所得的各类文物、拓片、模型、石窟临摹、绘画、照片等资料100多种，计2000余件，全部拨归国立西北大学，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与原有历史系考古室合并，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王子云随调西北大学任教授，并担任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之后，王子云等在西安郊区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多处，并著有《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西北史迹文物踏查纪实》、《汉唐陵墓图考》、《唐韦顼石椁发现记》、《古杜国考》等论著，在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此后，西北大学考古学科不断发展壮大，人才辈出，其中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被列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名牌专业。目前，作为全国首家文化遗产学院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已经成为我国历史、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尽管该校较早就开始了丝路沿线的考古调查工作，但仅限于国内考古研究，从未涉足境外考古。
“境外考古的时机不成熟，怎么办？那就创造时机，创造条件，先在国内干起来。”王建新说。
1998年至1999年，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决定先选择一个课题干起来，于是就选择了“寻找大月氏”这个课题和研究方向。
王建新认为，这是一个既需要国内干，又需要在国外干，能把国内和国外连起来的课题。
纠正谬误
西北大学主持的东天山考古研究项目开展了十五年，发现了大量的古代游牧聚落遗址，其中新疆巴里坤红山口、石人子沟、西黑沟等颇具规模，为探索早期丝绸之路农牧文化与聚落演变提供了重要支撑，其中石人子沟遗址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王建新介绍说，关于大月氏的方位，史书上曾有“敦煌祁连间”这样的文字描述，很长时间被人们误解为在河西走廊西部。
“这主要是对‘祁连’理解的错误，认为‘祁连’在张掖一带，把今天的祁连山当作古代的‘祁连’。”王建新指出，“这个错误是从写《后汉书》的范晔开始的，范晔当时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可能没有到过北方，这也难免。从史书文献上来看，凡是汉代文献，说到‘祁连’的时候，都跟今天的祁连没有关系，都指的是天山。” “祁连”本来就是“天”的意思，祁连山就是天山。王建新认为，所谓“敦煌祁连间”，首先是“祁连”的位置错了。他指出，我们可以从古代的很多文献中得到证实，今天的祁连山过去被称作“南山”，很多文献中同一句既有“祁连山”又有“南山”，就很能说明问题。而今天的天山，在汉代称为“祁连山”，甚至还有“祁连天山”这样的称呼。因为“祁连”为古匈奴语的音译，“天山”是意译，“祁连天山”那就是音译加意译。
尽管这样，西北大学的考古队还是从河西走廊开始，做了大量调查发掘。从1999年开始进入河西走廊，一直到2004年，经过大量发掘和调查，结论是发现与文献不符，环境也不对。
王建新说，按照过去的说法，张掖以东为河西走廊东部，张掖以西为河西走廊西部。张掖以东的地貌环境是山间、丘陵、草原，适合游牧生活，这里确实发现了游牧文化，和早期的匈奴都有关系。匈奴后来占据的就是这个地方，即河西走廊东部。
“但河西走廊西部就不一样了，那里是大片的戈壁，也有沿水源分布的绿洲。这样的地貌环境是绿洲文化地貌的特征，适合定居的农业，不适合或者说不可能形成游牧人群。”根据历史记载，古代“月氏人”是游牧民族，整个河西走廊西部并不适合游牧民族居住。因此，无论从历史文献，从环境，还是从考古发现看，河西走廊西部不应是史书上说的“敦煌祁连间”的概念，这里不是古代月氏人生活的区域。
王建新说，这是他们纠正的第一个错误。
西北大学考古工作者纠正的第二个错误，就是认为古代游牧人“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的文献记载。王建新说，长期以来，我们的史书文献中这么讲，学界也这么认为，这是个严重的误解，或者说偏见。
考古人员在实践当中发现了大量游牧人的聚落，而且和近代游牧人的生活相吻合。王建新告诉记者，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知道，游牧民族大多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地区，北方地区共同的环境特征是纬度高，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海拔也高，冬季漫长而寒冷，最长能达到半年以上，气温达到零下二十度、三十度，有的地方能达到零下四十多度。在这样冰天雪地当中，“逐水草而居”是不可能的。人受不了，牛羊也受不了，冬天必须定居过冬。一般会在避风、向阳、有水草的地方，构建相对永久性的居住场所。
“而且我们确实发现了大量的聚落，不论是近代的、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有一家一户那种小型聚落，也包括少量的大型居所。甚至在夏季，有些贵族也要定居，游牧民族的王庭因此有冬庭、夏庭之分。据此，我们最早在国际上提出关于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的理念。这是在实践当中提出来的，也指导着我们的实践，这样的理论和方法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建新说。
走出国门
比理论更为重要的是，王建新“寻找大月氏”的考古项目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王建新带领西北大学考古队在以哈密地区为中心的东天山一带，大致可以确认有三个大的时期的游牧遗存。第一个是公元前一千年至公元前二世纪，第二个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二世纪（相当于中原两汉时期），第三个更晚一些。第二个时期的文化，可以确认为是匈奴的，和文献上的记载也是相合的。而第一个时期，王建新认为可能是月氏的。
王建新解释说，关于匈奴的确认是有国际公认的标准的，在我国内蒙古、蒙古国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遗存，相互一比较，基本没有什么异议。可是，关于月氏，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国际标准。“我们认为，东天山地区，无论从时间上、空间上、还是文化特征上，包括它与匈奴的关系上，可以判断它很有可能就是古代月氏人生活的地方。”
研究到这一步，就必须要找到西迁至中亚的“大月氏”人，将其和原住地东天山一带的月氏人进行比对，系统比较，系统互证，如果证明他们是同一人群的文化，最终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走向中亚学术研究必然的一步。在我们当初设计这个课题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一点，就是将来必然要走到中亚去。”王建新说。
就这样，为了确定大月氏的栖息地，西北大学考古队沿着大月氏当年的足迹，从我国新疆一路调查到乌兹别克斯坦。据介绍，经过几年的工作，考古人员新发现多处遗址，最终确定了大月氏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坐标。
王建新说，其实，早在2009年，他们就进入中亚了，他们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做了一些调查。接下来，2011年，2013年至2015年，连续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地调查，最后将重点放在了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则是2013年底。
记者了解到，2013年9月，习近平出访乌兹别克斯坦期间，两国签署联合宣言，表示愿进一步加强和拓宽科技、文化、人文领域的合作。此后，一批中乌联合的考古和文物保护项目应运而生，其中就包括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订的合作协议。据悉，经向乌国政府申报发掘计划获批后，中乌双方组成国际考古队联合开展考古工作。
王建新介绍说，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三年，进展很顺利。他们的重点工作是做区域调查，采取大范围调查和小规模发掘相结合的方式，积累和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与信息。
去年下半年，他们才开始第一次挖掘调查，在撒马尔罕西南20公里处，选择了山前的萨扎干遗址进行发掘。初步判断，这处古代游牧民族的遗址，属于古代另外一个游牧民族康居人的聚落遗址。“但是也很有意义，起码让我们看到了康居文化的边界，从这里再往南，才应该是月氏人的地方。它应该在撒马尔罕以南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南部，还包括塔吉克斯坦西南部。”
王建新说，“这个发掘仅仅是开始，我们还会在若干个遗址进行发掘，想系统地获得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古代游牧民族考古学的信息，来最终解决和确认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据王建新介绍，考古队是一个临时组织，并非常设机构。参加这次联合考古的中方考古队是一个多学科人员组成的集体，除了西北大学的老师，还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考古人员。参与的大学就更多了，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新疆大学等。这些人员也不是一下子都去，而是根据工作进展，随时增补，需要哪方面的专家，就在全国范围内找。而乌方参与人员有他们研究所的，还有塔什干大学、费尔干纳大学、铁尔梅兹大学的师生。 颠覆性影响
7月底，王建新刚刚从乌兹别克斯坦考古现场回来。他向本刊记者披露说，在撒马尔罕城郊发掘的这处古代游牧遗存，时间上是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后一世纪这个阶段，既有墓葬，也有居住场所。考古队发掘了一批中小型墓葬，也发掘了一座大型墓葬。这座大型墓葬去年发掘了一半就停下来，做了保护。今年五、六、七三个月又有新的发掘。
王建新说：“我们在中亚的考古工作，特别是发掘工作，有一个理念，就是要采取一种负责任的考古态度。”王建新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他们在中亚地区看到了不少掠夺式考古的痕迹，就是考古者只管攫取文物资料，不管文物保护。很多的探方，挖掘了以后也不回填，考古现场满目疮痍，让人触目惊心。
据王建新介绍，前苏联时期出现过这种情况，苏联解体后，一些欧美国家，还有日、韩等迅速进入中亚，有的在中亚已经干了十几年、二十年。但是，他们中间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是只管要资料，不管文物保护。中方的考古队强调要加强保护，从一开始即采取负责任态度，对发掘的探方全部回填，对发掘的墓葬，特别是这次发现的大型墓葬，进行了实地保护，建了展示大厅和保护厅，准备将来建一个小型的遗址博物馆，进行文物展示。
“我们的工作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最终要使我们的学术成果得到国际承认，使我们在国外考古领域有话语权，有发言权。”王建新说。
王建新强调，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理念，让他们的工作不仅有学术意义，也有了现实意义。他说，习总书记讲了“五通”，其中有一个“民心相通”。他认为“一带一路”建设能否成功，不在于我们中国人怎么想，而在于沿线其他国家怎么想。“‘民心相通’是关键。我们的工作在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习总书记到乌兹别克斯坦，无论是在他的署名文章中，还是在他的讲话中，对中国考古人员的工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王建新说，过去是单打独斗，现在和国家战略融合起来了，进展会更顺利一些，支持会更多一些，我们也可以给“一带一路”建设多做点贡献。
据王建新透露，再过五年左右，他们对古代月氏人的研究会有一个说法。比如，月氏人和贵霜王朝的关系。“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普遍的定论是贵霜王朝是大月氏人建立的，这个我们也要把它推翻。我们的研究结果会一个接一个，对国际学术界带来一个颠覆性的影响。现在目标、方法都有了，我们既知道该到哪里干，该干什么，又知道该怎么干，只需按照既定的目标方法去干就行了。”
据记者了解，王建新祖籍北京，出生在哈尔滨，1961年跟随父母到了西安，并在西安读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王建新说，1978年填写高考志愿时他就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说考古是很辛苦，但也很有意思，它既和过去有关联又和现在有关联，考古不是为过去服务的，而是为现在服务的，为未来服务的。
采访中，王建新深有感触地说，目前境外考古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缺人，不但是考古如此，“一带一路”建设的许多工作的瓶颈都是人的问题。他寄语年轻一代的考古人：谁能够下定决心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留学，学习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文化和历史，真正在“民心相通”方面发挥实际作用，谁也将会在学术上有前途。同时，他也寄希望于政府方面采取一些措施，把青年学生派出去。他说，人才问题将会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
记者了解到，西北大学是我国最早在丝路沿线开展境外考古的单位，在乌开展联合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中方考古队负责人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丝绸之路研究院首席考古学家王建新。
前不久，从乌兹别克斯坦工作归来的王建新教授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向记者介绍了中国考古工作者在中亚考古的进展情况，披露了西北大学考古工作从国内一步步走向国际的发展历程。
寻找大月氏
“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寻找大月氏。”王建新在谈到他所带领的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工作的意义和前景时，开门见山地说。
王建新强调，“我们想通过中国境内的工作和在中亚的工作获取的资料，能够进行系统的对比，最终是形成互证。把系统的证据拿到全世界面前，解决这个国际学术界的重大问题。”
王建新介绍说，据史书记载，月氏这个民族在中国境内生活过，后被匈奴打败西迁至中亚。张骞出使西域，就是去寻找大月氏，联络大月氏人一起对抗匈奴。但是，关于大月氏的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到目前为止都是不清晰的。“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也是学术界很有意思的一个课题。”
在1999年的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王建新曾做了一个发言，提出中国考古学科需要开展境外考古。“很长时间内，中国只有研究中国的考古学家，在中国以外的考古领域，中国没有发言权。这与中国考古学科的地位是不相符的。”王建新说。
王建新提出到境外去考古，主要是从两个角度考虑的，第一个是从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角度考虑，第二个是从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和发展特征考虑。
“探讨中国文明形成发展的过程和中国文明的特征，曾经是一个热门课题，现在也是热门，也是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关注的课题。你想搞清楚中国文明是咋回事的时候，你连其他文明是咋回事都搞不清，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地区文明是咋回事都搞不清，你对中国文明也不可能认识清楚。”
王建新的观点当时在国内考古界并没有足够重视。“这话讲了当时没有人反对，不会有人反对，但是也没有什么切实的行动，当时好像条件也不具备。另一方面，是大家的惯性思维方式还没有转变。”
据王建新介绍，当时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正面临一个发展定位问题，担任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王建新和大家一块讨论，提出了两个“八个字”的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第一个“八个字”是：立足长安，面向西域。第二个“八个字”是：周秦汉唐，丝绸之路。这两个“八个字”，至今仍然是西北大学考古学科遵循的方向。
采访前，记者了解到，西北大学的考古学科是该校的重点学科，在业内较有影响。早在1938年，中国丝绸之路考古先驱黄文弼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1942年任历史系主任，主持开设了考古学、史前史等课程，并从事西北史地和考古学研究。1943年，黄文弼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当地的教育文化及古迹古物等（他曾在1927年至1930年、1933年两次参加了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发起的中瑞科学考察团，对以新疆为重点的西北文物进行了调查）。任教期间，黄文弼先后撰写了《罗布淖尔考古记》、《张骞通西域路线考》、《吐鲁番古代之文化与宗教》等专著和论文。
1940年秋，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由王子云任团长，对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1945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累年所得的各类文物、拓片、模型、石窟临摹、绘画、照片等资料100多种，计2000余件，全部拨归国立西北大学，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与原有历史系考古室合并，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王子云随调西北大学任教授，并担任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之后，王子云等在西安郊区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多处，并著有《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西北史迹文物踏查纪实》、《汉唐陵墓图考》、《唐韦顼石椁发现记》、《古杜国考》等论著，在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此后，西北大学考古学科不断发展壮大，人才辈出，其中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被列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名牌专业。目前，作为全国首家文化遗产学院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已经成为我国历史、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尽管该校较早就开始了丝路沿线的考古调查工作，但仅限于国内考古研究，从未涉足境外考古。
“境外考古的时机不成熟，怎么办？那就创造时机，创造条件，先在国内干起来。”王建新说。
1998年至1999年，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决定先选择一个课题干起来，于是就选择了“寻找大月氏”这个课题和研究方向。
王建新认为，这是一个既需要国内干，又需要在国外干，能把国内和国外连起来的课题。
纠正谬误
西北大学主持的东天山考古研究项目开展了十五年，发现了大量的古代游牧聚落遗址，其中新疆巴里坤红山口、石人子沟、西黑沟等颇具规模，为探索早期丝绸之路农牧文化与聚落演变提供了重要支撑，其中石人子沟遗址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王建新介绍说，关于大月氏的方位，史书上曾有“敦煌祁连间”这样的文字描述，很长时间被人们误解为在河西走廊西部。
“这主要是对‘祁连’理解的错误，认为‘祁连’在张掖一带，把今天的祁连山当作古代的‘祁连’。”王建新指出，“这个错误是从写《后汉书》的范晔开始的，范晔当时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可能没有到过北方，这也难免。从史书文献上来看，凡是汉代文献，说到‘祁连’的时候，都跟今天的祁连没有关系，都指的是天山。” “祁连”本来就是“天”的意思，祁连山就是天山。王建新认为，所谓“敦煌祁连间”，首先是“祁连”的位置错了。他指出，我们可以从古代的很多文献中得到证实，今天的祁连山过去被称作“南山”，很多文献中同一句既有“祁连山”又有“南山”，就很能说明问题。而今天的天山，在汉代称为“祁连山”，甚至还有“祁连天山”这样的称呼。因为“祁连”为古匈奴语的音译，“天山”是意译，“祁连天山”那就是音译加意译。
尽管这样，西北大学的考古队还是从河西走廊开始，做了大量调查发掘。从1999年开始进入河西走廊，一直到2004年，经过大量发掘和调查，结论是发现与文献不符，环境也不对。
王建新说，按照过去的说法，张掖以东为河西走廊东部，张掖以西为河西走廊西部。张掖以东的地貌环境是山间、丘陵、草原，适合游牧生活，这里确实发现了游牧文化，和早期的匈奴都有关系。匈奴后来占据的就是这个地方，即河西走廊东部。
“但河西走廊西部就不一样了，那里是大片的戈壁，也有沿水源分布的绿洲。这样的地貌环境是绿洲文化地貌的特征，适合定居的农业，不适合或者说不可能形成游牧人群。”根据历史记载，古代“月氏人”是游牧民族，整个河西走廊西部并不适合游牧民族居住。因此，无论从历史文献，从环境，还是从考古发现看，河西走廊西部不应是史书上说的“敦煌祁连间”的概念，这里不是古代月氏人生活的区域。
王建新说，这是他们纠正的第一个错误。
西北大学考古工作者纠正的第二个错误，就是认为古代游牧人“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的文献记载。王建新说，长期以来，我们的史书文献中这么讲，学界也这么认为，这是个严重的误解，或者说偏见。
考古人员在实践当中发现了大量游牧人的聚落，而且和近代游牧人的生活相吻合。王建新告诉记者，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知道，游牧民族大多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地区，北方地区共同的环境特征是纬度高，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海拔也高，冬季漫长而寒冷，最长能达到半年以上，气温达到零下二十度、三十度，有的地方能达到零下四十多度。在这样冰天雪地当中，“逐水草而居”是不可能的。人受不了，牛羊也受不了，冬天必须定居过冬。一般会在避风、向阳、有水草的地方，构建相对永久性的居住场所。
“而且我们确实发现了大量的聚落，不论是近代的、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有一家一户那种小型聚落，也包括少量的大型居所。甚至在夏季，有些贵族也要定居，游牧民族的王庭因此有冬庭、夏庭之分。据此，我们最早在国际上提出关于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的理念。这是在实践当中提出来的，也指导着我们的实践，这样的理论和方法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建新说。
走出国门
比理论更为重要的是，王建新“寻找大月氏”的考古项目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王建新带领西北大学考古队在以哈密地区为中心的东天山一带，大致可以确认有三个大的时期的游牧遗存。第一个是公元前一千年至公元前二世纪，第二个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二世纪（相当于中原两汉时期），第三个更晚一些。第二个时期的文化，可以确认为是匈奴的，和文献上的记载也是相合的。而第一个时期，王建新认为可能是月氏的。
王建新解释说，关于匈奴的确认是有国际公认的标准的，在我国内蒙古、蒙古国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遗存，相互一比较，基本没有什么异议。可是，关于月氏，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国际标准。“我们认为，东天山地区，无论从时间上、空间上、还是文化特征上，包括它与匈奴的关系上，可以判断它很有可能就是古代月氏人生活的地方。”
研究到这一步，就必须要找到西迁至中亚的“大月氏”人，将其和原住地东天山一带的月氏人进行比对，系统比较，系统互证，如果证明他们是同一人群的文化，最终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走向中亚学术研究必然的一步。在我们当初设计这个课题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一点，就是将来必然要走到中亚去。”王建新说。
就这样，为了确定大月氏的栖息地，西北大学考古队沿着大月氏当年的足迹，从我国新疆一路调查到乌兹别克斯坦。据介绍，经过几年的工作，考古人员新发现多处遗址，最终确定了大月氏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坐标。
王建新说，其实，早在2009年，他们就进入中亚了，他们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做了一些调查。接下来，2011年，2013年至2015年，连续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地调查，最后将重点放在了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则是2013年底。
记者了解到，2013年9月，习近平出访乌兹别克斯坦期间，两国签署联合宣言，表示愿进一步加强和拓宽科技、文化、人文领域的合作。此后，一批中乌联合的考古和文物保护项目应运而生，其中就包括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订的合作协议。据悉，经向乌国政府申报发掘计划获批后，中乌双方组成国际考古队联合开展考古工作。
王建新介绍说，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三年，进展很顺利。他们的重点工作是做区域调查，采取大范围调查和小规模发掘相结合的方式，积累和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与信息。
去年下半年，他们才开始第一次挖掘调查，在撒马尔罕西南20公里处，选择了山前的萨扎干遗址进行发掘。初步判断，这处古代游牧民族的遗址，属于古代另外一个游牧民族康居人的聚落遗址。“但是也很有意义，起码让我们看到了康居文化的边界，从这里再往南，才应该是月氏人的地方。它应该在撒马尔罕以南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南部，还包括塔吉克斯坦西南部。”
王建新说，“这个发掘仅仅是开始，我们还会在若干个遗址进行发掘，想系统地获得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古代游牧民族考古学的信息，来最终解决和确认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据王建新介绍，考古队是一个临时组织，并非常设机构。参加这次联合考古的中方考古队是一个多学科人员组成的集体，除了西北大学的老师，还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考古人员。参与的大学就更多了，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新疆大学等。这些人员也不是一下子都去，而是根据工作进展，随时增补，需要哪方面的专家，就在全国范围内找。而乌方参与人员有他们研究所的，还有塔什干大学、费尔干纳大学、铁尔梅兹大学的师生。 颠覆性影响
7月底，王建新刚刚从乌兹别克斯坦考古现场回来。他向本刊记者披露说，在撒马尔罕城郊发掘的这处古代游牧遗存，时间上是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后一世纪这个阶段，既有墓葬，也有居住场所。考古队发掘了一批中小型墓葬，也发掘了一座大型墓葬。这座大型墓葬去年发掘了一半就停下来，做了保护。今年五、六、七三个月又有新的发掘。
王建新说：“我们在中亚的考古工作，特别是发掘工作，有一个理念，就是要采取一种负责任的考古态度。”王建新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他们在中亚地区看到了不少掠夺式考古的痕迹，就是考古者只管攫取文物资料，不管文物保护。很多的探方，挖掘了以后也不回填，考古现场满目疮痍，让人触目惊心。
据王建新介绍，前苏联时期出现过这种情况，苏联解体后，一些欧美国家，还有日、韩等迅速进入中亚，有的在中亚已经干了十几年、二十年。但是，他们中间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是只管要资料，不管文物保护。中方的考古队强调要加强保护，从一开始即采取负责任态度，对发掘的探方全部回填，对发掘的墓葬，特别是这次发现的大型墓葬，进行了实地保护，建了展示大厅和保护厅，准备将来建一个小型的遗址博物馆，进行文物展示。
“我们的工作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最终要使我们的学术成果得到国际承认，使我们在国外考古领域有话语权，有发言权。”王建新说。
王建新强调，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理念，让他们的工作不仅有学术意义，也有了现实意义。他说，习总书记讲了“五通”，其中有一个“民心相通”。他认为“一带一路”建设能否成功，不在于我们中国人怎么想，而在于沿线其他国家怎么想。“‘民心相通’是关键。我们的工作在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习总书记到乌兹别克斯坦，无论是在他的署名文章中，还是在他的讲话中，对中国考古人员的工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王建新说，过去是单打独斗，现在和国家战略融合起来了，进展会更顺利一些，支持会更多一些，我们也可以给“一带一路”建设多做点贡献。
据王建新透露，再过五年左右，他们对古代月氏人的研究会有一个说法。比如，月氏人和贵霜王朝的关系。“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普遍的定论是贵霜王朝是大月氏人建立的，这个我们也要把它推翻。我们的研究结果会一个接一个，对国际学术界带来一个颠覆性的影响。现在目标、方法都有了，我们既知道该到哪里干，该干什么，又知道该怎么干，只需按照既定的目标方法去干就行了。”
据记者了解，王建新祖籍北京，出生在哈尔滨，1961年跟随父母到了西安，并在西安读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王建新说，1978年填写高考志愿时他就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说考古是很辛苦，但也很有意思，它既和过去有关联又和现在有关联，考古不是为过去服务的，而是为现在服务的，为未来服务的。
采访中，王建新深有感触地说，目前境外考古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缺人，不但是考古如此，“一带一路”建设的许多工作的瓶颈都是人的问题。他寄语年轻一代的考古人：谁能够下定决心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留学，学习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文化和历史，真正在“民心相通”方面发挥实际作用，谁也将会在学术上有前途。同时，他也寄希望于政府方面采取一些措施，把青年学生派出去。他说，人才问题将会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