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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学大寨”这句国人皆知的口号影响了中国十四年的时间。从1964年初，毛泽东提出——农业要靠大寨，“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就遍布大江南北，“大寨红花遍地开”的歌声就响彻长城内外。截止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时间段，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学大寨时期”。
大寨，地处太行山腹地，位于山西东部，依虎头山而建，平均海拔1000米。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环境气候条件恶劣。
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寨，穷山恶水，一句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大寨当时的特征“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年年灾情多。”全村不到60户人家，拥有700多亩土地，可是这些地不是挂在一道道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山梁上，就是挤在一条条深深浅浅、宽宽窄窄的山沟里，4700多块地七零八落的散落在一面坡上，而且这些地的粮食亩产不到200斤，故而有了“七零八落一面坡”的形象描述。地质条件恶劣，生产条件低下，虽然全村人辛勤耕种，却还是改变不了贫穷落后的面貌。
就是这么一个太行山深处的贫穷小山村，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度成为中国农村的希望，成了规范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行动的样板。据统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外来大寨参观学习的人数达千万人次，作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那时的大寨，无疑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圣地”。那么，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是如何成为名噪天下样板的？回首这场在新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波及面最广、涉及人数最多的群众运动又是如何兴起的？它究竟又给新中国的农业发展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大寨加入合作社，制定“十年造地”计划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昔阳县建立起中共领导的人民政权。随后的土地改革中，大寨贫困农民分得了一些土地、房屋、牲畜和生产资料。
1946年，大寨农民贾承福、贾承财、贾进才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大寨村的第一批党员。
1947年，大寨建立党支部，贾进才任首任党支部书记。
1952年，经贾进才三次让贤，一位勤于耕种又有想法的能人，时年36岁的陈永贵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1953年，大寨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任合作社社长。转遍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陈永贵，天天琢磨“有什么办法让这穷山沟多打点粮食”。要打粮食就要有土地，可大寨的土地在哪里？支部的人合计很久，决定——十年造地，大寨人历史上第一次如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制定了“战天斗地”的大胆规划。治坡修地，“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辈子不行，还有子孙！”太行山的大寨人颇具愚公移山的气概。
万里千担一亩田，实施“十年造地”计划
造地，其实就是我们后来讲的农田基本建设，将寸草不生的石头山改造成良田，增加农业收成。
万事开头难，大寨人选择了“白驼沟”作为造地计划的第一仗。白驼沟五百多米长，十几米宽，怪石嶙峋，荆棘密布。村里老人疑惑，祖祖辈辈这沟就是这个模样，如今要把它变成啥样？1953年冬，寒冬腊月，大雪飘飞，全村58个男劳力全部上阵，耗时48天，投工1500多个，在没有炸药和机械外力的情况下，仅仅靠镢头、铁锹、钢钎、大锤将砸下的石头和土回填在沟里，再垒上一层层石坝，修筑了24道阶梯形的土“台子”，得了5亩平地，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大寨梯田。虽然忙碌了一个多月，却只有仅仅的5亩地，但却是大寨人向这片穷山恶水要来的第一片土地。为了纪念，白驼沟改名为合作沟。
自此，好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大寨人又先后在后底沟、小背峪得了33亩好地。1956年，大寨迎来了开荒造地后的第一个丰收年。粮食亩产达到349斤，将近造地前的2倍。大寨走在了昔阳县的前列，成为全县走合作化道路的先进典型，陈永贵因此受到了县里的表彰。
1955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开荒3868万亩。1956年，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普遍试办的时候，大寨也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经济比以前更强大了，生产资料全部归社，大寨有利于调动更多的人力物力对农田进行整治，连年取得丰收，在粮食自给的基础上，还上交国家。尝到甜头的大寨人，并没有止步不前，一个更大的计划呼之欲出，那就是“三战狼窝掌”。
狼窝掌地势最为险恶，1500多米长，13多米宽，落差达到200多米，乱石遍地，野狼出没，洪灾不断，是给大寨带来最大灾难的一条沟。但是由于它的占地面积大，可提供良田的面积也相应较大，于是大寨人克服险阻于1956年的冬天开始开拓狼窝掌。经过一个冬天的奋战，填了几万立方米的土石，筑起了38道坝，得好地20余亩。春耕、播种、生芽，一切按部就班的进行着，大寨人期望着狼窝掌的第一次丰收。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7年的盛夏，一场暴雨浇灭了所有人的期望。暴雨过后，狼窝掌的梯田荡然无存，所有人傻眼了！一个冬天的奋战，让一场雨全给毁了。梯田塌了，但是大寨人的决心没有塌，二战狼窝掌的战役再次打响了，总结经验，这次把石坝地基挖到1.5米，把第一层的坝身垒到4层，石头也拣大的用。整整三个月过后，38道倒下的坝又重新立了起来。1958年春天，狼窝掌再现生机，但是随着夏天的一道惊雷而来的暴雨如注击碎了大寨人的希望。山洪翻江倒海而来，犹如猛兽下山，38道堤坝瞬间垮塌，田地二次化为乌有，绝望的情绪顿然涌上大寨人的心头，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了他们的带头人陈永贵。陈永贵也彷徨了，但是最终掷地有声地下达了“狼窝掌还要来第三次！”的指令，大寨人带着他们的倔劲跟着陈永贵再次进驻狼窝掌。这次，大寨人从生活中总结经验，迸发灵感，运用拱形建筑的原理创造了三战狼窝掌的战术要领：石坝垒成拱形，地基5米深，根基7层到8层，大石块间的缝隙用石子填充，灰浆灌注。20天后，最高垒到9米，灌浆的石灰用去3万公斤的32条大坝完工。狼窝掌，这条凶暴的山沟被最终制服，此后经受住了几十年的几十次洪水的考验。
从1953年到1962年，从初战白驼沟到三战狼窝掌，大寨人开山辟地十年造地计划得以实现。十年间，大寨人垒起了7.5公里的180余条大坝，把300亩的坡地改造成了水平梯田，把分布零落的4700多块地集中开发成2900块，增加好地80余亩。粮食平均亩产也上升到385公斤。作为高级社的大寨，依靠集体化后形成的经济力量和农民的生产热情，连年取得丰收，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还上交给国家。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大寨也毫不犹豫地擎起了三面红旗。1958年8月24日，以大寨为中心成立了昔阳县第一个“红旗人民公社”。
抗洪救灾，自力更生
好日子不长，1963年8月2日，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向虎头山，8月8日雨初停，倾盆大雨狂下了七天七夜。全县平均降雨量590毫米，是1962年全年的雨量，百年不遇。全县受灾严重。大寨村民们眼睁睁地看着洪水摧垮道路和堤坝，马上就可收割的作物一片片地倒下了。
陈永贵，8月1日赴昔阳县参加县第四届人代会，不在村里，突如其来的暴雨，急的他像热锅上的蚂蚁，8日会议结束，速回大寨。一片残败景象摆在眼前，据当时统计受灾情况如下：全村709亩土地，139亩梯田被冲为平地，41亩庄稼被沙土掩埋，其余620亩也几近于绝收；145眼窑洞塌毁113眼，126间房屋，倒塌78间；淤没粮食11787公斤，其中集体4805公斤，社员户6982公斤，无人员死亡报告。可谓损失惨重！面对现状，陈永贵说：“人没事就好，只要人还在，有共产党领导，有社会主义集体，还战胜不了这点灾害？有我们一把镢头两只手，一根扁担俩箩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一定能战胜穷山恶水，一定能战胜自然灾害。洪水冲走了一个破烂的大寨，咱们再用自己的双手建一个新大寨。”
大寨人民说干就干，先安置灾民食宿后，开始挽救生产，整修毁坏的堤坝，扶起倒下的庄稼，晚上回到村里还要筑房，工作量大的惊人，但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尽所能的挽救灾情。此时的大寨早已在省内声名远播，灾情牵动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心，医疗费、棉衣、被褥、苇席、救济款等种种外援不断涌入，但是大寨人民没有接受，全部退回。而是相反的提出了：不要救济物资，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还要做到粮食亩产不少，群众口粮不少，上交国家公粮不少的“三不要”和“三不少”的决定。口号提出来了，结果如何呢？据统计，1963年大寨可产量土地564亩，粮食总产21万公斤，仅比1962年712亩粮田的产量减少6.6万公斤，亩产量372.5公斤与上年接近。社员口粮200公斤，上交国家12万公斤，基本全部与1962年持平。而且，新的窑洞、房屋也立了起来。
大寨人实现了他们的承诺，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坚持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无疑契合了新中国始终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立国之本的精神。
从地方到全国，“农业学大寨”响彻中国
大寨，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到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圣地，经历了一个从点到面、从地方到全国的成长过程。
1959年，陈永贵带领大寨人经历了“三战狼窝掌”的艰苦战役后，把七沟八梁一面坡整治成了亩亩良田，粮食产量连年丰收，引起了山西省的关注。于同年3月15日，在《山西农民报》以整版的篇幅介绍了陈永贵的事迹，文章称赞他是“又学司令又学兵”、手脑并用的新英雄，是“有共产主义劳动观点的”手脑并用的新人。同时，昔阳县委还编定了《模范支书陈永贵》教材，供全县人民学习。1959年底，晋中地委在昔阳召开整风整社现场会，会上初步总结了大寨精神：“政治挂帅，思想先行”，“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苦干实干的革命干劲”。当时，仅仅是晋中地委注意到了大寨这个典型，把它作为全地区农业战线的模范，但是在山西省的知名度还不是很高。
直到晋中地委上报的《关于开展学习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领导方法的决定》，引起了山西省委高度重视。1959年12月，山西省委参加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现场会”，会上晋中地委对大寨党支部工作经验和生产管理经验进行概括和推广。山西省委认为，大寨经验和陈永贵事迹对全省也有指导作用。于是，决定在全省宣传陈永贵典型的同时，推广大寨生产管理经验。1960年2月，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批转了晋中地委关于学习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的决定，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农村所有基层干部，首先是党支部书记，开展学习陈永贵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搞好生产、搞好工作的运动，学习大寨的经验。为此，《山西日报》发表了社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同年6月18日继而发表长篇通讯《大寨支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充分肯定了陈永贵在领导农业生产和参加劳动中所做出的成绩。这样，60年代初，山西全省掀起了一个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经验的高潮，起到了带动全省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虽然，在省委的号召下学大寨运动有了一定的影响面和声势，但是由于当时处于天灾人祸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运动开展的并不尽如人意。
三年后，随着自然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日益减小，1963年3月，山西省召开了全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会上再次号召向大寨和陈永贵学习，要求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不久后的《红旗》杂志在1963年第13、14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性的一件大事》的社论。同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社论《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又红又专》，文章指出，“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都走在最前线，成为最积极的分子，成为政治上的旗手，再进一步，还要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而陈永贵正是这样的典型，其所作所为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半个月后的8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文章《在农业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文中指出：陈永贵是干部参加劳动的典范。这篇文章为大寨红旗的升起做了重要的铺垫。正是国家重量媒体的大力推介才使学大寨运动再次逐渐兴起，大寨的地位有了新的提高，大寨的名字开始走出山西，奔向全国，继而以不同凡响的态势，进入它辉煌壮观的腾飞阶段。
1964年1月，水利部召开全国水利会议，传达学习大庆经验，水利部希望在全国水利战线上也树立一个典型，于是山西省推荐了大寨，得到肯定后并邀请陈永贵到北京进行了大寨抗洪经验的演讲，博得满堂喝彩。与此同时，北京市委和农业部、农垦部、粮食部、农机部、石油部六级干部会议也正在召开，听说了山西省出了个大庆式的典型，也邀请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做了生动的报告。会后中共北京市委印发了陈永贵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号召北京郊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向大寨人学习，在北京地区掀起一个“学大寨志，长大寨风，走大寨路，建大寨田”的宣传热潮。一时大寨和陈永贵成为北京街谈巷议的话题。1月24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半版的篇幅，冠以《大寨——我们的一个好榜样》通栏标题，详细介绍了大寨经验。不仅如此，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的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实况录音，在陈永贵尚未离京时便播出了，大寨精神随之飞越千山万水，传遍神州大地。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文章介绍了大寨大队同穷山恶水进行斗争、改变山区落后面貌，克服困难发展生产的事迹，这篇生动的通讯，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轰动。《人民日报》并为其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社论指出，大寨人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一个真理：尽管自然条件那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要学习他们的远大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念；学习他们敢于蔑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和实干苦干的优良作用；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和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他们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作风。此后全国农业战线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
党中央肯定大寨精神，正式提出“学大寨”口号
学大寨，此时虽然已经在全国搞的沸沸扬扬，但是并没有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从上报事迹到正式提出口号，又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
1964年3月27日，毛泽东南下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28日，专列到达河北省邯郸市，在那里停留了两天。他专门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和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请到专列上，听取他们汇报本省工作。
陶鲁笳汇报说，山西省正在公社一级搞“四清”的试点，在全省农村正在普遍宣讲两个“十条”的工作，不仅没有影响生产反而促进了生产。在回答毛泽东关心的农村“五反”问题时，专门谈到了大寨经验和陈永贵。说大寨的干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毛泽东对陈永贵“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给予了肯定，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同时，陶鲁笳向毛泽东介绍了大寨，这个只有360人的小山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荒沟秃山上造田，从1953年到1962年的十年间，除了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还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00多万公斤，平均每户1500多公斤。还汇报了大寨在1963年抗洪救灾中，不要国家支援、依靠集体力量重建家园的情况。毛泽东对大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很重视。随后，陶鲁笳将随身带来的刊登了“大寨之路”和“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榜样”的《人民日报》交给毛泽东。在听了陶鲁笳的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说：“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呀，穷山沟出了好文章。”陶鲁笳和随行人员临走前，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全数交给了毛泽东，他说：“我要先看一看。”
毛泽东听完山西、河北两省汇报后，继续南下。在途中，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陶鲁笳的“邯郸汇报”为一个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单位与共和国最高领导者做了重要牵线，为大寨走向全国做了重要铺垫。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邯郸汇报”后打来的电话，仔细阅读了大寨和陈永贵的资料后也甚为感动，认为这是个好典型，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总理让陶鲁笳到大寨进行了20天的蹲点调查写出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1964年4月，周恩来做出指示：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率领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以及晋中地委有关部门人员组成调查组进驻大寨进行实地考察。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结束考察后，廖鲁言一行向党中央提交了考察报告。从农田改造、农业技术方面肯定了大寨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
1964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他说到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时，专门谈到:其中的一条是看增产还是减产。他专门举了陈永贵和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要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显然，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是立国之本的毛泽东已决定要树立大寨作为全国农村的典型。
5月中旬，在南京开完会的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仔细阅读了中共山西省委送来的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以及《大寨大队调查报告》和廖鲁言的报告，对大寨经验予以肯定，对陈永贵事迹予以赞赏。6月初，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政治局常委们谈了大寨的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
1964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表扬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介绍了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经验，确认“大寨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肯定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还把大寨的经验概括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样，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宣告了大寨红旗的升起。不过，尽管会议把大寨树为典型，但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
1965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中，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发出学习大寨的号召：全国所有社（人民公社）、队（生产队）都要像大寨那样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
1965年初，全国农村掀起了学大寨的运动，参观学习的人如潮水般涌向大寨。当时大寨的事迹确实给中国的农业生产找到了出路，为几亿中国农民起到了榜样作用。让农民意识到，上世纪50年中后期那种“穷过渡”、“共产风”，不是学习的榜样。而靠自力更生，改造农业生产条件。取得好收成，才是学习榜样。故而，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并产生了许多学大寨的典型。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山东黄县的下丁家大队、湖南岳阳县的毛田区、河南的林县等等。其中，尤以河南省林县开凿出了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的事迹最为感人。红旗渠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面貌，创造出了高产稳产农田，还改善了当地的生活条件，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到1965年9月，全国产生了50多个大寨式的先进典型。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议，要进一步对大寨的典型经验进行宣传，向全国推广。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这个展览也以宣传大寨式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为主题，以介绍生产经验和生产成就为主。全国省一级，甚至地、县一级的领导干部，都来北京参观了这次展览，对全国各地学大寨运动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可以说，1965年、1966年，中国农业连续两年丰收，是与当时全国农村学大寨，树立了苦干、实干精神分不开的。
“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正式提出是1966年8月12日。这天，经毛泽东同意，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公报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从此，“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传遍神州大地。持续十五年的学大寨运动，对中国现代农业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十年文革时期的农业学大寨
1966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农业学大寨”，大寨的经验对于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开展农田基本建设起过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迈入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遗憾的是“学大寨”运动也纳入了文化大革命的轨道。我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基本上是与文革一起进行的。“文革”在农村的极左路线、方针、政策，也是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体现出来的。
毛泽东将“农业学大寨”作为重大决策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大寨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提出“七斗八斗”、“大批促大干”、搞“穷过渡”，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文革”中学大寨，不讲实效，只图形式，不搞因地制宜，而是“绝对化”。那时，种植作物、种植形式、甚至农活安排，都不从当地实际出发，不论东西南北、不管当地条件，强迫命令，“一刀切”、“齐步走”。致使，许多地方学大寨，并非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而是将大寨作为农村发展的标本推广。尤其在我国南方农村，土地大多是水田，而当地官员却不切实际地在山上大规模开垦大寨式的梯田，由于无法解决供水问题，这些梯田无法产生经济效益。这样的“一刀切”，使农民很痛苦，上世纪70年代流传在湖北的一句俗语“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学大寨”，很能解释中国农民在文革时期“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辛酸。
不过，从1964年到1978年这十几年间，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的一系列决议和举措都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总体部署中实施的。虽然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之下，这场运动最终演变成一场灾难，给中国带来了损失，但是中国的农业发展、农业基本建设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到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县召开之时，全国已有学大寨先进县（市）316个，占全国县（市）的13.4%；已有粮食平均亩产上纲要（400斤）的县（市）725个，占总数的31.2%。
农业学大寨，走入穷途末路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全国范围内学大寨的热情已经开始有所消退。十几年的学大寨运动搞下来，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了，收益也有所下降，普遍陷入了贫困的境地。尤其是连年的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大量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钱粮，把社队“搞空了，搞穷了”。农民收入20年间几乎没有提高，甚至1976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还低4斤，人均年收入在6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38%，全国有1.4亿农村人口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农业学大寨运动，不仅没有为中国农业找到出路，而且更加强化了人民公社的固有弊病。于是，农民开始从另一个方向寻找新的出路。
1978年“落实党的农村建设”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2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安徽省落实农村政策，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经验；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省湘乡县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7月19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报告。这些措施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学大寨，但明显地与普及大寨县的要求不一致。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不再要求全国搞所谓“普及大寨县”的达标活动。三中全会公报甚至连“学大寨”的口号都没有出现。会前按照传统的思路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了，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另起炉灶搞了一份“关于农业的决定”草案。会上还批判了两个“凡是”和极“左”错误。会后，安徽小岗村农民开始自发实行土地包干的“小岗经验”取代了“大寨经验”，成为新时期中国大力推广的新一代的农民智慧。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发[1980]83号），报告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这是农业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文件，它对持续十几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总结和检讨，是对学大寨运动的盖棺论定，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发展模式的终结，预示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衰落。
到那个时候，包产到户已在全国搞得如火如荼，巨大的落差使大寨人一时还想不通，表现出了迟疑、徘徊，所以直到1982年，大寨还在用几十年一贯的老办法，统一派活，分组劳动，统一评工。到了1982年年底，昔阳县全县农村终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浪潮，大寨终于也投身到农村经济改革的巨大历史潮流中。
今天回过头来看，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是非功过的评价，不能离开那个时代，大寨模式毕竟适应了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村发展的需要，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些长期可以受益的工程。而今，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大寨早已撩去它那层神秘的光环，回归了既往的山村本色，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走的实实在在。
大寨，地处太行山腹地，位于山西东部，依虎头山而建，平均海拔1000米。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环境气候条件恶劣。
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寨，穷山恶水，一句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大寨当时的特征“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年年灾情多。”全村不到60户人家，拥有700多亩土地，可是这些地不是挂在一道道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山梁上，就是挤在一条条深深浅浅、宽宽窄窄的山沟里，4700多块地七零八落的散落在一面坡上，而且这些地的粮食亩产不到200斤，故而有了“七零八落一面坡”的形象描述。地质条件恶劣，生产条件低下，虽然全村人辛勤耕种，却还是改变不了贫穷落后的面貌。
就是这么一个太行山深处的贫穷小山村，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度成为中国农村的希望，成了规范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行动的样板。据统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外来大寨参观学习的人数达千万人次，作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那时的大寨，无疑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圣地”。那么，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是如何成为名噪天下样板的？回首这场在新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波及面最广、涉及人数最多的群众运动又是如何兴起的？它究竟又给新中国的农业发展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大寨加入合作社，制定“十年造地”计划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昔阳县建立起中共领导的人民政权。随后的土地改革中，大寨贫困农民分得了一些土地、房屋、牲畜和生产资料。
1946年，大寨农民贾承福、贾承财、贾进才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大寨村的第一批党员。
1947年，大寨建立党支部，贾进才任首任党支部书记。
1952年，经贾进才三次让贤，一位勤于耕种又有想法的能人，时年36岁的陈永贵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1953年，大寨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任合作社社长。转遍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陈永贵，天天琢磨“有什么办法让这穷山沟多打点粮食”。要打粮食就要有土地，可大寨的土地在哪里？支部的人合计很久，决定——十年造地，大寨人历史上第一次如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制定了“战天斗地”的大胆规划。治坡修地，“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辈子不行，还有子孙！”太行山的大寨人颇具愚公移山的气概。
万里千担一亩田，实施“十年造地”计划
造地，其实就是我们后来讲的农田基本建设，将寸草不生的石头山改造成良田，增加农业收成。
万事开头难，大寨人选择了“白驼沟”作为造地计划的第一仗。白驼沟五百多米长，十几米宽，怪石嶙峋，荆棘密布。村里老人疑惑，祖祖辈辈这沟就是这个模样，如今要把它变成啥样？1953年冬，寒冬腊月，大雪飘飞，全村58个男劳力全部上阵，耗时48天，投工1500多个，在没有炸药和机械外力的情况下，仅仅靠镢头、铁锹、钢钎、大锤将砸下的石头和土回填在沟里，再垒上一层层石坝，修筑了24道阶梯形的土“台子”，得了5亩平地，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大寨梯田。虽然忙碌了一个多月，却只有仅仅的5亩地，但却是大寨人向这片穷山恶水要来的第一片土地。为了纪念，白驼沟改名为合作沟。
自此，好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大寨人又先后在后底沟、小背峪得了33亩好地。1956年，大寨迎来了开荒造地后的第一个丰收年。粮食亩产达到349斤，将近造地前的2倍。大寨走在了昔阳县的前列，成为全县走合作化道路的先进典型，陈永贵因此受到了县里的表彰。
1955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开荒3868万亩。1956年，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普遍试办的时候，大寨也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经济比以前更强大了，生产资料全部归社，大寨有利于调动更多的人力物力对农田进行整治，连年取得丰收，在粮食自给的基础上，还上交国家。尝到甜头的大寨人，并没有止步不前，一个更大的计划呼之欲出，那就是“三战狼窝掌”。
狼窝掌地势最为险恶，1500多米长，13多米宽，落差达到200多米，乱石遍地，野狼出没，洪灾不断，是给大寨带来最大灾难的一条沟。但是由于它的占地面积大，可提供良田的面积也相应较大，于是大寨人克服险阻于1956年的冬天开始开拓狼窝掌。经过一个冬天的奋战，填了几万立方米的土石，筑起了38道坝，得好地20余亩。春耕、播种、生芽，一切按部就班的进行着，大寨人期望着狼窝掌的第一次丰收。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7年的盛夏，一场暴雨浇灭了所有人的期望。暴雨过后，狼窝掌的梯田荡然无存，所有人傻眼了！一个冬天的奋战，让一场雨全给毁了。梯田塌了，但是大寨人的决心没有塌，二战狼窝掌的战役再次打响了，总结经验，这次把石坝地基挖到1.5米，把第一层的坝身垒到4层，石头也拣大的用。整整三个月过后，38道倒下的坝又重新立了起来。1958年春天，狼窝掌再现生机，但是随着夏天的一道惊雷而来的暴雨如注击碎了大寨人的希望。山洪翻江倒海而来，犹如猛兽下山，38道堤坝瞬间垮塌，田地二次化为乌有，绝望的情绪顿然涌上大寨人的心头，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了他们的带头人陈永贵。陈永贵也彷徨了，但是最终掷地有声地下达了“狼窝掌还要来第三次！”的指令，大寨人带着他们的倔劲跟着陈永贵再次进驻狼窝掌。这次，大寨人从生活中总结经验，迸发灵感，运用拱形建筑的原理创造了三战狼窝掌的战术要领：石坝垒成拱形，地基5米深，根基7层到8层，大石块间的缝隙用石子填充，灰浆灌注。20天后，最高垒到9米，灌浆的石灰用去3万公斤的32条大坝完工。狼窝掌，这条凶暴的山沟被最终制服，此后经受住了几十年的几十次洪水的考验。
从1953年到1962年，从初战白驼沟到三战狼窝掌，大寨人开山辟地十年造地计划得以实现。十年间，大寨人垒起了7.5公里的180余条大坝，把300亩的坡地改造成了水平梯田，把分布零落的4700多块地集中开发成2900块，增加好地80余亩。粮食平均亩产也上升到385公斤。作为高级社的大寨，依靠集体化后形成的经济力量和农民的生产热情，连年取得丰收，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还上交给国家。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大寨也毫不犹豫地擎起了三面红旗。1958年8月24日，以大寨为中心成立了昔阳县第一个“红旗人民公社”。
抗洪救灾，自力更生
好日子不长，1963年8月2日，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向虎头山，8月8日雨初停，倾盆大雨狂下了七天七夜。全县平均降雨量590毫米，是1962年全年的雨量，百年不遇。全县受灾严重。大寨村民们眼睁睁地看着洪水摧垮道路和堤坝，马上就可收割的作物一片片地倒下了。
陈永贵，8月1日赴昔阳县参加县第四届人代会，不在村里，突如其来的暴雨，急的他像热锅上的蚂蚁，8日会议结束，速回大寨。一片残败景象摆在眼前，据当时统计受灾情况如下：全村709亩土地，139亩梯田被冲为平地，41亩庄稼被沙土掩埋，其余620亩也几近于绝收；145眼窑洞塌毁113眼，126间房屋，倒塌78间；淤没粮食11787公斤，其中集体4805公斤，社员户6982公斤，无人员死亡报告。可谓损失惨重！面对现状，陈永贵说：“人没事就好，只要人还在，有共产党领导，有社会主义集体，还战胜不了这点灾害？有我们一把镢头两只手，一根扁担俩箩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一定能战胜穷山恶水，一定能战胜自然灾害。洪水冲走了一个破烂的大寨，咱们再用自己的双手建一个新大寨。”
大寨人民说干就干，先安置灾民食宿后，开始挽救生产，整修毁坏的堤坝，扶起倒下的庄稼，晚上回到村里还要筑房，工作量大的惊人，但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尽所能的挽救灾情。此时的大寨早已在省内声名远播，灾情牵动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心，医疗费、棉衣、被褥、苇席、救济款等种种外援不断涌入，但是大寨人民没有接受，全部退回。而是相反的提出了：不要救济物资，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还要做到粮食亩产不少，群众口粮不少，上交国家公粮不少的“三不要”和“三不少”的决定。口号提出来了，结果如何呢？据统计，1963年大寨可产量土地564亩，粮食总产21万公斤，仅比1962年712亩粮田的产量减少6.6万公斤，亩产量372.5公斤与上年接近。社员口粮200公斤，上交国家12万公斤，基本全部与1962年持平。而且，新的窑洞、房屋也立了起来。
大寨人实现了他们的承诺，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坚持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无疑契合了新中国始终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立国之本的精神。
从地方到全国，“农业学大寨”响彻中国
大寨，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到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圣地，经历了一个从点到面、从地方到全国的成长过程。
1959年，陈永贵带领大寨人经历了“三战狼窝掌”的艰苦战役后，把七沟八梁一面坡整治成了亩亩良田，粮食产量连年丰收，引起了山西省的关注。于同年3月15日，在《山西农民报》以整版的篇幅介绍了陈永贵的事迹，文章称赞他是“又学司令又学兵”、手脑并用的新英雄，是“有共产主义劳动观点的”手脑并用的新人。同时，昔阳县委还编定了《模范支书陈永贵》教材，供全县人民学习。1959年底，晋中地委在昔阳召开整风整社现场会，会上初步总结了大寨精神：“政治挂帅，思想先行”，“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苦干实干的革命干劲”。当时，仅仅是晋中地委注意到了大寨这个典型，把它作为全地区农业战线的模范，但是在山西省的知名度还不是很高。
直到晋中地委上报的《关于开展学习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领导方法的决定》，引起了山西省委高度重视。1959年12月，山西省委参加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现场会”，会上晋中地委对大寨党支部工作经验和生产管理经验进行概括和推广。山西省委认为，大寨经验和陈永贵事迹对全省也有指导作用。于是，决定在全省宣传陈永贵典型的同时，推广大寨生产管理经验。1960年2月，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批转了晋中地委关于学习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的决定，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农村所有基层干部，首先是党支部书记，开展学习陈永贵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搞好生产、搞好工作的运动，学习大寨的经验。为此，《山西日报》发表了社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同年6月18日继而发表长篇通讯《大寨支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充分肯定了陈永贵在领导农业生产和参加劳动中所做出的成绩。这样，60年代初，山西全省掀起了一个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经验的高潮，起到了带动全省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虽然，在省委的号召下学大寨运动有了一定的影响面和声势，但是由于当时处于天灾人祸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运动开展的并不尽如人意。
三年后，随着自然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日益减小，1963年3月，山西省召开了全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会上再次号召向大寨和陈永贵学习，要求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不久后的《红旗》杂志在1963年第13、14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性的一件大事》的社论。同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社论《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又红又专》，文章指出，“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都走在最前线，成为最积极的分子，成为政治上的旗手，再进一步，还要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而陈永贵正是这样的典型，其所作所为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半个月后的8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文章《在农业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文中指出：陈永贵是干部参加劳动的典范。这篇文章为大寨红旗的升起做了重要的铺垫。正是国家重量媒体的大力推介才使学大寨运动再次逐渐兴起，大寨的地位有了新的提高，大寨的名字开始走出山西，奔向全国，继而以不同凡响的态势，进入它辉煌壮观的腾飞阶段。
1964年1月，水利部召开全国水利会议，传达学习大庆经验，水利部希望在全国水利战线上也树立一个典型，于是山西省推荐了大寨，得到肯定后并邀请陈永贵到北京进行了大寨抗洪经验的演讲，博得满堂喝彩。与此同时，北京市委和农业部、农垦部、粮食部、农机部、石油部六级干部会议也正在召开，听说了山西省出了个大庆式的典型，也邀请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做了生动的报告。会后中共北京市委印发了陈永贵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号召北京郊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向大寨人学习，在北京地区掀起一个“学大寨志，长大寨风，走大寨路，建大寨田”的宣传热潮。一时大寨和陈永贵成为北京街谈巷议的话题。1月24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半版的篇幅，冠以《大寨——我们的一个好榜样》通栏标题，详细介绍了大寨经验。不仅如此，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的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实况录音，在陈永贵尚未离京时便播出了，大寨精神随之飞越千山万水，传遍神州大地。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文章介绍了大寨大队同穷山恶水进行斗争、改变山区落后面貌，克服困难发展生产的事迹，这篇生动的通讯，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轰动。《人民日报》并为其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社论指出，大寨人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一个真理：尽管自然条件那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要学习他们的远大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念；学习他们敢于蔑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和实干苦干的优良作用；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和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他们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作风。此后全国农业战线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
党中央肯定大寨精神，正式提出“学大寨”口号
学大寨，此时虽然已经在全国搞的沸沸扬扬，但是并没有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从上报事迹到正式提出口号，又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
1964年3月27日，毛泽东南下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28日，专列到达河北省邯郸市，在那里停留了两天。他专门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和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请到专列上，听取他们汇报本省工作。
陶鲁笳汇报说，山西省正在公社一级搞“四清”的试点，在全省农村正在普遍宣讲两个“十条”的工作，不仅没有影响生产反而促进了生产。在回答毛泽东关心的农村“五反”问题时，专门谈到了大寨经验和陈永贵。说大寨的干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毛泽东对陈永贵“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给予了肯定，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同时，陶鲁笳向毛泽东介绍了大寨，这个只有360人的小山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荒沟秃山上造田，从1953年到1962年的十年间，除了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还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00多万公斤，平均每户1500多公斤。还汇报了大寨在1963年抗洪救灾中，不要国家支援、依靠集体力量重建家园的情况。毛泽东对大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很重视。随后，陶鲁笳将随身带来的刊登了“大寨之路”和“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榜样”的《人民日报》交给毛泽东。在听了陶鲁笳的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说：“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呀，穷山沟出了好文章。”陶鲁笳和随行人员临走前，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全数交给了毛泽东，他说：“我要先看一看。”
毛泽东听完山西、河北两省汇报后，继续南下。在途中，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陶鲁笳的“邯郸汇报”为一个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单位与共和国最高领导者做了重要牵线，为大寨走向全国做了重要铺垫。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邯郸汇报”后打来的电话，仔细阅读了大寨和陈永贵的资料后也甚为感动，认为这是个好典型，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总理让陶鲁笳到大寨进行了20天的蹲点调查写出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1964年4月，周恩来做出指示：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率领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以及晋中地委有关部门人员组成调查组进驻大寨进行实地考察。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结束考察后，廖鲁言一行向党中央提交了考察报告。从农田改造、农业技术方面肯定了大寨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
1964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他说到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时，专门谈到:其中的一条是看增产还是减产。他专门举了陈永贵和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要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显然，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是立国之本的毛泽东已决定要树立大寨作为全国农村的典型。
5月中旬，在南京开完会的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仔细阅读了中共山西省委送来的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以及《大寨大队调查报告》和廖鲁言的报告，对大寨经验予以肯定，对陈永贵事迹予以赞赏。6月初，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政治局常委们谈了大寨的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
1964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表扬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介绍了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经验，确认“大寨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肯定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还把大寨的经验概括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样，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宣告了大寨红旗的升起。不过，尽管会议把大寨树为典型，但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
1965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中，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发出学习大寨的号召：全国所有社（人民公社）、队（生产队）都要像大寨那样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
1965年初，全国农村掀起了学大寨的运动，参观学习的人如潮水般涌向大寨。当时大寨的事迹确实给中国的农业生产找到了出路，为几亿中国农民起到了榜样作用。让农民意识到，上世纪50年中后期那种“穷过渡”、“共产风”，不是学习的榜样。而靠自力更生，改造农业生产条件。取得好收成，才是学习榜样。故而，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并产生了许多学大寨的典型。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山东黄县的下丁家大队、湖南岳阳县的毛田区、河南的林县等等。其中，尤以河南省林县开凿出了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的事迹最为感人。红旗渠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面貌，创造出了高产稳产农田，还改善了当地的生活条件，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到1965年9月，全国产生了50多个大寨式的先进典型。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议，要进一步对大寨的典型经验进行宣传，向全国推广。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这个展览也以宣传大寨式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为主题，以介绍生产经验和生产成就为主。全国省一级，甚至地、县一级的领导干部，都来北京参观了这次展览，对全国各地学大寨运动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可以说，1965年、1966年，中国农业连续两年丰收，是与当时全国农村学大寨，树立了苦干、实干精神分不开的。
“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正式提出是1966年8月12日。这天，经毛泽东同意，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公报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从此，“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传遍神州大地。持续十五年的学大寨运动，对中国现代农业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十年文革时期的农业学大寨
1966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农业学大寨”，大寨的经验对于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开展农田基本建设起过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迈入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遗憾的是“学大寨”运动也纳入了文化大革命的轨道。我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基本上是与文革一起进行的。“文革”在农村的极左路线、方针、政策，也是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体现出来的。
毛泽东将“农业学大寨”作为重大决策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大寨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提出“七斗八斗”、“大批促大干”、搞“穷过渡”，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文革”中学大寨，不讲实效，只图形式，不搞因地制宜，而是“绝对化”。那时，种植作物、种植形式、甚至农活安排，都不从当地实际出发，不论东西南北、不管当地条件，强迫命令，“一刀切”、“齐步走”。致使，许多地方学大寨，并非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而是将大寨作为农村发展的标本推广。尤其在我国南方农村，土地大多是水田，而当地官员却不切实际地在山上大规模开垦大寨式的梯田，由于无法解决供水问题，这些梯田无法产生经济效益。这样的“一刀切”，使农民很痛苦，上世纪70年代流传在湖北的一句俗语“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学大寨”，很能解释中国农民在文革时期“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辛酸。
不过，从1964年到1978年这十几年间，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的一系列决议和举措都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总体部署中实施的。虽然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之下，这场运动最终演变成一场灾难，给中国带来了损失，但是中国的农业发展、农业基本建设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到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县召开之时，全国已有学大寨先进县（市）316个，占全国县（市）的13.4%；已有粮食平均亩产上纲要（400斤）的县（市）725个，占总数的31.2%。
农业学大寨，走入穷途末路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全国范围内学大寨的热情已经开始有所消退。十几年的学大寨运动搞下来，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了，收益也有所下降，普遍陷入了贫困的境地。尤其是连年的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大量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钱粮，把社队“搞空了，搞穷了”。农民收入20年间几乎没有提高，甚至1976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还低4斤，人均年收入在6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38%，全国有1.4亿农村人口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农业学大寨运动，不仅没有为中国农业找到出路，而且更加强化了人民公社的固有弊病。于是，农民开始从另一个方向寻找新的出路。
1978年“落实党的农村建设”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2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安徽省落实农村政策，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经验；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省湘乡县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7月19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报告。这些措施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学大寨，但明显地与普及大寨县的要求不一致。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不再要求全国搞所谓“普及大寨县”的达标活动。三中全会公报甚至连“学大寨”的口号都没有出现。会前按照传统的思路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了，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另起炉灶搞了一份“关于农业的决定”草案。会上还批判了两个“凡是”和极“左”错误。会后，安徽小岗村农民开始自发实行土地包干的“小岗经验”取代了“大寨经验”，成为新时期中国大力推广的新一代的农民智慧。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发[1980]83号），报告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这是农业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文件，它对持续十几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总结和检讨，是对学大寨运动的盖棺论定，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发展模式的终结，预示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衰落。
到那个时候，包产到户已在全国搞得如火如荼，巨大的落差使大寨人一时还想不通，表现出了迟疑、徘徊，所以直到1982年，大寨还在用几十年一贯的老办法，统一派活，分组劳动，统一评工。到了1982年年底，昔阳县全县农村终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浪潮，大寨终于也投身到农村经济改革的巨大历史潮流中。
今天回过头来看，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是非功过的评价，不能离开那个时代，大寨模式毕竟适应了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村发展的需要，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些长期可以受益的工程。而今，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大寨早已撩去它那层神秘的光环，回归了既往的山村本色，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走的实实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