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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至1960年9月，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运动）。1955年，我在湖南省一家国企工作。在当年开展的肃反运动中，被抽调到“五人小组”办公室，即在“五人小组”领导下的肃反专干办做事，我当时担负的任务是，既要综合材料，与被派往外地调查肃反对象的历史或现实情况的外调人员保持电话、电报联系，还要负责分管肃反对象的内查外调工作。
从事肃反工作，首先是要对本单位工作人员的历史档案进行筛查，从中确定对象。如果发现有“现行反革命”行为，当即交由公安部门逮走，这是极个别的。肃反工作的重点是调查那些从旧政权过来的人，特别是伪军警宪人员，调查他们当中是否确有“历史反革命分子”，而一旦“涉嫌”，便首先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直至逮捕，开批斗会，逐步深挖。
我曾经对一名原国民党的营级（投诚）军官进行过审查。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阻挡日军进攻，1938年，蒋介石决定将黄河流经河南境内的花园口决堤，企图用黄河水阻挡日军进攻的步伐。执行这次任务的就是国民党监管营长刘秉熙。
在肃反运动中，由我经手审查了刘秉熙。在将他逮捕关押前后，每次对他进行批斗和问讯，他的态度都很好，一是诚恳认罪，二是彻底交待。为查清楚他历史上的犯罪事实，我出差到安徽桐城县，找到他昔日的传令兵调查，所供情况与他本人交代基本一致。在将其关押与批斗审查了近一年后，他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并开除公职，遣回山西太原原籍。由于他为人诚恳，深明大义，认为自己的历史罪孽深重，对肃反运动及对他的审查关押均无反感，后来他还成为太原市政协委员。
在肃反运动中，一旦被定为重点审查对象，首先就要对其家庭等场所进行搜查，检查其相关物品和文字资料。有位新中国成立前在湖南省教育厅工作过的旧职员，我们从他家中搜出了几本日记，因文字比较艰涩，便由我这个平时爱“咬文嚼字”的人详细审阅。果然从他的日记中查出了他于解放前在湖南茶陵参加了“应变委员会”，又在他家中搜出了一支手枪。于是当即将他逮捕。
后来我深入到茶陵农村进行调查，原来“应变委员会”刚酝酿几天，茶陵便解放了，并未开展具体活动；而那支手枪是他在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机关担任部长（师级干部）的叔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荣归故里”，省亲祭祖时，留给他（侄儿）作纪念的。此人饱读诗书，爱谈国事，够不上“反革命分子”，便决定对其监控使用，其叔叔的手枪当即由湖南省公安厅没收。由于他叔叔犯下了民间私藏枪支的严重错误，在部队中受到了相应处分。在肃反以后的“整风反右”运动中，此人又被划为“右派分子”，最后还加戴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先后投入劳教和劳改。
在本单位的肃反运动中，真正被审查挖出来的，有一位名叫潘×的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武汉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中统组织的特务分子。在对他审查结案后，先交公安机关关押，再被判刑。
我原来所在单位，由于肃反运动一来，声势浩大，空气紧张，某些历史上有过问题的人压力重重，竟有不堪重负者：一位原来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电台报务的旧军官，在精神崩溃之下，跳楼自杀身亡。
在肃反运动中，有一位原国民党军少校军官，曾进过蒋介石在南岳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自然列入了重点审查对象，但在审查中除档案内原交代的历史问题外，并未发现新的情节。而从他被搜查出的日记和不少来往信件中，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他与本单位一位已婚少妇之间的婚外恋，这位少妇虽然没有被列入审查对象，但我们动员她为了协助查清当事人的问题请其交出了男方写给她的信件。从这个人的日记和他俩的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出双方在婚外恋当中各自内心世界的矛盾、烦恼和忐忑心情，还有许多细节的描述和心灵倾诉，当然都是不健康的缠绵悱恻。我审阅着这些资料，犹如在读一部爱情悲剧。最终将其作为“坏分子”结案，开除公职，交予街道居委会管制。
在肃反运动中，我们单位“五人小组”的负责人工作非常严谨、细致、对人负责。有位从旧机关接收过来的会计，过去只是默默无闻地从事会计职务，在肃反中虽然也将他列入了审查对象，但比较顺利地查明他的全部历史后，也没有对他进行关押和批斗。只是既已列入审查对象，到运动后期也把他下放外地，使其远离长沙，最后以支援全省重点建设为名，将其下放到湖南郴州市新建的省管项目——东江水泥厂继续从事会计，对他的家庭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1955年开展的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虽然已经过去60年了，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开展肃反还是必要的。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到1951年间开展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虽然处理了不少“现行反革命分子”，巩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但是随着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原来从旧政权接管下来的和新招考、接收进来的大批各类人员，必然形成鱼龙混杂的局面，对于某些暗藏、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敌对势力必须予以仔细甄别，这是一项细致入微、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因此成立专门机构，如设“五人小组”（中央成立“十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将肃反采取运动形式却是不当的，一旦形成运动，势必出现偏差，容易产生冤假错案，执行极“左”政策，甚至侵犯人权、伤害本来应当团结一道工作的好人，这是历史的教训。
从事肃反工作，首先是要对本单位工作人员的历史档案进行筛查，从中确定对象。如果发现有“现行反革命”行为，当即交由公安部门逮走，这是极个别的。肃反工作的重点是调查那些从旧政权过来的人，特别是伪军警宪人员，调查他们当中是否确有“历史反革命分子”，而一旦“涉嫌”，便首先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直至逮捕，开批斗会，逐步深挖。
我曾经对一名原国民党的营级（投诚）军官进行过审查。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阻挡日军进攻，1938年，蒋介石决定将黄河流经河南境内的花园口决堤，企图用黄河水阻挡日军进攻的步伐。执行这次任务的就是国民党监管营长刘秉熙。
在肃反运动中，由我经手审查了刘秉熙。在将他逮捕关押前后，每次对他进行批斗和问讯，他的态度都很好，一是诚恳认罪，二是彻底交待。为查清楚他历史上的犯罪事实，我出差到安徽桐城县，找到他昔日的传令兵调查，所供情况与他本人交代基本一致。在将其关押与批斗审查了近一年后，他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并开除公职，遣回山西太原原籍。由于他为人诚恳，深明大义，认为自己的历史罪孽深重，对肃反运动及对他的审查关押均无反感，后来他还成为太原市政协委员。
在肃反运动中，一旦被定为重点审查对象，首先就要对其家庭等场所进行搜查，检查其相关物品和文字资料。有位新中国成立前在湖南省教育厅工作过的旧职员，我们从他家中搜出了几本日记，因文字比较艰涩，便由我这个平时爱“咬文嚼字”的人详细审阅。果然从他的日记中查出了他于解放前在湖南茶陵参加了“应变委员会”，又在他家中搜出了一支手枪。于是当即将他逮捕。
后来我深入到茶陵农村进行调查，原来“应变委员会”刚酝酿几天，茶陵便解放了，并未开展具体活动；而那支手枪是他在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机关担任部长（师级干部）的叔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荣归故里”，省亲祭祖时，留给他（侄儿）作纪念的。此人饱读诗书，爱谈国事，够不上“反革命分子”，便决定对其监控使用，其叔叔的手枪当即由湖南省公安厅没收。由于他叔叔犯下了民间私藏枪支的严重错误，在部队中受到了相应处分。在肃反以后的“整风反右”运动中，此人又被划为“右派分子”，最后还加戴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先后投入劳教和劳改。
在本单位的肃反运动中，真正被审查挖出来的，有一位名叫潘×的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武汉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中统组织的特务分子。在对他审查结案后，先交公安机关关押，再被判刑。
我原来所在单位，由于肃反运动一来，声势浩大，空气紧张，某些历史上有过问题的人压力重重，竟有不堪重负者：一位原来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电台报务的旧军官，在精神崩溃之下，跳楼自杀身亡。
在肃反运动中，有一位原国民党军少校军官，曾进过蒋介石在南岳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自然列入了重点审查对象，但在审查中除档案内原交代的历史问题外，并未发现新的情节。而从他被搜查出的日记和不少来往信件中，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他与本单位一位已婚少妇之间的婚外恋，这位少妇虽然没有被列入审查对象，但我们动员她为了协助查清当事人的问题请其交出了男方写给她的信件。从这个人的日记和他俩的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出双方在婚外恋当中各自内心世界的矛盾、烦恼和忐忑心情，还有许多细节的描述和心灵倾诉，当然都是不健康的缠绵悱恻。我审阅着这些资料，犹如在读一部爱情悲剧。最终将其作为“坏分子”结案，开除公职，交予街道居委会管制。
在肃反运动中，我们单位“五人小组”的负责人工作非常严谨、细致、对人负责。有位从旧机关接收过来的会计，过去只是默默无闻地从事会计职务，在肃反中虽然也将他列入了审查对象，但比较顺利地查明他的全部历史后，也没有对他进行关押和批斗。只是既已列入审查对象，到运动后期也把他下放外地，使其远离长沙，最后以支援全省重点建设为名，将其下放到湖南郴州市新建的省管项目——东江水泥厂继续从事会计，对他的家庭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1955年开展的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虽然已经过去60年了，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开展肃反还是必要的。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到1951年间开展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虽然处理了不少“现行反革命分子”，巩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但是随着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原来从旧政权接管下来的和新招考、接收进来的大批各类人员，必然形成鱼龙混杂的局面，对于某些暗藏、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敌对势力必须予以仔细甄别，这是一项细致入微、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因此成立专门机构，如设“五人小组”（中央成立“十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将肃反采取运动形式却是不当的，一旦形成运动，势必出现偏差，容易产生冤假错案，执行极“左”政策，甚至侵犯人权、伤害本来应当团结一道工作的好人，这是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