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去看父母，母亲很奇怪地问了一句：“你给我的那块徽章是真的吧？”“当然是真的。那是我在报社工作被评为先进时获得的奖品，怎么会是假的？”“那你有空把它拿走吧。”
　　那是一个小金牌，只有六七克的样子，也值不了多少钱。有一年过年回家，就把它给母亲，让她高兴一下。父母都很高兴，尤其是母亲，那是她第一次得到纯金的东西。
　　现在又送回给我，到底什么意思？我突然想起不久前母亲的一次晕倒，从那时开始，她就经常胡思乱想，让我拿走“金牌”，就是一例。“我怕到时候你们根本找不到。”
　　弟弟和妹妹都住在广东，父母到那里帮弟弟看小孩，断断续续已经在广东住了两年多。到今年9月，小家伙就将上幼儿园。从春节过后，父母就提出要回老家。我有时候追问母亲为什么那么坚持要回老家，她含糊其辞。小家伙上幼儿园，不用再时刻看护，這只是一个原因。他们更担心的是自己会发生什么意外。
　　今年春节，父亲遵医嘱没有喝酒，这是很多年来的第一次。过去总是很乐观的他，开始按照医生建议约束自己，指出各种不能吃的东西。他们开始不断重复一个到海南度假却死在那里的老伯的故事，对他们来说，那是人生最不完美的终结方式。
　　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有时候会注视父母的面容，他们的衰老真的来临了。我们总是不在乎岁月，很少意识到今年他们都已经年满70岁了。
　　弟和我一样恐慌。一个证据是，我们都变得“成熟”了。不再和父母争论问题，而是报以理解的微笑。面对父母的老去，我们几乎无能为力。
　　他们自己也没什么办法。那个小区里，像父母这样的“外来者”还有不少。他们在努力地构建一个能感到安全的“小社会”，大家都说着不那么标准的普通话，这样的场景清楚地表明，大家都是异乡人。
　　这两年，我总是有所怀疑，让父母在老年时迁居到大城市，是否是一个好的选择。这解决了子女和父母不能团聚的问题，却也把他们和故土强行隔离。端午节，河南老家刚刚完成麦收工作，父亲很兴奋地说，今年是一个丰收年，亩产超过了1000斤。村里的种粮大户，承包了近一百亩土地，会有10万斤——这和父亲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却每天关注天气预报，很担心会下雨，麦收不及时。
　　我马上给他算一笔账，10万斤，每斤才一块钱，也就10万块，扣掉各种成本，忙活那么久，也才几万块。这种理性的算计让父亲感到一丝不快。现实的鸿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农村的种粮大户，收入在城市里也不算什么，父亲陷入沉默，因为我否定的，几乎就是他的世界。
　　我对这个世界也曾非常熟悉。读初中的时候，和父亲一起收割麦子，用镰刀弯腰去割，然后用架子车把麦子拉回麦场。作为一位教师，父亲和我们都不擅长此道，在中午的太阳下，我们好不容易装好的一车麦子又散架了。大家都很沮丧，父亲却不忘教育我们：不考上大学，一辈子都得做这个啊。
　　这是我家最经典的教育场景，它的核心就是“逃离”。那个时候，父母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们会一起“逃离”。我答应母亲，有空会取走“金牌”，让她放心。但是我却不知道，下一次回到老家是什么时候。
　　（李秀丽荐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