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正在被低增长、高债务和高失业率所困扰。世界需要一个繁荣的中国经济，中国也需要一个繁荣的世界经济。这种利益的和谐和一致需要通过全球合作、国家努力和个人贡献来加强……随着中国逐渐向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地位迈进，中国再一次站在自我转折的拐点……中国在今年年底会成为G20的主席国，中国会作为一个领导者和领头羊，中国也会知道水温和火候要把握得怎么样才可以把全球经济增长这杯茶泡好。我们在一个海洋中，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携手把这些议题解决，而不是单独考虑自己的计划，我相信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考虑好怎么做了。”
　　——摘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2015年3月20日在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演讲
　　王磊：自2012年起，随着全球经济回暖、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进程的启动，以及美欧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矛盾的升级，20国集团出现了内部分化的迹象，20国集团成员的“集团化”趋势愈加明显，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三个世界”的对立。
　　“第一世界”是指以七国集团（G7）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集团，随着自身经济形势的相对好转，它们对20国集团的依赖度明显下降。它们还因乌克兰危机将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G8），20国集团内的发达集团成员由此呈现出对七国集团一定程度的回归。
　　“第三世界”是以中国等新兴大国组成的金砖五国。随着金砖国家合作的日益深化和拓展。五国“抱团取暖”的趋势愈加明显，追求更深更广的合作，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同发达国家进行对话，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乌克兰危机之后，金砖五国还加强了在战略、安全、政治、网络治理等领域的合作。
　　上述国家之外的其他20国集团成员构成“第二世界”，包括韩国、沙特、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印尼等世界各地区最主要的支点国家，西方七国和金砖五国在20国集团内部都需要争取它们的支持。它们成为介于七国集团成员和金砖国家成员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但这一国家群体成员复杂亦分化，在政策取向上因议题领域而持不同立场。
　　20国集团不同阵营的内部也存在分化现象。比如，美元与欧元争夺世界首要货币地位的斗争仍很激烈。欧盟已经意识到，从大中东转型到俄罗斯受挤压，它自己总是美国对外战略行为的最主要代价承担者，这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并非偶然，从经济学角度看也是如此。欧盟成员之间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亦缺乏共识。与此同时，西方试图制造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割裂，世行和IMF经常宣扬所谓的“毕业线”理论，认为中国等新兴国家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实力、财政能力和全球影响力，从而成为“准发达国家”，不仅不应再享受发展中国家才能享有的各种“特殊优惠”，而且还要承担起对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援助义务，特别是资金和财政支持。
　　上述分化现象的出现与20国集团的定位和性质有关。20国集团虽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但并非正式的国际组织，论坛式运作，不设秘书处，成员国集体作出的政治承诺无需协议背书，因而也不具法律约束力。而发达国家对20国集团的政策立场呈现出阶段性、临时性和实用主义的一面，并且在有意制造分化。它们在自身的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之后，对20国集团的倚重度下降，同时警醒地意识到20国集团成为新兴国家以更大权重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平台和机会，因而对20国集团的参与热度快速回缩。美国部分媒体和政客甚至单纯从权力转移、零和博弈和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认为中国正带着一帮“哥们儿”与它们进行政策博弈，抢夺话语权，甚至连韩国、澳大利亚都给争取过去了，使得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事务的主导能力严重失控。

　　中国将在2016年主办20国集团峰会，这是我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现行体系改革与完善、为全球经济实现稳定强劲平衡增长和发展作出更多贡献的重要机遇，也是继2014年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之后，我国迎来的又一次重要的“主场外交”。2014年举行的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制订了实现全球经济增长2%的具体目标，2015年的土耳其安托利亚峰会则通过“包容、投资、落实”的主题，重在将前届峰会决定付诸实践。20国集团峰会体现出的这种“大小年”交替轮换的规律对于2016年中国担任东道国是一个有利因素。中国应立足20国集团的政策延续性和开拓性，既关注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关切，又结合自身对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政策立场，推动中国峰会在世界经济史上留下鲜明烙印。
　　我们要提倡落实，防止20国集团沦为清谈场。也要倡导构建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世界经济，反对贸易排他性和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倾向。还要呼吁警惕“溢出效应”，让大家明白，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美国“量化宽松”的退出政策效应溢出到欧洲、再从欧洲传导到发展中国家、涟漪一圈圈扩大所造成的，发达国家要对其财经政策进行自我管束，而不是一味弹压新兴经济体承担责任。
　　新兴经济体固然存在自身困难和缺陷，但稳步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人口红利、资源红利都还在，只要继续改革、加快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将迎来又一次的腾飞。受发达国家不负责任的货币财政金融政策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外部发展环境不再那么有利，加之自身发展阶段的约束，脆弱面最终体现出来，这再次提醒我们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性和难度之大，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推进。
　　更要务实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议程。已故美国德裔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教授的“退出-呼吁”理论对已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但仍未完成自我转型的中国极具参考价值。根据这种理论，当一种全球体系的主导、运行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需要进行变革时，其内部总是存在巨大惯性和阻力，体系的主导国从来都不会轻易向新兴国家让渡和分享权力。为了打破其对全球经济事务的政策垄断，代表新兴世界的国家必须对内推进自我改革、对外积极提出倡议，创造一种竞争压力，迫使主导国进行调整，推动全球体系朝着反映全球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现实、充分反映各方利益诉求的方向演变。现在，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日益暴露出弊端，IMF、世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支柱机构官僚主义盛行，落实全球发展议程不力，聚焦减贫的定位也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型援助的巨大需求，但大家还都不希望把它们推倒重来，中国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改革的重点方向应是对现行体系的职能不足进行弥补和完善，恢复甚至提升其活力和有效性。
　　任琳：如果说中国主办的2016年20国集团峰会应当开出什么特色，那就是既要促进南北对话与合作，也要推动南南对话与合作。在此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最具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得天独厚的协调优势。我们可以推动这次峰会既谈投资、创新等高端议题，也谈减贫、人口红利、包容性增长、BOP（“金字塔底层”）市场模式对接等南方话题，凝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
　　张建平：20国集团不仅需要考虑短期的经济增长和应对危机问题，也要考虑创新驱动、全球治理、贸易投资规则、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中长期议题。如何让20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需要群策群力。中国主办2016年峰会，也要提出更具创新性的机制合作建议，并在协调南北矛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