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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期选取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工人》和《华尔街日报》的《中国正在成为绿色技术领导者》两篇文章进行点评剖析。作者认为，《中国工人》的一组报道给我们的启发是，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主题不宏大，而是我们没有找到表达主题的最佳方式。后一篇点评则提出。在做科学事件的报道中。我们应巧用术语和数据。运用比喻化繁为简。
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12月将“中国工人”这个特殊群体与驻阿富汗美军总司令麦克里斯特尔将军、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牙买加飞人——奥运金牌得主博尔特被共同评为“2009年度人物”亚军。
2009年12月28日出版的《时代》用6页的篇幅，大幅黑白照片配“豆腐块”的版式向读者介绍了以5位外来务工人员为代表的中国工人群体。作者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怏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首先应当归功于数千万勤劳坚韧的普通中国工人，特别是那些背井离乡、在沿海发达城市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
这组题为《中国工人》的报道在选材和写作手法上，都不同于传统报道，没有长篇祟牍地讲述中国工人群体的生存状况和为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甚至没有讲述太多的人物故事。稿件开篇用4位女工的合影和一段导语，粗线条地概述了中国工人对“保八”乃至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随后，作者用大幅人物肖像和百余字的介绍，为5位年轻工人各自勾勒出一幅小图，将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浓缩在其中。
照片上的工人，表情或羞涩或凝重，或局促或无所适从，简短的小传与此相得益彰，准确地勾画出他们淳朴低调的个性和随遇而安的平和心态。
这5个看似平凡无奇的小人物，实际上都是“有故事”的人，每人都有独特的人生经历，在发掘他们的故事时，作者举重若轻，寥寥儿笔就让几个不同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有的从学校毕业后离开家乡，只为换个环境尝试新事物或者追求城市的快节奏；有的则因为贫困被迫少小离家。作者用高度洗练的文字讲述出这些纷繁复杂的人物故事，言简意赅，节奏明怏，值得我们外宣工作者借鉴。
尽管报道的文字部分篇幅很短，作者却没有忽略细节——包括数字和直接引语的运用，例如，邓涛(音)的家乡常德只有600万人口，而深圳有1200万；1980年到2006年间，深圳经济以年均27％的速度增长，认为成都的生活很“无聊”的曹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快节奏。
稿件在提供给读者几个直观的中国工人形象之后，就此收尾，没有继续延伸到这一群体的功德荣辱，却留给了读者更大思考和回味的空间。
《时代》推出的年度人物报道迅速引发了国内媒体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共鸣，不少媒体还对几位工人进行了追踪报道。应该说，中国工人成为年度人物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时代》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些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无名英雄。
《时代》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工人”?《时代》总编辑理查德·斯坦格尔在2009年12月14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说：“几乎每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发展部至关重要。没有中国工人，就没有中国8％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也会处于更糟糕的境地。所以中国工人是观察中国对世界影响的一个角度，这种影响实在是无法估量。”
2009年12月24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称，目前，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缴税额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左右。这个数字，也说明了在中小企业打工的“中国工人”们对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
这个贡献《时代》看到了，而很多国内媒体却没有看到。2009年12月24日，网友子晋山右在新华网发表文章，质疑央视刚刚揭晓的“2009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他在这篇名为《中国工人为什么上不了CCTV经济年度人物》的文章中写道：大致看了一下这个名单，18位人物不是老总，就是董事长，或者是CEO，清一色的商界领袖或者领军人物。“中国工人在美国可以获得年度人物称号，在中国本土却不能。为什么呢?原凶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工人当作一回事，即使在官方宣传中或主流媒体上，中国工人的地位越来越低了，占据的位置越来越小了，宣传他们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少了。”子晋山右认为，因此尽管中国工人在美国人看来对世界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我们中很多人把功劳全都归于了老板、富人、精英。
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在当今中国无疑属于弱势群体。纵览国内媒体关于农民工的报道，很多令人唏嘘，他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讨薪欠薪和安全事故现场，他们为城市发展奉献了青春甚至生命，却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时代》周刊的报道为我们上了一课：我们的目光应该更多地投向社会生活中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的背后通常蕴藏着大故事，代表了主流。对外报道也好，对内报道也罢，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主题不宏大，而是我们没有找到表达主题的最佳方式。
(作者系新华社对外部编辑)
文章实例——中国工人
奥斯汀·莱姆兹
中国有个新词叫“保八”，意思是保持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官员们认为这个增长率对维持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一年前，很多人认为想在2009年实现这个目标是白日做梦。但是中国做到了。今年，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同时也刺激了他国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应该归功于谁?首先是数千万的中国工人，他们背井离乡，到经济飞速发展的沿海城市的工厂里打22，——譬如位于香港附近的深圳光科(音)技术公司。这家工厂周围都是小吃摊、廉价服装摊和拖着小车向轮休工人兜售糖果的老人。在工厂附近，我们找到了一些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人：这些中国的男女，他们以往的奋斗，现今的思考和对未来的展望。
邓涛(音)
——21岁，湖南常德人
常德有600万人口，不能算是小城镇。但是在中国，它无疑是个二线城市。因此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前18年后，邓涛准备尝试新事物。“在一个地方呆了太久，我想出去，”他说。职业学校毕业后，他去了有着1200万人口、几乎一夜间就成为中国第四大都市的深圳。“我是跟朋友们一起来的，”他说，“我们觉得很好玩。”
尽管如此，邓也注意到，在工厂里情况有些不寻常。“很多人离开了，也许跟金融危机有关。”他说，“我们的销量没那么大了，所以工资很低。”
李春英(音)
——34岁，湖南邵阳人
李春英16岁开始在一家玩具厂打工，现在是一家LED工厂的流水线主管。她盼着休息日可以有时间和朋友们一起购物或者去湘菜馆吃饭。“什么时候最快乐?我不知道。在这里我一直都很快乐。”她说。可她还是想家，只要回去后能找到工作，她希望跟丈夫和两个女儿一起回家。
邱小院
——26岁，广东梅州人
邱小院6岁那年，父亲去世了，母亲把她和弟弟交给一个叔叔照看。“他还要供养自己的一家人，”邱说，“所以我们的生活真的很贫困。”16岁时，邱小院离开家乡梅州来到了深圳。
她现在当上了管理人员，却并不打算在制造业长期发展。邱的丈夫也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女儿已经3岁，现在跟着爷爷奶奶在江西老家。邱希望攒够钱开个小店，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至于工厂的工作，“你不可能干一辈子。”她说。
曹彬
——20岁，四川成都人
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渴望回家，曹彬却很高兴离开家乡。两年前离开老家四川成都后，他一直没回去过。成都是中国最舒适的城市之一，但曹觉得那里无聊。“那个城市感觉懒洋洋的，”他说，“我想去一个生活节奏更快的地方。”1980年到2006年间，深圳经济以年均27％的速度增长，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快节奏。
彭春霞
——21岁，湖南邵阳人
和其他数千万中国年轻女子一样，彭春霞从内地来到沿海的制造业基地找工作。比她早来十年的同事常常讲起她们经历的艰苦和做出的牺牲，彭却觉得这种经历挺愉快。她17岁跟着姐姐离家。“在我们老家，大多数人都外出打工了。”她说，“我那时年轻，认为来这里很好玩。”到目前为止，情况确实也正如她想象的那样。她的工作很繁重——一周工作6天，只有星期天休息——但远没有以前的工人那么艰苦。“我也觉得累，但是还好，”她说，“毕竟我有工作可做。”
——摘编自《时代》周刊2009年12月28日
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12月将“中国工人”这个特殊群体与驻阿富汗美军总司令麦克里斯特尔将军、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牙买加飞人——奥运金牌得主博尔特被共同评为“2009年度人物”亚军。
2009年12月28日出版的《时代》用6页的篇幅，大幅黑白照片配“豆腐块”的版式向读者介绍了以5位外来务工人员为代表的中国工人群体。作者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怏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首先应当归功于数千万勤劳坚韧的普通中国工人，特别是那些背井离乡、在沿海发达城市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
这组题为《中国工人》的报道在选材和写作手法上，都不同于传统报道，没有长篇祟牍地讲述中国工人群体的生存状况和为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甚至没有讲述太多的人物故事。稿件开篇用4位女工的合影和一段导语，粗线条地概述了中国工人对“保八”乃至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随后，作者用大幅人物肖像和百余字的介绍，为5位年轻工人各自勾勒出一幅小图，将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浓缩在其中。
照片上的工人，表情或羞涩或凝重，或局促或无所适从，简短的小传与此相得益彰，准确地勾画出他们淳朴低调的个性和随遇而安的平和心态。
这5个看似平凡无奇的小人物，实际上都是“有故事”的人，每人都有独特的人生经历，在发掘他们的故事时，作者举重若轻，寥寥儿笔就让几个不同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有的从学校毕业后离开家乡，只为换个环境尝试新事物或者追求城市的快节奏；有的则因为贫困被迫少小离家。作者用高度洗练的文字讲述出这些纷繁复杂的人物故事，言简意赅，节奏明怏，值得我们外宣工作者借鉴。
尽管报道的文字部分篇幅很短，作者却没有忽略细节——包括数字和直接引语的运用，例如，邓涛(音)的家乡常德只有600万人口，而深圳有1200万；1980年到2006年间，深圳经济以年均27％的速度增长，认为成都的生活很“无聊”的曹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快节奏。
稿件在提供给读者几个直观的中国工人形象之后，就此收尾，没有继续延伸到这一群体的功德荣辱，却留给了读者更大思考和回味的空间。
《时代》推出的年度人物报道迅速引发了国内媒体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共鸣，不少媒体还对几位工人进行了追踪报道。应该说，中国工人成为年度人物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时代》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些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无名英雄。
《时代》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工人”?《时代》总编辑理查德·斯坦格尔在2009年12月14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说：“几乎每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发展部至关重要。没有中国工人，就没有中国8％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也会处于更糟糕的境地。所以中国工人是观察中国对世界影响的一个角度，这种影响实在是无法估量。”
2009年12月24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称，目前，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缴税额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左右。这个数字，也说明了在中小企业打工的“中国工人”们对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
这个贡献《时代》看到了，而很多国内媒体却没有看到。2009年12月24日，网友子晋山右在新华网发表文章，质疑央视刚刚揭晓的“2009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他在这篇名为《中国工人为什么上不了CCTV经济年度人物》的文章中写道：大致看了一下这个名单，18位人物不是老总，就是董事长，或者是CEO，清一色的商界领袖或者领军人物。“中国工人在美国可以获得年度人物称号，在中国本土却不能。为什么呢?原凶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工人当作一回事，即使在官方宣传中或主流媒体上，中国工人的地位越来越低了，占据的位置越来越小了，宣传他们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少了。”子晋山右认为，因此尽管中国工人在美国人看来对世界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我们中很多人把功劳全都归于了老板、富人、精英。
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在当今中国无疑属于弱势群体。纵览国内媒体关于农民工的报道，很多令人唏嘘，他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讨薪欠薪和安全事故现场，他们为城市发展奉献了青春甚至生命，却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时代》周刊的报道为我们上了一课：我们的目光应该更多地投向社会生活中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的背后通常蕴藏着大故事，代表了主流。对外报道也好，对内报道也罢，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主题不宏大，而是我们没有找到表达主题的最佳方式。
(作者系新华社对外部编辑)
文章实例——中国工人
奥斯汀·莱姆兹
中国有个新词叫“保八”，意思是保持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官员们认为这个增长率对维持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一年前，很多人认为想在2009年实现这个目标是白日做梦。但是中国做到了。今年，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同时也刺激了他国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应该归功于谁?首先是数千万的中国工人，他们背井离乡，到经济飞速发展的沿海城市的工厂里打22，——譬如位于香港附近的深圳光科(音)技术公司。这家工厂周围都是小吃摊、廉价服装摊和拖着小车向轮休工人兜售糖果的老人。在工厂附近，我们找到了一些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人：这些中国的男女，他们以往的奋斗，现今的思考和对未来的展望。
邓涛(音)
——21岁，湖南常德人
常德有600万人口，不能算是小城镇。但是在中国，它无疑是个二线城市。因此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前18年后，邓涛准备尝试新事物。“在一个地方呆了太久，我想出去，”他说。职业学校毕业后，他去了有着1200万人口、几乎一夜间就成为中国第四大都市的深圳。“我是跟朋友们一起来的，”他说，“我们觉得很好玩。”
尽管如此，邓也注意到，在工厂里情况有些不寻常。“很多人离开了，也许跟金融危机有关。”他说，“我们的销量没那么大了，所以工资很低。”
李春英(音)
——34岁，湖南邵阳人
李春英16岁开始在一家玩具厂打工，现在是一家LED工厂的流水线主管。她盼着休息日可以有时间和朋友们一起购物或者去湘菜馆吃饭。“什么时候最快乐?我不知道。在这里我一直都很快乐。”她说。可她还是想家，只要回去后能找到工作，她希望跟丈夫和两个女儿一起回家。
邱小院
——26岁，广东梅州人
邱小院6岁那年，父亲去世了，母亲把她和弟弟交给一个叔叔照看。“他还要供养自己的一家人，”邱说，“所以我们的生活真的很贫困。”16岁时，邱小院离开家乡梅州来到了深圳。
她现在当上了管理人员，却并不打算在制造业长期发展。邱的丈夫也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女儿已经3岁，现在跟着爷爷奶奶在江西老家。邱希望攒够钱开个小店，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至于工厂的工作，“你不可能干一辈子。”她说。
曹彬
——20岁，四川成都人
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渴望回家，曹彬却很高兴离开家乡。两年前离开老家四川成都后，他一直没回去过。成都是中国最舒适的城市之一，但曹觉得那里无聊。“那个城市感觉懒洋洋的，”他说，“我想去一个生活节奏更快的地方。”1980年到2006年间，深圳经济以年均27％的速度增长，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快节奏。
彭春霞
——21岁，湖南邵阳人
和其他数千万中国年轻女子一样，彭春霞从内地来到沿海的制造业基地找工作。比她早来十年的同事常常讲起她们经历的艰苦和做出的牺牲，彭却觉得这种经历挺愉快。她17岁跟着姐姐离家。“在我们老家，大多数人都外出打工了。”她说，“我那时年轻，认为来这里很好玩。”到目前为止，情况确实也正如她想象的那样。她的工作很繁重——一周工作6天，只有星期天休息——但远没有以前的工人那么艰苦。“我也觉得累，但是还好，”她说，“毕竟我有工作可做。”
——摘编自《时代》周刊2009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