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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文化大革命”，便不由地想起毛泽东1927年所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这部著作的第一节——“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中写道：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同志和朋友想一想，那个时期所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在形式上是不是和兴起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农民运动有些相仿和类似?我看，除了性质、范围、内容、组织和起因不同外，其形式大体相似。20世纪20年代的农民运动主要限于南方几省，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而60年代中期的红卫兵运动，则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横扫960万平方公里神州大地。关于1966年6月的形势，毛泽东当时写有一首《有所思》的七律，其诗云：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被喊得震天响，而实际起作用和影响最大的，大概就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部著作了。
什么“糟得很”还是“好得很”；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什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如此等等，此起彼伏，一刻也不停地震响在全国城乡的角角落落。当时谁对红卫兵、“造反派”的过火行动和乱来提出异议，红卫兵、“造反派”马上就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等等。按照他们的想法和说法，“革命”就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怎么干都应该、都合理……
这仅仅是红卫兵、“造反派”的想法和说法吗?不，“文质彬彬”等话还上了“中央文件”!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8日通过的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其中赫然写道：“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据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在起草过程中，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等曾建议删去这些话。穆欣指出，刘志坚认为这是毛泽东过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话，现在引用，搞得不好，“造反派”就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陈伯达还是坚持要写上。陈伯达说：“要革命就不能怕乱，毛主席的话没有过时，‘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文质彬彬。”最终，刘志坚等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刘志坚等讲对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无数“造反派”确确实实是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本单位、本系统的领导干部的，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一些领导人和媒体引用、宣传所造成的舆论是够大的。我们不妨举例看看。
林彪制造“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提出他的“乱子观”，就是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根据的。他在1966年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总有点或多或少的偏差。可是呢，主流是好的，是不该怕的。你们现在如果怕出这点小乱子，将来要出大乱子……”
康生1967年3月1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总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研究历史教训，对于认识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好处。1927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市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另一方面，革命的人民则认为完全是对的，‘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这是四十年前毛主席对伟大的农民运动的看法。我们今天重读这一段，仍感到很现实。”
还有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在接见红卫兵时也说：“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我们要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思想武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整官僚主义也好，整领导的错误也好，都要群众轰一轰，不能包办代替。”
再看报刊宣传。
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南京28日电：《革命的群众运动万岁!——南京部队某部侦察连重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加深理解〈十六条〉》。
同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9月9日讯：《正确看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北京部队某中队学习〈十六条〉讲用会发言摘要》，其中心内容就是讲如何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观点看待“文化大革命”，看待红卫兵运动。
同年10月6日，《解放军报》刊发《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文章(10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介绍这部著作的“历史背景”、“伟大意义”、“要着重领会的问题”等等。篇前并加有编者按，着重指出：毛主席这部著作，“为我们党正确地领导群众运动，为我们革命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坚固的思想基础”；“这部著作，对于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极其伟大的现实主义。”
凡是革命的中国人，谁都不否认，也不会否认，毛泽东20世纪20年代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部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著作(美国学者、《毛泽东传》的作者罗斯·特里尔称之为“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它高屋建瓴，气势磅礴，深刻地揭示了没有农民便没有中国革命的重要规律，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而把这部著作应用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其作用就完全不同了。
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歪曲、滥用的，还有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段话曾被1966年6月5日的一篇短评《汉弗莱的哀叹》和《解放军报》引述。除了当时的整个环境，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可能直接受这段话的影响，于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连续写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张大字报。前两张曾通过江青上达毛泽东。三张全部同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人民日报》后又转载。这样，“三论”就走出清华附中，传遍全国，震撼九州，成为整个红卫兵运动的宣言和纲领!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万万岁!”
“造反”至高无上!“造反”就是一切!“好得很”吼声震耳欲聋。从此“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殃及各个方面而又贯彻始终的最核心、最流行的口号。
某单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1966年8月22日发表《宣言》说：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目前的文化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蓬蓬勃勃地在全国开展起来，无产阶级革命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他们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把那些牛鬼蛇神打得一败涂地。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和首都革命群众见面，将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高潮。现在我们不仅是对准那些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那些牛鬼蛇神开火，而且对准了社会上残余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要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统统打倒，砸它个稀巴烂。什么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什么“特殊化”、香水、“飞机头”、细裤腿都滚他妈的蛋!我们要把这些修正主义的货色扔在地上，踢(踏)上一脚，让它永世不得再兴起!
某单位的“东方红战斗组织”8月23日发出“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的“最后通牒”，其中写道：
过去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干尽坏事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逃到北京逍遥法外，继续过着臭虫式的寄生虫生活，这些坏蛋凭着其在北京工作的亲属关系，赖在北京不走，逃避当地人民的管制，逃避劳动改造。我们绝不让你们再继续散发毒素，腐蚀职工、腐蚀下一代。我们决定：职工家属中的四类分子必须立即回乡，接受当地革命群众管制劳动。为此，我们发出最后通牒：勒令职工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狗崽子们限八月底离京返乡，接受当地革命群众的管制，进行劳动改造，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耍花招。
这仅是当时无数大字报中的两份，但无疑反映了当时整个运动的实质和精神。当时，许多红卫兵就是喊着这些口号，横冲直撞，杀向社会，制造了种种破坏和灾难的。
真理是具体的，一切以地点、时间和条件为转移。历史反复表明，同样的思想在不同的条件下所起的作用不同。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搬用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指导思想，其影响之不良再次证明了这个历史真理。这种教训之惨痛也实在是“史无前例”的。■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同志和朋友想一想，那个时期所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在形式上是不是和兴起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农民运动有些相仿和类似?我看，除了性质、范围、内容、组织和起因不同外，其形式大体相似。20世纪20年代的农民运动主要限于南方几省，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而60年代中期的红卫兵运动，则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横扫960万平方公里神州大地。关于1966年6月的形势，毛泽东当时写有一首《有所思》的七律，其诗云：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被喊得震天响，而实际起作用和影响最大的，大概就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部著作了。
什么“糟得很”还是“好得很”；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什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如此等等，此起彼伏，一刻也不停地震响在全国城乡的角角落落。当时谁对红卫兵、“造反派”的过火行动和乱来提出异议，红卫兵、“造反派”马上就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等等。按照他们的想法和说法，“革命”就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怎么干都应该、都合理……
这仅仅是红卫兵、“造反派”的想法和说法吗?不，“文质彬彬”等话还上了“中央文件”!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8日通过的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其中赫然写道：“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据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在起草过程中，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等曾建议删去这些话。穆欣指出，刘志坚认为这是毛泽东过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话，现在引用，搞得不好，“造反派”就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陈伯达还是坚持要写上。陈伯达说：“要革命就不能怕乱，毛主席的话没有过时，‘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文质彬彬。”最终，刘志坚等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刘志坚等讲对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无数“造反派”确确实实是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本单位、本系统的领导干部的，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一些领导人和媒体引用、宣传所造成的舆论是够大的。我们不妨举例看看。
林彪制造“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提出他的“乱子观”，就是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根据的。他在1966年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总有点或多或少的偏差。可是呢，主流是好的，是不该怕的。你们现在如果怕出这点小乱子，将来要出大乱子……”
康生1967年3月1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总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研究历史教训，对于认识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好处。1927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市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另一方面，革命的人民则认为完全是对的，‘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这是四十年前毛主席对伟大的农民运动的看法。我们今天重读这一段，仍感到很现实。”
还有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在接见红卫兵时也说：“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我们要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思想武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整官僚主义也好，整领导的错误也好，都要群众轰一轰，不能包办代替。”
再看报刊宣传。
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南京28日电：《革命的群众运动万岁!——南京部队某部侦察连重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加深理解〈十六条〉》。
同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9月9日讯：《正确看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北京部队某中队学习〈十六条〉讲用会发言摘要》，其中心内容就是讲如何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观点看待“文化大革命”，看待红卫兵运动。
同年10月6日，《解放军报》刊发《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文章(10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介绍这部著作的“历史背景”、“伟大意义”、“要着重领会的问题”等等。篇前并加有编者按，着重指出：毛主席这部著作，“为我们党正确地领导群众运动，为我们革命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坚固的思想基础”；“这部著作，对于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极其伟大的现实主义。”
凡是革命的中国人，谁都不否认，也不会否认，毛泽东20世纪20年代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部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著作(美国学者、《毛泽东传》的作者罗斯·特里尔称之为“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它高屋建瓴，气势磅礴，深刻地揭示了没有农民便没有中国革命的重要规律，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而把这部著作应用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其作用就完全不同了。
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歪曲、滥用的，还有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段话曾被1966年6月5日的一篇短评《汉弗莱的哀叹》和《解放军报》引述。除了当时的整个环境，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可能直接受这段话的影响，于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连续写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张大字报。前两张曾通过江青上达毛泽东。三张全部同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人民日报》后又转载。这样，“三论”就走出清华附中，传遍全国，震撼九州，成为整个红卫兵运动的宣言和纲领!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万万岁!”
“造反”至高无上!“造反”就是一切!“好得很”吼声震耳欲聋。从此“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殃及各个方面而又贯彻始终的最核心、最流行的口号。
某单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1966年8月22日发表《宣言》说：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目前的文化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蓬蓬勃勃地在全国开展起来，无产阶级革命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他们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把那些牛鬼蛇神打得一败涂地。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和首都革命群众见面，将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高潮。现在我们不仅是对准那些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那些牛鬼蛇神开火，而且对准了社会上残余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要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统统打倒，砸它个稀巴烂。什么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什么“特殊化”、香水、“飞机头”、细裤腿都滚他妈的蛋!我们要把这些修正主义的货色扔在地上，踢(踏)上一脚，让它永世不得再兴起!
某单位的“东方红战斗组织”8月23日发出“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的“最后通牒”，其中写道：
过去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干尽坏事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逃到北京逍遥法外，继续过着臭虫式的寄生虫生活，这些坏蛋凭着其在北京工作的亲属关系，赖在北京不走，逃避当地人民的管制，逃避劳动改造。我们绝不让你们再继续散发毒素，腐蚀职工、腐蚀下一代。我们决定：职工家属中的四类分子必须立即回乡，接受当地革命群众管制劳动。为此，我们发出最后通牒：勒令职工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狗崽子们限八月底离京返乡，接受当地革命群众的管制，进行劳动改造，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耍花招。
这仅是当时无数大字报中的两份，但无疑反映了当时整个运动的实质和精神。当时，许多红卫兵就是喊着这些口号，横冲直撞，杀向社会，制造了种种破坏和灾难的。
真理是具体的，一切以地点、时间和条件为转移。历史反复表明，同样的思想在不同的条件下所起的作用不同。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搬用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指导思想，其影响之不良再次证明了这个历史真理。这种教训之惨痛也实在是“史无前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