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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以理论研讨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以20世纪新的批评理论为立论依据，对文学文本进行详细的解读，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丰富对文学现象的认识，有理有据，论证逻辑严密，具有说服力。特别是将文学现象置于全球化语境下，考察作家如何在不同文化的冲突和撞击中冷静地做出抉择，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因素，坚定地弘扬本土文化的优秀品质，令人信服。这样的研究方法，或许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郭英剑教授的文集《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4月版）是一部长达516页、洋洋洒洒70余万言、集作者20年潜心思考、由72篇精辟论述构成的一部研究外国文学的著作。
该书正文包括7个部分：美国文学、英国文学、其他英语国家文学、文学／文化理论与批评、语言与教学研究、文化时评和序言。“美国文学”由16篇“赛珍珠研究”论文、5篇“约翰·厄普代克研究”论文、5篇“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论文、10篇关于哈特、吐温、伦敦、法因德、里克特、贝娄、克雷斯、欧茨、德莱塞、纳博科夫等其他美国作家研究的论文构成。“英国文学”包含9篇涉及劳伦斯、华兹华斯、福斯特、莎士比亚等作家研究的论文。这部专著还包括3篇“其他英语国家文学”研究论文、10篇“文学／文化理论与批评”论文、3篇“语言与教学研究”论文、7篇“文化时评”文章和9篇为其他著作所写的“序言”。其构成规模之大、探讨范围之广、研究角度之多令人感慨。我带着浓厚的兴趣通读了全书，深感《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将文学现象置于全球化语境下进行考察，以理论研讨与文本分析相结合、宏观论述与微观阐释相结合、外来文化研究与本土文化研究相结合、历时观察与共时分析相结合等方法来研究文学作品，既表达了作者的创新性见解，也深刻再现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人文关怀。
理论研讨与文本分析
众所周知，文学研究者的任务是以文学批评理论为观点支撑，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来为文本创造意义，从而获得对世界的认识，找到使世界变得更好的办法，进而为世界的重构做出自己的努力。对文学作品的解读离不开有效的视角，即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作为研究的基础，观点便无从建立。《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以下简称《文学研究》，引用该书只标注页码）通篇将文学研究置于全球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将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研讨与文学文本分析相结合，揭示了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及其文学价值。
在《赛珍珠：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先驱者》一文中，作者摒弃了传统的历史社会批评方法，尝试依据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来探讨赛珍珠及其作品。作者首先系统、清晰地梳理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观念，接着在对赛珍珠作品所做的文本分析中指出，赛珍珠在其中国题材作品中做了有别于东方主义的描写。她创作的小说《大地》、《母亲》等真实地反映了民国以后的中国历史和生活，为西方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提供了生动、形象的图画。她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真实可信、颇为感人的人物形象，如《东风·西风》中的桂兰、《大地》三部曲中的王龙、王源和阿兰、《闺阁》中的吴夫人等，他们善良，有追求，有生活的创造力。她“没有把他们描写为稀奇古怪、不合理性、异国情调的黄皮肤的魔鬼傀儡”。作者进而得出结论，“赛珍珠的东方题材作品运用东方主义的话语，试图揭穿西方宏大话语的虚假性，以期将中国、东方融入世界之中，并以此来拆解西方权威。她对中国、东方本土文化的关注，就是要打破西方人的神话与梦幻，还庐山以真面目。”（P27）这一将理论研讨与文本分析相结合而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宏观论述与微观阐释
阅读《文学研究》一书，读者既能感觉到议论的磅礴气势，又能感觉到说理的潺潺流水。这是因为作者将宏观论述与微观阐释相结合。宏观论述是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把握，这包括立论的理论依据、研究重点的确定以及文本分析的视角。微观阐释则是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它包括对文本意义、文本结构、叙事技巧的分析讨论。
在“英国文学”部分，作者首先在“传统·劳伦斯·现代主义”一节里论述了劳伦斯与传统的关系，指出劳伦斯“始终秉持着英国传统文化所赋予他的天性：热爱美丽的大自然，对丑恶现实、罪恶现象给予无情的鞭挞。在创作思想上表现为具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本质，在艺术上则表现为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手法的自觉运用”。（P264）在作者看来，劳伦斯的作品《白孔雀》和《儿子与情人》表现了与哈代小说《远离尘嚣》相似的批判现实主义主题：“农村田园诗的气氛已渐消失，远离尘嚣的穷乡僻壤也和人烟稠密的喧闹城市一样在上演着人生的悲剧。”（P264）作者指出，劳伦斯在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以自然主义的手法描写梅勒斯与康妮的性爱场面，极力渲染、烘托两性关系的完美、和谐，在艺术上表现出自然主义的因素。但作者并未就此打住，而是富有洞见地指出，劳伦斯冲破了英国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模式，转向了心理描写的深度、精确性和多样性。“他不仅揭露工业化社会的黑暗，而且深入地探索两性关系，挖掘人物的性心理，并进而描写性爱。”（P265）在劳伦斯的作品中，人物爱情悲剧的原因不是社会习俗、宗教礼仪、道德禁锢或法律，而是现代工业文明下人类灵魂扭曲后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极为复杂的内心世界。作者的结论是，劳伦斯对传统既有继承又有超越。
在论述劳伦斯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时作者指出，劳伦斯的小说表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表现题材上的向内转，表现人的内心的精神危机和心理冲突，表现人的无意识、非理性的活动，即从外部客观社会转向了主观精神世界。”（P266）作者认为，劳伦斯以《儿子与情人》中保罗耽于俄狄浦斯情节来表现人的无意识领域的内心精神活动，以《骑马出走的女人》中主人公的抉择表现不符合逻辑、有悖于理性的意识活动，从而表现出非理性主义色彩。因此，劳伦斯被视为现代主义作家。但《文学研究》的作者发现了劳伦斯有别于现代主义的独特之处：首先，劳伦斯虽然也像现代主义一样感到现代社会的荒谬与混乱，但他认为这种现状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在作品中提出了改变世界的药方。其次，与现代主义不同，劳伦斯认为人性善良、美好，而压抑人性的现代工业文明才是丑恶的。再次，在艺术手法上，在劳伦斯的小说中没有现代主义的极度夸张、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他的主人公“虽然地位不高，也孤独迷惘，但并非是生活中的弱者，他们都在苦苦地思索。寻找着自我的出路”（P267），表现出积极的生活态度。劳伦斯在小说中激烈地抨击现代工业文明，描写扭曲的人性、本能，希望通过人性的复归，为死气沉沉的英国和当代社会找到一条再生之路。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劳伦斯超越了现实主义传统，又在现代主义文学大潮中独树一帜，闯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这是作者在宏观论述中提出的观点。 如果说《文学研究》的宏观论述为劳伦斯研究构建了一个框架，那么该书对劳伦斯作品文本的微观阐释则是往这一框架里填充的具体内容，为读者全面地再现了一个完整的劳伦斯。首先，作者通过细读劳伦斯的短篇小说，探讨劳伦斯如何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作者认为，“劳伦斯的爱情描写镜头框架着青年人的爱情，焦距观照的是年轻人的心灵世界，侧重表现‘两性关系的融合、圆满能够使人获得新生’这一典型的劳伦斯主题。”（P267）在对夫妻关系的描写中，劳伦斯也是在探索人的灵魂世界。劳伦斯还在短篇小说中，寻求宗教的解脱和建立乌托邦社会。在作者看来，劳伦斯在短篇小说中探索个人的本质，通过表现人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来传达现代人的思想意识，进而探索人类心灵的轨迹。
《文学研究》中这种宏观论述与微观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从而使立论明确，论证严密。
外来文化研究与本土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对作家及其作品实施跨文化研究，将外来文化研究与本土文化研究相结合，从而获得对文学现象的正确认识和公允的结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由于受当时苏联左的文艺思想的影响，批评家们指斥赛珍珠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P27）郭英剑认为，这是一种“幼稚的认识与简单、粗暴的指责”。（P27）于是，《文学研究》用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来重新考察赛珍珠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关系。
《文学研究》认为，赛珍珠的确在作品中宣传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但不是优越性。《东风·西风》中的桂兰从小受中国封建礼教的熏陶，心灵里充满了妇道思想，而她丈夫却是一位接受了西方文化教育的进步人士，他认为夫妻关系应该平等相处，而不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对比之下，西方文化有明显的进步性。后来，桂兰在丈夫的影响下，接受了一些西方的进步思想，勇敢地站出来提倡西方式的婚姻自由。但在中国的封建文化语境中，桂兰的思想中仍保留着封建迷信思想，她常常祈求神灵保佑。
作者指出，“殖民主义、文化／帝国霸权主义的本质是掠夺、控制。东西文化的交汇是以西方文化控制、战胜乃至消灭东方文化为结局的。”（P28）但在赛珍珠的作品中，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处于内部剧烈变革与反抗列强的大动荡时期，赛珍珠强烈地感受到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也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对殖民主义的反抗。1933年，赛珍珠曾说：“尽管殖民主义宣扬其政策如何完美，但殖民主义的本质，是对一个地方或是一个地区的人类本质的发扬和人类精神进步的根本的否定。因此，这种违反人性的殖民主义，终必为时代所淘汰，从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P29）在《大地》三部曲中，赛珍珠明确抨击列强对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在《分家》中，她以人物王勉之口表达她对神气十足的外国人的愤慨：“他们用他们的宗教掠夺我的灵魂和意志，用他们的贸易掠夺我们的货物与金钱”（P29），表达了她反殖民、反侵略的政治立场。作者进一步指出，赛珍珠在她1939年出版的小说《爱国者》中正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罪行，又在其1941年出版的小说《龙种》中真实再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赛珍珠是位反殖民主义者、反文化／帝国霸权主义者。”（P29）
正是因为运用了将外来文化研究与本土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作者发现，赛珍珠虽然没有写中国农民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没有写与西方殖民主义对话／对抗的群体，但她的确在作品中给出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在西方话语中寻求东方的自我肯定。她在作品中，叙述了“东方”——中国的话语，陈述了中国自己的文化言说。《文学研究》着重指出了赛珍珠的贡献：“她没有刻意描述中西文化的差异，而是企望二者的融合，并且以创作表达了出来，因而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未被重视的、或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中国文化，也应有发声的权利。”（P30）作者的结论是：赛珍珠与其他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一样，也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能够从多角度、多层次看待东西方文化的相同性与差异性，在西方文化的主流中极力倡导东方文化并对现代西方文化加以批评。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结论。
历时观察与共时分析
《文学研究》用历时观察与共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客观地、全面地展示赛珍珠研究的历史以及批评家们对赛珍珠小说创作的不同意见，表现“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史上不同时期的特点与华裔作家的人文关怀。
以“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为例，作者先是历时地系统梳理了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认为二战后的四五十年代的王玉雪、林语堂、路易斯·朱等属于第一个时代。他们的作品有四个共同特点：自传性质、典型的美国梦、浓郁的东方色彩、以写代际间冲突来表现两种文化间的矛盾和冲突。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始于70年代，有3个代表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艾米·谭和弗兰克·陈。金斯顿是第一个被主流话语认可的华裔作家，她将美国华裔的经历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谭再现了华裔，尤其是女性的历史和生存现状，凸现了两代人之间在信仰、价值标准、传统和现代上的矛盾与冲突。陈的男性主人公不是背叛了他的家庭就是背叛了他的族裔。陈猛烈抨击金斯顿对祖先文化的歪曲，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作者认为，上世纪90年代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吉什·任的《典型的美国人》标志着华裔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小说描写新一代华裔如何认同美国文化，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去思考美国和美国人。作者精当地总结说，20世纪70-90年代之所以出现一批实力派作家，主要因为：首先，西方中心论已经在文化研究领域里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多元文化成为主流话语。其次，美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秉承多元文化传统的社会，所以族裔文化能够与美国主流文化并存。
仅仅这样一种历时的观察似乎不能表现美国华裔文学的全貌，于是作者从创作主题入手，对华裔文学进行共时的分析。作者认为，华裔文学写作形式多种多样，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戏剧等，其主题也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弗兰克·陈（赵健秀）的《唐老亚》、金斯顿的《女勇士》和《中国佬》、谭的《喜福会》等小说表现了身份认同、文化冲突的主题；2、伍慧明的《骨》、路易斯·朱的《吃碗茶》、吉什·任的《谁是爱尔兰人》、《典型的美国人》和《梦娜在希望之乡》等作品探讨唐人街文化以及中美文化之间的斗争与妥协；3、陈的《鸡笼里的中国佬》、金斯顿的《女勇士》和《孙行者》等作品表现了华裔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努力建构自我的主题；4、《华女阿五》、《骨》和威廉·李（李培湛）的《承诺第八》等作品对华裔历史进行了挖掘和解读；5、哈金的《等待》、《炮灰》等移民文学阐释了对人生的无奈感，探讨了战争对人性的拷问。作者对华裔文学作品主题的共时分析表现了华裔作家的人文关怀和历史使命感。
总之，《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以理论研讨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以20世纪新的批评理论为立论依据，对文学文本进行详细的解读，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丰富对文学现象的认识，有理有据，论证逻辑严密，具有说服力。特别是将文学现象置于全球化语境下，考察作家如何在不同文化的冲突和撞击中冷静地做出抉择，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因素，坚定地弘扬本土文化的优秀品质，令人信服。这样的研究方法，或许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
郭英剑教授的文集《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4月版）是一部长达516页、洋洋洒洒70余万言、集作者20年潜心思考、由72篇精辟论述构成的一部研究外国文学的著作。
该书正文包括7个部分：美国文学、英国文学、其他英语国家文学、文学／文化理论与批评、语言与教学研究、文化时评和序言。“美国文学”由16篇“赛珍珠研究”论文、5篇“约翰·厄普代克研究”论文、5篇“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论文、10篇关于哈特、吐温、伦敦、法因德、里克特、贝娄、克雷斯、欧茨、德莱塞、纳博科夫等其他美国作家研究的论文构成。“英国文学”包含9篇涉及劳伦斯、华兹华斯、福斯特、莎士比亚等作家研究的论文。这部专著还包括3篇“其他英语国家文学”研究论文、10篇“文学／文化理论与批评”论文、3篇“语言与教学研究”论文、7篇“文化时评”文章和9篇为其他著作所写的“序言”。其构成规模之大、探讨范围之广、研究角度之多令人感慨。我带着浓厚的兴趣通读了全书，深感《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将文学现象置于全球化语境下进行考察，以理论研讨与文本分析相结合、宏观论述与微观阐释相结合、外来文化研究与本土文化研究相结合、历时观察与共时分析相结合等方法来研究文学作品，既表达了作者的创新性见解，也深刻再现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人文关怀。
理论研讨与文本分析
众所周知，文学研究者的任务是以文学批评理论为观点支撑，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来为文本创造意义，从而获得对世界的认识，找到使世界变得更好的办法，进而为世界的重构做出自己的努力。对文学作品的解读离不开有效的视角，即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作为研究的基础，观点便无从建立。《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以下简称《文学研究》，引用该书只标注页码）通篇将文学研究置于全球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将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研讨与文学文本分析相结合，揭示了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及其文学价值。
在《赛珍珠：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先驱者》一文中，作者摒弃了传统的历史社会批评方法，尝试依据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来探讨赛珍珠及其作品。作者首先系统、清晰地梳理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观念，接着在对赛珍珠作品所做的文本分析中指出，赛珍珠在其中国题材作品中做了有别于东方主义的描写。她创作的小说《大地》、《母亲》等真实地反映了民国以后的中国历史和生活，为西方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提供了生动、形象的图画。她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真实可信、颇为感人的人物形象，如《东风·西风》中的桂兰、《大地》三部曲中的王龙、王源和阿兰、《闺阁》中的吴夫人等，他们善良，有追求，有生活的创造力。她“没有把他们描写为稀奇古怪、不合理性、异国情调的黄皮肤的魔鬼傀儡”。作者进而得出结论，“赛珍珠的东方题材作品运用东方主义的话语，试图揭穿西方宏大话语的虚假性，以期将中国、东方融入世界之中，并以此来拆解西方权威。她对中国、东方本土文化的关注，就是要打破西方人的神话与梦幻，还庐山以真面目。”（P27）这一将理论研讨与文本分析相结合而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宏观论述与微观阐释
阅读《文学研究》一书，读者既能感觉到议论的磅礴气势，又能感觉到说理的潺潺流水。这是因为作者将宏观论述与微观阐释相结合。宏观论述是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把握，这包括立论的理论依据、研究重点的确定以及文本分析的视角。微观阐释则是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它包括对文本意义、文本结构、叙事技巧的分析讨论。
在“英国文学”部分，作者首先在“传统·劳伦斯·现代主义”一节里论述了劳伦斯与传统的关系，指出劳伦斯“始终秉持着英国传统文化所赋予他的天性：热爱美丽的大自然，对丑恶现实、罪恶现象给予无情的鞭挞。在创作思想上表现为具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本质，在艺术上则表现为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手法的自觉运用”。（P264）在作者看来，劳伦斯的作品《白孔雀》和《儿子与情人》表现了与哈代小说《远离尘嚣》相似的批判现实主义主题：“农村田园诗的气氛已渐消失，远离尘嚣的穷乡僻壤也和人烟稠密的喧闹城市一样在上演着人生的悲剧。”（P264）作者指出，劳伦斯在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以自然主义的手法描写梅勒斯与康妮的性爱场面，极力渲染、烘托两性关系的完美、和谐，在艺术上表现出自然主义的因素。但作者并未就此打住，而是富有洞见地指出，劳伦斯冲破了英国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模式，转向了心理描写的深度、精确性和多样性。“他不仅揭露工业化社会的黑暗，而且深入地探索两性关系，挖掘人物的性心理，并进而描写性爱。”（P265）在劳伦斯的作品中，人物爱情悲剧的原因不是社会习俗、宗教礼仪、道德禁锢或法律，而是现代工业文明下人类灵魂扭曲后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极为复杂的内心世界。作者的结论是，劳伦斯对传统既有继承又有超越。
在论述劳伦斯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时作者指出，劳伦斯的小说表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表现题材上的向内转，表现人的内心的精神危机和心理冲突，表现人的无意识、非理性的活动，即从外部客观社会转向了主观精神世界。”（P266）作者认为，劳伦斯以《儿子与情人》中保罗耽于俄狄浦斯情节来表现人的无意识领域的内心精神活动，以《骑马出走的女人》中主人公的抉择表现不符合逻辑、有悖于理性的意识活动，从而表现出非理性主义色彩。因此，劳伦斯被视为现代主义作家。但《文学研究》的作者发现了劳伦斯有别于现代主义的独特之处：首先，劳伦斯虽然也像现代主义一样感到现代社会的荒谬与混乱，但他认为这种现状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在作品中提出了改变世界的药方。其次，与现代主义不同，劳伦斯认为人性善良、美好，而压抑人性的现代工业文明才是丑恶的。再次，在艺术手法上，在劳伦斯的小说中没有现代主义的极度夸张、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他的主人公“虽然地位不高，也孤独迷惘，但并非是生活中的弱者，他们都在苦苦地思索。寻找着自我的出路”（P267），表现出积极的生活态度。劳伦斯在小说中激烈地抨击现代工业文明，描写扭曲的人性、本能，希望通过人性的复归，为死气沉沉的英国和当代社会找到一条再生之路。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劳伦斯超越了现实主义传统，又在现代主义文学大潮中独树一帜，闯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这是作者在宏观论述中提出的观点。 如果说《文学研究》的宏观论述为劳伦斯研究构建了一个框架，那么该书对劳伦斯作品文本的微观阐释则是往这一框架里填充的具体内容，为读者全面地再现了一个完整的劳伦斯。首先，作者通过细读劳伦斯的短篇小说，探讨劳伦斯如何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作者认为，“劳伦斯的爱情描写镜头框架着青年人的爱情，焦距观照的是年轻人的心灵世界，侧重表现‘两性关系的融合、圆满能够使人获得新生’这一典型的劳伦斯主题。”（P267）在对夫妻关系的描写中，劳伦斯也是在探索人的灵魂世界。劳伦斯还在短篇小说中，寻求宗教的解脱和建立乌托邦社会。在作者看来，劳伦斯在短篇小说中探索个人的本质，通过表现人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来传达现代人的思想意识，进而探索人类心灵的轨迹。
《文学研究》中这种宏观论述与微观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从而使立论明确，论证严密。
外来文化研究与本土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对作家及其作品实施跨文化研究，将外来文化研究与本土文化研究相结合，从而获得对文学现象的正确认识和公允的结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由于受当时苏联左的文艺思想的影响，批评家们指斥赛珍珠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P27）郭英剑认为，这是一种“幼稚的认识与简单、粗暴的指责”。（P27）于是，《文学研究》用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来重新考察赛珍珠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关系。
《文学研究》认为，赛珍珠的确在作品中宣传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但不是优越性。《东风·西风》中的桂兰从小受中国封建礼教的熏陶，心灵里充满了妇道思想，而她丈夫却是一位接受了西方文化教育的进步人士，他认为夫妻关系应该平等相处，而不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对比之下，西方文化有明显的进步性。后来，桂兰在丈夫的影响下，接受了一些西方的进步思想，勇敢地站出来提倡西方式的婚姻自由。但在中国的封建文化语境中，桂兰的思想中仍保留着封建迷信思想，她常常祈求神灵保佑。
作者指出，“殖民主义、文化／帝国霸权主义的本质是掠夺、控制。东西文化的交汇是以西方文化控制、战胜乃至消灭东方文化为结局的。”（P28）但在赛珍珠的作品中，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处于内部剧烈变革与反抗列强的大动荡时期，赛珍珠强烈地感受到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也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对殖民主义的反抗。1933年，赛珍珠曾说：“尽管殖民主义宣扬其政策如何完美，但殖民主义的本质，是对一个地方或是一个地区的人类本质的发扬和人类精神进步的根本的否定。因此，这种违反人性的殖民主义，终必为时代所淘汰，从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P29）在《大地》三部曲中，赛珍珠明确抨击列强对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在《分家》中，她以人物王勉之口表达她对神气十足的外国人的愤慨：“他们用他们的宗教掠夺我的灵魂和意志，用他们的贸易掠夺我们的货物与金钱”（P29），表达了她反殖民、反侵略的政治立场。作者进一步指出，赛珍珠在她1939年出版的小说《爱国者》中正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罪行，又在其1941年出版的小说《龙种》中真实再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赛珍珠是位反殖民主义者、反文化／帝国霸权主义者。”（P29）
正是因为运用了将外来文化研究与本土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作者发现，赛珍珠虽然没有写中国农民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没有写与西方殖民主义对话／对抗的群体，但她的确在作品中给出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在西方话语中寻求东方的自我肯定。她在作品中，叙述了“东方”——中国的话语，陈述了中国自己的文化言说。《文学研究》着重指出了赛珍珠的贡献：“她没有刻意描述中西文化的差异，而是企望二者的融合，并且以创作表达了出来，因而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未被重视的、或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中国文化，也应有发声的权利。”（P30）作者的结论是：赛珍珠与其他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一样，也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能够从多角度、多层次看待东西方文化的相同性与差异性，在西方文化的主流中极力倡导东方文化并对现代西方文化加以批评。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结论。
历时观察与共时分析
《文学研究》用历时观察与共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客观地、全面地展示赛珍珠研究的历史以及批评家们对赛珍珠小说创作的不同意见，表现“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史上不同时期的特点与华裔作家的人文关怀。
以“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为例，作者先是历时地系统梳理了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认为二战后的四五十年代的王玉雪、林语堂、路易斯·朱等属于第一个时代。他们的作品有四个共同特点：自传性质、典型的美国梦、浓郁的东方色彩、以写代际间冲突来表现两种文化间的矛盾和冲突。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始于70年代，有3个代表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艾米·谭和弗兰克·陈。金斯顿是第一个被主流话语认可的华裔作家，她将美国华裔的经历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谭再现了华裔，尤其是女性的历史和生存现状，凸现了两代人之间在信仰、价值标准、传统和现代上的矛盾与冲突。陈的男性主人公不是背叛了他的家庭就是背叛了他的族裔。陈猛烈抨击金斯顿对祖先文化的歪曲，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作者认为，上世纪90年代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吉什·任的《典型的美国人》标志着华裔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小说描写新一代华裔如何认同美国文化，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去思考美国和美国人。作者精当地总结说，20世纪70-90年代之所以出现一批实力派作家，主要因为：首先，西方中心论已经在文化研究领域里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多元文化成为主流话语。其次，美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秉承多元文化传统的社会，所以族裔文化能够与美国主流文化并存。
仅仅这样一种历时的观察似乎不能表现美国华裔文学的全貌，于是作者从创作主题入手，对华裔文学进行共时的分析。作者认为，华裔文学写作形式多种多样，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戏剧等，其主题也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弗兰克·陈（赵健秀）的《唐老亚》、金斯顿的《女勇士》和《中国佬》、谭的《喜福会》等小说表现了身份认同、文化冲突的主题；2、伍慧明的《骨》、路易斯·朱的《吃碗茶》、吉什·任的《谁是爱尔兰人》、《典型的美国人》和《梦娜在希望之乡》等作品探讨唐人街文化以及中美文化之间的斗争与妥协；3、陈的《鸡笼里的中国佬》、金斯顿的《女勇士》和《孙行者》等作品表现了华裔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努力建构自我的主题；4、《华女阿五》、《骨》和威廉·李（李培湛）的《承诺第八》等作品对华裔历史进行了挖掘和解读；5、哈金的《等待》、《炮灰》等移民文学阐释了对人生的无奈感，探讨了战争对人性的拷问。作者对华裔文学作品主题的共时分析表现了华裔作家的人文关怀和历史使命感。
总之，《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以理论研讨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以20世纪新的批评理论为立论依据，对文学文本进行详细的解读，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丰富对文学现象的认识，有理有据，论证逻辑严密，具有说服力。特别是将文学现象置于全球化语境下，考察作家如何在不同文化的冲突和撞击中冷静地做出抉择，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因素，坚定地弘扬本土文化的优秀品质，令人信服。这样的研究方法，或许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