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衔制度对培养更多爱国爱教的高素质僧才，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要意义
　　5月19日下午，北京西黄寺的阳光楼里升起五彩胜幢。
　　14位藏传佛教僧人身穿法衣，神情肃穆地从珠康·土登克珠活佛手里接过拓然巴证书。随后，按照仪轨，他们身披洁白的哈达，集体 “三声欢呼”。
　　授衔仪式上，38岁的阿旺桑旦以本届拓然巴班班长的身份代表学员发言，随后，他和同学们一起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的接见。
　　孙春兰鼓励他们珍惜荣誉、积极作为，为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西藏和四省藏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作出贡献。
　　这是2015年6月1日国家实行《藏传佛教学衔授予办法（试行）》后，首次授衔的场景。
　　拓然巴是什么？他们为何被寄予期望？他们又是如何炼成的？

万里挑一的“拓然巴”

　　授衔仪式三天后，阿旺桑旦踏上返藏的行程。他将带着拓然巴证书，回到西藏那曲地区巴青县巴仓寺继续讲经。那里，有一百多位僧人和四万多信众等待他归来。
　　“‘拓然巴’是藏语‘拓仁木然降巴’的简称，意为‘高级的博学高明之士’。”阿旺桑旦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介绍，按照藏传佛教三级学衔体系，拓然巴是高级学衔，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博士学位。以下还有智然巴（中级学衔）和禅然巴（初级学衔），分别相当于硕士和学士。
　　“信众们对我们期望很大。我们不仅要为信众讲经做法事，还要帮助调解纠纷。”阿旺桑旦告诉本刊记者，自己是中国首批13名苯波派拓然巴之一，而巴青县全县几乎都是苯波派信众。
　　“每一位来这里学习的僧人都可称得上‘万里挑一’，在当地都很有影响力。”班典顿玉告诉本刊记者。他是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副会长，萨迦寺金刚上师，也是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以阿旺桑旦为例，他所参与的2014年西藏招考中，30多僧人报名，最终只有6人录取。
　　宁玛派僧人罗宁刚，来自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大坪寺，他是该县目前唯一考取高级佛学院的学僧。
　　“我们全县有11个寺庙，一共五六百位僧人。”罗宁刚充满了骄傲，他向本刊解释自己的中级学衔——“由于高级佛学院的学衔分教派按年度招生，2014年宁玛派只招收智然巴，所以我现在取得的学衔是智然巴。”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在授衔仪式上介绍，高级佛学院至今培养了135名拓然巴和134名智然巴。而按照国家宗教事务局1997年的统计，全国藏传佛教僧众约12万人。

与社会教育接轨

　　不过，具有特殊意义的是，罗宁刚将是高级佛学院授衔的最后一批宁玛派智然巴。
　　“按照2015年6月1日施行的学衔授予新办法，禅然巴、智然巴学衔将由中国省、自治区佛教团体举办的藏传佛教院校授予，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只授予高级的拓然巴。”班典顿玉告诉本刊记者。
　　事实上，新的学衔授予办法带来的改变远不止于此。
　　阿旺桑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证明我接受了现代化的系统教育，更利于被社会认可。以前，我们填写个人简历时，学历栏只能写‘小学’。”
　　与社会接轨一直是藏传佛教寺庙经院式教育面临的一个挑战。虽然僧人们在学院学习天文历算、医学、藏语文、历史、音乐、绘画等知识，但是他们的各类学位却无法与社会教育衔接。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刘鹏表示，此前，中国藏传佛教佛学教育改革有两次历史性跨越。

　　第一次跨越，是198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这标志着这个领域的教育模式从经院式传统学修方式开始向与学院式现代教学模式相结合的转变。
　　据介绍，十世班禅大师是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创办者和首任院长，该学院的第一届学员是来自藏传佛教地区多个教派的43名活佛。
　　现任高级顾问珠康·土登克珠活佛和藏传佛教学衔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仁青安杰活佛、那仓·向巴昂翁活佛等，都是高级佛学院的第一批学员。班典顿玉则于1999年至2001年在此学习。
　　第二次跨越，是2004年高级佛学院设立藏传佛教高级学衔制度。但是，当时并没有明确三级学衔体系培养的路径，也没有统一学衔授予的标准。
　　2004年新学衔制度刚实施的头几年，每年只招收11?13名学员，他们大多是寺庙的经师。
　　2015年6月1日，《藏传佛教学衔授予办法（暂行）》正式实行，意味着以寺庙教育为基础，以省级和高级佛学院为支撑的三级学衔授予体系得以确立，传统经院式学修与现代学院式教育的融合被进一步制度化。

学佛学，也学政治文化

　　“报考拓然巴既要佛学精进，精读《释量论》《般若论》《中观论》等五大论，也要持戒守法、政治合格、品行出众。”洛秋说。
　　洛秋是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首届觉囊派拓然巴学衔获得者，现在是高级佛学院专职一级经师，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高级佛学院的报考内容包括佛学考试、政治考试和文化考试。其中，政治考试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文化考试主要为藏文文法和写作。
　　寺庙的传统教育是佛学院学习的基础。以阿旺桑旦为例，他通过13年的修学于2005年取得了寺庙的格西学位，继续学习了9年才报考高级佛学院的拓然巴。
　　据介绍，从建立桑耶寺算起，藏传佛教的经院式教育，已有1200多年历史。各教派都有自己的学位晋升制度。其中，格鲁派的拉然巴格西学位制度影响最大，已有600年的历史。 　　格西，是藏语“格威喜年”的简称，意为“善知识”或“良师”，是藏传佛教格鲁教派僧人学修显宗五部大论后，通过大法会立宗答辩考取的学位名称。取得这一学位，标志着完成显宗学业。
　　除显宗学位外，各大寺院还有密宗的阿让巴学位和医学的曼让巴学位，历算学的孜让巴学位等。
　　一般而言，学僧按一定的顺序逐级学完五部大论需要二十多年。因此，本次的拓然巴班里，便有两个年龄超过四十岁的学僧。
　　与寺庙教育相比，佛学院的教育内容构成更加多元。
　　班典顿玉说：“高级佛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宗教专业课和公共基础课的总课时比例为六比四。其中，公共基础课包括法律法规、政策、文化。”
　　在高级佛学院两年时间的学习中，阿旺桑旦印象最深刻的课程，是西藏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巴桑罗布讲授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
　　“巴桑罗布今年70岁了，他用藏语给我们讲了两三个月的法，感觉很亲切。”阿旺桑旦说，这门课让他更加了解国家对藏区的支持。
　　罗宁刚最难忘的，则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讲解的关于法规和政策的课程。
　　“以前以为出家就和世俗世界无关。但通过学习，我认识到，‘为人民服务’和我们教义中的‘利一切众生’是相通的。”他说。
　　除了课堂教学，每隔一周的周六，学院还会组织学僧们到周边参观。参观地点包括故宫、国家博物馆、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天文馆等。
　　“学僧们最感兴趣的，要数北京天文馆。《阿毗达磨俱舍论》里有关于宇宙的说法，佛教里有历算法，这些都和天文相关。他们会自己去理解贯通。”高级佛学院学生处的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表示。
　　毛主席纪念馆和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也颇受学僧们欢迎。工作人员介绍，参观前，学院特意邀请了纪念馆的研究员为大家讲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和藏传佛教人士的相交渊源。
　　事实上，除了公共课程，即便是宗教专业课程，高级佛学院也比寺庙更丰富。
　　“在寺庙里学的是苯波派知识，在高级佛学院的学习则让我对其他教派都有了一定的了解。”阿旺桑旦说。

毕业也要通过论文答辩

　　与传统寺庙的经院式教学不同，高级佛学院采取末位淘汰制度，每年总有一两个学僧无法获得拓然巴学位。
　　“以前，佛学院拓然巴班每届招收13名学僧，每年只有11个学僧能取得高级学衔。但这次是破纪录，有14个拓然巴获得者。其中一位是上一届学僧。”班典顿玉告诉本刊。
　　新学衔制度实施后，末位淘汰制改为修学分。但阿旺桑旦坦言压力依然不小。“在高级佛学院学习期间，学僧们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晚上10点半下课，一些人还会继续在宿舍自习。”他说。
　　拿够所有学分后，学僧方可提出学衔申请;下一步，通过资格审查之后，需要经过连续5天、3轮的辩经考试。考验他们佛学水平的，是来自西藏、四川、青海9所寺庙的55位优秀辩手。
　　辩经时，3位考评老师坐在最上面，辩经者身披黄袍，头戴黄色法帽，坐在中间的垫子上。向他发问的辩手们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大声发问，不时做出大力击掌的辩经手势。坐在两边的旁听者，亦不时有人站起来参与发问。
　　辩论的题目主要是对于佛学经典的逻辑推演，诸如“对于《俱舍论》和《般若论》中空性的理解”。不具备扎实的佛学知识，很难听懂辩经。
　　之后，学僧们还要进行论文答辩。
　　阿旺桑旦说，很高兴在高级佛学院学习了现代论文的写作——“写论文可以在国际上更好地交流。”
　　寺庙里，讲经、辩经的机会多，撰写论文和研究文章的机会少，在佛学院的学习则能弥补这个不足。阿旺桑旦告诉本刊记者，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苯教的九乘”。
　　所有考试结束以后，学衔评定委员将对申请人进行全面评审。只有经学衔评定委员会通过，才能获得拓然巴这一藏传佛教的最高学衔。
　　在这长达6天环环相扣的长考流程中，最庄严权威的一环，来自学衔评定委员会。
　　班典顿玉告诉本刊记者，学衔评定委员会委员主要由藏传佛教六大教派的活佛、经师和拓然巴高级学衔获得者组成，他们的来源地涵盖了西藏和川、滇、甘、青四省藏区。委员会成员名单需报中国佛教协会审定，并呈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备案。
　　作为本届高级学衔评定委员会主任，珠康·土登克珠活佛表示：“新学衔制度对我们培养更多爱国爱教的高素质僧才，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高级佛学院培养的学僧们回到当地，有的担任寺庙的堪布、经师或民管会主任，已经在藏区各级人大、政协、佛协等组织任职，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藏区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而对于阿旺桑旦来说，高级佛学院的学习为他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子，他憧憬着去更远的地方讲经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