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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曾为中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在海峡两岸间秘密往来,如章士钊、朱学范等,而杜月笙之子杜维善也是其中之一。
杜维善(1933-),海上闻人杜月笙第七子,著名收藏家、古钱币研究专家。1949年5月随父亲杜月笙离开上海赴香港。1951年杜月笙去世后,随母亲姚玉兰赴台湾。曾到澳大利亚学习地质学,并在台湾、香港工作。后致力于古钱币研究,享誉海内外。自1991年起将一批珍贵的丝绸之路古钱币和中亚古钱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后陆续向上博捐赠古钱币数千枚,并担任上海博物馆特别顾问。现定居加拿大温哥华。
章士钊为两岸牵线搭桥
毛澤东在得知蒋介石去世以后,写了“君且去,不须顾!”的词。其实,从解放以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秘密来往还是有的,有很多人从中牵线,比如说,曹聚仁,通过香港,牵线搭桥。还有章士钊(字行严),1973年,亲自到香港,通过香港与台湾联系,为两岸牵线搭桥。章行老有资格为两岸牵线搭桥,为什么呢?他是两边都能够接受的人,因为蒋介石非常了解章行老,知道他跟毛泽东的关系很好,都是湖南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一道工作、资助过毛泽东。章行老不仅跟毛泽东关系好,他跟周恩来的关系也很好,他一直以民主人士出面,不加入共产党,这是聪明的地方。我看到一些资料说,台湾有一次想推陈诚做“总统”,美国人想扶持陈诚,因为蒋介石不是很听美国人的话,他反对台独,所以就发生了台湾二二八事件。蒋介石也有意愿与大陆合作,希望在他们这一代解决这个历史问题,使台湾和大陆重新和好。
章行老那次来香港,据说是毛泽东想与蒋介石联系,通过章行老牵线。但是,章行老年龄太大了,去香港时已经九十多岁了,后来在香港病逝了,就没有谈成,两岸的事情成为遗憾。
章行老到香港后,来到我家里,看到我有很多书,就借了几本,还给我写了首诗,写的是他跟我借书的事情,诗我找不到了,但我还记得其中两句“假我二三册,三冬似有余”。不过章行老后来也没有还借我的书,他突然生病去世了。
毛泽东应该再派朱学范来
其实,毛泽东还应该再派朱学范来,这里的原因,我待会儿讲。
如果朱学范来,可以和陆京士谈,通过陆京士再转告蒋介石。朱学范与陆京士是我父亲最信赖的两个学生,在抗战时是患难弟兄。后来,蒋经国让陆京士写信给朱学范,就是我来回带的信,这个事情下面谈。陆京士在台湾时曾任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会常务委员,陆京士可以和洪兰友谈,洪兰友再跟蒋介石谈,洪兰友是蒋介石信赖的人,曾任国民大会秘书长,另外,台湾的高层还有很多影响力很大的人可以帮得上忙,比方讲,吴开先、张岳军(张群),他们都和陆京士很熟。
帮蒋经国跟大陆沟通
蒋经国也很想跟大陆有沟通,通过陆京士找到朱学范与大陆联络。那个时候,台湾的地方主义和台独的势力慢慢强大起来,台湾与大陆没有任何管道联络,蒋经国叫陆京士找朱学范试探一下,让我带信给朱学范,信的具体内容我不知道,当时陆京士也不会对我讲什么,不可能讲的,只是说让我带一封信给朱学范。我想开始应该只是问好吧,不会说什么别的事,可能是先牵个线、探探路。
陆京士叫我第一次带信给朱学范,那是1982年,我第二次回大陆的时候。我第一次回大陆,只是在上海,别的地方都没有去。陆京士把信交给我,带到北京,我把信转交给朱学范。朱学范请我在仿膳吃饭,吃的是驴打滚、豌豆黄,当时还有杨麟也在,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杨管北的儿子。我那个时候是重要的统战对象,所以到了上海,统战部的张承宗部长也请我吃饭。因为,张部长既是统战部部长,又是上海文管会主任,跟上海博物馆的汪庆正副馆长他们在一起,当时,我也正在与上海博物馆谈我的丝绸之路钱币捐赠的事情。张部长还把我岳父谭敬拉来一道吃饭,谭老也是刚刚从劳改所出来没多长时间,从安徽回到上海。
我先后带了两次信,都是带给朱学范的。朱学范有一封回信,也是我带给陆京士的,然后陆京士再带一封信给朱学范,都是我带来带去的。
朱学范和陆京士是最合适的。他俩的关系很熟是师兄弟,是我父亲的左臂右膀之一,抗战的时候,他们一起在苏浙别动队里,分别担任队长,带队伍打仗,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患难之交。到了台湾以后,陆京士继续当官,写信的那个时候,有很高的身份,相对中立。朱学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位也很高的。他们两个的关系,当然最合适的了,他们的身份地位也好,不是在行政位置上,但又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位置,差不多是对等的。所以,我估计他们之间的书信来往,一定是有原因的,应该有特殊意义。
我带了两次信,但两岸后来有没有进一步联络沟通,我就不晓得了。因为很不凑巧,我来回带了两次信以后,陆京士突然生病去世了,他是1983年去世的。根据其他的一些资料,蒋经国去世前,还派了沈诚三次来大陆沟通联络,后来蒋经国身体也不好,他是1988年去世的。到了李登辉上台,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他主张台独。那个时候,中国大陆也遭遇一些事情,估计也没有精力、没时间顾及这事。
要不然历史要改写了!
好在我登上了长城
有些事情的成功,需要具备条件,还要有合适的时机。本来章行老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突然在香港去世了;朱学范陆京士,又是一次时机,但陆京士突然去世了。两岸统一的事情,就擦肩而过了!要不然,历史恐怕要改写了!至少,可能不会有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的事情了。有的时候,他们来找我跟我讲要做统战啊什么的,我笑笑心想,我做统战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生出来呢!我是老统战了啊!
我为两岸传递书信的事情,外面没有人知道,大陆和台湾也没有人知道,当时是很秘密进行的。那个时候台湾人要是知道了,可不得了,“立法院”要闹起来了,蒋经国私通邓小平,那还得了。其实,蒋经国与蒋介石相比,对共产党的感情更深,他去过苏联,还加入过共产党。
唉!这就是天数啊!这么好的机会,突然之间人都走了。毛泽东、蒋介石、章士钊,还有蒋经国、陆京士、朱学范都不在了,朱学范是1996年去世的。还有我母亲,在陆京士之前一个礼拜过世了,所以,陆京士的丧事,我们都不能够参加。因为我母亲的丧事。哎!这些人都没了,都走了。
不过,到北京是我一直的期待,登上长城是我的心愿,这个实现了!我去北京,除了送信,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去长城。我是一直想去北京,一直没有去成,所以那次是我第一次去北京。我送完信以后,就是要去登长城,什么颐和园、博物馆啊我都没去,连故宫我都没去,我主要是去看长城。那个时候的长城,还比较古朴,也没有什么人。我喜欢历史,研究半两钱,对始皇帝有特别的关注,所以对长城特别向往,我第一次去长城的感受也很特别。我很高兴,我还能够上去、能够在有生之年登上长城啊!
(王皓林荐自《世纪》)
杜维善(1933-),海上闻人杜月笙第七子,著名收藏家、古钱币研究专家。1949年5月随父亲杜月笙离开上海赴香港。1951年杜月笙去世后,随母亲姚玉兰赴台湾。曾到澳大利亚学习地质学,并在台湾、香港工作。后致力于古钱币研究,享誉海内外。自1991年起将一批珍贵的丝绸之路古钱币和中亚古钱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后陆续向上博捐赠古钱币数千枚,并担任上海博物馆特别顾问。现定居加拿大温哥华。
章士钊为两岸牵线搭桥
毛澤东在得知蒋介石去世以后,写了“君且去,不须顾!”的词。其实,从解放以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秘密来往还是有的,有很多人从中牵线,比如说,曹聚仁,通过香港,牵线搭桥。还有章士钊(字行严),1973年,亲自到香港,通过香港与台湾联系,为两岸牵线搭桥。章行老有资格为两岸牵线搭桥,为什么呢?他是两边都能够接受的人,因为蒋介石非常了解章行老,知道他跟毛泽东的关系很好,都是湖南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一道工作、资助过毛泽东。章行老不仅跟毛泽东关系好,他跟周恩来的关系也很好,他一直以民主人士出面,不加入共产党,这是聪明的地方。我看到一些资料说,台湾有一次想推陈诚做“总统”,美国人想扶持陈诚,因为蒋介石不是很听美国人的话,他反对台独,所以就发生了台湾二二八事件。蒋介石也有意愿与大陆合作,希望在他们这一代解决这个历史问题,使台湾和大陆重新和好。
章行老那次来香港,据说是毛泽东想与蒋介石联系,通过章行老牵线。但是,章行老年龄太大了,去香港时已经九十多岁了,后来在香港病逝了,就没有谈成,两岸的事情成为遗憾。
章行老到香港后,来到我家里,看到我有很多书,就借了几本,还给我写了首诗,写的是他跟我借书的事情,诗我找不到了,但我还记得其中两句“假我二三册,三冬似有余”。不过章行老后来也没有还借我的书,他突然生病去世了。
毛泽东应该再派朱学范来
其实,毛泽东还应该再派朱学范来,这里的原因,我待会儿讲。
如果朱学范来,可以和陆京士谈,通过陆京士再转告蒋介石。朱学范与陆京士是我父亲最信赖的两个学生,在抗战时是患难弟兄。后来,蒋经国让陆京士写信给朱学范,就是我来回带的信,这个事情下面谈。陆京士在台湾时曾任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会常务委员,陆京士可以和洪兰友谈,洪兰友再跟蒋介石谈,洪兰友是蒋介石信赖的人,曾任国民大会秘书长,另外,台湾的高层还有很多影响力很大的人可以帮得上忙,比方讲,吴开先、张岳军(张群),他们都和陆京士很熟。
帮蒋经国跟大陆沟通
蒋经国也很想跟大陆有沟通,通过陆京士找到朱学范与大陆联络。那个时候,台湾的地方主义和台独的势力慢慢强大起来,台湾与大陆没有任何管道联络,蒋经国叫陆京士找朱学范试探一下,让我带信给朱学范,信的具体内容我不知道,当时陆京士也不会对我讲什么,不可能讲的,只是说让我带一封信给朱学范。我想开始应该只是问好吧,不会说什么别的事,可能是先牵个线、探探路。
陆京士叫我第一次带信给朱学范,那是1982年,我第二次回大陆的时候。我第一次回大陆,只是在上海,别的地方都没有去。陆京士把信交给我,带到北京,我把信转交给朱学范。朱学范请我在仿膳吃饭,吃的是驴打滚、豌豆黄,当时还有杨麟也在,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杨管北的儿子。我那个时候是重要的统战对象,所以到了上海,统战部的张承宗部长也请我吃饭。因为,张部长既是统战部部长,又是上海文管会主任,跟上海博物馆的汪庆正副馆长他们在一起,当时,我也正在与上海博物馆谈我的丝绸之路钱币捐赠的事情。张部长还把我岳父谭敬拉来一道吃饭,谭老也是刚刚从劳改所出来没多长时间,从安徽回到上海。
我先后带了两次信,都是带给朱学范的。朱学范有一封回信,也是我带给陆京士的,然后陆京士再带一封信给朱学范,都是我带来带去的。
朱学范和陆京士是最合适的。他俩的关系很熟是师兄弟,是我父亲的左臂右膀之一,抗战的时候,他们一起在苏浙别动队里,分别担任队长,带队伍打仗,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患难之交。到了台湾以后,陆京士继续当官,写信的那个时候,有很高的身份,相对中立。朱学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位也很高的。他们两个的关系,当然最合适的了,他们的身份地位也好,不是在行政位置上,但又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位置,差不多是对等的。所以,我估计他们之间的书信来往,一定是有原因的,应该有特殊意义。
我带了两次信,但两岸后来有没有进一步联络沟通,我就不晓得了。因为很不凑巧,我来回带了两次信以后,陆京士突然生病去世了,他是1983年去世的。根据其他的一些资料,蒋经国去世前,还派了沈诚三次来大陆沟通联络,后来蒋经国身体也不好,他是1988年去世的。到了李登辉上台,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他主张台独。那个时候,中国大陆也遭遇一些事情,估计也没有精力、没时间顾及这事。
要不然历史要改写了!
好在我登上了长城
有些事情的成功,需要具备条件,还要有合适的时机。本来章行老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突然在香港去世了;朱学范陆京士,又是一次时机,但陆京士突然去世了。两岸统一的事情,就擦肩而过了!要不然,历史恐怕要改写了!至少,可能不会有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的事情了。有的时候,他们来找我跟我讲要做统战啊什么的,我笑笑心想,我做统战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生出来呢!我是老统战了啊!
我为两岸传递书信的事情,外面没有人知道,大陆和台湾也没有人知道,当时是很秘密进行的。那个时候台湾人要是知道了,可不得了,“立法院”要闹起来了,蒋经国私通邓小平,那还得了。其实,蒋经国与蒋介石相比,对共产党的感情更深,他去过苏联,还加入过共产党。
唉!这就是天数啊!这么好的机会,突然之间人都走了。毛泽东、蒋介石、章士钊,还有蒋经国、陆京士、朱学范都不在了,朱学范是1996年去世的。还有我母亲,在陆京士之前一个礼拜过世了,所以,陆京士的丧事,我们都不能够参加。因为我母亲的丧事。哎!这些人都没了,都走了。
不过,到北京是我一直的期待,登上长城是我的心愿,这个实现了!我去北京,除了送信,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去长城。我是一直想去北京,一直没有去成,所以那次是我第一次去北京。我送完信以后,就是要去登长城,什么颐和园、博物馆啊我都没去,连故宫我都没去,我主要是去看长城。那个时候的长城,还比较古朴,也没有什么人。我喜欢历史,研究半两钱,对始皇帝有特别的关注,所以对长城特别向往,我第一次去长城的感受也很特别。我很高兴,我还能够上去、能够在有生之年登上长城啊!
(王皓林荐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