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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全国最大的慈善团体，其与一般慈善机构最大的区别，便是它有战地救护的内容。在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充分利用其组织功能，动员社会医疗救护力量，组建救护队、医院、伤兵分发站及南京伤兵医院，积极参与华北战场、淞沪战场及南京保卫战的战地救护工作，取得了令军医部门为之汗颜的救护业绩，为维持抗战力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抗日战争，中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救护医院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18－0019－06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将社会各慈善团体的力量整合起来，统一组织，依照日内瓦公约，在华北、淞沪、南京等战场积极进行战地救护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救护业绩，为维持抗战力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华北战场救护
早在1936年，由于国防形势日益吃紧，中国红十字会就开始联络卫生署、军医署等政府部门和其他医药团体、医事教育机关，与救护工作有关的各团体、组织及商会，成立救护委员会，设置救护机关，计划协助供应、支配、训练等各项事宜，准备办理军民临时救护工作。迨平津危急时，上海、南京等沿江沿海一带要隘，随时有战事爆发之虞，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和中央救护事业总管理处一面“准备组织二十个救护大队，候命编发”，一面采购药械，分区存储在六个比较安全的场所。随时供应各战区使用。在中国红十字会在加紧救护准备工作之时，大战不期而至。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全国最大的慈善团体，其与一般慈善机构最大的区别，便是它有战地救护的内容。在这场全民族的抗战中，红十字会更是责无旁贷，“自绥远抗战事起，即在北平组设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以便就近策动救护工作”。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总会以“事起仓猝，由上海派员前往，势必需要”。乃急电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从速组织救护队，赴卢沟桥方面救护”。
平津失陷后，总会首先组织重伤手术组在国民政府所办的“野战”“预备”“兵站”“后方”各种医院担任重伤手术，以华北协和医院、山东齐鲁大学医科学生为基本人员，会同清苑县分会分赴卢沟桥、天津、廊坊、南苑、北苑、杨村等地从事战地救护。此外。总会又加派三支救护医疗大队奔赴前线：一在沧州，由齐鲁大学担任；一在定兴、保定一带，由保定医学院担任；一为随军救护，由中央医学院担任；同时，总会一面令小站、武清、仓县、蠡县、任丘、饶阳、献县等分会查报地方情形，准备救护，一面组织上海地区的医疗力量参与华北战场救护，并于8月7日派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同济大学组织救护队前往战区工作。这种互相配合，不分畛域的协作精神，令人钦敬。只是南口、张垣、商都各地区的救护事业，因为种种困难，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工作，尚付阙如，仅由军医自行救护，是此次战地救护美中不足的地方。
二、淞沪会战救护
全面抗战开始后，战地救护工作成为医疗界的当务之急。为此，卫生署长刘瑞恒特前往上海，与总会及各界领袖进行会商，刘瑞恒认为：“华北前线紧张状态之下，对于紧急救护之准备，实有迫切之需要，故各地应从速设法成立紧急救护团体，并与各地已成立之红十字会与当地卫生机关保持密切之联络，以准备非常时期之来临。”中国红十字会也鉴于日军侵略上海的战争风云日紧，除扩大训练积极准备外，并于7月25日召开理监事会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决议上海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为全国救护事业的重心，有统筹调度的责任，且即席决议了三项措施：1，规定非常时期之非常工作；2，集中毕业救护学员；3，募集巨额捐款，购置医具药品。此外，会议还决议总会与上海市分会会同上海市地方协会、医师公会、中华医学会、药业公会、医事教育机关及其他与救护有关团体合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公推颜福庆为主任委员，许冠群、徐乃礼为副主任委员，俞松筠等为委员，内设总务与医务两组，在两组下又设事务、医院、材料、救护、文书、记录、会计、庶务、运输、情报、交际、稽查、慰劳、掩埋等十四课。聘请王揆生、杨怀僧、郭琦元、朱仰高、朱恒璧、徐世纶、吴利国、叶植生、张子道、汪民视等为各主任干事。受中央救护事业管理处的指挥和监督，设办公处于总会内，在红十字会旗帜下集中力量，统一组织。依照日内瓦条例编练救护人员。这种救护资源的大整合，为淞沪抗战救护准备了条件。7月27日，总会又在新闸路会所召开全体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正式联合“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等团体，与各团体精诚合作。这样红十字会的救护工作，很大一部分便融注于慈联会等社团的救助行动中，以收规模效应。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因“当时租界中自不能设立军政部之医院”，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合作，在中德医院集合救护训练班毕业学员，把毕业学员分三个层次进行编队，“第一批就各人住址相近，编入某地防护队，共需六队，每队十人，举队长一人；第二批编入红十字会救护队，约编十队，每队十人；第三批预备队，所有未编入前两批者，悉数编入”。在整个淞沪抗战中，由中国红十字会“联合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组织救护队十个，急救队十二队，救护医院二十四所，征集救护汽车九十八辆，另特约公私医院十六所及国际委员会所设之医院，分布淞沪前线及上海租界，协同一致，执行救护、输送、医疗等作业，并于接近前线之交通孔道，设置伤兵分发站，为受伤军民办理登记、交换绷带，然后分批指送医院收容”。其具体情形如下：
(一)救护医院
当淞沪情势日趋急迫，战事爆发危在旦夕之际，中国红十字会即着手进行组织救护医院，希望能迅速应付事变。到八一·三抗战开始时，第一至第七以及第二十救护医院就次第成立，以后为收容伤兵继行开办的有第八至十三及第十八救护医院。从8月13日至8月底共成立救护医院15所。9月以后，设立的医院有的由中国红十字会直接创办，担负全部经费，有的与其他机关或团体合作开办，由中国红十字会补贴一部分经费，有的医院经费完全靠自筹，但全部医院均隶属中国红十字会，且伤兵的收容与遣送亦由中国红十字会统一指挥。
除救护医院外，还有“特约医院”参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工作。战事初起之时，为尽量收容伤兵，中国红十字会与上海原有医院洽商兼收伤兵，由总会补贴各医院伤病兵每名每日药品伙食费五角。当时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的医院有16所，各特约医院的床位约共900张。
除上述中国红十字会所属救护医院24处，特约医院16处外，还有其他团体或个人设立的伤兵医院，其组织及经费完全独立，但仍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对于伤兵的收容与遣送都由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从1937年8月14日开办，到1938年3月8日结束。以上各医院在淞沪抗战期间共收治伤兵伤民19539名。
(二)伤兵分发站 随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战线亦随之延长，每天运往上海的伤兵数量有300至900名之多，而上海市伤兵医院床位最多时仅五千余张，伤兵收容形势异常紧张。鉴于此，中国红十字会从8月22日起在第六救护医院内设立伤兵分发站1所。由医护人员将从前线救回的伤兵视其伤势轻重分别处理，重者送入医院，轻者则用火车、轮船等转送至后方。9月20日第六救护医院结束，伤兵分发站改设枫林桥外交大楼，该处可容纳伤兵1000名，内设站长1人，医师2人，护士10余名，司理伤兵换药包扎事宜，另由上海市商会童子军团部派童子军一队常驻站内，帮助维持秩序并管理伤兵登记、伤兵输送等事宜。第六救护医院附设的伤兵分发站自8月20日起至9月20日止，共计收容伤兵2267名，外交大楼分发站自9月21日起至11月8日止，共计收容伤兵17940人。
除上述伤兵分发站外，红十字会亦在昆山设伤兵发送站。八·一三全面抗战肇始，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在昆山设立第一伤兵医院，救护受伤士兵。嗣后，因敌机猛烈轰炸，该院一部分房屋、设施被炸毁，为顾全伤兵及救护人员安全起见，于10月21日奉令将伤兵转送苏州，继续收容伤兵，并办理重伤医院。而该战区司令部以昆山为伤兵总集结处，认为该院如果调往苏州，则输送昆山的伤兵接受治疗很受影响，因此该战区司令部将该院工作人员全体扣留，并令其继续工作。在此情况下，上海救护委员会令第一救护队由嘉定调昆山接办伤兵医院。救护队队长雷树德率领队员缜密观察后认为。昆山不宜设立伤兵医院，建议依照枫林桥外交大楼伤兵分发站的办法办理，“伤兵到站后，立即换药给食，其伤重者设法用军政部卫生船舶运往后方医院，伤轻者则由军委会野战救护处分送苏州等地”。于是，昆山伤兵分发站就开始运作起来了。
昆山为伤兵集散地之一，因该地交通工具缺乏，伤兵运输困难，加之战事日益激烈，收容的伤兵还未来得及运走，前方伤兵则源源而来，分发站人满为患。为了解决这一现实矛盾，中国红十字会不得已只好另觅兴学路某住宅两座为临时收容处所。不幸的是，该处遭敌机炸毁，伤兵死亡多名，物质损失也非常严重。加之此时战局形势日益恶劣，救护工作受到严重威胁，中国红十字会昆山伤兵发送站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之下，只好将民立女中童军营帐12顶架于青阳港畔，加以伪装，以避敌机袭击。运输方面，救护人员将伤者分别用舟车运往苏州，伤兵能步行者则步行，重伤者则搬运至帐内或河畔遮蔽处，等候船运。其时，恰逢军方一运输船队途经此处，医护人员与其多方交涉，才答应将重伤士兵转运至苏州。当时，日军已兵临城下，所有陆军医院人员已事前撤退，昆山伤兵分发站在此形势之下，才于11月13日晚，完成分发任务后奉命撤退。昆山伤兵发送站自10月26日开办，至11月13日结束，仅53名医护人员，在短短不足20天的时间内，分发伤兵计达3200余名。
11月13日，上海沦陷，后方交通断绝，中国红十字会为伤兵安危考虑，遂将救护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疏散伤兵上来(疏散伤兵的工作实际上在上海沦陷前即已开始)。当时由外商经营的上海轮船还可以航行至浙江温州、台州等地。中国红十字会遂于11月27日派员分批护运伤兵经台州入浙江，分两路疏散伤兵，一路由台州转宁波，一路由台州经百官转萧山，再由浙赣路各军医院收容，并分派人员驻金华、衢州，护理接运伤兵。到12月份，留在上海的伤兵已全部顺利遣送内地。根据资料统计，上海沦陷前后经红十字会疏散安置的伤兵：杭州5750名，松江264名，苏州405名，嘉兴659名，吴兴321名，无锡67名，香港91名，宁波5607名，温州291名，其他1603名，伤愈归队895名，残废158名，总计16111名。
(三)救护队工作状况
中国红十字会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就开始组织救护队，特别是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夕，中国红十字会四处征求救护人员，募集车辆。从8月13日至20日。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中国红十字会为了应环境所急需，先后成立救护队六队，按照《中央救护大纲》加以缩编，每队队员为56人，由红十字会任命能力较强者为各队队长。当时各业救护团体纷纷请求参加战地救护工作，除煤业公会单独组织救护队一队，队员有100余人外，其他各业救护团体均经红十字会审查编为急救队6队，每队队员16人，“以期统一事权，藉取分工合作之效”。彼时战事虽起，战线尚短，所出发的救护队员分布于江湾、大场、闸北、真如、浦东一带，互相策应，救护成效显著。8月25日后，战线逐渐扩大至吴淞、罗店等处，于是“原有人员咸感不敷”，中国红十字会乃继续组成救护队4队，急救队也由6队增至12队，先后出发，到前方协助救护伤兵。
整个淞沪会战时期，红十字会救护、急救队人员并不是固定、整齐划一的。战线屡异，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的增减，屯驻地点的转移，也因之屡更，除南市、浦东、沪西尚驻有多数救护队员外，他如黄渡、浏河、太仓等地九十余公里外，均有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驻扎。尽管各队队员有增有减，驻地也时有变化，但“所引为难能可贵者，不论距离远近，昼伏夜行，餐风露宿，不畏艰险，奔走于枪林弹雨之中，不惜任何牺牲，均能密切合作”，其救护成绩是显著的，“综计8月份战区长达数十公里，服务队员平均300人，被救兵民总共6700人，在19天内，合每人平均救出22个半人，每人每天救出1个多人”，“各队服务精神之强毅，深为军事长官和军医当轴所嘉许”。而整个淞沪会战期间，经救护、急救队所救伤兵竟达39000余人。
参加此次会战救护工作的除中国红十字会外，还有国民政府卫生与军医部门，但后者的表现令人失望，亲历此次战役救护工作的原国民党元老颜惠庆认为，“国家岁费巨款，设立卫生，及军医专管机构，将近十年，所积经验，势必甚丰，而结果令人如此失望!此次抗日战争，对于‘人力’方面，不必要的损失，与无谓的牺牲，竟如此浩大而惨重，‘典守者’，实难卸责，成千上万的负伤兵士，倘能施行应时的救急治疗，为国家不知将保存若干经验丰富的英勇战士。然而由于毫无野战医院之组织，药剂设备等又极简陋残缺，竟将可以救治的兵员，弃之战场，委之沟壑，任其流血死亡，或终身残废”。而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上海区内的临时救急医院，技术上，虽无可比议。终属因陋就简，然较之一般所谓司令部后方医院，对于伤兵的照料，实有天堂与地狱之别”。军方后方医院“不独谈不到医疗设备，乃至极简单的服务亦等于零，‘所谓极简单的服务，就是送茶递水之类”。虽然总会及所属各院队工作人员的服务受到若干肯定，但不可讳言的是，死亡的伤兵仍不在少数，这是因为在整个淞沪抗战救护中，中国红十字会遇到重重困难。使救护工作不能顺利进行：
一，工具尚感不敷；二，租界门禁无定，阻碍交通；三，日机轰炸，只能昼伏夜行；四，医院床位有 限，输送无从之时；五，车辆缺乏，征集维艰，调遣为难；六，军部卫生队时感不足，不能与救护队联系输送。以上数端足使受伤将士多尝痛苦，增加死亡。
尽管如此，中国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成绩还是比较突出的。从1937年8月14日至1938年4月30日完全结束止，由上海市各医院收容兵民19539名，由伤兵分发站运送后方各地者计7128名，由前线直接运送后方各地者17722名，合计先后救运受伤兵44389名。
中国红十字会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对救护工作虽有所准备，但时为总会秘书长的庞京周则认为：“这次上海市救护工作，把几天的预备工作，应付这般大的战局，运输工具并且这般缺乏，根本不能相称，自然不办得满意。”这番检讨说明总会的救护工作在硬件方面储备并不充分。其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总会内部意见未统一。当时红十字会在上海的“理、监事中尚不缺乏对大局存侥幸心理者”，或是“囿于依附租界之旧观念而无长远打算”。“故集才、集资、集物等工作掣肘殊甚”。二是红会对战地救护的宣传力度欠缺。华北战事发生后，秘书长庞京周奔走京沪庐山时，对救护事业，做过几次演讲，发表过三四篇文章，并且播过一两次音，而所取得的社会效果，“似乎不免听者藐藐”，后来虹桥事件发生后，红十字会曾经用巨幅广告，征求人才物品，为战地救护作准备，“不过所得捐款，未足一千，投效的人，绝鲜专才”。可能红十会基于宣传征募所得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在八—一三事变后，中国红十字会一反从前常态借助《申报》等大众媒体，广泛宣传、鼓动，连篇累牍报告救护详情，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捐物，量力救急，支持红十字会的救援行动，而是“暂安缄默”，就连《申报》这一最能反映红十字会动向的媒体，报道也是零星的，非连续的。红十字会的这一举动，结果造成人们对“红会加以莫大的怀疑，就是协助团体，也不免渐加责难”，红十字会这一封锁战地救护消息的举措，隔离了其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无法取得社会各界最大限度地对战地救护工作的支持。使本来就困难重重的救护工作变得更加严重。在淞沪会战50天后，庞氏自认为总会在此战役期间的表现是“毁誉参半”，而上海市分会的表现则是“予军界印象至劣”，故此庞氏认为“此时若不急由总会出图补救，则更无机会矣”，请求总会速集人力、物力加以补救。
三、创办南京伤兵医院
中国红十字会在淞沪抗战期间就已先后在松江、苏州、杭州、昆山、无锡等地，设立了重伤医院，这一措施既减轻了上海各救护医院的压力，同时也为持久抗战救护准备了条件。另一大措施则是在首都南京“设立打破世界纪录能容纳五千床位之大规模重伤医院”。
1937年8月下旬，宋美龄有意要利用上海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南京筹设一大规模伤兵医院，透过卫生署长刘瑞恒邀请红十会秘书长庞京周来南京主办此事。庞氏认为“欲为伤兵服务，非放手去不可”，故在未得总会通过之前，先斩后奏，先往南京主持该院，并且向总会汇报自己到南京主持救护事业后。红十会的救护事业已“粗得头绪”并“当然独立”，“然无独立支持之能”，请求总会予以支持，并强调“首都红总会五千床位医院已得蒋夫人同意开始筹备”，无法更改事实，要求总会开理事会追认自己在南京任职的既成事实。庞氏在南京的工作还有另一项有力的根据，即是早先卫生署曾训令“凡属全国性质之民众团体，其总会必须设在首都”。9月27日总会召开第9次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在南京设立首都办事处，并拟组织规程提会讨论通过，如此总会始终都必须派员常驻南京。10月4日首都办事处成立。总会第11次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派庞京周为该办事处主任。然而，总会对庞氏先斩后奏的行为大为不满，所以在首都伤兵医院成立后，最初只派任庞氏为总会首都办事处主任兼任该院的副院长，院长一职则不派人。据此，庞氏向总会力争“唯院长一席，关系院务至巨，实属未便虚悬”，在院长未到任以前，“只得暂由副院长代理”。庞氏解释为“责任重大”，有其责却未获其名，要求总会各理事派人来京主持。两天后，庞氏又去电称：“唯因初办，人员、物质待系亲自支配调整者甚多，警报时至，每漏忘工作，一切自必较沪上略慢耳”，再次要求总会举“理事来宁督察实况”，名日“赐予指导，俾资遵循”，其真正目的是希望总会明令其为院长。其后，经总会第13次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请卫生署长刘瑞恒为首都医院名誉院长，派庞京周兼任该院院长，但同时决定“所遗秘书长一席，庞主任势难兼顾，公推林常务理事康侯暂行兼任”，免去了庞氏总会秘书长的职务。
南京伤兵医院是总会与官方合作的产物，由总会设法提供医药器材、医护人员，而内政部则负责伤兵纪律管理与后勤给养。该院在庞京周的主持和卫生署长刘瑞恒的支持下，在上海公开招聘医务人员，规定拟聘人员类别、资格及待遇：1，外科助理医师5人，资格：正式医学校毕业并曾在各大医院外科病室服务一年以上者，月给津贴80元；2，5年级医学生50名，月给津贴35元至40元；3，有经验的男护士20人、女护士50人，月给津贴25元至30元；4，护士长助理2人，月给津贴75元至80元。其所需器物也在上海定购，由于“交货需时，迫不及待”，于是南京伤兵医院向市民征募棉被、枕头、白部、毛巾、热水瓶、搪瓷器具等日常生活用品。据称，在不到10天的时间之内，总会便在南京中央大学内利用该校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各学院及宿舍等组织成立了首都伤兵医院。该院床位达5000具，医护人员300余人，工役400人，其手术室同时可供7个病人使用，是抗战期间中国最大的伤兵医院。该院于1937年10月6日开始收容受伤将士，其在医务方面设有初诊室、手术室、传染病室、爱克斯光室、骨科室、重伤室及轻伤室等，并在下关车站设立伤兵接应站，凡是各路运抵南京的受伤将士，先由该所包扎后，分别轻重伤势，而将重伤者送至南京伤兵医院，先经初诊室予以登记，调换衣服，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及各种初步诊治后，分重伤的种类及部位，如头部、胸部、腹部、四肢等，分送各病室继续治疗，各病室如发现传染病病人，则转送传染病室，经治疗将痊愈的伤兵则送轻伤病室，已经治愈者则由院方通知伤兵管理处前来率领出院。该院手术室每日平均大小手术在二三十次左右，骨科大多为复杂骨折，且其创口十之八九多已化脓。破伤风、痢疾、伤寒等传染病在该院也时有发现。当时总会在南京设立伤兵医院的目的，在于作为整个京沪战线的后盾，以收容战地送来的伤兵。正如庞氏所言：“淞沪激战之际，我方受伤将士为数颇多，而且租界当局渐有限制收容之议，本会遂于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初计划设一大规模之医院于后方，当以上海至南京，铁路之外。公路有三，水路亦通，溯江而上，又可转院腹地。”当时设计该院的人员除庞京周与中西医生外。“尤以前卫生署长刘瑞恒先生指示为多”，创办者本想南京伤兵医院在沪宁沿线抗战救护中有所作为，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惜苏昆不能久守，战局聚变”，国民党军队在京沪战线上败退过于迅速，该院办理至11月中旬不过一个月，就不得不宣告结束，而奉令将伤兵移送安徽及各军医院分散收容，其间所收容伤兵仅3381人，却耗费117820元，“开办费几去一半”，至为可惜。
总会在南京设立伤兵医院后，“嗣因欲缩短受伤者由接应所载送入院之时间”，减少其途中颠簸的痛苦，在和平门车站附近南京孤儿院原址设立和平分院，以资收容；又于10月12日在下关车站设伤兵接应所，与南京市分会暨其他救护团体合作，专为到站伤兵换药，分别伤势轻重派车转送治疗。自10月13日到31日止，计到站伤兵共12767名，其中轻伤官兵经接应所换药敷料有6620人，运送重伤者计有1127人，转送后方医院6818人，转运离京人数为4789人，到站死亡，由接应所出资掩埋者18人。
除上述总会开展的救护事业外。各地分会也积极从事战地救护工作，其中比较有成绩的是中国红十字会武汉分会。从1937年9月22日至1938年3月25日止，护运伤兵42263人，出动担架8340付，派出夫役7585人次，巡回治疗3871人，收容治疗234人，种痘360人。
关键词 抗日战争，中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救护医院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18－0019－06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将社会各慈善团体的力量整合起来，统一组织，依照日内瓦公约，在华北、淞沪、南京等战场积极进行战地救护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救护业绩，为维持抗战力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华北战场救护
早在1936年，由于国防形势日益吃紧，中国红十字会就开始联络卫生署、军医署等政府部门和其他医药团体、医事教育机关，与救护工作有关的各团体、组织及商会，成立救护委员会，设置救护机关，计划协助供应、支配、训练等各项事宜，准备办理军民临时救护工作。迨平津危急时，上海、南京等沿江沿海一带要隘，随时有战事爆发之虞，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和中央救护事业总管理处一面“准备组织二十个救护大队，候命编发”，一面采购药械，分区存储在六个比较安全的场所。随时供应各战区使用。在中国红十字会在加紧救护准备工作之时，大战不期而至。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全国最大的慈善团体，其与一般慈善机构最大的区别，便是它有战地救护的内容。在这场全民族的抗战中，红十字会更是责无旁贷，“自绥远抗战事起，即在北平组设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以便就近策动救护工作”。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总会以“事起仓猝，由上海派员前往，势必需要”。乃急电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从速组织救护队，赴卢沟桥方面救护”。
平津失陷后，总会首先组织重伤手术组在国民政府所办的“野战”“预备”“兵站”“后方”各种医院担任重伤手术，以华北协和医院、山东齐鲁大学医科学生为基本人员，会同清苑县分会分赴卢沟桥、天津、廊坊、南苑、北苑、杨村等地从事战地救护。此外。总会又加派三支救护医疗大队奔赴前线：一在沧州，由齐鲁大学担任；一在定兴、保定一带，由保定医学院担任；一为随军救护，由中央医学院担任；同时，总会一面令小站、武清、仓县、蠡县、任丘、饶阳、献县等分会查报地方情形，准备救护，一面组织上海地区的医疗力量参与华北战场救护，并于8月7日派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同济大学组织救护队前往战区工作。这种互相配合，不分畛域的协作精神，令人钦敬。只是南口、张垣、商都各地区的救护事业，因为种种困难，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工作，尚付阙如，仅由军医自行救护，是此次战地救护美中不足的地方。
二、淞沪会战救护
全面抗战开始后，战地救护工作成为医疗界的当务之急。为此，卫生署长刘瑞恒特前往上海，与总会及各界领袖进行会商，刘瑞恒认为：“华北前线紧张状态之下，对于紧急救护之准备，实有迫切之需要，故各地应从速设法成立紧急救护团体，并与各地已成立之红十字会与当地卫生机关保持密切之联络，以准备非常时期之来临。”中国红十字会也鉴于日军侵略上海的战争风云日紧，除扩大训练积极准备外，并于7月25日召开理监事会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决议上海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为全国救护事业的重心，有统筹调度的责任，且即席决议了三项措施：1，规定非常时期之非常工作；2，集中毕业救护学员；3，募集巨额捐款，购置医具药品。此外，会议还决议总会与上海市分会会同上海市地方协会、医师公会、中华医学会、药业公会、医事教育机关及其他与救护有关团体合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公推颜福庆为主任委员，许冠群、徐乃礼为副主任委员，俞松筠等为委员，内设总务与医务两组，在两组下又设事务、医院、材料、救护、文书、记录、会计、庶务、运输、情报、交际、稽查、慰劳、掩埋等十四课。聘请王揆生、杨怀僧、郭琦元、朱仰高、朱恒璧、徐世纶、吴利国、叶植生、张子道、汪民视等为各主任干事。受中央救护事业管理处的指挥和监督，设办公处于总会内，在红十字会旗帜下集中力量，统一组织。依照日内瓦条例编练救护人员。这种救护资源的大整合，为淞沪抗战救护准备了条件。7月27日，总会又在新闸路会所召开全体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正式联合“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等团体，与各团体精诚合作。这样红十字会的救护工作，很大一部分便融注于慈联会等社团的救助行动中，以收规模效应。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因“当时租界中自不能设立军政部之医院”，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合作，在中德医院集合救护训练班毕业学员，把毕业学员分三个层次进行编队，“第一批就各人住址相近，编入某地防护队，共需六队，每队十人，举队长一人；第二批编入红十字会救护队，约编十队，每队十人；第三批预备队，所有未编入前两批者，悉数编入”。在整个淞沪抗战中，由中国红十字会“联合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组织救护队十个，急救队十二队，救护医院二十四所，征集救护汽车九十八辆，另特约公私医院十六所及国际委员会所设之医院，分布淞沪前线及上海租界，协同一致，执行救护、输送、医疗等作业，并于接近前线之交通孔道，设置伤兵分发站，为受伤军民办理登记、交换绷带，然后分批指送医院收容”。其具体情形如下：
(一)救护医院
当淞沪情势日趋急迫，战事爆发危在旦夕之际，中国红十字会即着手进行组织救护医院，希望能迅速应付事变。到八一·三抗战开始时，第一至第七以及第二十救护医院就次第成立，以后为收容伤兵继行开办的有第八至十三及第十八救护医院。从8月13日至8月底共成立救护医院15所。9月以后，设立的医院有的由中国红十字会直接创办，担负全部经费，有的与其他机关或团体合作开办，由中国红十字会补贴一部分经费，有的医院经费完全靠自筹，但全部医院均隶属中国红十字会，且伤兵的收容与遣送亦由中国红十字会统一指挥。
除救护医院外，还有“特约医院”参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工作。战事初起之时，为尽量收容伤兵，中国红十字会与上海原有医院洽商兼收伤兵，由总会补贴各医院伤病兵每名每日药品伙食费五角。当时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的医院有16所，各特约医院的床位约共900张。
除上述中国红十字会所属救护医院24处，特约医院16处外，还有其他团体或个人设立的伤兵医院，其组织及经费完全独立，但仍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对于伤兵的收容与遣送都由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从1937年8月14日开办，到1938年3月8日结束。以上各医院在淞沪抗战期间共收治伤兵伤民19539名。
(二)伤兵分发站 随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战线亦随之延长，每天运往上海的伤兵数量有300至900名之多，而上海市伤兵医院床位最多时仅五千余张，伤兵收容形势异常紧张。鉴于此，中国红十字会从8月22日起在第六救护医院内设立伤兵分发站1所。由医护人员将从前线救回的伤兵视其伤势轻重分别处理，重者送入医院，轻者则用火车、轮船等转送至后方。9月20日第六救护医院结束，伤兵分发站改设枫林桥外交大楼，该处可容纳伤兵1000名，内设站长1人，医师2人，护士10余名，司理伤兵换药包扎事宜，另由上海市商会童子军团部派童子军一队常驻站内，帮助维持秩序并管理伤兵登记、伤兵输送等事宜。第六救护医院附设的伤兵分发站自8月20日起至9月20日止，共计收容伤兵2267名，外交大楼分发站自9月21日起至11月8日止，共计收容伤兵17940人。
除上述伤兵分发站外，红十字会亦在昆山设伤兵发送站。八·一三全面抗战肇始，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在昆山设立第一伤兵医院，救护受伤士兵。嗣后，因敌机猛烈轰炸，该院一部分房屋、设施被炸毁，为顾全伤兵及救护人员安全起见，于10月21日奉令将伤兵转送苏州，继续收容伤兵，并办理重伤医院。而该战区司令部以昆山为伤兵总集结处，认为该院如果调往苏州，则输送昆山的伤兵接受治疗很受影响，因此该战区司令部将该院工作人员全体扣留，并令其继续工作。在此情况下，上海救护委员会令第一救护队由嘉定调昆山接办伤兵医院。救护队队长雷树德率领队员缜密观察后认为。昆山不宜设立伤兵医院，建议依照枫林桥外交大楼伤兵分发站的办法办理，“伤兵到站后，立即换药给食，其伤重者设法用军政部卫生船舶运往后方医院，伤轻者则由军委会野战救护处分送苏州等地”。于是，昆山伤兵分发站就开始运作起来了。
昆山为伤兵集散地之一，因该地交通工具缺乏，伤兵运输困难，加之战事日益激烈，收容的伤兵还未来得及运走，前方伤兵则源源而来，分发站人满为患。为了解决这一现实矛盾，中国红十字会不得已只好另觅兴学路某住宅两座为临时收容处所。不幸的是，该处遭敌机炸毁，伤兵死亡多名，物质损失也非常严重。加之此时战局形势日益恶劣，救护工作受到严重威胁，中国红十字会昆山伤兵发送站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之下，只好将民立女中童军营帐12顶架于青阳港畔，加以伪装，以避敌机袭击。运输方面，救护人员将伤者分别用舟车运往苏州，伤兵能步行者则步行，重伤者则搬运至帐内或河畔遮蔽处，等候船运。其时，恰逢军方一运输船队途经此处，医护人员与其多方交涉，才答应将重伤士兵转运至苏州。当时，日军已兵临城下，所有陆军医院人员已事前撤退，昆山伤兵分发站在此形势之下，才于11月13日晚，完成分发任务后奉命撤退。昆山伤兵发送站自10月26日开办，至11月13日结束，仅53名医护人员，在短短不足20天的时间内，分发伤兵计达3200余名。
11月13日，上海沦陷，后方交通断绝，中国红十字会为伤兵安危考虑，遂将救护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疏散伤兵上来(疏散伤兵的工作实际上在上海沦陷前即已开始)。当时由外商经营的上海轮船还可以航行至浙江温州、台州等地。中国红十字会遂于11月27日派员分批护运伤兵经台州入浙江，分两路疏散伤兵，一路由台州转宁波，一路由台州经百官转萧山，再由浙赣路各军医院收容，并分派人员驻金华、衢州，护理接运伤兵。到12月份，留在上海的伤兵已全部顺利遣送内地。根据资料统计，上海沦陷前后经红十字会疏散安置的伤兵：杭州5750名，松江264名，苏州405名，嘉兴659名，吴兴321名，无锡67名，香港91名，宁波5607名，温州291名，其他1603名，伤愈归队895名，残废158名，总计16111名。
(三)救护队工作状况
中国红十字会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就开始组织救护队，特别是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夕，中国红十字会四处征求救护人员，募集车辆。从8月13日至20日。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中国红十字会为了应环境所急需，先后成立救护队六队，按照《中央救护大纲》加以缩编，每队队员为56人，由红十字会任命能力较强者为各队队长。当时各业救护团体纷纷请求参加战地救护工作，除煤业公会单独组织救护队一队，队员有100余人外，其他各业救护团体均经红十字会审查编为急救队6队，每队队员16人，“以期统一事权，藉取分工合作之效”。彼时战事虽起，战线尚短，所出发的救护队员分布于江湾、大场、闸北、真如、浦东一带，互相策应，救护成效显著。8月25日后，战线逐渐扩大至吴淞、罗店等处，于是“原有人员咸感不敷”，中国红十字会乃继续组成救护队4队，急救队也由6队增至12队，先后出发，到前方协助救护伤兵。
整个淞沪会战时期，红十字会救护、急救队人员并不是固定、整齐划一的。战线屡异，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的增减，屯驻地点的转移，也因之屡更，除南市、浦东、沪西尚驻有多数救护队员外，他如黄渡、浏河、太仓等地九十余公里外，均有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驻扎。尽管各队队员有增有减，驻地也时有变化，但“所引为难能可贵者，不论距离远近，昼伏夜行，餐风露宿，不畏艰险，奔走于枪林弹雨之中，不惜任何牺牲，均能密切合作”，其救护成绩是显著的，“综计8月份战区长达数十公里，服务队员平均300人，被救兵民总共6700人，在19天内，合每人平均救出22个半人，每人每天救出1个多人”，“各队服务精神之强毅，深为军事长官和军医当轴所嘉许”。而整个淞沪会战期间，经救护、急救队所救伤兵竟达39000余人。
参加此次会战救护工作的除中国红十字会外，还有国民政府卫生与军医部门，但后者的表现令人失望，亲历此次战役救护工作的原国民党元老颜惠庆认为，“国家岁费巨款，设立卫生，及军医专管机构，将近十年，所积经验，势必甚丰，而结果令人如此失望!此次抗日战争，对于‘人力’方面，不必要的损失，与无谓的牺牲，竟如此浩大而惨重，‘典守者’，实难卸责，成千上万的负伤兵士，倘能施行应时的救急治疗，为国家不知将保存若干经验丰富的英勇战士。然而由于毫无野战医院之组织，药剂设备等又极简陋残缺，竟将可以救治的兵员，弃之战场，委之沟壑，任其流血死亡，或终身残废”。而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上海区内的临时救急医院，技术上，虽无可比议。终属因陋就简，然较之一般所谓司令部后方医院，对于伤兵的照料，实有天堂与地狱之别”。军方后方医院“不独谈不到医疗设备，乃至极简单的服务亦等于零，‘所谓极简单的服务，就是送茶递水之类”。虽然总会及所属各院队工作人员的服务受到若干肯定，但不可讳言的是，死亡的伤兵仍不在少数，这是因为在整个淞沪抗战救护中，中国红十字会遇到重重困难。使救护工作不能顺利进行：
一，工具尚感不敷；二，租界门禁无定，阻碍交通；三，日机轰炸，只能昼伏夜行；四，医院床位有 限，输送无从之时；五，车辆缺乏，征集维艰，调遣为难；六，军部卫生队时感不足，不能与救护队联系输送。以上数端足使受伤将士多尝痛苦，增加死亡。
尽管如此，中国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成绩还是比较突出的。从1937年8月14日至1938年4月30日完全结束止，由上海市各医院收容兵民19539名，由伤兵分发站运送后方各地者计7128名，由前线直接运送后方各地者17722名，合计先后救运受伤兵44389名。
中国红十字会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对救护工作虽有所准备，但时为总会秘书长的庞京周则认为：“这次上海市救护工作，把几天的预备工作，应付这般大的战局，运输工具并且这般缺乏，根本不能相称，自然不办得满意。”这番检讨说明总会的救护工作在硬件方面储备并不充分。其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总会内部意见未统一。当时红十字会在上海的“理、监事中尚不缺乏对大局存侥幸心理者”，或是“囿于依附租界之旧观念而无长远打算”。“故集才、集资、集物等工作掣肘殊甚”。二是红会对战地救护的宣传力度欠缺。华北战事发生后，秘书长庞京周奔走京沪庐山时，对救护事业，做过几次演讲，发表过三四篇文章，并且播过一两次音，而所取得的社会效果，“似乎不免听者藐藐”，后来虹桥事件发生后，红十字会曾经用巨幅广告，征求人才物品，为战地救护作准备，“不过所得捐款，未足一千，投效的人，绝鲜专才”。可能红十会基于宣传征募所得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在八—一三事变后，中国红十字会一反从前常态借助《申报》等大众媒体，广泛宣传、鼓动，连篇累牍报告救护详情，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捐物，量力救急，支持红十字会的救援行动，而是“暂安缄默”，就连《申报》这一最能反映红十字会动向的媒体，报道也是零星的，非连续的。红十字会的这一举动，结果造成人们对“红会加以莫大的怀疑，就是协助团体，也不免渐加责难”，红十字会这一封锁战地救护消息的举措，隔离了其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无法取得社会各界最大限度地对战地救护工作的支持。使本来就困难重重的救护工作变得更加严重。在淞沪会战50天后，庞氏自认为总会在此战役期间的表现是“毁誉参半”，而上海市分会的表现则是“予军界印象至劣”，故此庞氏认为“此时若不急由总会出图补救，则更无机会矣”，请求总会速集人力、物力加以补救。
三、创办南京伤兵医院
中国红十字会在淞沪抗战期间就已先后在松江、苏州、杭州、昆山、无锡等地，设立了重伤医院，这一措施既减轻了上海各救护医院的压力，同时也为持久抗战救护准备了条件。另一大措施则是在首都南京“设立打破世界纪录能容纳五千床位之大规模重伤医院”。
1937年8月下旬，宋美龄有意要利用上海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南京筹设一大规模伤兵医院，透过卫生署长刘瑞恒邀请红十会秘书长庞京周来南京主办此事。庞氏认为“欲为伤兵服务，非放手去不可”，故在未得总会通过之前，先斩后奏，先往南京主持该院，并且向总会汇报自己到南京主持救护事业后。红十会的救护事业已“粗得头绪”并“当然独立”，“然无独立支持之能”，请求总会予以支持，并强调“首都红总会五千床位医院已得蒋夫人同意开始筹备”，无法更改事实，要求总会开理事会追认自己在南京任职的既成事实。庞氏在南京的工作还有另一项有力的根据，即是早先卫生署曾训令“凡属全国性质之民众团体，其总会必须设在首都”。9月27日总会召开第9次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在南京设立首都办事处，并拟组织规程提会讨论通过，如此总会始终都必须派员常驻南京。10月4日首都办事处成立。总会第11次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派庞京周为该办事处主任。然而，总会对庞氏先斩后奏的行为大为不满，所以在首都伤兵医院成立后，最初只派任庞氏为总会首都办事处主任兼任该院的副院长，院长一职则不派人。据此，庞氏向总会力争“唯院长一席，关系院务至巨，实属未便虚悬”，在院长未到任以前，“只得暂由副院长代理”。庞氏解释为“责任重大”，有其责却未获其名，要求总会各理事派人来京主持。两天后，庞氏又去电称：“唯因初办，人员、物质待系亲自支配调整者甚多，警报时至，每漏忘工作，一切自必较沪上略慢耳”，再次要求总会举“理事来宁督察实况”，名日“赐予指导，俾资遵循”，其真正目的是希望总会明令其为院长。其后，经总会第13次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请卫生署长刘瑞恒为首都医院名誉院长，派庞京周兼任该院院长，但同时决定“所遗秘书长一席，庞主任势难兼顾，公推林常务理事康侯暂行兼任”，免去了庞氏总会秘书长的职务。
南京伤兵医院是总会与官方合作的产物，由总会设法提供医药器材、医护人员，而内政部则负责伤兵纪律管理与后勤给养。该院在庞京周的主持和卫生署长刘瑞恒的支持下，在上海公开招聘医务人员，规定拟聘人员类别、资格及待遇：1，外科助理医师5人，资格：正式医学校毕业并曾在各大医院外科病室服务一年以上者，月给津贴80元；2，5年级医学生50名，月给津贴35元至40元；3，有经验的男护士20人、女护士50人，月给津贴25元至30元；4，护士长助理2人，月给津贴75元至80元。其所需器物也在上海定购，由于“交货需时，迫不及待”，于是南京伤兵医院向市民征募棉被、枕头、白部、毛巾、热水瓶、搪瓷器具等日常生活用品。据称，在不到10天的时间之内，总会便在南京中央大学内利用该校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各学院及宿舍等组织成立了首都伤兵医院。该院床位达5000具，医护人员300余人，工役400人，其手术室同时可供7个病人使用，是抗战期间中国最大的伤兵医院。该院于1937年10月6日开始收容受伤将士，其在医务方面设有初诊室、手术室、传染病室、爱克斯光室、骨科室、重伤室及轻伤室等，并在下关车站设立伤兵接应站，凡是各路运抵南京的受伤将士，先由该所包扎后，分别轻重伤势，而将重伤者送至南京伤兵医院，先经初诊室予以登记，调换衣服，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及各种初步诊治后，分重伤的种类及部位，如头部、胸部、腹部、四肢等，分送各病室继续治疗，各病室如发现传染病病人，则转送传染病室，经治疗将痊愈的伤兵则送轻伤病室，已经治愈者则由院方通知伤兵管理处前来率领出院。该院手术室每日平均大小手术在二三十次左右，骨科大多为复杂骨折，且其创口十之八九多已化脓。破伤风、痢疾、伤寒等传染病在该院也时有发现。当时总会在南京设立伤兵医院的目的，在于作为整个京沪战线的后盾，以收容战地送来的伤兵。正如庞氏所言：“淞沪激战之际，我方受伤将士为数颇多，而且租界当局渐有限制收容之议，本会遂于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初计划设一大规模之医院于后方，当以上海至南京，铁路之外。公路有三，水路亦通，溯江而上，又可转院腹地。”当时设计该院的人员除庞京周与中西医生外。“尤以前卫生署长刘瑞恒先生指示为多”，创办者本想南京伤兵医院在沪宁沿线抗战救护中有所作为，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惜苏昆不能久守，战局聚变”，国民党军队在京沪战线上败退过于迅速，该院办理至11月中旬不过一个月，就不得不宣告结束，而奉令将伤兵移送安徽及各军医院分散收容，其间所收容伤兵仅3381人，却耗费117820元，“开办费几去一半”，至为可惜。
总会在南京设立伤兵医院后，“嗣因欲缩短受伤者由接应所载送入院之时间”，减少其途中颠簸的痛苦，在和平门车站附近南京孤儿院原址设立和平分院，以资收容；又于10月12日在下关车站设伤兵接应所，与南京市分会暨其他救护团体合作，专为到站伤兵换药，分别伤势轻重派车转送治疗。自10月13日到31日止，计到站伤兵共12767名，其中轻伤官兵经接应所换药敷料有6620人，运送重伤者计有1127人，转送后方医院6818人，转运离京人数为4789人，到站死亡，由接应所出资掩埋者18人。
除上述总会开展的救护事业外。各地分会也积极从事战地救护工作，其中比较有成绩的是中国红十字会武汉分会。从1937年9月22日至1938年3月25日止，护运伤兵42263人，出动担架8340付，派出夫役7585人次，巡回治疗3871人，收容治疗234人，种痘36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