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概不算无名之辈。他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一时“销尽支那荡子魂”（严复语）。严复、康有为盛赞其译文之精美、感情之真挚、影响之广泛，郑振铎、周作人等纷纷认其为中国现代文学之先驱，当时在中国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基本均以林纾译本为蓝本，苏曼殊、周作人等的写作也多受他影响。一本译著令林纾暴得大名，而将他推上时代风口浪尖的事件则是他与《新青年》同人关于古文存废问题的争论（1919），这使他成为众矢之的。时代变得太快，二十年前林纾以古文译西方名著，令世人惊艳；而当他在二十年后为风雨飘摇中的古文发言辩护时，却成为众人群起而攻之的靶心。不过二十年之间，林纾还是那个林纾，曾经誉满天下的“前驱”一变为任人唾骂讥讽的笑谈，这个社会怎么了？历史不理解林纾，任何变化于历史而言似乎都是理所当然无须作出任何的交待，我们的历史怎么了？除却译名与骂名，林纾为人如何，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有什么样的性格和人生，历史从未告诉我们。
　　古文成就了林纾，又累他一身骂名。然而林纾对古文的情感与坚持却是深入血脉，不计得失。林纾自幼家贫，父亲不得不离家谋生，将林纾寄养在外祖母家。外祖母和一本《孝经》是林纾最早的启蒙老师，每一个文字都被外祖母怀抱捂得温热。家中靠母亲与姐姐刺绣度日，收入微薄，曾有过五六天不能生火做饭的日子，但即使贫困如此也不能扑灭他对文字的渴望。林纾七岁时在叔父的书橱中读到《史记》，兴奋不已；八岁时将母亲给他的零花钱积攒下来用来在旧书摊买来《左传》、《汉书》残本，孜孜阅读。他在墙上画下一副棺材，旁边写着“读书则生，不则入棺”，几乎成为林纾的座右铭。
　　林纾一生嗜书如命。十九岁那年，林纾的祖父、父亲、祖母相继过世，林纾患了严重的肺病，每日咯血不止，但仍于老屋之中就着母亲、姐姐刺绣做工的灯光读书，不读完一卷不肯休息。二十岁时林纾呕血不止，可以不服药，却不能有一日离开书画。即使明日就死，只要今日已“饱读吾书，且以画自怡”，林纾便觉无憾。林纾的生死，不在于柴米油盐，不关乎功名利禄，只取决于是否与文相伴。二十岁时，林纾校阅过的书籍已不下二千余卷，对《史记》《汉书》尤为推崇。外祖母对林纾“畏天而循分”的期许也伴随他一生，林纾自号“畏庐”，所有的诗集、文集，乃至墓碑，皆用此名。直到六十岁时，林纾仍在北京居所门宇上大书“畏天”二字，以志不忘。一个“畏”字，源于至亲，应于大道，与林纾相伴一生。
　　林纾是个性情中人，曾拜拳师习武，少年时“被酒时时带剑行”，被乡人视为“狂生”。有诗人林述庵得知林纾的狂傲之态后大怒，要当着众人之面殴打林纾，给他点教训。但当林述庵读过林纾的诗文后，却大喜过望，约林纾在桥南水榭中相见。两人一见如故，惊喜若狂，后林述庵作诗二首吟咏此事：“三生猖狂天下无，快剑斫断红珊瑚。三生意气一时绝，摩弄雷霆走日月。”“一生抱酒杯，一生蹑草履。两生摇摇同过市，上楼饮酒忽大醉，热血淋漓洒满纸。一生狂叫一生哭，拼掷头颅报知己。呜呼！两生但笑莫悲哀，贤愚千载归尘埃。”二人豪气干云，遂结为莫逆之交，饮酒作诗，指点古今。林纾曾对林述庵笑言，若集二人之笔，倚靠在城门南楼，一定会令城楼震动，于文于友竟有如此自负。十二年后的夏天，林述庵不幸早夭，林纾“冒暑驰哭”，并收养林述庵年方十一岁的孩子林之夏，尽传其毕生所学。
　　林纾另有一位至交好友王灼三，有志于科举却因家境贫寒无力负担，林纾便为他筹借经费，助他赴考。相传有一年，林纾与王灼三在同一考场考试，林纾快要完卷时听到远处有人咳嗽得十分严重。林纾登上桌案远远望去，原来正是好友王灼三正在咯血。林纾急忙离座要过去救人，却被巡视官阻拦。林纾愤愤地说，“我是林纾，我的朋友病重将死，我要去救他，今天的考试我已决意放弃了！”于是拿出试卷，涂掉自己的名字，跑到王灼三身边时，王已晕倒失去意识。在林纾的救治下，王渐渐苏醒过来，眼光仍频频看向自己的卷子。林纾知道这位朋友对科举十分在意，拿起他的卷子看看，发现文章已经写完，只是缺一首诗，便想请隔座一位考生代他作诗。这位考生是王灼三的老师，但他志在自己中举，不愿帮忙。林纾再三恳求，而他则仍是拒绝，林纾忿然将卷子扔下，将王灼三背回他的家中。送王回家之后，林紓回到科场附近的一家茶肆，等到该生考完走出考场，林纾径直上前揪住他的头发，骂道，“你与王有师生之情，对待他却像对陌生人一样，你平时以道义自居，道义何在？”说着挥拳打去，旁观者心里更加敬重林纾。不久王灼三病逝，王妻苦无出路，闭门自缢，林纾破窗而入将王妻救出。林纾知道王家生计困难，为王灼三妻女奔走筹集四百金以供日用，并将王灼三的儿子王元龙领回家中，代朋友抚养孩子长大成人，直至娶妻生子，并为王灼三嫁女。
　　林述庵、王灼三这两个朋友的儿子，均在林家长大成人，一个在林家十一年，一个十九年。林纾一生少有宽裕之时，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以卖文卖画为生，但周济亲友却不遗余力。林纾过世后家中一片萧索，苦无积蓄，生计难以维持，子女更是无以教养。林纾的老友们感叹林纾风义敦厚，四处奔走，方才为他的子女筹集到教育需用的资财。敬重古文如林纾者，远不是刻板陈腐的酸儒，他从古文所记载的古人事迹中读出来的，是一片古道热肠，任侠仗义。
　　林纾不通外文，译书全需与人合译。令林纾声名大噪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便是由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口述小说内容，再由林纾通理润色，以精美的古文写出。当时林纾丧妻不久，心境悲凉，每次译到深情缱绻、缠绵悱恻之处，便与王寿昌二人相对而哭。此书出版，流下多少读者的热泪。从《茶花女》到《汤姆叔叔的小屋》，从《伊索寓言》到《鲁滨孙漂流记》，从《雾都孤儿》到《大卫·科波菲尔》，林纾从此迎来十余年的翻译高产期，1915年时便已成就译著一百三十余本，译文一千二百万言。他情感充沛、文思敏捷，林译小说的神韵较之原著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林纾以自己的才华释放出古文的巨大潜能，证明古文绝非“已死的文字”，并且古文与西方各族的思想感情并非不能相通。古文于林纾而言绝不仅仅是冷冰冰的纸面符号而已，古文伴随林纾成长，是他一生的骄傲，更承载着他衷心敬慕的古人风义、天理纲常。
　　1915年《新青年》同人率先向古文发难，更有激进如废汉字的偏激主张。此时，从前的文坛精英们，如提倡政治革新的“清末公子”陈三立等，对文坛政坛已是心灰意冷，自认“神州袖手人”。精于古文者如严复，因为相信“优胜劣汰”，更因为相信古文的生命力，认为古文必定胜出而无须多费口舌，对于时代风潮毫无警觉。亦有媚世者，不惜为风雨飘摇中的古文再下辣手。在这场纷争中，最奋起、最动情、最持久为古文辩护者，当属林纾。他深知古文之雄伟深沉，又深感社会运动的浮浅粗暴，担心文言所系的伦理道德亦随之覆灭，因此他撰文反对白话文运动，致信蔡元培要求管束运动者，写《荆生》等小说以想象的方式为古文打抱不平。但在受到蔡元培的拒绝后，又遭到《新青年》同人乃至全国范围各大报刊的攻击嘲讽。一时之间，批“林”成风，其中不乏赤裸裸的人身攻击，甚至连他最为人称道的译著成就亦被刘半农等一笔抹杀。当时仍然坚持古文阅读与写作的年轻人已经不多，古文的气运即使没有这场运动也已是日暮西山。何况当时“反传统”已是大势所趋，单凭林纾一人，无法与整个时代冲撞抗衡。但林纾没有审时度势、和光同尘的机巧，惟有一片道义热忱化作了满腔激愤。当他面对整个时代社会的口诛笔伐，终于自感无力挽澜，只能慨叹一句“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但他亦并未放弃对古文的信仰，而是转而退守家中，为挚爱的古文延续命脉。直到生命垂危，离世前一天，仍用食指在儿子手中写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
　　林纾一生最引以为傲的是自己的古文，奈何却以译文名世。世人多知以小说《荆生》、《妖梦》影射新文化运动的“老顽固”林纾，却不知其人仗义豪侠的真性情，不知他与文言的渊源与深情，不知他“卫道”的忧虑与苦心。直到现在，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的林纾的寥寥几语，无奈仍是盛大的译名与喧嚣的骂名。
　　如果可以祈求，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本历史，不谈功名只谈人：褪尽无明无谓的喧嚣，冲破被强加被评断的枷锁，摈除非此即彼的判断；去倾听局中人的喃喃自语，去理解他们的执念和信仰，去看见那一双双真真切切灼如星火、满含热泪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