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为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主任。著有《战争伤疤，和平伤口：以色列-巴勒斯坦悲剧》
　　在1947年出版的名作《X》中，乔治·凯南（GeorgeF.Kennan）指出，苏联对美国的敌意基本上是不可抑制的，因为其根源不仅有超级大国之间的典型的利益冲突，也包括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和不安全感。目前普京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也是如此：从根本上看，这是一场西方持有的普世价值与俄罗斯所追求的独特身份之间的碰撞。
　　一国为身份而作的斗争可以左右它的战略行为。例如，美国文明中的传教士精神有助于解释它身为全球超级大国的行为;伊斯兰教的重新崛起，本质上是被现代性挑战所压制的古老文明对其现实身份的追求;以色列对其犹太身份的强调，也成为其与巴勒斯坦实现和平的可怕的障碍。
　　普京的挑战性的外交政策是对帝国的耻辱性失落的一种反映——这种反映是借由这个民族的威权政治传统、东正教的保守原则以及对俄罗斯广袤领土和充裕自然财富的骄傲来实现的。普京从俄罗斯在冷战的失败中，找到了颂扬俄罗斯历史和传统中的非西方根基的需要，他实际上是在倒向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所引起的保守价值——那一入侵挫败了彼得大帝的现代化大计。
　　俄罗斯副总理沃洛金在最近在索契召开的瓦尔代辩论俱乐部（ValdaiDiscussionClub）会议上说，“普京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就是普京。”他说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俄罗斯现实。没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一样，统治者的个人形象可以对国家的历史产生如此深的印记——从凯瑟琳大帝、伊凡雷帝到列宁和斯大林。
　　但不能把普京贬低为只是无穷尽地追求权力。普京知道，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重新崛起必须以打破“美国例外论”为基础。
　　想基础都和俄罗斯的理念不同。去年，普京声称，苏联的解体是对俄罗斯的“文化和精神”的“灾难性打击”，随后“从海外让俄罗斯文明化的尝试”演变为一种“原始的效仿”。普京不能期待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会自我产生，而必须追求和发展独特的身份，这种追求在普京的领导下进行。
　　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确保俄罗斯的一席普京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是一场西方持有的普世价值与俄罗斯所追求的独特身份之间的碰撞。俄罗斯不需要颠覆已有的全球秩序，它只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美国必须让它实现这一目标之地是建立这一身份的必要条件之一。在这方面，普京实现了以俄罗斯巨大的油气储备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价值的最大化，同时也让克里姆林宫与崛起的亚洲大国（尤其是中国）得以构建强有力的关系。如果像一些俄罗斯官员所提出的，俄罗斯将开始一项大规模的身份构建工程——开发广袤的乌拉尔山以东领土（包括西伯利亚和远东），它就有了进一步深化这些联系的独特的机会。
　　更广泛地来看，普京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可以吸引一些国家和民族的支持，它们共同反对美国施加的价值与国际规范。事实上，对许多国际行动方来说，西方的宽容和政治正确概念——比如接受同性恋等“非传统生活方式”——用普京的话来说，是对“神赐多样性”的侮辱。
　　和继续动摇乌克兰的现状，展现了他更大的野心——重塑俄罗斯在欧亚和广大前苏联地区的文化和政治主宰地位。在普京看来，1945年将欧洲分为苏联和西方两大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协议并没有死去，只是边界有所东移。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最近召开的瓦尔代辩论俱乐部会议上，在讨论了大量的全球挑战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摩尔多瓦首都基希纳乌俄罗斯族的游行称为有待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普京的俄罗斯在民族团结问题上毫不含糊。
　　当然，西方——特别是美国——也需要为没能找到外交途径应对俄罗斯最近的摊牌行为负责。在能够实现持续和平之前，美国需要反思其后冷战时代霸权主义的错误——其单边军事行动和新帝国主义野心使其战线过长、负债累累，还陷入了持续不断的战争。
　　不进行这样的反省，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就有可能继续依靠经济制裁来威慑俄罗斯的行动。但是，尽管这一方针能够限制普京带来经济繁荣的能力，从而削弱他的合法性，但也会导致反西方民族主义的反弹。此外，正如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所言，制裁或许是件好事，它将迫使克里姆林宫实现俄罗斯基于大宗商品经济的多样化。
　　民族身份不可能通过谈判来解决，但外交可以“稀释”民族身份带来的侵略性。俄罗斯和西方领导人应该就东乌克兰问题做一笔超过明斯克协议的大交易，以促进双方在叙利亚内战和伊朗核计划等问题上的合作，从而解决全球安全和武器控制问题。
　　俄罗斯不需要颠覆已有的全球秩序;它只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美国必须让它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