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国防大学政治委员）：习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甲午之败，腐败使然。从慈禧、光绪到奕 、李鸿章、翁同龢，再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可以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之前，有多少人参加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的悲剧何尝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互为牺牲品。
　　肖裕声（军事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现代战争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博弈，而是国家整体实力的较量，只有通过全面深刻的改革，才能推动国家整体实力的跃升。洋务运动由地主阶级自身发起。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此不想也不敢触动封建旧根基，不能進行全局的改革。
　　丁一平（海军副司令员）：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北洋海军官兵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批优秀的军人，他们绝大多数治军勤勉，刻苦学习西方海军建设经验，努力钻研海军技战术。他们在甲午海战中视死如归、英勇杀敌的壮举和宁死不屈、自杀殉国的崇高民族气节，都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120年过去，逝者已去矣，生者当自省。
　　徐贵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 坐而论道，热衷清谈，这是中国官僚阶层和知识阶层一个比较普遍的陋习。几千年来，中国的“文章”浩如烟海，而祖冲之、张衡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却始终未能在中国文化占据主流地位，这似乎也佐证了中国文化在博大精深的同时也有着向虚向大向空、缺乏科学精神的特征，这个特征甚至一定程度地揭示了晚清以来积弱积贫、屡弱屡贫的文化缘由。
　　王晓彬（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 必须牢牢抓住军事改革的历史机遇。当今世界主要大国普遍进入军事战略全面调整期、军事变革持续深化期、高新武器快速发展期，抢占军事斗争制高点的博弈日趋激烈。在周边安全环境严峻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抢占先机，克服“和平麻痹症”和消极守成思想，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
　　侯昂妤（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认识到传统战争的以快慢定胜负，更加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信息化战争“快吃慢”的实质。只有平时磨砺兵锋，战时才能迅疾如风；只有大力改革创新，兵锋才会常锐不钝；要想战胜对手，首先必须不断战胜自己。
　　刘化军（海军陆战学院训练与管理教研室主任）：在今天信息化条件下，为了建设一支与国家地位相称、与履行新的历史使命相适应的强大的海军，必须大力推进教育训练的改革和转型，努力打造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现代化海军，有效维护国家海上安全，让甲午海战的悲剧永世不再重演。
　　余爱水（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今天，我们应对海上威胁，必须将目光移向空天。当空天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必须首先要占领太空制高点。这是由争夺战争主动权、主导权一般规律决定的。国家安全的最终威胁在空天。在空天有多大的威慑力，在海面就有多大的胜算力。空军是未来国家安全的“擎天柱”，必须担负起争夺战争主导权的特殊时代责任。
　　彭光谦（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我们要以积极的作为，有效维护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要全面调整对日政策思路，以坚定的国家意志，统筹战略全局，统领各种战略力量，统一调动一切战略资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随时准备以雷霆之势，坚决粉碎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切实做好应对战争偷袭和不测事件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统筹四海，突出东海，建立对日压倒性的战略优势。
　　（综合摘自《甲午殇思》等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