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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昆曲文献受众范围小，出版企业往往出于经济压力，忽视乃至排斥缺乏市场销量的昆曲文献出版。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出版环境与市场变得更为复杂，昆曲文献出版又面临新的挑战。昆曲文献的出版还需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出版单位调整出版策略。
关键词：昆曲；昆曲文献；出版；数字化
在我国传统戏曲中，昆曲有着丰富的曲学著述与文献资料。昆曲文献承载的昆曲艺术的历史、传统、文化与艺术形态演变，反映了我国传统艺术的极高成就，昆曲文献更是昆曲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民国年间戏曲研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戏曲文献的挖掘、整理受到诸多有识之士的重视，昆曲文献出版在当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有一批重要的曲学文献问世。20世纪后半叶，中国内地出版的昆曲文献“凤毛麟角”，台湾出版的昆曲文献相对较多。2001年昆曲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后，昆曲文献的整理出版一时呈现生机勃勃的态势。然而，在社会文化环境和传播手段发生巨变的当下，昆曲文献出版面临新的困局，昆曲文献出版的出路在哪里？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昆曲文献出版的困局
目前，昆曲文献的市场反映普遍不理想，主要因其受众范围小、消费群体较为固定，购买者仅局限于昆曲研究者、爱好者以及图书馆与资料室。另一方面，昆曲文献定价一般较高，购买者也相对较少。昆曲文献出版当下所面临的难题与出版行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革有关。
1.文化坚守与经济效益难以平衡
昆曲文献出版之难首先是文化坚守与经济效益难以平衡。自古以来，出版兼具文化属性与经济属性，出版业界曾经的共识“经济是手段，文化是目的”如今已渐近演变成“以文化为手段，以盈利为目的”。在以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为背景的时代，出版企业往往出于经济压力，忽视乃至排斥缺乏市场销量的昆曲文献出版。昆曲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是非常艰巨、繁琐的事情，不仅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与财力，又难以快速获得经济回报。因此，成本核算机制与追求经济效益是当下昆曲文献出版的拦路虎。
一些重要昆曲文献出版的“难产”反映了市场经济背景下文化坚守的举步维艰。比如，《粟庐曲谱》是俞振飞对俞派家传代表剧目进行编订整理而成的昆曲工尺谱，是20世纪后半叶研习昆曲的重要资料，但是自1953年在香港得到热心曲友资助付印后，一直未能获得正式出版机会，台湾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分别在1991年和1996年重印该谱，南京大学昆曲社也于2007年重印以便于昆曲研习。《粟庐曲谱》在民间流传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在2011年正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粟庐曲谱》的正式出版一方面反映了市场化背景下出版社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即便是含金量高的昆曲文献，其出版之路也漫漫。
如今市场上“凤毛麟角”的昆曲文献普遍定价较高，篇幅较小的文献动辄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规模较大的文献一般定价近万元甚至更贵。昆曲文献如果要维持平民化价格，就要选择普通的胶版印刷，但受到起印数的限制，成本依然偏高，又因潜在读者群非常小，收回成本的销售压力相当大。实践表明，如果以宣纸线装的形式出版，印数可以相对少，收回成本的销售压力也相对较低，但定价还是比较高。比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红豆馆拍正词曲遗存》只印了200套，定价1998元，70套就可以收回成本。从该书的销售情况来看，不仅达到了预期的出版效果，更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①从出版社的角度来看，该书的出版是成功的，但从读者的角度来讲，依然有许多研究者与爱好者因价格较高不得不放弃购买。对于昆曲文献的出版，出版社、出版人、学者各有各的苦衷。因此，很多有重要价值的昆曲文献至今仍在图书馆束之高阁或为私家收藏，一直未能问世从而广泛传播。
事实上，昆曲文献出版的困境仅是当下传统古籍出版不景气的一个缩影。在市场化冲击下，古籍类出版社的生存非常艰难，其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自然也不高。古籍的挖掘、审慎编校非常辛苦，如果出版人不能甘于清贫、安心坐冷板凳，没有文化坚守的理想，就不可能做好古籍出版的相关工作。因此，昆曲文献出版乃至整个古籍出版行业，人才的缺失也是一个难题。
2.数字技术使出版环境更为复杂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出版环境与市场变得更为复杂。出版物不再局限于以纸质形式在传统市场上流通，而是有相当一部分出版物以电子版形式在网络上“流通”。昆曲文献出版原本在图书市场就处于弱势地位，在数字技术时代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公益性图书馆与赢利性的技术提供商已然成长为古籍出版界不可忽视的两股力量。”②图书馆的“再生性保护”对昆曲文献出版一直存在冲击，以缩微、扫描、影印等方式复制传播昆曲文献，从实质上讲与直接出版昆曲文献并没有本质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讲，数字化的昆曲文献完全可以绕开出版社完成文献的传播活动，这将导致昆曲文献出版的进一步边缘化。当下一些图书馆通过网络将数字化古籍提供给各大机构与个人使用，尽管这些古籍数字化产品不以赢利为目的，但从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一些读者对纸质书籍的需求。因此，这些数字化处理的古籍对文献出版产生了较大冲击，同时也改变了传统古籍图书市场的结构。
借助于互联网的数字出版物，其发行方式和市场更为多元与广阔。网络发行的优势主要是低成本、零库存、高时效，还便于内容的组织和管理，能提供更具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比如，客户可快速检索、自由选择所需文献，服务方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将各类专题资料进行“打包”出售，客户可以选择通过网络分享、传输或邮寄光盘等形式快速获取数字出版物。数字化昆曲文献能适应当下阅读方式的改变，但也使盗版变得更容易。数字技术的发展是把双刃剑，它使昆曲文献的传播越来越便捷，但如果不能从法律上、技术上制止非法复制、传播等侵权行为，势必将严重影响昆曲文献的出版。
二、昆曲文献出版的出路
从20世纪以来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必然会产生文化的回归。尽管当下的昆曲文献出版还面临诸多困难，但相比20世纪后半叶的整体情况来说，昆曲文献的整理与出版越来越受重视。今后昆曲文献出版的发展还需要政府及出版单位作进一步的努力。 1.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
昆曲文献的整理与出版首先需要国家提供全方位的扶持，加大资助力度。尽管建国以来政府一直对昆曲古籍整理出版有所资助，但迄今为止还有很多珍贵昆曲古籍并未整理出版，可见昆曲古籍出版的规划工作还存在不足。
昆曲“申遗”成功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就昆曲艺术作出了“抢救、保护和扶持”的重要批示。从2005年起，文化部、财政部每年投入1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昆曲的抢救、保护和扶持。在中央的倡导下，相关省市的地方政府也逐年加大补贴力度。但这些对昆曲艺术的扶持工作主要还是针对表演艺术，对于文献出版的扶持力度并不够。
当然，重大的昆曲文献整理与出版项目也在进行。比如，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为主体历时近5年精心编纂的国家重点课题成果《昆曲艺术大典》即将付梓出版。该项目主要编纂有关昆曲的文字文献、谱录文献、音像资料文献、图片资料等，在各类昆曲文献的收集、整理上是历史上最全面、丰富的。2004年《昆曲艺术大典》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国家财政部为课题首批投入经费300万元。2006年该项目又被纳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重点项目。
可见，没有政府的大力扶持，昆曲文献出版很难上升到巨著层次。近年来，我国日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昆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昆曲文献的整理出版还需国家更进一步的扶持。
2.出版单位需调整出版策略
近年来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昆曲爱好者的数量有了显著提升，出版单位应把握时代脉搏，努力调整出版策略，争取在昆曲文献的出版中开辟新路径，达成文化与经济的双赢。当下出版行业的社会土壤、文化环境和传播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昆曲文献的出版单位也必须适应时代发展趋势调整、改革现有的出版营销模式。现代出版非常注重盈利与营销，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如果能制定准确的营销策略，找准目标客户，再加之适当的营销手段，昆曲文献营销应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昆曲文献因特点鲜明，在设计营销方案时需要“量体裁衣”。比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昆曲文献《红豆馆拍正词曲遗存》在营销上有不少值得同行借鉴之处。《红豆馆拍正词曲遗存》首先通过孔夫子网独家预售开先声，然后举办现场活动加大宣传力度。2012年商务印书馆召开了“纪念红豆馆主诞辰135周年暨《红豆馆拍正词曲遗存》出版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和媒体出席，并通过各大媒体进行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商务印书馆还积极与北京昆曲研习社沟通，在曲社内部发布售书信息，并在该社举行曲会时现场让利售书，借助其在曲界的影响力，在目标客户中进一步宣传。最后，再通过演出来巩固宣传成果，商务印书馆委托北方昆曲剧院排演《红豆馆拍正词曲遗存》中的曲目，在该书出版四个月后上演，在孔夫子网购买该书的读者以及相关的专家学者都得到赠票来观看演出，演出现场的售书活动也取得了不错的销售量。③
另外，数字出版已成为出版业的大势所趋。数字化出版流程的核心是内容管理，具体包括内容的生产、组织和提供等，昆曲文献出版单位可转变为内容服务提供商，在数字化出版流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同时进一步探索数字出版商业模式。昆曲文献出版必须突破单一的纸介质形式，应将传统文献与现代出版“工具”融合为有机统一体。出版单位可依托图书馆的古籍资源，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大规模地、系统地将昆曲文献数字化，制作文献资料库，再开发相应的检索软件或网站，便于根据不同的要求与目的进行检索。这些数字化文献及检索系统能极大地满足科研需要，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辅助工具。比如，台湾国家出版社2010年印行的《昆曲宫调与曲牌》一书附载的光盘《昆曲重要曲谱曲牌资料库》中收录了11部重要昆曲曲谱，该资料库可通过不同关键词迅速检索相关谱例，研究者再无需在海量的曲谱文献中翻阅查找资料，极大提高了科研效率。
三、结语
文化人一直是延续昆曲传承的中坚力量。民国时期，昆曲日渐式微，“文化自觉”在知识分子的行动中彰显，不少人着手组织昆曲文献的整理出版。在21世纪高度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中国出版业作为中国文化事业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对于传承、传播昆曲文化艺术更是责无旁贷。
（周丹，天津工业大学传媒艺术系讲师）
*本文系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昆曲清唱研究”（项目批准号：14DB1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③丁波.寻找专业图书营销新路径——以昆曲文献出版为例[J].出版广角，2014（5）下.
② 李明杰，俞优优.数字化背景下中国古籍出版模式的重构[J].出版发行研究，2009（12）.
关键词：昆曲；昆曲文献；出版；数字化
在我国传统戏曲中，昆曲有着丰富的曲学著述与文献资料。昆曲文献承载的昆曲艺术的历史、传统、文化与艺术形态演变，反映了我国传统艺术的极高成就，昆曲文献更是昆曲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民国年间戏曲研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戏曲文献的挖掘、整理受到诸多有识之士的重视，昆曲文献出版在当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有一批重要的曲学文献问世。20世纪后半叶，中国内地出版的昆曲文献“凤毛麟角”，台湾出版的昆曲文献相对较多。2001年昆曲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后，昆曲文献的整理出版一时呈现生机勃勃的态势。然而，在社会文化环境和传播手段发生巨变的当下，昆曲文献出版面临新的困局，昆曲文献出版的出路在哪里？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昆曲文献出版的困局
目前，昆曲文献的市场反映普遍不理想，主要因其受众范围小、消费群体较为固定，购买者仅局限于昆曲研究者、爱好者以及图书馆与资料室。另一方面，昆曲文献定价一般较高，购买者也相对较少。昆曲文献出版当下所面临的难题与出版行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革有关。
1.文化坚守与经济效益难以平衡
昆曲文献出版之难首先是文化坚守与经济效益难以平衡。自古以来，出版兼具文化属性与经济属性，出版业界曾经的共识“经济是手段，文化是目的”如今已渐近演变成“以文化为手段，以盈利为目的”。在以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为背景的时代，出版企业往往出于经济压力，忽视乃至排斥缺乏市场销量的昆曲文献出版。昆曲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是非常艰巨、繁琐的事情，不仅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与财力，又难以快速获得经济回报。因此，成本核算机制与追求经济效益是当下昆曲文献出版的拦路虎。
一些重要昆曲文献出版的“难产”反映了市场经济背景下文化坚守的举步维艰。比如，《粟庐曲谱》是俞振飞对俞派家传代表剧目进行编订整理而成的昆曲工尺谱，是20世纪后半叶研习昆曲的重要资料，但是自1953年在香港得到热心曲友资助付印后，一直未能获得正式出版机会，台湾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分别在1991年和1996年重印该谱，南京大学昆曲社也于2007年重印以便于昆曲研习。《粟庐曲谱》在民间流传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在2011年正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粟庐曲谱》的正式出版一方面反映了市场化背景下出版社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即便是含金量高的昆曲文献，其出版之路也漫漫。
如今市场上“凤毛麟角”的昆曲文献普遍定价较高，篇幅较小的文献动辄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规模较大的文献一般定价近万元甚至更贵。昆曲文献如果要维持平民化价格，就要选择普通的胶版印刷，但受到起印数的限制，成本依然偏高，又因潜在读者群非常小，收回成本的销售压力相当大。实践表明，如果以宣纸线装的形式出版，印数可以相对少，收回成本的销售压力也相对较低，但定价还是比较高。比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红豆馆拍正词曲遗存》只印了200套，定价1998元，70套就可以收回成本。从该书的销售情况来看，不仅达到了预期的出版效果，更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①从出版社的角度来看，该书的出版是成功的，但从读者的角度来讲，依然有许多研究者与爱好者因价格较高不得不放弃购买。对于昆曲文献的出版，出版社、出版人、学者各有各的苦衷。因此，很多有重要价值的昆曲文献至今仍在图书馆束之高阁或为私家收藏，一直未能问世从而广泛传播。
事实上，昆曲文献出版的困境仅是当下传统古籍出版不景气的一个缩影。在市场化冲击下，古籍类出版社的生存非常艰难，其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自然也不高。古籍的挖掘、审慎编校非常辛苦，如果出版人不能甘于清贫、安心坐冷板凳，没有文化坚守的理想，就不可能做好古籍出版的相关工作。因此，昆曲文献出版乃至整个古籍出版行业，人才的缺失也是一个难题。
2.数字技术使出版环境更为复杂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出版环境与市场变得更为复杂。出版物不再局限于以纸质形式在传统市场上流通，而是有相当一部分出版物以电子版形式在网络上“流通”。昆曲文献出版原本在图书市场就处于弱势地位，在数字技术时代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公益性图书馆与赢利性的技术提供商已然成长为古籍出版界不可忽视的两股力量。”②图书馆的“再生性保护”对昆曲文献出版一直存在冲击，以缩微、扫描、影印等方式复制传播昆曲文献，从实质上讲与直接出版昆曲文献并没有本质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讲，数字化的昆曲文献完全可以绕开出版社完成文献的传播活动，这将导致昆曲文献出版的进一步边缘化。当下一些图书馆通过网络将数字化古籍提供给各大机构与个人使用，尽管这些古籍数字化产品不以赢利为目的，但从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一些读者对纸质书籍的需求。因此，这些数字化处理的古籍对文献出版产生了较大冲击，同时也改变了传统古籍图书市场的结构。
借助于互联网的数字出版物，其发行方式和市场更为多元与广阔。网络发行的优势主要是低成本、零库存、高时效，还便于内容的组织和管理，能提供更具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比如，客户可快速检索、自由选择所需文献，服务方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将各类专题资料进行“打包”出售，客户可以选择通过网络分享、传输或邮寄光盘等形式快速获取数字出版物。数字化昆曲文献能适应当下阅读方式的改变，但也使盗版变得更容易。数字技术的发展是把双刃剑，它使昆曲文献的传播越来越便捷，但如果不能从法律上、技术上制止非法复制、传播等侵权行为，势必将严重影响昆曲文献的出版。
二、昆曲文献出版的出路
从20世纪以来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必然会产生文化的回归。尽管当下的昆曲文献出版还面临诸多困难，但相比20世纪后半叶的整体情况来说，昆曲文献的整理与出版越来越受重视。今后昆曲文献出版的发展还需要政府及出版单位作进一步的努力。 1.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
昆曲文献的整理与出版首先需要国家提供全方位的扶持，加大资助力度。尽管建国以来政府一直对昆曲古籍整理出版有所资助，但迄今为止还有很多珍贵昆曲古籍并未整理出版，可见昆曲古籍出版的规划工作还存在不足。
昆曲“申遗”成功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就昆曲艺术作出了“抢救、保护和扶持”的重要批示。从2005年起，文化部、财政部每年投入1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昆曲的抢救、保护和扶持。在中央的倡导下，相关省市的地方政府也逐年加大补贴力度。但这些对昆曲艺术的扶持工作主要还是针对表演艺术，对于文献出版的扶持力度并不够。
当然，重大的昆曲文献整理与出版项目也在进行。比如，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为主体历时近5年精心编纂的国家重点课题成果《昆曲艺术大典》即将付梓出版。该项目主要编纂有关昆曲的文字文献、谱录文献、音像资料文献、图片资料等，在各类昆曲文献的收集、整理上是历史上最全面、丰富的。2004年《昆曲艺术大典》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国家财政部为课题首批投入经费300万元。2006年该项目又被纳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重点项目。
可见，没有政府的大力扶持，昆曲文献出版很难上升到巨著层次。近年来，我国日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昆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昆曲文献的整理出版还需国家更进一步的扶持。
2.出版单位需调整出版策略
近年来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昆曲爱好者的数量有了显著提升，出版单位应把握时代脉搏，努力调整出版策略，争取在昆曲文献的出版中开辟新路径，达成文化与经济的双赢。当下出版行业的社会土壤、文化环境和传播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昆曲文献的出版单位也必须适应时代发展趋势调整、改革现有的出版营销模式。现代出版非常注重盈利与营销，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如果能制定准确的营销策略，找准目标客户，再加之适当的营销手段，昆曲文献营销应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昆曲文献因特点鲜明，在设计营销方案时需要“量体裁衣”。比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昆曲文献《红豆馆拍正词曲遗存》在营销上有不少值得同行借鉴之处。《红豆馆拍正词曲遗存》首先通过孔夫子网独家预售开先声，然后举办现场活动加大宣传力度。2012年商务印书馆召开了“纪念红豆馆主诞辰135周年暨《红豆馆拍正词曲遗存》出版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和媒体出席，并通过各大媒体进行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商务印书馆还积极与北京昆曲研习社沟通，在曲社内部发布售书信息，并在该社举行曲会时现场让利售书，借助其在曲界的影响力，在目标客户中进一步宣传。最后，再通过演出来巩固宣传成果，商务印书馆委托北方昆曲剧院排演《红豆馆拍正词曲遗存》中的曲目，在该书出版四个月后上演，在孔夫子网购买该书的读者以及相关的专家学者都得到赠票来观看演出，演出现场的售书活动也取得了不错的销售量。③
另外，数字出版已成为出版业的大势所趋。数字化出版流程的核心是内容管理，具体包括内容的生产、组织和提供等，昆曲文献出版单位可转变为内容服务提供商，在数字化出版流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同时进一步探索数字出版商业模式。昆曲文献出版必须突破单一的纸介质形式，应将传统文献与现代出版“工具”融合为有机统一体。出版单位可依托图书馆的古籍资源，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大规模地、系统地将昆曲文献数字化，制作文献资料库，再开发相应的检索软件或网站，便于根据不同的要求与目的进行检索。这些数字化文献及检索系统能极大地满足科研需要，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辅助工具。比如，台湾国家出版社2010年印行的《昆曲宫调与曲牌》一书附载的光盘《昆曲重要曲谱曲牌资料库》中收录了11部重要昆曲曲谱，该资料库可通过不同关键词迅速检索相关谱例，研究者再无需在海量的曲谱文献中翻阅查找资料，极大提高了科研效率。
三、结语
文化人一直是延续昆曲传承的中坚力量。民国时期，昆曲日渐式微，“文化自觉”在知识分子的行动中彰显，不少人着手组织昆曲文献的整理出版。在21世纪高度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中国出版业作为中国文化事业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对于传承、传播昆曲文化艺术更是责无旁贷。
（周丹，天津工业大学传媒艺术系讲师）
*本文系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昆曲清唱研究”（项目批准号：14DB1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③丁波.寻找专业图书营销新路径——以昆曲文献出版为例[J].出版广角，2014（5）下.
② 李明杰，俞优优.数字化背景下中国古籍出版模式的重构[J].出版发行研究，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