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的故事，大家都熟。尽管如此，当我读到《留侯世家》里的三个字，眼睛仍为之一亮。
　　“欲殴之”。
　　作为王者师，张良助刘邦得天下后，功成身退，从赤松子游，学辟榖、习导引术；这进退间之从容，令人遥想不尽呀！除了回身转圜那优雅的身影，司马迁在《留侯世家》文末，还特别说他长得秀气，“状貌如妇人好女”；由此观之，张良似乎都该是个清雅淡定、没啥火气的才子。
　　孰知，年轻时，他却实实地不然。当年秦才灭韩，尽管家中僮仆三百，张良在心激气切之际，甚至“弟死不葬”；为了复仇，他散尽千金，“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最后，觅得了力士，在博浪沙一地，遂以沉沉铁椎，奋力一掷，狙击秦王。这一击，虽说误中副车，功亏一篑，但两千多年来，为之震动的，又岂只当年秦皇？
　　事败后，血气汹汹的张良惊魂未定，急急亡命，遂改名易姓，避居于下邳。亡命后，这五世相韩的世家子弟，脾气依然更变不多，于是，见一老者，因其无礼太甚，一时愕然，颇觉忿怒，便“欲殴之”。张良“欲殴”的这老者，大家都清楚，正是黄石公。
　　因黄石公，张良这一生，于是翻转。翻转的关键，不在于黄石公授以太公兵法，而在于黄石公狠狠赏了他一棒。从蓄意丢鞋，再轻蔑地让张良去捡，再倨傲地唤他穿鞋，这一棒棒落下，就端看“孺子”张良接不接得起。若接得了，那是张良的造化；若接不了，那也只能拉倒。张良本是个心激气切的公子哥儿，见黄石公如此行状，一开始，难免就为之愕然，本能地“欲殴之”。但是，也算天幸吧！就在这恰恰一机里，张良忽地心念一转，暂且隐忍，勉强地“长跪履之”。就在这“孺子”张良“长跪履之”后，黄石公一脸恬然，“以足受，笑而去”。看这含笑的身影渐渐远去，张良一怔，忽像开了天眼，顿觉可异，不由地心头大大一惊。这一惊，惊开了聪明，也惊破了原有的执念，于是，后头的那五日一约，不管黄石公再如何蛮横发怒，肯定，张良都要虚心受此一棒了。
　　黄石公这一棒，是扶强不扶弱。施棒，是强者；受棒，更是强者。施棒不易，受棒难。张良的心激气切，张良的世家包袱，他种种的习气与执着，若能受此一棒，进而一棒打杀，那么，张良才可能从此翻转，读《太公兵法》也才庶几有益。若是无此一转，兵法读得再多、再认真，其实，也都枉然。
　　黄石公与张良，两人高手过招，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遂一棒打响了历史。历史上，如此地铿然有响，更早前，还有老子赏孔子一棒。
　　孔子幼年丧父，身世也远远不及张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一般世家子弟的包袱，他身上是没有的。但是，孔子的问题在于，他天资太好，过于早慧，又素来以“年少好礼”闻名，年纪轻轻，便以师位自居。尽管后儒标举孔子，总说他天纵之圣，像是个完美无瑕、天生就不犯错之人，殊不知，他如此年少成名，就难免有异化之虞；尤其太早备受尊崇，更难免会有不自知的“我慢”。正因如此，遂有老子一棒！
　　那回，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说是问礼，其实就是问道。既问道，老子当然要实话实说，而且，这回孔子主动求问，等于自投罗网，嘿嘿，老子就不必客气了。于是，他对着眼前这人，结结实实，便一棒打去，“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从老子这话看来，年轻的孔子，肯定好学深思、才华洋溢，但是，正因才情太多，显然也被才情所累。他聪明外露，好发议论；他博闻强记，言词锋利；言词议论所及，鲜少有人能挡。正因有此能耐，且又自居师位，难免我执甚深，不时会以讦为直；看似一脸正气，实则心中多有傲慢，也不乏争强好胜之心。于是，老子挑明着对他说，“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所有的习气与执着，当去则去；所有的才情与聪明，也当藏则藏；“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好自为之吧！
　　老子这一棒，出手极重，打得孔子几乎步伐踉跄。后来，《庄子·外篇·天运》便说道，“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整整三天，五脏六腑，都还震动着，说不出话呢！庄子这段记载，真假不论，但能将孔子写得如此实诚，肯定就是孔子的知心之人。毕竟，施棒不易、受棒难。施棒之人，固然强者；虚心受棒者，才更是狠角色。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孔子也好，张良也罢，正因能够“自胜”，生命才从此强大。他们受得起这一棒，来日，便能将历史打得铮铮有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