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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穆藕初（1876—1943）比弘一大师长4岁。他俩自幼受儒家教育，都有较深的传统文化功底。弘一堪称一代儒僧，父亲堪称一代儒商。两位同处于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又都怀有一颗雪耻兴邦的炽热爱国心，20多岁时就相识，后来虽然选择的人生道路不同，但是没有影响到他们友谊的发展。前后20余年的交往中，不论是出家前博学多才的李叔同，还是出家后虔治律藏的弘一大师，都对父亲的思想有过许多影响。
相识于南洋公学
1901年，李叔同进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前身）特班求学。当时父亲已结束花行学徒和小职员生涯，凭藉自学的英文基础考进江海关任职。由于伯父杼斋（湘瑶，又称恕再）也是公学特班的学生（同班还有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父亲常去该校，一方面在这里可以接受到各种新事物、新思想，另一方面还可结识新朋友。黄炎培说：“当清光绪辛丑、壬寅之际，恕再共余读书南洋公学，日常称道弟藕初不去口。某日，一白皙少年入恕再室，就而询之，恕再扬其手以答曰：‘此即余弟也。’余之识藕初自此始。”（《藕初五十自述·黄序》）杼斋是特班里的活跃分子，全班总共也只有20多人，父亲通过伯父认识了黄炎培，很可能同时认识了包括李叔同在内的其他同学。我曾从《弘一大师年谱》等史料中找到一条重要线索，即李叔同1898年携眷奉母南下上海，初赁居于法租界卜邻里，翌年结识“城南文社”许幻园、袁希濂、蔡小香、张小楼等一班文人学士，遂迁居许氏的城南草堂。丰子恺在一篇记大师早年沪上生活的文章说：“他非常爱慕他母亲。二十岁时陪了母亲南迁上海，住在大南门金洞桥畔一所许宅的房子——即所谓城南草堂”，“他母亲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就死在这屋里。”（《法味》）李叔同的家在大南门，而我穆氏到父亲一辈已“世居”大南门外几代了。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填的家庭地址为“上海南门外104号”。两人同住一隅，可称“邻居”，又有伯父南洋公学同学这层关系，他们肯定认识很早。几年后父亲与李叔同在沪学会里共事才加深了两人的交往与友谊。
李叔同为抵制美货发表演说
沪学会是清末上海重要的教育团体之一，1902年时由叶永鎏、叶永锡所发起，1904年定名沪学会。会所初设于城内俞家弄，后迁至小南门外曹家湾董家渡天主教堂西。会内除定期集会，敦请名流演说各种致富图强之策外，还设有义务小学、体育会、音乐会，以及开演文明新戏等。父亲与李叔同都是沪学会的重要骨干。1926年父亲在《藕初五十自述》中，对沪学会有满怀激情的追忆，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关于沪学会活动最详尽的一段描述。父亲写道：他“力倡武学，举办兵式体操，为自强之起点”。体育会成立后，“广招同志，延聘教习，请领枪械，募集经费”，虽经历种种困难，终于靠众人“竭诚尽智”，“迎刃而解”。“自是以后，南北商团接踵而起，市民起任保卫地方之风气由此而大开”。可见沪学会所办的体育会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李叔同则是义务小学的主持人，该小学专收贫寒子弟，免收学费。李又精于音乐、戏剧，在沪学会里当然能大显身手。他后来到日本留学，组织春柳社，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开创中国话剧的新纪元。追根溯源，上海沪学会乃是发祥地。父亲说：“一小小沪学会，苟充量做去，其于社会国家间将发生无量关系，可以断言。唯当时诸会员，以地方远隔，事业变化之关系，不克一堂长聚，宏收攻玉他山之效。乃散归各地，类能尽其国民天职，组织各种新社团，一致作救时之运动。种一因而获多果，是又着手组织沪学会时所意想不到之盛况也。”“小小沪学会”不仅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大，而且还培育了一批种子“撒归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沪学会还积极参加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那是1905年，因美国虐待华工，又扬言要缔结限制华工的新约，激起国人的一致抗议。上海各界连续举行集会，要求抵制美约，抵制美货。据《申报》头版报道，沪学会联合学、工、商界共同组织的集会就有7月19日和8月6日两次，参加人数都在千人以上，马相伯、张謇、曾少卿、穆杼斋等都在大会上有演说。报道没写李叔同名字，但父亲在《藕初五十自述》中专门有一段关于李叔同的文字，其中就提到李在沪学会抵制美货时的情况：“有某君（作者按：指李叔同）者，二十年前创办沪学会之老友也，性聪颖而耿介，书、画、琴、歌、地理、金石靡不精通；富有辩才，尤工国语；雅度高致，轶类超群，律己谨严，待人谦和。当抵制美货时，慷慨激昂，于激发国民爱国天良，非常殷切。”父亲当时在江海关组织华籍职员集会，声援抵制美货运动，当然也会参加沪学会的活动，因而对李叔同慷慨激昂的演说留有极深的印象。父亲演说才能很好，尚且如此称赞，足见李叔同演说之成功。
大师墨宝使父亲领悟人生
1905年秋，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学成归国时父亲已在美国学习。1914年父亲回国创业时，李叔同正在浙江一师任教职，因李家在沪，所以两人偶然有机会见面。不久父亲听说他要出家，颇不以为然。父亲写道：“（李）回国后任教职多年，余虽不常见，然私心甚钦崇之。越若干年，忽闻某君将出家，来申与诸故旧话别。余时方兴高采烈，从事于实业。闻君发出世想，心窃非之。而君竟毅然决然脱俗出家，作苦行僧。”这是他刚听到李叔同要出家时的心情。当然后来他理解了大师的这一抉择。
1918年夏，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定慧寺正式剃度，拜了悟上人为师，取法名演音号弘一。行前以平生艺术作品、书物等分赠诸友，内有赠我父亲的一幅条幅：
视大千界如一诃子
戊午仲夏演音将入山书奉藕初先生
佛家有“三千大千世界”之说，原指释迦牟尼所教化的范围，一个空间概念。“诃子”，本是一种常绿乔木的果实，又叫藏青果，可以入药。大师将这一大一小视为同物，也许想告诉我父亲这样一个道理：个人是渺小的，只是大千世界中一“诃子”而已。三年后父亲一场大病，似乎让他领悟了大师的教诲。他认为，“一人之精神才力至有限”，“社会需求至无限”，“人生不过数十寒暑耳”，“壮盛时代固宜努力建设，为群众开生活之源；不惑之年，即须离欲摄心，为世界息斗争之祸。励行自度度人之事业，则宗教之推行尚已；开究竟觉悟之路程，则佛化之宣传尤要已。”（《藕初五十自述》）
查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戊午（1918年）仲夏，弘一自杭州寄沪友杨白民书：“赠兄之阿弥陀佛直幅，乞收入。又一小条，乞交质平（孝先题）。其余四包，乞依包面所写者分送之。费神。至好不言谢也。白民老哥。弟婴顿首 五月二十二日。”上述赠藕初先生条幅极可能即此信内提到的“其余四包”之一。这与大师题款时间吻合。杨白民时为上海城东女校校长，也是父亲的友人。
关于大师此墨宝，以往我们并不知道。几年前，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女士告诉我，1995年9月她陪同新加坡高僧广洽法师上五台山，在广济茅蓬（即碧山寺）偶然发现这幅弘一大师书赠穆藕初的条幅。我得此信息，向往已久，于2004年8月终于发兴“千里寻墨宝”，上五台山探访此条幅。
碧山寺是五台山历史悠久的一座著名古刹，始建于明代。其山高林密，佛殿庄严肃穆，我作为旅游者，向小沙弥打听弘一大师的墨宝，竟无人知晓。于是我“闯”进正在做功德道场的佛堂，径直造访本寺住持妙江法师。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妙江和尚当即说，大师墨宝确在寺内。他领我到一间典雅的贵宾接待室，只见两面墙上挂满国家领导人、佛门高僧参观五台山时的照片与题辞。在另一面墙上单独挂着一幅字，走近一看，弘一大师“视大千界如一诃子”的条幅赫然在目！我欣喜万分，凝目注视，此条幅虽已历时80余年，却仍完好无损，字迹遒劲凝重，体现大师早期书法神韵，与他出家后娟秀超逸的风格迥然不同。经妙江法师同意，我拍了照。
交谈中，我告诉他关于弘一与我父亲的关系，他高兴地合掌称是。至于此条幅的来历，他说不清楚，看来归碧山寺收藏已有许多年头了。妙江和尚精通佛教音乐，他上殿主持法会，能一个人吹拉弹唱，打击几种乐器，而且那宏亮悦耳的念经声高于其他僧尼。因此那些尼众就把他说成是弘一法师的“再来人”。大师的墨宝能在此得到好的归宿，恐怕也是与妙江和尚有佛缘吧。
大师赠经与父亲筹资印《表记》
1921年暮春，弘一大师准备赴温州，至沪候船期间，赠我父亲三种手书佛经：一、《佛说戒香经》；二、《佛说五大施经》；三、《佛说木子经》。父亲将此三经影印流通，尤惜阴为写经题记云：“每经系以赞扬劝修语，并附行人常识数则，简约明显，妙契时机。穆居士特付石印，用广流通，以慰大师弘扬佛法之深心，并尽朋友见闻随喜之至意。”大师赠经，是父亲向他“索书”的原因。弘一在一封致杨白民的信（未署年份）中说：“藕初君处，已致书达意。拟以写经，答其索书之谆意。音亦可藉兹种植善根，是自他俱利之道也。将来道场安定，息心用功，日定一小时为写经功课，以了此愿。”（《弘一大师文集·书信集》）这三部佛经大约就是大师每日一小时“息心用功”，精心写就的。
此三经后归苏州灵岩寺收藏。1964年丰子恺曾亲睹此墨宝，并应邀题跋。2006年6月，我曾上灵岩山，查访这三部弘一大师手书佛经。住持明学法师接待了我，听完我的叙述，他直截了当地说，此三经已经没有了。“文革”时，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冲击佛寺，烧毁了大量法物和经书，弘一手书三经早已成劫灰！
当年大师与父亲的通信没能保存下来，看来不止一封。大师1923年给杨白民的信中还有一处记载：“藕初之函，前已答复矣。”可惜内容不知。1924年父亲出资为弘一大师影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可能是大师出家后两人交往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表记》是弘一最重要的著作，经六、七年工夫于1924年9月脱稿完成。据姜月书《弘一法师小传》云：“此书厘订原来戒律，制为表解，化赜为晰，条理分明，所加按语，无不精髓，俾读者易于领会。”当年父亲“慨捐七百金”，委托中华书局缩本影印一千部，分赠各寺院，原稿保存在父亲处。1932年6月，大师病后给其弟子刘质平写了一份《遗嘱》：“余命终后，凡追悼会、建塔及其他纪念之事，皆不可做，因此种事，与余无益，反失福也。倘欲做一事业与余为纪念者，乞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印二千册。”“以一千册交佛学书店流通”，“以五百册赠与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存贮，以后随意赠与日本诸居士，以五百册分赠同人。”“此书可为余出家以后最大之著作，故宜流通，以为纪念也。”《遗嘱》中特别说明：“此书原稿，存在穆藕初居士处，乞托徐曜?挂往借。”有记载表明，此书确实印过两次。
另外，大师1928年50岁生日时，丰子恺为预祝大师生日，在上海与大师合作完成《护生画集》一册（由丰作画，大师写诗，一诗一画对照），也是经父亲出资、?929年2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28年冬，因政府有毁寺之议，夏?尊与父亲联系后，父亲与刘质平、经亨颐、丰子恺等共同起草了一份《为弘一大师筑居募款启》，并共同集资为大师于上虞白马湖畔建造了一座居所——晚晴山房。
父亲穆藕初与弘一大师的友谊，是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早期各自以爱国强种、开启民智为原动力，走到了一起；后期父亲经历了事业跌宕起伏的大挫折后，痛定思痛，领悟了许多佛教真谛，施资刊经，广播善源。他又带着个人对佛教的疑虑，曾向佛界高僧太虚法师、印顺法师等求教，咨询佛法，经开示，加深了对佛教的认识。父亲信仰佛教，家中设有佛堂。他说：“佛教自可以纠正人心，安慰人心，使人提起精神，服务社会。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主意，做许多好事于世间。故余深信佛教于人生有大益。但余喜在家自修，不愿向热闹场里造因，而取烦恼之果。”他对佛教有独到见解，出世又入世。这是与弘一大师所不同的。
相识于南洋公学
1901年，李叔同进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前身）特班求学。当时父亲已结束花行学徒和小职员生涯，凭藉自学的英文基础考进江海关任职。由于伯父杼斋（湘瑶，又称恕再）也是公学特班的学生（同班还有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父亲常去该校，一方面在这里可以接受到各种新事物、新思想，另一方面还可结识新朋友。黄炎培说：“当清光绪辛丑、壬寅之际，恕再共余读书南洋公学，日常称道弟藕初不去口。某日，一白皙少年入恕再室，就而询之，恕再扬其手以答曰：‘此即余弟也。’余之识藕初自此始。”（《藕初五十自述·黄序》）杼斋是特班里的活跃分子，全班总共也只有20多人，父亲通过伯父认识了黄炎培，很可能同时认识了包括李叔同在内的其他同学。我曾从《弘一大师年谱》等史料中找到一条重要线索，即李叔同1898年携眷奉母南下上海，初赁居于法租界卜邻里，翌年结识“城南文社”许幻园、袁希濂、蔡小香、张小楼等一班文人学士，遂迁居许氏的城南草堂。丰子恺在一篇记大师早年沪上生活的文章说：“他非常爱慕他母亲。二十岁时陪了母亲南迁上海，住在大南门金洞桥畔一所许宅的房子——即所谓城南草堂”，“他母亲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就死在这屋里。”（《法味》）李叔同的家在大南门，而我穆氏到父亲一辈已“世居”大南门外几代了。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填的家庭地址为“上海南门外104号”。两人同住一隅，可称“邻居”，又有伯父南洋公学同学这层关系，他们肯定认识很早。几年后父亲与李叔同在沪学会里共事才加深了两人的交往与友谊。
李叔同为抵制美货发表演说
沪学会是清末上海重要的教育团体之一，1902年时由叶永鎏、叶永锡所发起，1904年定名沪学会。会所初设于城内俞家弄，后迁至小南门外曹家湾董家渡天主教堂西。会内除定期集会，敦请名流演说各种致富图强之策外，还设有义务小学、体育会、音乐会，以及开演文明新戏等。父亲与李叔同都是沪学会的重要骨干。1926年父亲在《藕初五十自述》中，对沪学会有满怀激情的追忆，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关于沪学会活动最详尽的一段描述。父亲写道：他“力倡武学，举办兵式体操，为自强之起点”。体育会成立后，“广招同志，延聘教习，请领枪械，募集经费”，虽经历种种困难，终于靠众人“竭诚尽智”，“迎刃而解”。“自是以后，南北商团接踵而起，市民起任保卫地方之风气由此而大开”。可见沪学会所办的体育会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李叔同则是义务小学的主持人，该小学专收贫寒子弟，免收学费。李又精于音乐、戏剧，在沪学会里当然能大显身手。他后来到日本留学，组织春柳社，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开创中国话剧的新纪元。追根溯源，上海沪学会乃是发祥地。父亲说：“一小小沪学会，苟充量做去，其于社会国家间将发生无量关系，可以断言。唯当时诸会员，以地方远隔，事业变化之关系，不克一堂长聚，宏收攻玉他山之效。乃散归各地，类能尽其国民天职，组织各种新社团，一致作救时之运动。种一因而获多果，是又着手组织沪学会时所意想不到之盛况也。”“小小沪学会”不仅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大，而且还培育了一批种子“撒归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沪学会还积极参加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那是1905年，因美国虐待华工，又扬言要缔结限制华工的新约，激起国人的一致抗议。上海各界连续举行集会，要求抵制美约，抵制美货。据《申报》头版报道，沪学会联合学、工、商界共同组织的集会就有7月19日和8月6日两次，参加人数都在千人以上，马相伯、张謇、曾少卿、穆杼斋等都在大会上有演说。报道没写李叔同名字，但父亲在《藕初五十自述》中专门有一段关于李叔同的文字，其中就提到李在沪学会抵制美货时的情况：“有某君（作者按：指李叔同）者，二十年前创办沪学会之老友也，性聪颖而耿介，书、画、琴、歌、地理、金石靡不精通；富有辩才，尤工国语；雅度高致，轶类超群，律己谨严，待人谦和。当抵制美货时，慷慨激昂，于激发国民爱国天良，非常殷切。”父亲当时在江海关组织华籍职员集会，声援抵制美货运动，当然也会参加沪学会的活动，因而对李叔同慷慨激昂的演说留有极深的印象。父亲演说才能很好，尚且如此称赞，足见李叔同演说之成功。
大师墨宝使父亲领悟人生
1905年秋，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学成归国时父亲已在美国学习。1914年父亲回国创业时，李叔同正在浙江一师任教职，因李家在沪，所以两人偶然有机会见面。不久父亲听说他要出家，颇不以为然。父亲写道：“（李）回国后任教职多年，余虽不常见，然私心甚钦崇之。越若干年，忽闻某君将出家，来申与诸故旧话别。余时方兴高采烈，从事于实业。闻君发出世想，心窃非之。而君竟毅然决然脱俗出家，作苦行僧。”这是他刚听到李叔同要出家时的心情。当然后来他理解了大师的这一抉择。
1918年夏，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定慧寺正式剃度，拜了悟上人为师，取法名演音号弘一。行前以平生艺术作品、书物等分赠诸友，内有赠我父亲的一幅条幅：
视大千界如一诃子
戊午仲夏演音将入山书奉藕初先生
佛家有“三千大千世界”之说，原指释迦牟尼所教化的范围，一个空间概念。“诃子”，本是一种常绿乔木的果实，又叫藏青果，可以入药。大师将这一大一小视为同物，也许想告诉我父亲这样一个道理：个人是渺小的，只是大千世界中一“诃子”而已。三年后父亲一场大病，似乎让他领悟了大师的教诲。他认为，“一人之精神才力至有限”，“社会需求至无限”，“人生不过数十寒暑耳”，“壮盛时代固宜努力建设，为群众开生活之源；不惑之年，即须离欲摄心，为世界息斗争之祸。励行自度度人之事业，则宗教之推行尚已；开究竟觉悟之路程，则佛化之宣传尤要已。”（《藕初五十自述》）
查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戊午（1918年）仲夏，弘一自杭州寄沪友杨白民书：“赠兄之阿弥陀佛直幅，乞收入。又一小条，乞交质平（孝先题）。其余四包，乞依包面所写者分送之。费神。至好不言谢也。白民老哥。弟婴顿首 五月二十二日。”上述赠藕初先生条幅极可能即此信内提到的“其余四包”之一。这与大师题款时间吻合。杨白民时为上海城东女校校长，也是父亲的友人。
关于大师此墨宝，以往我们并不知道。几年前，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女士告诉我，1995年9月她陪同新加坡高僧广洽法师上五台山，在广济茅蓬（即碧山寺）偶然发现这幅弘一大师书赠穆藕初的条幅。我得此信息，向往已久，于2004年8月终于发兴“千里寻墨宝”，上五台山探访此条幅。
碧山寺是五台山历史悠久的一座著名古刹，始建于明代。其山高林密，佛殿庄严肃穆，我作为旅游者，向小沙弥打听弘一大师的墨宝，竟无人知晓。于是我“闯”进正在做功德道场的佛堂，径直造访本寺住持妙江法师。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妙江和尚当即说，大师墨宝确在寺内。他领我到一间典雅的贵宾接待室，只见两面墙上挂满国家领导人、佛门高僧参观五台山时的照片与题辞。在另一面墙上单独挂着一幅字，走近一看，弘一大师“视大千界如一诃子”的条幅赫然在目！我欣喜万分，凝目注视，此条幅虽已历时80余年，却仍完好无损，字迹遒劲凝重，体现大师早期书法神韵，与他出家后娟秀超逸的风格迥然不同。经妙江法师同意，我拍了照。
交谈中，我告诉他关于弘一与我父亲的关系，他高兴地合掌称是。至于此条幅的来历，他说不清楚，看来归碧山寺收藏已有许多年头了。妙江和尚精通佛教音乐，他上殿主持法会，能一个人吹拉弹唱，打击几种乐器，而且那宏亮悦耳的念经声高于其他僧尼。因此那些尼众就把他说成是弘一法师的“再来人”。大师的墨宝能在此得到好的归宿，恐怕也是与妙江和尚有佛缘吧。
大师赠经与父亲筹资印《表记》
1921年暮春，弘一大师准备赴温州，至沪候船期间，赠我父亲三种手书佛经：一、《佛说戒香经》；二、《佛说五大施经》；三、《佛说木子经》。父亲将此三经影印流通，尤惜阴为写经题记云：“每经系以赞扬劝修语，并附行人常识数则，简约明显，妙契时机。穆居士特付石印，用广流通，以慰大师弘扬佛法之深心，并尽朋友见闻随喜之至意。”大师赠经，是父亲向他“索书”的原因。弘一在一封致杨白民的信（未署年份）中说：“藕初君处，已致书达意。拟以写经，答其索书之谆意。音亦可藉兹种植善根，是自他俱利之道也。将来道场安定，息心用功，日定一小时为写经功课，以了此愿。”（《弘一大师文集·书信集》）这三部佛经大约就是大师每日一小时“息心用功”，精心写就的。
此三经后归苏州灵岩寺收藏。1964年丰子恺曾亲睹此墨宝，并应邀题跋。2006年6月，我曾上灵岩山，查访这三部弘一大师手书佛经。住持明学法师接待了我，听完我的叙述，他直截了当地说，此三经已经没有了。“文革”时，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冲击佛寺，烧毁了大量法物和经书，弘一手书三经早已成劫灰！
当年大师与父亲的通信没能保存下来，看来不止一封。大师1923年给杨白民的信中还有一处记载：“藕初之函，前已答复矣。”可惜内容不知。1924年父亲出资为弘一大师影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可能是大师出家后两人交往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表记》是弘一最重要的著作，经六、七年工夫于1924年9月脱稿完成。据姜月书《弘一法师小传》云：“此书厘订原来戒律，制为表解，化赜为晰，条理分明，所加按语，无不精髓，俾读者易于领会。”当年父亲“慨捐七百金”，委托中华书局缩本影印一千部，分赠各寺院，原稿保存在父亲处。1932年6月，大师病后给其弟子刘质平写了一份《遗嘱》：“余命终后，凡追悼会、建塔及其他纪念之事，皆不可做，因此种事，与余无益，反失福也。倘欲做一事业与余为纪念者，乞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印二千册。”“以一千册交佛学书店流通”，“以五百册赠与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存贮，以后随意赠与日本诸居士，以五百册分赠同人。”“此书可为余出家以后最大之著作，故宜流通，以为纪念也。”《遗嘱》中特别说明：“此书原稿，存在穆藕初居士处，乞托徐曜?挂往借。”有记载表明，此书确实印过两次。
另外，大师1928年50岁生日时，丰子恺为预祝大师生日，在上海与大师合作完成《护生画集》一册（由丰作画，大师写诗，一诗一画对照），也是经父亲出资、?929年2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28年冬，因政府有毁寺之议，夏?尊与父亲联系后，父亲与刘质平、经亨颐、丰子恺等共同起草了一份《为弘一大师筑居募款启》，并共同集资为大师于上虞白马湖畔建造了一座居所——晚晴山房。
父亲穆藕初与弘一大师的友谊，是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早期各自以爱国强种、开启民智为原动力，走到了一起；后期父亲经历了事业跌宕起伏的大挫折后，痛定思痛，领悟了许多佛教真谛，施资刊经，广播善源。他又带着个人对佛教的疑虑，曾向佛界高僧太虚法师、印顺法师等求教，咨询佛法，经开示，加深了对佛教的认识。父亲信仰佛教，家中设有佛堂。他说：“佛教自可以纠正人心，安慰人心，使人提起精神，服务社会。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主意，做许多好事于世间。故余深信佛教于人生有大益。但余喜在家自修，不愿向热闹场里造因，而取烦恼之果。”他对佛教有独到见解，出世又入世。这是与弘一大师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