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的《八○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再次将人们的视线拉回那段激情岁月。
　　此前查建英引领人们重温了人文社科领域那些令人魂牵梦萦的往事,由于采访对象多为“文化人”,体制外的色彩比较鲜明。
　　而此次柳红的视野则聚焦于经济学界,提醒人们80年代不仅仅是由一系列文化现象和政治事件所组成的,官学两界经济精英们相互激荡而生成的波澜壮阔的改革潮流,才是型塑80年代图景的主动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柳红试图重展80年代经济改革画卷的努力与张军在《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解密”改革路线图的企图不谋而合,而两者的差异除了体现在一个以人和事为叙事主线,一个以改革本身的次序为展开逻辑,前者更为温婉,后者更为冷峻外,还体现在叙述者的“在场感”的差异。
　　80年代和北京之于柳红和查建英,犹如60年代和巴黎之于西蒙·波伏娃,在那个时空里,自己挚爱的爱人、兄长和师友们投身于一场轰轰烈烈而又戛然而止的社会变革,似乎所有高蹈的精神、热烈的向往、激情的投入到最后都无可避免地迎来令人扼腕与感伤的急停与裂变,从此之后在她们的眼中,这个被抽离了理想与激情的世界便无可避免地被一层庸常的色彩所笼罩,不管表面上多么的丰富驳杂;而那段历史也或多或少被图腾化了。
　　近年来人们对于重述80年代的热情渐次高涨,这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进入“而立之年”,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总结与回顾自是无可避免;另一方面则折射出人们对当下进入深水区的改革所怀有的复杂心态。无论是出于“重新凝聚改革共识”,还是为了“重新寻找改革动力”,回望80年代成了不可或缺的起点,而人们对于专属于80年代的赞美,也无不反衬出对当下时世的失望与不满:激流勇进VS踯躅蹉跎,登高一呼VS庸碌无为,上下一心VS利益分野,而“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则构成了对“开大奔、住别墅、傍大款”等形状的无声贬抑。
　　这一切无疑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也是值得商榷的。对80年代毫不吝惜的美化其实并无助于纾解当下改革的困扰,反而会令真正的议题失焦,分散人们求索现实解决之道的努力,令人们误以为当下一切问题的根源是因为对80年代精神的偏离与“背叛”。
　　这显然是对80年代的误读。由于改革初期几乎所有的增量举措都能带来全体利益的增进,从而很容易得出上下一心拥护改革的结论。这一短暂的“蜜月”很快便由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而告终结,一方之得,往往为另一方之失,由于利益的分野而导致的对改革的攻防在所难免。无论人们如何惋惜嗟叹,天下攘攘,皆为改革而往的盛景注定一去不复返。
　　除此之外,80年代的高歌猛进亦埋下了急于求成的伏笔,无论主事者的愿望如何美好,罔顾现实的形格势禁只能带来挫败与反复,而这仅靠归咎于反对改革者是无法自洽的,1988年的价格闯关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而当今官学两界不少主事者多系来自80年代经济学人集体,他们仍锐意进取的事实,也有力地证明着改革的进程并未随80年代的逝去而告终结,反而在短暂的沉郁顿挫之后再次迂回前行,柳暗花明。
　　80年代是序曲,而非绝响,回望80年代不是为了顶礼膜拜,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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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梳理了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的演变,客观地澄清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段关键性的历史;并回忆了部分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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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认为,对中国文化启蒙之追求与疏解,核心在于能否摆脱意识形态化的桎梏。他企图借社会学论述,以重新检视中国启蒙的理念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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