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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围绕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从巴基斯坦独立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先后发生过三次重大危机。出于睦邻外交的需要，中国政府最基本的政策立场是不介入此问题。但私下对阿富汗持同情和支持态度，并且希望阿巴两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问题。阿富汗对中方的“不介入”政策表示理解，对中国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中国进一步给予支持，但随着中巴关系改善苗头的出现，阿富汗担心中国转而支持巴基斯坦。正因为中国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对阿富汗比较友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这一时期的中阿关系平稳发展。与阿富汗相反，巴基斯坦对中国政策之反应更多的是不满。但中国的“不介入”和“希望双方和解”的政策，为中巴关系的改善和此后的友好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普什图尼斯坦 中国政策 阿富汗 巴基斯坦 中阿关系 中巴关系
普什图尼斯坦①问题是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就普什图尼斯坦地区的归属引发的长达数十年的争端问题。“九一一事件”以来，随着学界对阿富汗问题关注的增多，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也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并取得了一系列有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周边外交视域下的中阿关系史研究（1949?2000）”（项目号：20141M552058）阶段性成果。
①阿富汗称为普什图尼斯坦（Pushtoonistan），巴基斯坦则称为巴克同尼斯坦（Pakitoonistan）。
价值的研究成果①。综观这些成果，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概述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由来及演变；第二，分析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演变的影响因素；第三，研究普什图尼斯坦地区的普什图民族。但鲜有人从中国外交的视角探讨中国对这一问题的政策。本文试图以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为主，结合相关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尝试对中国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之政策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并以此管窥其对中阿关系、中巴关系的影响。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和阿巴关系的演变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产生与大英帝国“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紧密相关。1893年，为控制阿富汗、削弱桀骜不驯的普什图民族，英国强迫阿富汗签订了《杜兰协定》。根据该协定划定的“杜兰线”，不仅把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苏里曼山脉诸山口置于英国控制之下，而且把原属阿富汗管辖的一千多万普什图族人民一分为二，将“线”以东的部分并入英属印度的西北边省（此线以东地区就是后来的普什图尼斯坦地区）。这即是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历史渊源。但此后的阿富汗政府一直心有不甘，不断谋求收回失地。1947年6月3日，趁印巴即将分治之际，阿富汗正式向英国提出照会，要求英国策动的普什图
①国内代表性的论著有：邱建群、李惠：《“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历史由来》，《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6期，第56-60页；荆龙：《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的普什图部落区》，《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9期，第34～36页；何杰：《“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简介》，《国际资料信息》，2010年第6期，第20～23页；于卫青：《普什图人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世界民族》，2011年第6期，第26?34页；于卫青：《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演变及相关因素探析》，《国际论坛》，2011年第2期，第35～37页；姚大学、闫伟：《“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缘起、成因及影响》，《西亚非洲》，2011年第2期，第5～11页；刘向阳：《普什图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发展》，《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第84～95页；张树明：《冷战时期的“普什图尼斯坦”争端与美国政策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年第5期，第25～37页；荆龙：《普什图跨国民族研究》，新疆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杨云安：《普什图问题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关系》，兰州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张树明：《均衡中的困境：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研究0947?1960》，南开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彭树智、黄杨文：《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张敏：《阿富汗文化与社会》，北京，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等。国外代表性的论著有S.M.M.Qureshi，“Pakhtunistan：TheFrontierDisputebetweenAfghanistanandPakistan，”PacificAffairs，Vol.39，No.1/2，Spring-Summer，1966，pp.106-107；AzmatHayatKhan，DurandLine（Peshawar；AreaStudyCentre，UniversityofPeshawar，2000）；[美]路易斯·杜普雷：《阿富汗现代史纲要》（黄民兴译），兰州，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2002年版；JoannaModrzejewska-Lesniewska，“AnotherKashmir？TheAfghani-
stan-PakistanBorderDispute，"IBRUBoundaryandSecurityBulletin，Winter2001-2002，等等。
尼斯坦地区归属的公民投票有四种选择：并入印度、并入巴基斯坦、并入阿富汗或自行独立。阿富汗的要求遭到英国的拒绝，英国只准普什图人选择并入印度或并入巴基斯坦。同年7月，在英国的操纵下，在军警监视和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参加的情况下，投票结果是并入巴基斯坦①。对此，阿富汗深感失望，认为此次投票没有考虑到普什图人的权利，是非法的，于是一直支持该地区的“红衫党”的独立自治运动。1947年9月，在联合国投票表决巴基斯坦加人联合国时，阿富汗就以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未能解决为由投了唯一的反对票。此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一直是“阿巴关系中最大的纠纷”②
围绕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从巴基斯坦独立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先后发生过三次重大危机。尽管其间两国关系偶有缓和，但这一问题犹如一枚随时可以引爆的炸弹，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49年至1952年。1949年7月，阿富汗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除1893年签订的《杜兰协定》及其他任何涉及普什图人地位的条约。同年，阿富汗更明确地向巴基斯坦提出在杜兰线以东、印度河以西、奇特拉尔（Chitrai）以南、阿拉伯海以北（卡拉奇除外）的广大地区成立普什图尼斯坦独立国家③。9月，在阿富汗的支持下，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人宣布建立独立国家^普什图尼斯坦。对此，巴基斯坦毫不犹豫地拒绝，表示巴是英印当局一切权利和义务的合法继承者，该部落地区是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杜兰线”不容改变“公民投票”合法，阿方的要求是干涉巴基斯坦内政，“破坏巴基斯坦领土完整”④。因此，虽然双方多次会谈，但立场相差太远，未能达成妥协。在此前后的1949年6月至1951年年底，巴、阿两国不断发生边境冲突事件。尤其是1950年9月，两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同年，巴基斯坦宣布对阿富汗实行禁运。由此，巴阿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召回了各自大使。
①1947年7月，英国人在西北边境省组织了公民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数占所有投票资格的公民的55.5%。其中，有55%投票赞成加人巴基斯坦，有0.5%投票赞成加人印度。SeeLouisDu?
pree，Afghanistan（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8），p.21.另外，有资料显示，当时投票赞成加入巴基斯坦的人数为289244人，而投票赞成加人印度的为2874人，而当时普什图尼斯坦地区的普什图人有600万～800万左右。SeeS.M.BurkeandLawrenceZiring，Pakistan'sForeignPolicy：
AnHistoricalAnalysis（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90），p.70.
②《阿富汗王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基本情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197-06。
③同上注。
④《中国和阿富汗贸易关系及存在的问题、中阿边界简况、中阿关系大事记（1950年～1964年）及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4-01327-05。
这种紧张局面一直持续到1952年年末。在美国的调解下，①巴基斯坦为谋取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主动和阿富汗交换了大使，两国遂恢复正常关系。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本身并未得到解决。
第二次危机是从1954年11月到1955年9月。1954年11月21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将西巴合并成一个省。此项措施刚一公布，就立刻引起阿富汗的强烈反对。阿富汗首相公开指责巴基斯坦违反普什图尼斯坦人民的生存权利和正当要求。此后阿富汗便不断地进行反对巴基斯坦这一措施的宣传，巴基斯坦也毫不退让。1955年3月27日，巴基斯坦总督正式发布西巴合并的命令。对此，阿富汗内阁于3月29日举行紧急会议。同日阿富汗首相就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说：“我愿向全世界毫不含糊地明白表示：阿富汗根本不认为普什图尼斯坦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同时也要声明，此种不明智的步骤所产生的一切不愉快的后果，仅由巴基斯坦政府负责。”他号召阿富汗和普什图尼斯坦人民“准备和警惕，以对付任何时候发生的任何紧急状态。”②阿富汗政府指示其驻巴公使衔代办向巴基斯坦政府提出强硬抗议。翌日，巴基斯坦驻喀布尔使馆便被阿富汗示威群众捣毁，国旗被扯下并加以践踏。此后，巴基斯坦采取了报复行动，阿富汗驻白沙瓦领事馆同样遭受捣毁，国旗也受到侮辱。这就是所谓的“国旗事件”。“国旗事件”发生后，阿巴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巴基斯坦政府接连发出强硬照会，要求阿富汗履行“光荣的道歉”③，并规定5月15日为最后期限。阿富汗则于5月5日颁布全国总动员令，表示反对巴基斯坦的威胁。而且，双方都召回使节，巴基斯坦还要求关闭在白沙瓦、基达和查曼各地的阿富汗领事馆和商务处，并从5月10日起封锁边界，严禁阿富汗货物过境。在美国的协调下，经过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等中东各国的斡旋，“国旗事件”最终顺利解决。9月30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恢复外交关系。此后一段时间，从表面看来阿巴关系有所缓和，但是双方就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纠纷并未达成任何协议，这一问题始终是两国难以解开的心结。
第三次危机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3年5月。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巴阿
①1950年12月及1951年3月，美国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麦克希两度同巴阿两国进行谈判。
②《关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关系的调研资料》，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450-01。
③《我驻阿富汗使馆回报关于阿富汗的基本情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776-02。
关系再次因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紧张起来。在美国的调解下，1959年年底到1960年年初，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曾一度短暂缓和。1960年1月，阿富汗外交大臣纳伊姆还访问了巴基斯坦。但这种缓和的情况为时短暂。继1955年12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联袂访问阿富汗，宣布支持阿富汗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的立场，1960年3月赫鲁晓夫再访阿富汗并再次宣布支持阿富汗之后，巴阿关系很快又进入了新的紧张阶段。从同年9月起到次年7月，两国之间爆发了连续不断的规模、程度和数量远超以往的武装冲突。这直接导致了巴阿关系急剧恶化以致1961年9月外交关系的断绝。两国断交以后，美国、伊朗曾先后调解，但是由于双方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及阿富汗在巴设领事馆问题上分歧很大，阿巴关系一直处于僵持状态。断交后，阿富汗经济损失很大，经济困难日益严重，并因而导致民众的严重不满，王室内部也出现分歧。因此，在强大的压力下，1963年3月，阿富汗内阁改组，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态度强硬的首相达乌德下台。这为阿巴修好提供了有利时机。新内阁上台后，在外交战略上较为灵活，在同美国改善关系的同时，着手恢复和改善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增进同印度和伊朗的关系，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表示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为阿巴复交等问题的解决制造了缓和气氛。 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美印关系不断改善和美国对印军事援助不断增加，巴基斯坦对其西方盟国的幻想破灭和因此引起的不安全感和被出卖感导致巴基斯坦重新评估其外交政策，“使巴基斯坦谋求同中国和解的政策更加坚定”①。同时，巴基斯坦不愿树敌过多，改善同阿富汗关系政治上对其有利，便于集中力量对付印度，经济上由于阿富汗过境贸易的开展也可获得一定好处，因此主动在经济上给予阿富汗便利，以换取后者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最大限度的妥协。正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借美国的积极撮合和伊朗出面调解之机，双方于1963年5月28日在德黑兰谈判达成协议，宣布复交，巴基斯坦接受阿富汗在巴重开领馆和商务处，并同意阿富汗进行过境运输。阿方同意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和复交问题分别处理，并同意明确规定其在巴的领馆和商务处“代表职责和作用仅限用执行官方任务。”②双方再次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搁置。此后相当长时间内，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乃至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后，阿富汗对巴基斯坦没有趁火打劫，而是严守中立。
①[英]D.C.瓦特编：《国际事务概览（1963）》（上海市政协编译工作委员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②《阿富汗对外关系资料》，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179-02。
二、中国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政策
由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既“是阿对外关系中最主要最难解决的问题”①，也是巴基斯坦“独立以来的外交政策”中的“两个决定因素”②之一，作为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处理中阿、中巴关系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和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就多次报回关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和阿巴争端的相关资料，以供中国外交部决策。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新中国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政府的政策一贯是不介入此问题。”③这是中国政府最基本的政策立场。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初，周边环境错综复杂，危机四伏，如何在如此境遇的周边环境中确立适宜的周边外交战略和政策，对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至关重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缓和，便于进行建设”④，中国政府积极推行睦邻外交战略和政策，其基本路径指向就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争取周边的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⑤。因此，虽然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是帝国主义强加给阿富汗的，但毕竟“杜兰线”曾经有过条约根据“巴在线内的行动可以解释为其属其内政范围”⑥，出于睦邻友好的方针，中国政府不可能公开明确表态支持一方而反对另外一方，而是基本上持不直接介入的态度。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也多次向阿巴双方“重申了我对此问题的不介入立场”⑦。
①《阿富汗王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基本情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197-06。
②SajjadMyder，ForeignPolicyofPakistan：ReflectionsofAnAmbassador（Lahore；ProgressivePub-lishers，1987），P.148.这两个决定因素指印巴关于克什米尔的争端和阿巴之间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
③《驻阿富汗使馆1961年工作规划》，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47-05。
④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⑤《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页。
⑥《巴基斯坦一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⑦《陈毅副总理与阿富汗领导人会谈记录》，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6-01267-06。
第二，私下对阿富汗“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①。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两点：其一，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之际，中国对奉行“巴·塔拉菲”（不偏不倚）中立外交政策的阿富汗的观感明显好于与美国结盟的巴基斯坦。二战后，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在亚洲选择非共产党国家充分发展其军事力量以保持内部的安全和阻止共产主义的进一步侵害”②，巴基斯坦即是其相中的国家之一。1954年美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美巴共同防御协定》，正式结成同盟。此后，巴基斯坦在台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西藏问题以及其他国际事务上一度追随美国，不可避免地使中巴关系笼罩上一层阴影。与此相反，阿富汗一贯奉行中立外交政策。中阿两国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如签订《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阿交换货物和支付协定》等互释善意，使两国关系基本上维持了友好的局面。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阿富汗不断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靠拢。因此，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国家利益上来讲，中国对奉行中立及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的阿富汗都有着更多的好感。
其二，由于近代史上中阿两国都曾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共同经受过相似的苦难，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形成中国政府感同身受，“鉴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当地人民要求独立、自治的斗争是正义的，阿富汗又是受害的一方”，因此“支持普什图民族自决权利，同情阿富汗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强加的‘杜兰线’和民族自决原则等正义主张”。③
正因为以上原因，中国虽“对阿不作公开的支持”④，但多次私下对阿富汗表示同情和支持。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阿时就向阿富汗首相达乌德和副首相纳伊姆表示：“过去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是不合理的，当地人民应有民族自决权。你们一面可以保留你们的要求，一面和巴基斯坦搞好关系，对发展经济是有利的。我们承认你们的主张是正义的，但是正义的主张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需要时间，为了目前双方的和睦不妨保留要求。”⑤1960 ①《巴基斯坦一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② R.M.Blum，DrawingtheLine：TheOriginofAmericanContainmentPolicyinEastAsia（NewYork：W.W.Norton&Company，1982），p.177.
③《巴基斯坦一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④《驻阿富汗使馆1961年工作规划》，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47-05。
⑤《巴基斯坦一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年8月，陈毅访问阿富汗期间，也对达乌德和纳伊姆表示阿富汗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态度，我们是同情的、支持的，中国人民站在你们的一边，你们可以从中国朋友方面指望得到援助。我们完全相信阿富汗没有侵略意图，我们完全同情阿富汗政府用一切办法寻求这个问题的和平解决。相信普什图人民自由意志终于要伸张，普什图人民和俾路支人民最后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如果允许我讲这句话，我要说：你们英明的领导对这个问题应有所准备，这样做是完全应该的，正确的，合乎逻辑的，没有人能够指责你们。”①在此次访问结束时公开发表的《中阿联合公报》还用比较隐晦的表述方式表示支持阿富汗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公报指出：“双方重申，支持那些尚未取得独立的人民和国家争取完全的独立；并且深信，这些人民和国家反对殖民主义、争取自由和按照他们自由表达的意愿决定他们的未来的权利的斗争是正义的，终将获得胜利。”②同年11月，陈毅接见阿富汗驻华大使萨马德谈到阿巴冲突时进一步表示：“你们反抗侵略，是正义的。一旦事态扩大了，我们是准备表示支持你们的。”③1962年1月2日，陈毅再次向阿富汗驻华大使萨马德表示：“阿巴对普什图之争，阿方是正确的，我们是站在阿方的。”④
第三，“希望此问题能取得和平解决。”⑤对边界等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一贯的态度是：尽管“这类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比较难于解决的”，⑥但“我们亚非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而决不应该让任何分歧和争端妨碍我们的团结。”⑦“根据我们的经验，只要有关双方能够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和万隆决议的精神进行协商，这类问题也是可以求得友好的解决的。”⑧因此，出于热爱和平的善良愿望，中国政府多次劝告阿巴两国和平解决普什图尼斯坦问题这一历史遗
①《巴基斯坦一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②新华社：《中国阿富汗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1960年8月28日。
③《巴基斯坦一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④《陈毅副总理同阿富汗驻华大使萨马德谈话摘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106-01。
⑤《巴基斯坦一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⑥《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11页。
⑦《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10页。
⑧《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11页。
留问题，“希望双方通过谈判，和平协商解决争端，以利于亚洲团结”①。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富汗时，在同阿富汗首相达乌德会谈时就表示：“亚非国家自己之间首先应该团结起来，一切争执都可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②周恩来总理甚至向达乌德建议亚洲各国之间应该友好，双方总可以找到一条道路。如果阿国政府认为这种友好应该也由巴方着手，我回北京之后当和巴基斯坦驻北京大使谈。不管是否有效，尽我们的力量使两国的关系能得以改善，但并非干涉内政。”③1960年陈毅外长访问阿富汗时，再次对阿富汗领导人表示：“中国希望一切国际争端都能和平解决”，“我们完全赞成和平解决，希望你们一定能够和平解决。”④他还劝告巴基斯坦驻阿大使：“阿富汗是小国，巴基斯坦是大国”，巴基斯坦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主动，“巴阿间的问题应和平解决”⑤。1961年1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耿飚也劝说巴阿两国的驻华大使：“两国之间解决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应通过和平协商求得友好的解决。”⑥
三、阿富汗对中国政策之反应
由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是阿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不小的程度上影响着阿同其他国家的关系。”⑦因此，阿富汗对中国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之政策必然有一定反应，这甚至对中阿关系也有一定影响。
①《阿富汗国王访华：中国国家领导人同阿富汗国王会谈方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4-01526-04。
②《阿富汗国王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阿首相达乌德第一次会谈摘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4-00059-03。该档案名称有误，应为《周恩来访阿期间周恩来总理和阿首相达乌德第一次会谈摘要》，可能是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在整理档案时发生的失误。特此说明。
③《周恩来总理与阿富汗首相达乌德第二次会谈纪要（1957年1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024-14。
④《陈毅副总理访问阿富汗时与苏驻阿大使谈话记录》，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033-01。
⑤《陈毅副总理访问阿富汗时同巴基斯坦驻阿大使的谈话记录》，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033-09。 ⑥《耿飚副部长接见阿富汗驻华大使萨玛德谈话记录：关于新疆阿富汗侨民出境问题等》，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8-00930-12。
⑦《阿富汗王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基本情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197-06。
第一，对中方的“不介入”政策表示理解。“阿也明白我不愿在阿巴关系问题上公开表示态度。”①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地理条件上说，如要我支持也有不少困难。”②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阿富汗深刻意识到“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东亚的地缘政治构造，连同其他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因素，决定了对中国安全的实在或潜在威胁是多方位的。”③因此，阿富汗理解中国不愿与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邻国交恶的心态。另一方面，鉴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在阿富汗对外政策中的分量和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阿富汗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更依赖苏联的支持。在阿富汗的对外战略中，无论是从国家实力，还是从与阿富汗国家利益的相关性来看，阿富汗更看重的是美国和苏联。面对美国在此问题上对巴基斯坦的偏袒，只有苏联才有实力与之抗衡，阿富汗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苏联。因此，中国的“不介入”但私下同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阿富汗的期望。
第二，对中方的支持表示感谢。由于在阿巴双方实力对比中阿富汗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阿积极开展对外活动，寻求外援，争取国际上对普什图问题的同情和支持。”④中国亦是阿富汗积极争取的国家之一。1957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富汗时，阿富汗首相达乌德就一度有“关于我们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于必要时请总理阁下斡旋”⑤的想法。而中国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道义上的支持，也使阿富汗深为感激。阿富汗领导人和官员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谢意。如据中国驻阿使馆向中国外交部的汇报材料，在第三次阿巴危机之际，1961年3月，“阿官方上中层人士曾向我馆人员提出给予舆论支持阿新闻署首席顾问和友谊报主编（新闻署对外关系处长兼）曾几次向我反复表示希望北京电台播发阿关于普什图尼斯坦地区冲突的报道。”“要求我在舆论上支持它”。⑥这是阿富汗政府首次主动提出中国给予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以政治上的支持。对此，
①《驻阿富汗使馆1961年阿富汗形势和使馆工作总结及1962年工作规划及外交部批复》，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103-01。
②同上注。
③时殷弘：《东亚的“安全两难”与出路》，《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第51页。
④《外交部关于1962年对阿富汗工作的几点建议（附阿富汗1961年形势回顾和1962年展望）》，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102-01。
⑤《周恩来总理与阿富汗首相达乌德第二次会谈纪要（1957年1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024-14。
⑥参见《驻阿富汗使馆关于苏联与阿富汗关系的报道》，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9-03027-010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新华社以“采取客观报道，不发表评论”①的方式“在普什图问题上作了有利于阿方的报道”②，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三篇文章，声援阿富汗。阿方反应很好，表示感谢。③同年6月6日，阿富汗驻华大使萨马德就此事再次向中方表示：“我们对此很感激，我们很珍视中国的友谊。”④1962年5月27日，阿富汗国王查希尔接见中国驻阿大使郝汀，就中方的支持进一步强调：“关于这方面我们是很领情的，并且是每个阿富汗人都知道的，并且也是不会忘记的。”⑤
第三，希望中国给予进一步支持。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英美等西方国家几乎全部支持巴基斯坦。因此，阿富汗若能获得中国的公开支持，必然会长阿富汗的声势。所以，“我表示对阿原则支持，但彼仍感不足。”⑥1961年3月，巴基斯坦正式照会中国提出中巴边界谈判后，中巴关系开始有缓和的趋向。阿富汗就试图以此为契机，让中国迫使巴基斯坦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让步。1961年4月9日，阿富汗皇叔瓦里汗对中国驻阿大使郝汀表示现在是中国的好时机。中国可先谈和平意愿继而指责巴基斯坦政府对普什图人的镇压，巴鉴于中苏的态度将作考虑，会像苏伊士运河事件时中苏发表了强有力的声明，制止了帝国主义对埃及的侵略那样。”“瓦还一再问我国对目前阿巴争执的态度和如阿巴打起来我的态度。”⑦1962年5月20日，阿富汗新任驻华大使米斯凯尼亚拜会周恩来总理时也“希望我不要忘掉阿富汗的普
①《巴基斯坦一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②《外交部关于1962年对阿富汗工作的几点建议（附阿富汗1961年形势回顾和1962年展望）》，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102-01。
③参见《阿富汗1961年形势回顾和1962年形势展望》，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47-03。登载的三篇文章是指《阿富汗首相发表谈话支持普什图尼斯坦人民的斗争》，载《人民日报》1961年4月18日；《巴基斯坦军队进攻巴阿边境部落民族造成伤亡阿富汗国王和首相表示悲痛》，载《人民日报》1961年5月31日；《协商解决普什图尼斯坦问题阿富汗建议同巴基斯坦举行会谈》，载《人民日报》1961年6月22日。
④《驻阿富汗使馆关于苏联与阿富汗关系的报道》，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9-03027-01。
⑤《阿富汗国王查希尔接见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郝汀谈话记录》，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104-02。
⑥《驻阿富汗使馆关于苏联与阿富汗关系的报道》，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9-03027-01。
⑦同上注。
什图人的感情，而应该通过报纸等支持他们。”① 第四，担心中国政策改弦易辙。20世纪60年代初中巴关系开始改善后，阿富汗一度较为忧虑，担心中国改变政策，转而支持巴基斯坦。“阿对中巴政治关系的改善曾有些顾虑和不满，怕巴借此题目做不利于阿的宣传，对阿造成一种压力，也怕我因此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支持减少。”②为此，阿富汗采取了两手措施，一边“试探我目前对巴、阿的具体态度”，③一边“希望中阿多发展关系”，“以资平衡。”④对此，中国在发展中巴关系的同时，适当考虑阿富汗的感情、利益和立场。为打消阿富汗对中巴关系改善的疑虑，1962年中巴边界谈判正式开始前，陈毅外长特意向阿富汗驻华大使打招呼，“说明中巴边界谈判有利于亚洲和平，与阿巴边界无关，中阿友好关系不受影响’使阿方安心。”⑤
正因为中国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对阿富汗比较友好，再加上“我一贯平等相待，不强加于人’我还经常照顾其困难，体谅其处境，耐心地等待，使阿当局逐渐增加了对我国的了解和信任”⑥，从而确保了这一时期的中阿关系平稳发展。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并未能根本改善”⑦。这不仅是由于中国没有和不能公开支持阿富汗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更重要的是特殊的地缘位置使阿富汗成为美苏争夺的重要战场，无论是从平衡两大阵营在阿富汗的影响，还是从获得实际支持的角度，阿富汗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与美苏的关系。因此“阿政府对我国是友好的，基本上是了解的，也愿意发展一定的关系，但就目前看来，这种发展是有限的和缓慢的。”⑧
①《阿富汗新任驻华大使米斯凯尼亚拜会周恩来总理谈话纪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798-02。
②《关于改善中国和阿富汗关系的设想和意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102-02。
③《1961年巴基麵同阿富汗的关系》，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5。
④《阿富汗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开始谈判边界问题的反应》，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106-02。
⑤《外交部关于1962年对阿富汗工作的几点建议（附阿富汗1961年形势回顾和1962年展望）》，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102-01。
⑥《驻阿富汗使馆调研文章：从中阿关系看美、苏、我争夺阿富汗的形势》，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345-02。
⑦《关于1956年-1959年中国一阿富汗王国友好往来情况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924-01。
⑧《对阿富汗首相达乌德辞职的看法》，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564-05。
四、巴基斯坦对中国政策之反应
与阿富汗相反，巴基斯坦对中国政策之反应更多的是不满。巴基斯坦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独立以来的外交政策主要有两个决定因素：首先，维护我们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避免因为印度坚持不懈实施的离心力的牵引而受到削弱；其次，努力让阿富汗放弃其收复领土的要求，并承认现有巴阿边界的合法性。”①为此，巴基斯坦在自身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在分治伊始就试图与区外大国结盟，以消减地区力量的严重失衡状态。但“自巴基斯坦接受美国军援和参加军事集团后，印巴、巴阿关系更为紧张。尼赫鲁曾说，巴基斯坦接受美国军援，把冷战带到印度的大门。阿富汗也认为巴基斯坦追随美国侵略政策。‘破坏了这个地区的均衡’而感到自己受到威胁。”②在此情况下，巴基斯坦始终以一种警惕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政策，并且力图破坏中阿关系。1956年年底周恩来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前，巴基斯坦媒体就报道了周恩来准备在访巴期间访问阿巴边境的争议地区，力图造成中国承认巴基斯坦立场的假象。巴基斯坦还直接采取外交行动，抗议中方的一些行为。如1961年上半年中国的新华社报道了“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对阿巴边境的普什图尼斯坦地区所进行的枪杀人民的活动”，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于4月下旬和6月初就上述报道两次致函新华社表示不满。新华社没有“理睬巴方这种施加压力的态度”③。6月3日，巴基斯坦外交部秘书莫希德约见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希望今后中国报纸不登对巴不利的消息”④。
但中国综观国际局势，从睦邻外交出发，也出于“打开西部大门”的需要，对巴基斯坦的言行始终抱着一种比较宽容和谅解的心态。中国在涉及巴基斯坦的事务中也尽可能照顾到巴方的利益和反应。如中阿边界谈判新闻公报拟于1963年3月2日公布，当天正是中巴边界协定签署的日期，中国外交部特意指示副部长耿飚派人向巴基斯坦外交部做解释⑤。对巴基斯坦而言，
①SeeSajjadHyder，ForeignPolicyofPakistan：ReflectionsofAnAmbassador，p.148.
②《巴基斯坦的基本情况和动向》，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2-00055-05。
③《巴基斯坦一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④同上注。
⑤参见《为中国和阿富汗边界谈判公报的公布日期向巴基斯坦外交部做解释事》，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565-05。
相对于阿巴纠纷，印巴争端明显处于更重要、更突出的地位。因此，中国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政策对中巴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大，更没有成为此后中巴关系改善的障碍。这一时期的中巴关系虽比较冷淡，但绝不是由中国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政策所造成的，而是在全球冷战的格局下，巴基斯坦一度奉行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政策所导致的。相反，中国的“不介入”和“希望双方和解”的政策，使巴基斯坦对中国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诚意更加信赖，从而为中巴关系的改善和此后的友好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甚至后来巴基斯坦一度打算请中国帮助其协调解决普什图尼斯坦问题。1964年11月4日，阿富汗国王查希尔访华期间，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就曾约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面交巴基斯坦政府的电文一件，“希望中国方面向国王陛下转述：巴基斯坦政府希望同阿富汗改善关系，不要因为‘普什图尼斯坦’问题而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决定鉴于巴过去曾主动为改善中土、中伊的关系做了不少推动工作，如我拒绝巴方要求，不将巴方意见转达阿方，可能引起巴方的不满，因此建议由韩念龙副部长向阿外交部秘书长埃特马迪当面委婉转达巴方面的意见，并同时重申我对此问题的立场，以免引起阿方的误解。”① 结语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比较客观的，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政策基本上是比较务实的，都是在研判国际国内形势的情况下着眼于中国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而做出的决策。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不介入”立场，以及希望能和平解决这一问题，无不体现了新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睦邻外交的精髓，展现了新中国与周边各国和平共处的决心和诚心。这一政策取得的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在应对阿巴关系的流转变迁中比较成功地处理了中阿关系、中巴关系，而且有利于营造一个睦邻友好的周边安全环境，也奠定了其后几十年中国对这一问题政策的基本方向，为此后中国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政策及睦邻外交提供了丰富营养和深刻启迪。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汲取的是如何处理不干涉内政和大国责任关系的历史经验。
①《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要求周恩来总理向阿富汗国王阐述巴政府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立场及韩念龙副外长同阿外交部秘书长埃特马迪的谈话》，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4-00991-05。
众所周知，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要内容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外交领域普遍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不仅使中国立于国际道义制高点，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而且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和国际社会赢得巨大的声望，使中国与很多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但不干涉内政并不意味着对国际和地区事务隔岸观火，置身事外，更不意味着放弃大国责任。中国应当根据自己的能力尽可能地承担适当的国际责任。这一时期中国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政策就做到了这一点。由于这一问题事涉阿富汗、巴基斯坦两个主权国家之间领土主权的争端，中国不仅没有指手画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一方而反对另外一方，而是谨慎地一贯奉行不介入此问题的立场，既赢得了阿富汗的信赖，也比较妥善地处理了中巴关系。但中国并不是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无所作为，而是多次和阿、巴双方领导人商谈这一问题，一再劝告双方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甚至亲自参与协调解决这一问题，为推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友好解决贡献着自身的力量。这既是中国一贯外交方针的体现，也展现了一个既关心本国利益，也关心地区利益，积极参与解决地区危机，并准备承担一定责任的负责任国家的形象。
当前，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作为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共同邻国，中国政府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一如既往地衷心希望阿巴两国能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2014年11月18日，中国外交部就明确表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是中国的好邻居和好朋友。中国真诚希望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扩大合作、改善关系。这有助于两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实现各自国家稳定和发展，也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①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试图借助与巴基斯坦的特殊友好关系，积极斡旋，努力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改善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进一步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截至2014年，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对话已举行四轮，其中第一轮和第四轮均在北京举行，对增进三国间政治互信、友好合作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也诚挚地希望在中国政府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共同努力下，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解决朝着积极的方向迈进，三国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
（编辑毛悦）
①《外交部：中方愿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改善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网，2014年11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18/c_1113303101.htm
【关键词】普什图尼斯坦 中国政策 阿富汗 巴基斯坦 中阿关系 中巴关系
普什图尼斯坦①问题是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就普什图尼斯坦地区的归属引发的长达数十年的争端问题。“九一一事件”以来，随着学界对阿富汗问题关注的增多，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也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并取得了一系列有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周边外交视域下的中阿关系史研究（1949?2000）”（项目号：20141M552058）阶段性成果。
①阿富汗称为普什图尼斯坦（Pushtoonistan），巴基斯坦则称为巴克同尼斯坦（Pakitoonistan）。
价值的研究成果①。综观这些成果，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概述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由来及演变；第二，分析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演变的影响因素；第三，研究普什图尼斯坦地区的普什图民族。但鲜有人从中国外交的视角探讨中国对这一问题的政策。本文试图以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为主，结合相关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尝试对中国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之政策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并以此管窥其对中阿关系、中巴关系的影响。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和阿巴关系的演变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产生与大英帝国“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紧密相关。1893年，为控制阿富汗、削弱桀骜不驯的普什图民族，英国强迫阿富汗签订了《杜兰协定》。根据该协定划定的“杜兰线”，不仅把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苏里曼山脉诸山口置于英国控制之下，而且把原属阿富汗管辖的一千多万普什图族人民一分为二，将“线”以东的部分并入英属印度的西北边省（此线以东地区就是后来的普什图尼斯坦地区）。这即是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历史渊源。但此后的阿富汗政府一直心有不甘，不断谋求收回失地。1947年6月3日，趁印巴即将分治之际，阿富汗正式向英国提出照会，要求英国策动的普什图
①国内代表性的论著有：邱建群、李惠：《“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历史由来》，《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6期，第56-60页；荆龙：《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的普什图部落区》，《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9期，第34～36页；何杰：《“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简介》，《国际资料信息》，2010年第6期，第20～23页；于卫青：《普什图人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世界民族》，2011年第6期，第26?34页；于卫青：《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演变及相关因素探析》，《国际论坛》，2011年第2期，第35～37页；姚大学、闫伟：《“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缘起、成因及影响》，《西亚非洲》，2011年第2期，第5～11页；刘向阳：《普什图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发展》，《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第84～95页；张树明：《冷战时期的“普什图尼斯坦”争端与美国政策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年第5期，第25～37页；荆龙：《普什图跨国民族研究》，新疆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杨云安：《普什图问题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关系》，兰州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张树明：《均衡中的困境：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研究0947?1960》，南开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彭树智、黄杨文：《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张敏：《阿富汗文化与社会》，北京，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等。国外代表性的论著有S.M.M.Qureshi，“Pakhtunistan：TheFrontierDisputebetweenAfghanistanandPakistan，”PacificAffairs，Vol.39，No.1/2，Spring-Summer，1966，pp.106-107；AzmatHayatKhan，DurandLine（Peshawar；AreaStudyCentre，UniversityofPeshawar，2000）；[美]路易斯·杜普雷：《阿富汗现代史纲要》（黄民兴译），兰州，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2002年版；JoannaModrzejewska-Lesniewska，“AnotherKashmir？TheAfghani-
stan-PakistanBorderDispute，"IBRUBoundaryandSecurityBulletin，Winter2001-2002，等等。
尼斯坦地区归属的公民投票有四种选择：并入印度、并入巴基斯坦、并入阿富汗或自行独立。阿富汗的要求遭到英国的拒绝，英国只准普什图人选择并入印度或并入巴基斯坦。同年7月，在英国的操纵下，在军警监视和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参加的情况下，投票结果是并入巴基斯坦①。对此，阿富汗深感失望，认为此次投票没有考虑到普什图人的权利，是非法的，于是一直支持该地区的“红衫党”的独立自治运动。1947年9月，在联合国投票表决巴基斯坦加人联合国时，阿富汗就以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未能解决为由投了唯一的反对票。此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一直是“阿巴关系中最大的纠纷”②
围绕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从巴基斯坦独立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先后发生过三次重大危机。尽管其间两国关系偶有缓和，但这一问题犹如一枚随时可以引爆的炸弹，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49年至1952年。1949年7月，阿富汗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除1893年签订的《杜兰协定》及其他任何涉及普什图人地位的条约。同年，阿富汗更明确地向巴基斯坦提出在杜兰线以东、印度河以西、奇特拉尔（Chitrai）以南、阿拉伯海以北（卡拉奇除外）的广大地区成立普什图尼斯坦独立国家③。9月，在阿富汗的支持下，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人宣布建立独立国家^普什图尼斯坦。对此，巴基斯坦毫不犹豫地拒绝，表示巴是英印当局一切权利和义务的合法继承者，该部落地区是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杜兰线”不容改变“公民投票”合法，阿方的要求是干涉巴基斯坦内政，“破坏巴基斯坦领土完整”④。因此，虽然双方多次会谈，但立场相差太远，未能达成妥协。在此前后的1949年6月至1951年年底，巴、阿两国不断发生边境冲突事件。尤其是1950年9月，两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同年，巴基斯坦宣布对阿富汗实行禁运。由此，巴阿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召回了各自大使。
①1947年7月，英国人在西北边境省组织了公民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数占所有投票资格的公民的55.5%。其中，有55%投票赞成加人巴基斯坦，有0.5%投票赞成加人印度。SeeLouisDu?
pree，Afghanistan（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8），p.21.另外，有资料显示，当时投票赞成加入巴基斯坦的人数为289244人，而投票赞成加人印度的为2874人，而当时普什图尼斯坦地区的普什图人有600万～800万左右。SeeS.M.BurkeandLawrenceZiring，Pakistan'sForeignPolicy：
AnHistoricalAnalysis（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90），p.70.
②《阿富汗王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基本情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197-06。
③同上注。
④《中国和阿富汗贸易关系及存在的问题、中阿边界简况、中阿关系大事记（1950年～1964年）及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4-01327-05。
这种紧张局面一直持续到1952年年末。在美国的调解下，①巴基斯坦为谋取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主动和阿富汗交换了大使，两国遂恢复正常关系。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本身并未得到解决。
第二次危机是从1954年11月到1955年9月。1954年11月21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将西巴合并成一个省。此项措施刚一公布，就立刻引起阿富汗的强烈反对。阿富汗首相公开指责巴基斯坦违反普什图尼斯坦人民的生存权利和正当要求。此后阿富汗便不断地进行反对巴基斯坦这一措施的宣传，巴基斯坦也毫不退让。1955年3月27日，巴基斯坦总督正式发布西巴合并的命令。对此，阿富汗内阁于3月29日举行紧急会议。同日阿富汗首相就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说：“我愿向全世界毫不含糊地明白表示：阿富汗根本不认为普什图尼斯坦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同时也要声明，此种不明智的步骤所产生的一切不愉快的后果，仅由巴基斯坦政府负责。”他号召阿富汗和普什图尼斯坦人民“准备和警惕，以对付任何时候发生的任何紧急状态。”②阿富汗政府指示其驻巴公使衔代办向巴基斯坦政府提出强硬抗议。翌日，巴基斯坦驻喀布尔使馆便被阿富汗示威群众捣毁，国旗被扯下并加以践踏。此后，巴基斯坦采取了报复行动，阿富汗驻白沙瓦领事馆同样遭受捣毁，国旗也受到侮辱。这就是所谓的“国旗事件”。“国旗事件”发生后，阿巴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巴基斯坦政府接连发出强硬照会，要求阿富汗履行“光荣的道歉”③，并规定5月15日为最后期限。阿富汗则于5月5日颁布全国总动员令，表示反对巴基斯坦的威胁。而且，双方都召回使节，巴基斯坦还要求关闭在白沙瓦、基达和查曼各地的阿富汗领事馆和商务处，并从5月10日起封锁边界，严禁阿富汗货物过境。在美国的协调下，经过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等中东各国的斡旋，“国旗事件”最终顺利解决。9月30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恢复外交关系。此后一段时间，从表面看来阿巴关系有所缓和，但是双方就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纠纷并未达成任何协议，这一问题始终是两国难以解开的心结。
第三次危机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3年5月。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巴阿
①1950年12月及1951年3月，美国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麦克希两度同巴阿两国进行谈判。
②《关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关系的调研资料》，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450-01。
③《我驻阿富汗使馆回报关于阿富汗的基本情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776-02。
关系再次因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紧张起来。在美国的调解下，1959年年底到1960年年初，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曾一度短暂缓和。1960年1月，阿富汗外交大臣纳伊姆还访问了巴基斯坦。但这种缓和的情况为时短暂。继1955年12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联袂访问阿富汗，宣布支持阿富汗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的立场，1960年3月赫鲁晓夫再访阿富汗并再次宣布支持阿富汗之后，巴阿关系很快又进入了新的紧张阶段。从同年9月起到次年7月，两国之间爆发了连续不断的规模、程度和数量远超以往的武装冲突。这直接导致了巴阿关系急剧恶化以致1961年9月外交关系的断绝。两国断交以后，美国、伊朗曾先后调解，但是由于双方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及阿富汗在巴设领事馆问题上分歧很大，阿巴关系一直处于僵持状态。断交后，阿富汗经济损失很大，经济困难日益严重，并因而导致民众的严重不满，王室内部也出现分歧。因此，在强大的压力下，1963年3月，阿富汗内阁改组，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态度强硬的首相达乌德下台。这为阿巴修好提供了有利时机。新内阁上台后，在外交战略上较为灵活，在同美国改善关系的同时，着手恢复和改善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增进同印度和伊朗的关系，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表示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为阿巴复交等问题的解决制造了缓和气氛。 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美印关系不断改善和美国对印军事援助不断增加，巴基斯坦对其西方盟国的幻想破灭和因此引起的不安全感和被出卖感导致巴基斯坦重新评估其外交政策，“使巴基斯坦谋求同中国和解的政策更加坚定”①。同时，巴基斯坦不愿树敌过多，改善同阿富汗关系政治上对其有利，便于集中力量对付印度，经济上由于阿富汗过境贸易的开展也可获得一定好处，因此主动在经济上给予阿富汗便利，以换取后者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最大限度的妥协。正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借美国的积极撮合和伊朗出面调解之机，双方于1963年5月28日在德黑兰谈判达成协议，宣布复交，巴基斯坦接受阿富汗在巴重开领馆和商务处，并同意阿富汗进行过境运输。阿方同意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和复交问题分别处理，并同意明确规定其在巴的领馆和商务处“代表职责和作用仅限用执行官方任务。”②双方再次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搁置。此后相当长时间内，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乃至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后，阿富汗对巴基斯坦没有趁火打劫，而是严守中立。
①[英]D.C.瓦特编：《国际事务概览（1963）》（上海市政协编译工作委员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②《阿富汗对外关系资料》，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179-02。
二、中国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政策
由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既“是阿对外关系中最主要最难解决的问题”①，也是巴基斯坦“独立以来的外交政策”中的“两个决定因素”②之一，作为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处理中阿、中巴关系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和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就多次报回关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和阿巴争端的相关资料，以供中国外交部决策。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新中国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政府的政策一贯是不介入此问题。”③这是中国政府最基本的政策立场。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初，周边环境错综复杂，危机四伏，如何在如此境遇的周边环境中确立适宜的周边外交战略和政策，对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至关重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缓和，便于进行建设”④，中国政府积极推行睦邻外交战略和政策，其基本路径指向就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争取周边的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⑤。因此，虽然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是帝国主义强加给阿富汗的，但毕竟“杜兰线”曾经有过条约根据“巴在线内的行动可以解释为其属其内政范围”⑥，出于睦邻友好的方针，中国政府不可能公开明确表态支持一方而反对另外一方，而是基本上持不直接介入的态度。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也多次向阿巴双方“重申了我对此问题的不介入立场”⑦。
①《阿富汗王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基本情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197-06。
②SajjadMyder，ForeignPolicyofPakistan：ReflectionsofAnAmbassador（Lahore；ProgressivePub-lishers，1987），P.148.这两个决定因素指印巴关于克什米尔的争端和阿巴之间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
③《驻阿富汗使馆1961年工作规划》，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47-05。
④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⑤《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页。
⑥《巴基斯坦一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⑦《陈毅副总理与阿富汗领导人会谈记录》，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6-01267-06。
第二，私下对阿富汗“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①。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两点：其一，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之际，中国对奉行“巴·塔拉菲”（不偏不倚）中立外交政策的阿富汗的观感明显好于与美国结盟的巴基斯坦。二战后，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在亚洲选择非共产党国家充分发展其军事力量以保持内部的安全和阻止共产主义的进一步侵害”②，巴基斯坦即是其相中的国家之一。1954年美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美巴共同防御协定》，正式结成同盟。此后，巴基斯坦在台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西藏问题以及其他国际事务上一度追随美国，不可避免地使中巴关系笼罩上一层阴影。与此相反，阿富汗一贯奉行中立外交政策。中阿两国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如签订《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阿交换货物和支付协定》等互释善意，使两国关系基本上维持了友好的局面。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阿富汗不断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靠拢。因此，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国家利益上来讲，中国对奉行中立及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的阿富汗都有着更多的好感。
其二，由于近代史上中阿两国都曾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共同经受过相似的苦难，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形成中国政府感同身受，“鉴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当地人民要求独立、自治的斗争是正义的，阿富汗又是受害的一方”，因此“支持普什图民族自决权利，同情阿富汗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强加的‘杜兰线’和民族自决原则等正义主张”。③
正因为以上原因，中国虽“对阿不作公开的支持”④，但多次私下对阿富汗表示同情和支持。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阿时就向阿富汗首相达乌德和副首相纳伊姆表示：“过去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是不合理的，当地人民应有民族自决权。你们一面可以保留你们的要求，一面和巴基斯坦搞好关系，对发展经济是有利的。我们承认你们的主张是正义的，但是正义的主张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需要时间，为了目前双方的和睦不妨保留要求。”⑤1960 ①《巴基斯坦一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② R.M.Blum，DrawingtheLine：TheOriginofAmericanContainmentPolicyinEastAsia（NewYork：W.W.Norton&Company，1982），p.177.
③《巴基斯坦一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④《驻阿富汗使馆1961年工作规划》，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47-05。
⑤《巴基斯坦一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年8月，陈毅访问阿富汗期间，也对达乌德和纳伊姆表示阿富汗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态度，我们是同情的、支持的，中国人民站在你们的一边，你们可以从中国朋友方面指望得到援助。我们完全相信阿富汗没有侵略意图，我们完全同情阿富汗政府用一切办法寻求这个问题的和平解决。相信普什图人民自由意志终于要伸张，普什图人民和俾路支人民最后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如果允许我讲这句话，我要说：你们英明的领导对这个问题应有所准备，这样做是完全应该的，正确的，合乎逻辑的，没有人能够指责你们。”①在此次访问结束时公开发表的《中阿联合公报》还用比较隐晦的表述方式表示支持阿富汗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公报指出：“双方重申，支持那些尚未取得独立的人民和国家争取完全的独立；并且深信，这些人民和国家反对殖民主义、争取自由和按照他们自由表达的意愿决定他们的未来的权利的斗争是正义的，终将获得胜利。”②同年11月，陈毅接见阿富汗驻华大使萨马德谈到阿巴冲突时进一步表示：“你们反抗侵略，是正义的。一旦事态扩大了，我们是准备表示支持你们的。”③1962年1月2日，陈毅再次向阿富汗驻华大使萨马德表示：“阿巴对普什图之争，阿方是正确的，我们是站在阿方的。”④
第三，“希望此问题能取得和平解决。”⑤对边界等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一贯的态度是：尽管“这类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比较难于解决的”，⑥但“我们亚非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而决不应该让任何分歧和争端妨碍我们的团结。”⑦“根据我们的经验，只要有关双方能够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和万隆决议的精神进行协商，这类问题也是可以求得友好的解决的。”⑧因此，出于热爱和平的善良愿望，中国政府多次劝告阿巴两国和平解决普什图尼斯坦问题这一历史遗
①《巴基斯坦一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②新华社：《中国阿富汗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1960年8月28日。
③《巴基斯坦一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④《陈毅副总理同阿富汗驻华大使萨马德谈话摘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106-01。
⑤《巴基斯坦一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⑥《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11页。
⑦《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10页。
⑧《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11页。
留问题，“希望双方通过谈判，和平协商解决争端，以利于亚洲团结”①。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富汗时，在同阿富汗首相达乌德会谈时就表示：“亚非国家自己之间首先应该团结起来，一切争执都可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②周恩来总理甚至向达乌德建议亚洲各国之间应该友好，双方总可以找到一条道路。如果阿国政府认为这种友好应该也由巴方着手，我回北京之后当和巴基斯坦驻北京大使谈。不管是否有效，尽我们的力量使两国的关系能得以改善，但并非干涉内政。”③1960年陈毅外长访问阿富汗时，再次对阿富汗领导人表示：“中国希望一切国际争端都能和平解决”，“我们完全赞成和平解决，希望你们一定能够和平解决。”④他还劝告巴基斯坦驻阿大使：“阿富汗是小国，巴基斯坦是大国”，巴基斯坦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主动，“巴阿间的问题应和平解决”⑤。1961年1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耿飚也劝说巴阿两国的驻华大使：“两国之间解决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应通过和平协商求得友好的解决。”⑥
三、阿富汗对中国政策之反应
由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是阿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不小的程度上影响着阿同其他国家的关系。”⑦因此，阿富汗对中国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之政策必然有一定反应，这甚至对中阿关系也有一定影响。
①《阿富汗国王访华：中国国家领导人同阿富汗国王会谈方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4-01526-04。
②《阿富汗国王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阿首相达乌德第一次会谈摘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4-00059-03。该档案名称有误，应为《周恩来访阿期间周恩来总理和阿首相达乌德第一次会谈摘要》，可能是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在整理档案时发生的失误。特此说明。
③《周恩来总理与阿富汗首相达乌德第二次会谈纪要（1957年1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024-14。
④《陈毅副总理访问阿富汗时与苏驻阿大使谈话记录》，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033-01。
⑤《陈毅副总理访问阿富汗时同巴基斯坦驻阿大使的谈话记录》，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033-09。 ⑥《耿飚副部长接见阿富汗驻华大使萨玛德谈话记录：关于新疆阿富汗侨民出境问题等》，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8-00930-12。
⑦《阿富汗王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基本情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197-06。
第一，对中方的“不介入”政策表示理解。“阿也明白我不愿在阿巴关系问题上公开表示态度。”①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地理条件上说，如要我支持也有不少困难。”②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阿富汗深刻意识到“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东亚的地缘政治构造，连同其他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因素，决定了对中国安全的实在或潜在威胁是多方位的。”③因此，阿富汗理解中国不愿与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邻国交恶的心态。另一方面，鉴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在阿富汗对外政策中的分量和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阿富汗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更依赖苏联的支持。在阿富汗的对外战略中，无论是从国家实力，还是从与阿富汗国家利益的相关性来看，阿富汗更看重的是美国和苏联。面对美国在此问题上对巴基斯坦的偏袒，只有苏联才有实力与之抗衡，阿富汗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苏联。因此，中国的“不介入”但私下同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阿富汗的期望。
第二，对中方的支持表示感谢。由于在阿巴双方实力对比中阿富汗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阿积极开展对外活动，寻求外援，争取国际上对普什图问题的同情和支持。”④中国亦是阿富汗积极争取的国家之一。1957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富汗时，阿富汗首相达乌德就一度有“关于我们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于必要时请总理阁下斡旋”⑤的想法。而中国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道义上的支持，也使阿富汗深为感激。阿富汗领导人和官员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谢意。如据中国驻阿使馆向中国外交部的汇报材料，在第三次阿巴危机之际，1961年3月，“阿官方上中层人士曾向我馆人员提出给予舆论支持阿新闻署首席顾问和友谊报主编（新闻署对外关系处长兼）曾几次向我反复表示希望北京电台播发阿关于普什图尼斯坦地区冲突的报道。”“要求我在舆论上支持它”。⑥这是阿富汗政府首次主动提出中国给予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以政治上的支持。对此，
①《驻阿富汗使馆1961年阿富汗形势和使馆工作总结及1962年工作规划及外交部批复》，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103-01。
②同上注。
③时殷弘：《东亚的“安全两难”与出路》，《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第51页。
④《外交部关于1962年对阿富汗工作的几点建议（附阿富汗1961年形势回顾和1962年展望）》，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102-01。
⑤《周恩来总理与阿富汗首相达乌德第二次会谈纪要（1957年1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024-14。
⑥参见《驻阿富汗使馆关于苏联与阿富汗关系的报道》，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9-03027-010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新华社以“采取客观报道，不发表评论”①的方式“在普什图问题上作了有利于阿方的报道”②，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三篇文章，声援阿富汗。阿方反应很好，表示感谢。③同年6月6日，阿富汗驻华大使萨马德就此事再次向中方表示：“我们对此很感激，我们很珍视中国的友谊。”④1962年5月27日，阿富汗国王查希尔接见中国驻阿大使郝汀，就中方的支持进一步强调：“关于这方面我们是很领情的，并且是每个阿富汗人都知道的，并且也是不会忘记的。”⑤
第三，希望中国给予进一步支持。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英美等西方国家几乎全部支持巴基斯坦。因此，阿富汗若能获得中国的公开支持，必然会长阿富汗的声势。所以，“我表示对阿原则支持，但彼仍感不足。”⑥1961年3月，巴基斯坦正式照会中国提出中巴边界谈判后，中巴关系开始有缓和的趋向。阿富汗就试图以此为契机，让中国迫使巴基斯坦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让步。1961年4月9日，阿富汗皇叔瓦里汗对中国驻阿大使郝汀表示现在是中国的好时机。中国可先谈和平意愿继而指责巴基斯坦政府对普什图人的镇压，巴鉴于中苏的态度将作考虑，会像苏伊士运河事件时中苏发表了强有力的声明，制止了帝国主义对埃及的侵略那样。”“瓦还一再问我国对目前阿巴争执的态度和如阿巴打起来我的态度。”⑦1962年5月20日，阿富汗新任驻华大使米斯凯尼亚拜会周恩来总理时也“希望我不要忘掉阿富汗的普
①《巴基斯坦一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②《外交部关于1962年对阿富汗工作的几点建议（附阿富汗1961年形势回顾和1962年展望）》，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102-01。
③参见《阿富汗1961年形势回顾和1962年形势展望》，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47-03。登载的三篇文章是指《阿富汗首相发表谈话支持普什图尼斯坦人民的斗争》，载《人民日报》1961年4月18日；《巴基斯坦军队进攻巴阿边境部落民族造成伤亡阿富汗国王和首相表示悲痛》，载《人民日报》1961年5月31日；《协商解决普什图尼斯坦问题阿富汗建议同巴基斯坦举行会谈》，载《人民日报》1961年6月22日。
④《驻阿富汗使馆关于苏联与阿富汗关系的报道》，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9-03027-01。
⑤《阿富汗国王查希尔接见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郝汀谈话记录》，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104-02。
⑥《驻阿富汗使馆关于苏联与阿富汗关系的报道》，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9-03027-01。
⑦同上注。
什图人的感情，而应该通过报纸等支持他们。”① 第四，担心中国政策改弦易辙。20世纪60年代初中巴关系开始改善后，阿富汗一度较为忧虑，担心中国改变政策，转而支持巴基斯坦。“阿对中巴政治关系的改善曾有些顾虑和不满，怕巴借此题目做不利于阿的宣传，对阿造成一种压力，也怕我因此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支持减少。”②为此，阿富汗采取了两手措施，一边“试探我目前对巴、阿的具体态度”，③一边“希望中阿多发展关系”，“以资平衡。”④对此，中国在发展中巴关系的同时，适当考虑阿富汗的感情、利益和立场。为打消阿富汗对中巴关系改善的疑虑，1962年中巴边界谈判正式开始前，陈毅外长特意向阿富汗驻华大使打招呼，“说明中巴边界谈判有利于亚洲和平，与阿巴边界无关，中阿友好关系不受影响’使阿方安心。”⑤
正因为中国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对阿富汗比较友好，再加上“我一贯平等相待，不强加于人’我还经常照顾其困难，体谅其处境，耐心地等待，使阿当局逐渐增加了对我国的了解和信任”⑥，从而确保了这一时期的中阿关系平稳发展。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并未能根本改善”⑦。这不仅是由于中国没有和不能公开支持阿富汗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更重要的是特殊的地缘位置使阿富汗成为美苏争夺的重要战场，无论是从平衡两大阵营在阿富汗的影响，还是从获得实际支持的角度，阿富汗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与美苏的关系。因此“阿政府对我国是友好的，基本上是了解的，也愿意发展一定的关系，但就目前看来，这种发展是有限的和缓慢的。”⑧
①《阿富汗新任驻华大使米斯凯尼亚拜会周恩来总理谈话纪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798-02。
②《关于改善中国和阿富汗关系的设想和意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102-02。
③《1961年巴基麵同阿富汗的关系》，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5。
④《阿富汗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开始谈判边界问题的反应》，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106-02。
⑤《外交部关于1962年对阿富汗工作的几点建议（附阿富汗1961年形势回顾和1962年展望）》，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102-01。
⑥《驻阿富汗使馆调研文章：从中阿关系看美、苏、我争夺阿富汗的形势》，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345-02。
⑦《关于1956年-1959年中国一阿富汗王国友好往来情况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924-01。
⑧《对阿富汗首相达乌德辞职的看法》，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564-05。
四、巴基斯坦对中国政策之反应
与阿富汗相反，巴基斯坦对中国政策之反应更多的是不满。巴基斯坦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独立以来的外交政策主要有两个决定因素：首先，维护我们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避免因为印度坚持不懈实施的离心力的牵引而受到削弱；其次，努力让阿富汗放弃其收复领土的要求，并承认现有巴阿边界的合法性。”①为此，巴基斯坦在自身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在分治伊始就试图与区外大国结盟，以消减地区力量的严重失衡状态。但“自巴基斯坦接受美国军援和参加军事集团后，印巴、巴阿关系更为紧张。尼赫鲁曾说，巴基斯坦接受美国军援，把冷战带到印度的大门。阿富汗也认为巴基斯坦追随美国侵略政策。‘破坏了这个地区的均衡’而感到自己受到威胁。”②在此情况下，巴基斯坦始终以一种警惕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政策，并且力图破坏中阿关系。1956年年底周恩来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前，巴基斯坦媒体就报道了周恩来准备在访巴期间访问阿巴边境的争议地区，力图造成中国承认巴基斯坦立场的假象。巴基斯坦还直接采取外交行动，抗议中方的一些行为。如1961年上半年中国的新华社报道了“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对阿巴边境的普什图尼斯坦地区所进行的枪杀人民的活动”，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于4月下旬和6月初就上述报道两次致函新华社表示不满。新华社没有“理睬巴方这种施加压力的态度”③。6月3日，巴基斯坦外交部秘书莫希德约见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希望今后中国报纸不登对巴不利的消息”④。
但中国综观国际局势，从睦邻外交出发，也出于“打开西部大门”的需要，对巴基斯坦的言行始终抱着一种比较宽容和谅解的心态。中国在涉及巴基斯坦的事务中也尽可能照顾到巴方的利益和反应。如中阿边界谈判新闻公报拟于1963年3月2日公布，当天正是中巴边界协定签署的日期，中国外交部特意指示副部长耿飚派人向巴基斯坦外交部做解释⑤。对巴基斯坦而言，
①SeeSajjadHyder，ForeignPolicyofPakistan：ReflectionsofAnAmbassador，p.148.
②《巴基斯坦的基本情况和动向》，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2-00055-05。
③《巴基斯坦一阿富汗关系恶化及我方态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052-08。
④同上注。
⑤参见《为中国和阿富汗边界谈判公报的公布日期向巴基斯坦外交部做解释事》，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565-05。
相对于阿巴纠纷，印巴争端明显处于更重要、更突出的地位。因此，中国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政策对中巴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大，更没有成为此后中巴关系改善的障碍。这一时期的中巴关系虽比较冷淡，但绝不是由中国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政策所造成的，而是在全球冷战的格局下，巴基斯坦一度奉行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政策所导致的。相反，中国的“不介入”和“希望双方和解”的政策，使巴基斯坦对中国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诚意更加信赖，从而为中巴关系的改善和此后的友好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甚至后来巴基斯坦一度打算请中国帮助其协调解决普什图尼斯坦问题。1964年11月4日，阿富汗国王查希尔访华期间，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就曾约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面交巴基斯坦政府的电文一件，“希望中国方面向国王陛下转述：巴基斯坦政府希望同阿富汗改善关系，不要因为‘普什图尼斯坦’问题而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决定鉴于巴过去曾主动为改善中土、中伊的关系做了不少推动工作，如我拒绝巴方要求，不将巴方意见转达阿方，可能引起巴方的不满，因此建议由韩念龙副部长向阿外交部秘书长埃特马迪当面委婉转达巴方面的意见，并同时重申我对此问题的立场，以免引起阿方的误解。”① 结语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比较客观的，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政策基本上是比较务实的，都是在研判国际国内形势的情况下着眼于中国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而做出的决策。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不介入”立场，以及希望能和平解决这一问题，无不体现了新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睦邻外交的精髓，展现了新中国与周边各国和平共处的决心和诚心。这一政策取得的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在应对阿巴关系的流转变迁中比较成功地处理了中阿关系、中巴关系，而且有利于营造一个睦邻友好的周边安全环境，也奠定了其后几十年中国对这一问题政策的基本方向，为此后中国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政策及睦邻外交提供了丰富营养和深刻启迪。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汲取的是如何处理不干涉内政和大国责任关系的历史经验。
①《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要求周恩来总理向阿富汗国王阐述巴政府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立场及韩念龙副外长同阿外交部秘书长埃特马迪的谈话》，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4-00991-05。
众所周知，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要内容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外交领域普遍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不仅使中国立于国际道义制高点，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而且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和国际社会赢得巨大的声望，使中国与很多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但不干涉内政并不意味着对国际和地区事务隔岸观火，置身事外，更不意味着放弃大国责任。中国应当根据自己的能力尽可能地承担适当的国际责任。这一时期中国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政策就做到了这一点。由于这一问题事涉阿富汗、巴基斯坦两个主权国家之间领土主权的争端，中国不仅没有指手画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一方而反对另外一方，而是谨慎地一贯奉行不介入此问题的立场，既赢得了阿富汗的信赖，也比较妥善地处理了中巴关系。但中国并不是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无所作为，而是多次和阿、巴双方领导人商谈这一问题，一再劝告双方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甚至亲自参与协调解决这一问题，为推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友好解决贡献着自身的力量。这既是中国一贯外交方针的体现，也展现了一个既关心本国利益，也关心地区利益，积极参与解决地区危机，并准备承担一定责任的负责任国家的形象。
当前，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作为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共同邻国，中国政府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一如既往地衷心希望阿巴两国能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2014年11月18日，中国外交部就明确表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是中国的好邻居和好朋友。中国真诚希望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扩大合作、改善关系。这有助于两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实现各自国家稳定和发展，也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①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试图借助与巴基斯坦的特殊友好关系，积极斡旋，努力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改善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进一步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截至2014年，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对话已举行四轮，其中第一轮和第四轮均在北京举行，对增进三国间政治互信、友好合作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也诚挚地希望在中国政府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共同努力下，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解决朝着积极的方向迈进，三国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
（编辑毛悦）
①《外交部：中方愿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改善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网，2014年11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18/c_11133031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