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复旦大学周言君寄来所撰《王国维传》书稿，展读一过，颇有感触。今年是王静安先生自沉八十五周年，王先生的全集也基本出齐，此皆研习王学的新契机，而周君的王传更勾起我们对静安先生的追怀。
　　一九二四年清华国学院开办，先父冯德清（永轩）作为一期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等导师（陈寅恪先生第二期方到任），而直接导师是王国维先生。当时王先生正转入西北史地研究，先父由是追随进入西北史地领域（有《新疆史地论丛》存世），并一直珍藏王先生所开列的西北史地书目，毕业时所提交论文，则是王先生指导的《匈奴史》。先父自研究院毕业前夕，梁启超先生题赠宋词集句对联，王国维先生以行楷题赠陶渊明五言诗轴，梁、王二先生的条幅，题头皆为“永轩仁弟”，我自幼留下的印象，先父始终对梁、王二先生以父尊之，我们兄弟也把二先生认作家中长老，景仰而又倍觉亲近。先父一九七九年辞世，我清理旧物，不仅发现梁、王二先生条幅，清华国学院师生合影，王先生所开书单，还有一九二七年（其时第一期生已毕业，星散各地）清华研究院同学会就王静安先生自沉发布过的一则启事，这张启事也保留在先父遗物中，睹物思人，不胜感怀。
　　我和周言君刚认识的时候，他已经对王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断断续续写过一些文章，去年他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王先生与俄国的论文，此文后来引起过一些讨论。王先生的学术贡献，学界讨论颇多，但是从政治观角度探讨王先生与俄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王先生对共产革命的看法，以往少有涉及。而周君文章披露，王先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曾经写信给柯风荪，估计俄国革命将波及中国，他在信中言：“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后来罗雪堂先生在日本与犬养毅的对话中，也有类似预测。罗、王能在一九一八年前后（中共尚未成立）有如此远见，非有过人史识，不能言也。
　　周君曾经告诉我，他在罗雪堂先生长孙罗继祖先生的书中读到，王先生自沉之前写信给罗先生，信中专门谈到北伐以及叶园（德辉）先生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被诛一事。我在周君的书中读到，当时也有传言湖北的王葆心（晦堂）先生被杀，但是周君在书中明确指出此事乃是谣传。王葆心先生是我父亲挚友，抗日战争期间彼此多有书信往还，我家中还藏有王葆心先生所书《麻城丁氏四修族谱序》和楷书题签。王葆心一直到四十年代才去世，董必武为其墓门题词：“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我主持编纂湖北省地方志人物志时，还知道王葆心三十年代曾经担任过湖北通志馆的筹备主任，出版《方志学发微》。“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逼近华北之时，王葆心先生曾经两次进京抢救湖北地方志材料。王先生第三次在北平抄写材料之时，“七七事变”发生，王先生带着在北平所抄写的材料历经曲折回到武汉。作为青年学人，周君对王国维先生及其周际人物能做如此细密考察，以辨伪存真，难能可贵。
　　周言君曾经和我讲过，写作王传时，也曾经听到很多关于王静安先生的奇闻逸事，比如当时王静安和罗雪堂之子罗福苌时有过从，罗福苌经常给王静安敬烟，王静安从不推辞，但是王先生自己抽烟时，从不给他人敬烟，这正折射出王先生的不谙世故。先父也曾经和我说起当时在清华读书时，每逢师生合影，梁任公先生总是先请王静安先生上座，王先生也从来不推辞，按说，梁先生自戊戌变法以来名震遐迩，又比王先生年长，而且梁先生在《时务报》担任主笔期间，王先生还只是《时务报》的一名书记员，但在清华时王先生不辞首席，足见其学术上的自负，也表明了梁先生的谦德和对真学者的尊崇。静安先生的自负自尊，任公先生的自谦敬贤，皆是学人风范。
　　我在周言君的书中看到他考证张之洞与王静安先生之间的关系。王传指出，二十世纪初，张之洞奉命起草《奏定学堂章程》（此为中国颁行实施的第一部近代学制方案），将哲学排除出大学课程之外，并以理学替代哲学，王静安先生当即撰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对张之洞进行严厉批评，不仅昭显王先生对现代性学科建设的透辟认识，更表现出批判威权的勇气。
　　我一直注意晚清知识分子在民国初年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看法，比如“一战”之后梁任公游历欧洲，认定欧洲文明已经破产，我从周君的书中也了解到，王静安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便决意转向国学研究，搁置早年从事的西方哲学与美学研究，并修正了早年会通中西的观点。王先生一九一九年致罗雪堂的信中称：“新思潮之祸必有勃发之日，彼辈恐尚未知有此，又可惜世界与国家却无运命可算，二三年中正未知有何变态也。”随后又在致狩野直喜的信中言：“世界新思潮涌动澎湃，恐遂至天倾地折。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所见与梁任公的《欧游心影录》略同。
　　王静安先生的这一思想趋向值得注意，我在九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华文化史》中，曾以梁任公的《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例，讨论发端于一九一五年的东西方文化论战。这一论战的第一阶段从《新青年》创刊到到五四运动爆发，主要讨论比较东西方文化的优劣；五四运动爆发，则进入论战第二阶段，转而讨论东西文化相互融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梁任公的《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则将论战推向第三阶段，梁漱溟和梁任公一样，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不怕他不走孔子的路”，当时柳诒徵著文对梁漱溟表示支持，而曾经支持章士钊“中西方文化调和论”的陈嘉异，也转而支持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远优于西方文化，万万不可与之“融合”。当时梁启超和梁漱溟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首当其冲批判梁漱溟的，便是与梁漱溟同为北大教授的胡适，当时的王静安先生则是站在二梁一边的。
　　周君此书中，还有许多专题性质的研究，有些是前人较少涉猎的，比如“遗老与欧战”、“遗老与共产主义”等，尤为可贵的是，他将二十年代王国维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放在“联俄联共”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同时联系到同时期的“赤白仇友之争”，指出以王静安先生为代表的清遗老对于共产革命的敌视，与其自身的文化立场有关。周君更援引台湾学人林志宏的观点，进而认为伪满洲国的建立，实际上也与清遗老对于共产革命的敌视有关，周君提到，当时敌视苏俄、主张建立满洲国的王式便曾经在奏折中对溥仪言说：“今闻臣张宗昌已归顺朝廷，曾造臣金卓至大连，订期面商，加入团中，两月之间成军可必，成军之后即取东三省，迎銮登极，或俟赤俄削平，再登大宝。”此说颇值得注意。
　　王静安先生的一生，不单是一介书斋学人，从周君的书中可以得知，王先生对中外史事亦有独到见解。刘知几曾提出治史要兼备史才、史学、史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要秉笔直书，周君此书，对王先生之于政治的关心加以系统性的研究，还原了王先生为人忽视的关心政治的一面，这或许是此书最大的贡献。
　　（《王国维传》，周言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