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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我国从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教材始终作为重要教学资源，支撑中国近代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教材建设同时也在推动和诠释着其时的教育教学改革。本文以我国近代不同时期人才培养目标的演变为主线，就支撑实现其时人才培养目标的教材建设特点进行梳理，以期把握其中的规律，为推进当代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教材建设;历史特征;培养目标;中国近代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从宏观层面讲，是近代大学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所要培养人才的规格和要求，从微观层面讲，是近代各类大学对所培养的学生提出的不同要求，即大学具体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剖析近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演变轨迹，集中反映了人才培养满足其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发展需求的价值主张。而如何实现这些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实践客观地要求解决“如何保障人的培养”的问题，也就是需要研究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所应具有的师资队伍、教材、课程、实验室以及教学制度等教学资源。[1]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是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成果的固化。教材建设是在一定时期、服务于一定教育机构教学、围绕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而实施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行为。[2]从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教材诞生起，教材建设始终围绕“培养人才，传授知识”的主题。在不同的阶段，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传授什么样的知识，教材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历来体现了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高等教育教材在发展与变革中支撑着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一、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
（一）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大学人才培养目标
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肇始于1861年清朝政府批准设立的京师同文馆。1898年，清朝政府创立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当时规定学堂的办学方针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1902年诞生的“任寅学制”，其中所包括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全学纲领”中规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1904年1月13日，清朝政府颁布了《奏定大学章程》，在其第一节中规定：“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大学堂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3]这个时期，不同派别的教育思想家们常常会就“人才观”来表明自己的教育思想，应该就是“大学培养什么样人才”的命题，也就是教育思想家们对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观点和见解。[4]戊戌变法时期至辛亥革命前夕（1895-1911年），就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康有为主张培养变法维新的人才[5];梁启超认为，要变法图强，必须广设学校，培养各种人才，尤其是要设立“政治学院”，培养懂得政治法律，并能管理国家行政的专门人才[6];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张之洞认为“古来时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7]。
（二）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主要特点
清朝政府不甘受辱，试图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同时又担心引进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革命思想而导致民众反抗，这使其在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上奉行“中体西用”的方针。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加深，资产阶级力量逐步壮大，广大仁人志士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更多关注西方的政治、经济学问。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中西并重”。清朝末年，出现了封建主义教育体系和帝国主义奴化教育体系的矛盾斗争。洋务派、维新改良派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应运而生。教材也逐步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过渡到“中西并重”，甚至偏重西学。[8]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开办之初，所译之书主要是西方科技知识类书籍。学生所学大部分教材，特别是社科哲学类教材仍以中国传统书籍为主，所学西方科技知识也多是较为粗浅的制造技术。封建思想禁锢严重，中国被迫开放，在教材方面翻译了西方和日本更多的科技书籍。同时，随着思想的开放，眼界的开阔，也开始引进国外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且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超过了科技方面的书籍。教材也由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以中国传统教材为主变成以西方科学和社会教材为主。[9]
·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与教材建设
二是大学堂等译书机构成为教材编译主体。清朝末年，以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教材编译机构，大量引进和翻译西方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书籍，为满足近代高等教育创始阶段的教材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京师大学堂引进的西方教科书的具体数目，有学者做过一个统计，大学堂从1896年到1911年，翻译、出版的西方教科书大约是60余部100多册，其中，属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类的有40本，自然科学的有23本，教育方面的有20本，而属于应用科学的只有1本。购买的西方教科书大约为2000余部6000余册。译学馆所藏教学用书553部3225本，其中，自然科學、应用科学为253部，社会科学和人文类为300部。[10]
三是突出建设政治人文方面的教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堂、译馆引进的西方教科书中，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类的数量多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当时的教材建设已转向政治人文方面，这也与当时的翻译出版界引进西方教科书从洋务运动时期的以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为主，到清末“新政”时期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主的现状是相适应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日益认识到，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不能全靠军工技术，还必须具有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综合知识，特别是要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方法，反映了中国人学习西方从器物层次到制度和思想文化层次的升华。此外，清末新学制中有关教材编辑与审查以及选用的相关规定，也标志着中国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开始，为现代教科书出版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民国时期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大学人才培养目标
1912年10月2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专门学校令》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924年2月23日，教育部公布了《国立大学校条例》20条，在其中仍规定“国立大学校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即该时期大学仍以培养适应国家所需的“硕学闳材”为目标。[11]根据北洋政府的大学人才培养宗旨，各大学提出了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如《北京清华学校近章》（1914年7月）第三条规定：本校以培植全才，增进国力为宗旨;《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组织大纲》（1923年3月28日）第三条规定：本大学以改进农业及农民生活，培养各种农业专门人才，期与农民通力合作蔚成农村立国为宗旨;《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大纲》（1924年8月8日）第二条规定：本校以造就师范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并研究专门学术为宗旨。[12]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人才培养目标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先后颁布了几个教育法规，提出大学要培养专门人才。1929年7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大学组织法》（1934年4月28日修正公布），规定中华国民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1931年9月3日，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训育应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养成德、智、体、群、美兼备之人格。为实施通才教育，20世纪30年代末，教育部依据“注重基本训练，先注意学术广博基础之培养，文理法各科之基本学科定为共同必修，然后专精一科，以求合于由博返约之道，使学生不因专门之研究而有偏固之弊”的要旨，开始整理大学本科课程。1948年1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中规定：大学依中华民国宪法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13]
根据中华国民教育宗旨和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各大学也提出了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如《国立清华大学规程》（1929年6月12日）第一条规定：国立清华大学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以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上之独立发展，而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为宗旨;《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1932年6月16日）第一条规定：本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国立北平大学组织大纲》（1934年3月）第三条规定：本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宗旨。[14]
（三）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主要特点
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这段时期，高等教育受政局影响，教育宗旨倒退、反复，教材建设也随之变化，历经曲折。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主要反映出以下特点。
一是高等教育历经曲折，教材建设艰难发展。自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8年间，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呈现“之”字形的发展，即改革、倒退、冲击，教材的变化也是如此。其中国文、修身科教材是变化的集中体现，其他教材也无不浸透着这一过程所带来的不同要求（编审方针），教材的演变和政体改革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15]
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建立起爱国和革命的传统，高校师生治学严谨，学习刻苦，具有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西南联大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其使用的教科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段历史的教材建设。西南联大在教材选取上，尤其是数学等专业，尽量使用欧美一流教材的原本及国内高水平的教材，代表了民国时期的普遍特点，即大学一般重视教师搞研究而不提倡编书，只要有现成的书就不自编。只要有现成的国外一流教材，就尽量选用。由于采用欧美教材，教师授课使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进行教学。同时，在这一时期，民国政府“教科书编纂纲要审查会”“教授要目编纂会”的成立，以及其他有关章程的颁布，对编辑的各类教材在逻辑性、严谨性、切合实际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国时期编定的一批高质量的教材都是这种制度推行的结果。
二是中国共产党围绕革命需要开展教材建设。1921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由于信仰的主义、追求的目标不同，国共两党在政治上日渐分歧，并且必然地在其各自统辖范围内，实施不同的教育主张。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民政权，其推行的教育是以工农大众为重点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树立了高等教育要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服务，教材建设也要为此服务的理念。如，1931年4月2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通过《关于目前教育问题决议案》指出：学校教育的实施方针是共产主义的教育与目前实际斗争的教育，两者要密切地联系起来。由此，革命根据地的教材建设自然也就集中表现为：首先，政府高度重视教材建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于1932年6月13日决定，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内设立编审委员会（编审局），负责编写苏区通用教材及审查地方苏区的自编教材。1933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编审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一套为干部教育使用的文化课教材，包括《苏维埃公民》《地理常识》《理化常识》《农业常识》《自然常识》和《算术常识》等。其次，强调教材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革命根据地受到敌人的封锁，物资匮乏，只有靠生产自救，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高等学校的师生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边学习边生产，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作为高等教育的教材，必然成为了传承知识、体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载体。再次，建立教材理论联系实际的机制。革命根据地处于战争状态，不容许教材脱离实际，坐而论道，而是要把理论与应用结合，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发表《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1941年又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并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共克服了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因此，高等教育的教材建设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 三、结语
纵观我国从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百余年高等教育的教材建设，在支撑不同时期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进程中，诠释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变革的内涵。
1.高等教育教材体现着国家意志，实践着国家意识形态战略。高等教育教材体系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社会发展时期内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伦理道德和教育思想等诸方面的最集中、最精炼、最系统、最基本的综合反映;是高校科技创新和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
2.教材是教学中传递“知识”的DNA，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媒介，是高等教育保障人才培养核心的教学资源，是按照一定的教育目标，遵循相应的教学规律，通过优化设计而组织起来的科学、文化知识系统。因其特有的教育使命，教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纵览中国近代的教材建设，一百余年的教材建设始终围绕“培养人才，传授知识”的主题。
3.在我国，高等教育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交替在高等学校中占统治地位。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论著中指出，大学通过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确立地位，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分别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广大仁人志士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于是更多关注政治、经济学问，我国高等教育的政治论意味更加强烈，其时的教材建设凸显思想性;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革命需要开展教材建设，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政治论与认识论并存时期，其时的教材建设既体现思想性，也体现科学性、教学实用性，以及为满足人才培养需求表现出的开放性。
4.新时代是高等教育剧烈变革的时代，教材建设历来体现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特征告知我们，新时代的教材建设要有新理念、新举措。当代教材建设应以教材思政、课程思政为核心，以通识教育教材建设体系为抓手，以体现学生为中心的能力培养为重点;要体现基础性、时代性和先进性，正确把握经典与现代、宽泛与精深、理论与实践、显性与隐性的辩证关系;要體现现代信息技术在教材建设中的充分运用;教材建设要与课程改革相结合;建立起多样化、高质量、高效率、整体优化配套的教材体系。
参考文献：
[1]潘懋元.新编高等教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张兄武，陆丽，唐忠明.中国大学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J].现代教育管理，2011（4）：66-69.
[3]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百年[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3.
[4]陈晶.中国近代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演进（1860-1930年）——以北大和清华为例[D].华中科技大学，2007.
[5]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4.
[7]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434.
[8]璩鑫.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9]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10]张运君.京师大学堂和近代西方教科书的引进[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0（3）：137-145.
[11]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办公厅.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第一辑）[G].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2]田正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
[13]高等教育部办公厅.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第二辑）[G].1955.
[14]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15]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教材建设;历史特征;培养目标;中国近代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从宏观层面讲，是近代大学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所要培养人才的规格和要求，从微观层面讲，是近代各类大学对所培养的学生提出的不同要求，即大学具体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剖析近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演变轨迹，集中反映了人才培养满足其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发展需求的价值主张。而如何实现这些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实践客观地要求解决“如何保障人的培养”的问题，也就是需要研究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所应具有的师资队伍、教材、课程、实验室以及教学制度等教学资源。[1]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是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成果的固化。教材建设是在一定时期、服务于一定教育机构教学、围绕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而实施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行为。[2]从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教材诞生起，教材建设始终围绕“培养人才，传授知识”的主题。在不同的阶段，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传授什么样的知识，教材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历来体现了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高等教育教材在发展与变革中支撑着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一、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
（一）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大学人才培养目标
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肇始于1861年清朝政府批准设立的京师同文馆。1898年，清朝政府创立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当时规定学堂的办学方针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1902年诞生的“任寅学制”，其中所包括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全学纲领”中规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1904年1月13日，清朝政府颁布了《奏定大学章程》，在其第一节中规定：“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大学堂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3]这个时期，不同派别的教育思想家们常常会就“人才观”来表明自己的教育思想，应该就是“大学培养什么样人才”的命题，也就是教育思想家们对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观点和见解。[4]戊戌变法时期至辛亥革命前夕（1895-1911年），就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康有为主张培养变法维新的人才[5];梁启超认为，要变法图强，必须广设学校，培养各种人才，尤其是要设立“政治学院”，培养懂得政治法律，并能管理国家行政的专门人才[6];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张之洞认为“古来时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7]。
（二）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主要特点
清朝政府不甘受辱，试图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同时又担心引进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革命思想而导致民众反抗，这使其在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上奉行“中体西用”的方针。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加深，资产阶级力量逐步壮大，广大仁人志士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更多关注西方的政治、经济学问。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中西并重”。清朝末年，出现了封建主义教育体系和帝国主义奴化教育体系的矛盾斗争。洋务派、维新改良派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应运而生。教材也逐步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过渡到“中西并重”，甚至偏重西学。[8]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开办之初，所译之书主要是西方科技知识类书籍。学生所学大部分教材，特别是社科哲学类教材仍以中国传统书籍为主，所学西方科技知识也多是较为粗浅的制造技术。封建思想禁锢严重，中国被迫开放，在教材方面翻译了西方和日本更多的科技书籍。同时，随着思想的开放，眼界的开阔，也开始引进国外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且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超过了科技方面的书籍。教材也由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以中国传统教材为主变成以西方科学和社会教材为主。[9]
·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与教材建设
二是大学堂等译书机构成为教材编译主体。清朝末年，以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教材编译机构，大量引进和翻译西方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书籍，为满足近代高等教育创始阶段的教材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京师大学堂引进的西方教科书的具体数目，有学者做过一个统计，大学堂从1896年到1911年，翻译、出版的西方教科书大约是60余部100多册，其中，属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类的有40本，自然科学的有23本，教育方面的有20本，而属于应用科学的只有1本。购买的西方教科书大约为2000余部6000余册。译学馆所藏教学用书553部3225本，其中，自然科學、应用科学为253部，社会科学和人文类为300部。[10]
三是突出建设政治人文方面的教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堂、译馆引进的西方教科书中，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类的数量多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当时的教材建设已转向政治人文方面，这也与当时的翻译出版界引进西方教科书从洋务运动时期的以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为主，到清末“新政”时期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主的现状是相适应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日益认识到，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不能全靠军工技术，还必须具有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综合知识，特别是要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方法，反映了中国人学习西方从器物层次到制度和思想文化层次的升华。此外，清末新学制中有关教材编辑与审查以及选用的相关规定，也标志着中国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开始，为现代教科书出版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民国时期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大学人才培养目标
1912年10月2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专门学校令》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924年2月23日，教育部公布了《国立大学校条例》20条，在其中仍规定“国立大学校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即该时期大学仍以培养适应国家所需的“硕学闳材”为目标。[11]根据北洋政府的大学人才培养宗旨，各大学提出了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如《北京清华学校近章》（1914年7月）第三条规定：本校以培植全才，增进国力为宗旨;《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组织大纲》（1923年3月28日）第三条规定：本大学以改进农业及农民生活，培养各种农业专门人才，期与农民通力合作蔚成农村立国为宗旨;《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大纲》（1924年8月8日）第二条规定：本校以造就师范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并研究专门学术为宗旨。[12]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人才培养目标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先后颁布了几个教育法规，提出大学要培养专门人才。1929年7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大学组织法》（1934年4月28日修正公布），规定中华国民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1931年9月3日，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训育应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养成德、智、体、群、美兼备之人格。为实施通才教育，20世纪30年代末，教育部依据“注重基本训练，先注意学术广博基础之培养，文理法各科之基本学科定为共同必修，然后专精一科，以求合于由博返约之道，使学生不因专门之研究而有偏固之弊”的要旨，开始整理大学本科课程。1948年1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中规定：大学依中华民国宪法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13]
根据中华国民教育宗旨和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各大学也提出了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如《国立清华大学规程》（1929年6月12日）第一条规定：国立清华大学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以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上之独立发展，而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为宗旨;《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1932年6月16日）第一条规定：本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国立北平大学组织大纲》（1934年3月）第三条规定：本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宗旨。[14]
（三）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主要特点
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这段时期，高等教育受政局影响，教育宗旨倒退、反复，教材建设也随之变化，历经曲折。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主要反映出以下特点。
一是高等教育历经曲折，教材建设艰难发展。自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8年间，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呈现“之”字形的发展，即改革、倒退、冲击，教材的变化也是如此。其中国文、修身科教材是变化的集中体现，其他教材也无不浸透着这一过程所带来的不同要求（编审方针），教材的演变和政体改革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15]
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建立起爱国和革命的传统，高校师生治学严谨，学习刻苦，具有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西南联大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其使用的教科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段历史的教材建设。西南联大在教材选取上，尤其是数学等专业，尽量使用欧美一流教材的原本及国内高水平的教材，代表了民国时期的普遍特点，即大学一般重视教师搞研究而不提倡编书，只要有现成的书就不自编。只要有现成的国外一流教材，就尽量选用。由于采用欧美教材，教师授课使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进行教学。同时，在这一时期，民国政府“教科书编纂纲要审查会”“教授要目编纂会”的成立，以及其他有关章程的颁布，对编辑的各类教材在逻辑性、严谨性、切合实际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国时期编定的一批高质量的教材都是这种制度推行的结果。
二是中国共产党围绕革命需要开展教材建设。1921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由于信仰的主义、追求的目标不同，国共两党在政治上日渐分歧，并且必然地在其各自统辖范围内，实施不同的教育主张。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民政权，其推行的教育是以工农大众为重点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树立了高等教育要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服务，教材建设也要为此服务的理念。如，1931年4月2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通过《关于目前教育问题决议案》指出：学校教育的实施方针是共产主义的教育与目前实际斗争的教育，两者要密切地联系起来。由此，革命根据地的教材建设自然也就集中表现为：首先，政府高度重视教材建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于1932年6月13日决定，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内设立编审委员会（编审局），负责编写苏区通用教材及审查地方苏区的自编教材。1933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编审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一套为干部教育使用的文化课教材，包括《苏维埃公民》《地理常识》《理化常识》《农业常识》《自然常识》和《算术常识》等。其次，强调教材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革命根据地受到敌人的封锁，物资匮乏，只有靠生产自救，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高等学校的师生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边学习边生产，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作为高等教育的教材，必然成为了传承知识、体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载体。再次，建立教材理论联系实际的机制。革命根据地处于战争状态，不容许教材脱离实际，坐而论道，而是要把理论与应用结合，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发表《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1941年又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并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共克服了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因此，高等教育的教材建设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 三、结语
纵观我国从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百余年高等教育的教材建设，在支撑不同时期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进程中，诠释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变革的内涵。
1.高等教育教材体现着国家意志，实践着国家意识形态战略。高等教育教材体系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社会发展时期内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伦理道德和教育思想等诸方面的最集中、最精炼、最系统、最基本的综合反映;是高校科技创新和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
2.教材是教学中传递“知识”的DNA，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媒介，是高等教育保障人才培养核心的教学资源，是按照一定的教育目标，遵循相应的教学规律，通过优化设计而组织起来的科学、文化知识系统。因其特有的教育使命，教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纵览中国近代的教材建设，一百余年的教材建设始终围绕“培养人才，传授知识”的主题。
3.在我国，高等教育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交替在高等学校中占统治地位。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论著中指出，大学通过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确立地位，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分别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广大仁人志士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于是更多关注政治、经济学问，我国高等教育的政治论意味更加强烈，其时的教材建设凸显思想性;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革命需要开展教材建设，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政治论与认识论并存时期，其时的教材建设既体现思想性，也体现科学性、教学实用性，以及为满足人才培养需求表现出的开放性。
4.新时代是高等教育剧烈变革的时代，教材建设历来体现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特征告知我们，新时代的教材建设要有新理念、新举措。当代教材建设应以教材思政、课程思政为核心，以通识教育教材建设体系为抓手，以体现学生为中心的能力培养为重点;要体现基础性、时代性和先进性，正确把握经典与现代、宽泛与精深、理论与实践、显性与隐性的辩证关系;要體现现代信息技术在教材建设中的充分运用;教材建设要与课程改革相结合;建立起多样化、高质量、高效率、整体优化配套的教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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