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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源发于西欧的民族主义思潮深刻影响着奥林匹克运动。两者在交互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共生性的依存关系。民族主义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解构”与“建构”并存，既构成民族国家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基础，也是冲击奥林匹克运动的介入力量。全球化时代，奥林匹 克运动要实现和平国际主义理想，仍须面对民族主义的现代转向。以“天下主义”为理想的中国文化势必在消解奥林匹克困境过程中承担应有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民族主义；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6-0110-04
著名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以设问的方式强调一个近200年来影响最大的历史力量：“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曾预料到它会在未来扮演远为重要的角色……它是当今世界现有各种思想、社会运动中最强大的运动之一……这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运动，民族主义对民族自治、民族认同的追求，构成了其强大力量的源泉。
从18世纪西欧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构开始，民族主义成为确立现代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有力工具。进入20世纪，民族主义继续影响着世界秩序的重建，三次巨大的民族主义浪潮不断地冲击国际秩序，重塑寰球面貌，划定政治版图。多年的历炼与积淀，民族主义早已跨越了政治运动的藩篱，进入广阔的社会历史图景，如柏林所言：“没有一个人哪怕是暗示过民族主义将主宰我们这个世纪的后三分之一，其影响达到了这样程度：任何社会运动或革命，如果不与民族主义结盟，至少要做到不直接与之对抗，就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
1 民族主义与奥林匹克运动关系的争论焦点
1．1 寄生：两者关系的统治性观点
作为“人类体育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体育现象……而且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宏大的社会文化现象”，奥林匹克运动逐步允许国家利益与奥运会的整个组织结构发生强有力的关联，与民族主义保持紧密的关系。但在看待这种结盟关系的性质时，却产生了争论：两者关系是寄生性的还是共生性的。
在国际奥委会成员和学者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占有统治地位的观点倾向于寄生性关系，即认为：民族主义(寄生物)依赖于奥林匹克运动(寄主)而存在，这种依赖虽不是以前者毁灭后者而告终，但总是前者得利、后者受害，从而建立起寄生的关系。因此，对两者寄生性关系的解读，势必将奥林匹克运动推向“取消民族主义情绪表达、驱除政治干预”的孤立立场。霍利翰指出：“国际奥委会主席顾拜旦、布伦戴奇、基拉宁的传记以及卢卡斯、科克利等学者的研究，都主张减少民族主义的表达以保持奥林匹克运动的健康发展。”布里奇夫德认为：“布伦戴奇主张取消奥运会颁奖仪式中的升国旗、奏国歌行为，更显示了民族主义依附于奥林匹克运动，为后者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寄生之苦’。”
1．2 共生：解释两者关系的新路径
基于新兴的“共生理论”(认为共生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共生的本质是协商与合作，协同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互惠共生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共生现象的必然趋势)，对民族主义与奥林匹克运动关系的共生性解释更能反映两者的逻辑关系和历史趋势。
一方面，当民族主义“被界定为以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和理想”时，任何文化要素如价值观、行为规范、制度、民俗，都可能为民族主义提供文化与符号资源，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不遗余力地发挥控制力与整合力，将触角伸向任何可能的领域(包括体育领域)，这正是霍伯曼描述的景象：“运动员是‘不穿盔甲的武士’，在20世纪，无论民族主义者处于何种情境与独特背景，体育已经成为他们手中最有价值的武器之一”。另一方面，“被视为国际关系缩影和行动者的奥运会，成为国家力量和平角力的独特舞台，表征着国际关系的结构面向”，并主动寻求民族国家的资源支持，提供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并蒂”的价值理想。正是秉承此理念，“萨马兰奇领导下的国际奥委会才逐步在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发挥功能的框架中不断发展与壮大”。
2 民族主义与奥林匹克运动关系的双重面向
2．1 解构：政治介入语境中的民族主义
布伦戴奇说：“极端的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危险之一，必须承认，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奥林匹克运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构成的国际社会纷争不已……奥林匹克运动无法超然于国际政治冲突之外”，在政治介入的语境中，民族主义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解构力巨大而又危险。
首先，与政府暴力工具的合谋，使得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冲击力，进而直接导致奥运会的停摆，如“一战”和“二战”分别迫使第6届和第12届、第13届夏季奥运会取消；其次，民族主义在奥林匹克组织成员的渗透会导致奥林匹克自身结构的不稳定，如：民族主义会引起国家奥委会扩大参与权的要求，引发组织矛盾；再次，民族主义会伤害参赛主体——运动员的利益。1964年美国游泳队成员瓦若拉认为：“我们不知道1976年以后奥运会还会不会存在，过多的民族主义和政治让运动员无所适从，没有人愿意关注运动员”。慕尼黑惨案的一名幸存者说：“每一位运动员，首先要为自己争取奥运会的胜利，其次才是国家；而官员们仅仅关注国家，他们是超级民族主义者”。最后，民族主义介入造成奥林匹克思想体系的内部混乱，里奥丹指出：“(东欧民族国家)制度优越性的思想、国家业余主义的思想、锦标主义的思想与传统的发轫于西欧的奥林匹克思想体系格格不入”。
2．2 建构：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基础
“奥林匹克运动的‘胜利’，最明显的意思就是在某一天、某一个项目的运动员或者一支队伍在比赛中击败了所有对手。(更深层次的意味是)一个国家在比赛中的胜利，证明这个国家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形态方面也优越于其它国家”。展示民族优越性、加深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是民族主义利用奥林匹克舞台的真正目的，同时，政府对奥运会的支持也构成了奥林匹克运动重要的政治取向和政治基础。
伊斯柏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民族主义基础体现在以下层面：“运动员必须是民族国家的代表；国家奥委会按照民族国家的边界构成；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所接纳的国家单项体育协会也必须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组成”。古特曼作了更详细的补充：“运动员必须由其所在的国家奥委会选拔；运动员参赛必须穿着代表其国家标志的制服；颁奖仪式上，升胜利者的国旗、奏冠军所在国国歌”。活动层面和仪式层面的民族国家表达反映了奥林匹克运动深层次的民族主义基础，如果缺少了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基础，奥林匹克运动势必寸步难行。既然“从国际范围看，满足民族主义的要求既可以起稳定作用，也可起扰乱作用”，那么民族主义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解构与建构也可以并行不悖。
3 民族主义与奥林匹克运动关系的历史拐点
3．1 隐退：民族主义问题消解的契机
世纪之交，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的重大命题：“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割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同样，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图景中，因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而生的诸多问题也似乎显现了消解的迹象。
著名的奥林匹克专家卢卡斯指出：“奥运会在20世纪的最后时期已经走出了传统的民族主义威胁，如今，奥林匹克领导人和奥运会组织者每天面对的是由恐怖主义带来的安保问题、奥运会筹办的成本问题、奥运会超大规模问题。民族主义、或者称之为民族国家的过分热情，不再位居奥林匹克重大事务之列了”。
3．2 转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与奥林匹克运动
“奥林匹克运动和民族主义的联系是一个持续的、重要的政治现象，将不断催生新的政治后果”。进入21世纪，奥林匹克运动似乎在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浪潮中、在欧洲一体化等地缘结盟行动中、在福山的民族国家终结论中仿佛到达了和平国际主义理想的彼岸。然而事实证明，全球化时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无法彻底涤除原有的民族主义矛盾，还在不断催生新的民族主义问题。
首先，随着国家奥运会项目的不断增多，奥运会的超大规模化开始加速，使得民族主义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国家奥委会对自身权力的诉求势必制造更多的组织摩擦和矛盾；其次，奥运会依然保留着民族主义施展的空间与舞台，“民族主义者把体育当作抵制全球化的工具”，再次，奥林匹克运动不仅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从政治范式转向文化范式提供舞台，其自身也充当了重要的行动者。
全球化与地缘结盟虽将民族的边界变得模糊，同时却又加强了民族认同的紧迫性，这种紧迫性来源于“文明冲突论”背后潜在的逻辑：“在新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全世界渗透”，文化霸权的膨胀催生了文化单一化的危险，为维护本民族文化的存续与发展，不同民族势必祭起反全球化的大旗，抵制奥运会行为的“和寡”，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直接对抗已经过时、意识形态的直接冲突已经不再，民族主义也就从政治民族主义的道路拐向了新的文化民族主义路径。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文化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标志，就是各民族多样化的体育活动样式、各民族独特的体育文化内涵的彰显与展示，毕竟“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对普遍性的推崇绝不意味着标准化、现代化，或文化的单一化，更非欧洲化或西方化”。
4 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新使命
4．1 民族主义：被刻意误读的中国式话语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遭遇、深重的屈辱与挫折，使中国人有一种沉淀于心理深层的情结，一种被人们称之为‘强国梦’的情结，希求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舒解百年来中国的民族压抑……这种隐含于近百年来中国人中的深层的心态，是民族主义得以启动的基础之一。事实上，中国为举办亚运会和申办奥运会的全民努力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运用民族主义的‘强国梦’情结的意识动向”。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杰出表现，已经在全世界树立了自强不息、繁荣昌盛的国家形象，并激起了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
然而，在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论偃旗息鼓之后，另一种仇视中华民族崛起的论调在西方某些国家悄然兴起：“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口号发布，奥林匹克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普适性的重要时刻。或许，这也是庆祝21世纪全球性文化的时刻，然而，在某些西方政治家、媒体、人权组织甚至是普通大众的眼里，始终存在着敌视中国申奥成功的目光”，这种敌视目光的背后是被炮制的体育领域内的“新民族主义”谬论：“被殖民的历史使得中国人如芒在背，通过体育的胜利尤其是奥运会的胜利来操纵和利用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惯用的手段”。这种论调的错误在于，不仅忽略了中国“奥运强国梦”的历史背景、否认了民族主义的本土化，而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质认识不清、对中国的发展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
4．2 天下主义：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新使命
“民族主义是指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达成的一种身份共识，而天下主义则是对整个人类的认同”。在鸦片战争以来的“战国法则”指引下，遵奉天下主义的中国转向了民族主义，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属于非原生性、后发性、自卫性、非侵略性的，它是一种内诉和谐，外求和平的温和民族主义，和西方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截然不同。在核武器充斥的今天，扩张、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已经将人类文明推向了危险的边缘，以天下主义为终极追求的中国，成为汤因比、池田大作寄以厚望的拯救者：“中国仅仅就停留在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位吗?或许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
同样，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遭遇现实难题的时刻，以天下主义为主的中国文化理应承担起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的新使命。当前奥林匹克遇到的难题，总体上反映为奥运理想与生存发展的矛盾、参与主体不同利益冲突的矛盾、有限资源与无限超越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奥林匹克运动价值取向的选择、发展模式的选择和利益主体的选择问题，其核心是人在奥林匹克中的处境与地位，一言以蔽之，当前奥林匹克主要问题是人文危机问题。中国创造性的以和谐为本质的人文奥运理念，已经在推动奥林匹克回归人文传统的道路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总之，跳出追求金牌的经济、政治、文化效应的民族主义视野，进入解决奥林匹克问题、参与奥林匹克改革、继承奥林匹克遗产的天下主义天地，更强调谦让与和谐、更注重修身养性与自我提高的中国民族文化和哲学智慧，一定能够为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给予富有启迪意义的回应，一定能够获得奥林匹克运动的话语权，为丰富、发展奥林匹克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
民族主义的复杂结构与多重面向始终伴随并影响着奥林匹克运动的百年历程。一部完整的奥林匹克运动史，也就是一部奥林匹克的和平国际主义理想与民族主义国家框架不断冲突和调试的变革史，在这个过程中，奥林匹克运动既是一个供民族主义展示的舞台，也是一个带有民族主义理念的演员。面对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士对中国参与奥运会带来的民族认同价值、爱国主义力量的漠视，对奥林匹克话语体系中中国的边缘化处理，我们必须对处于中国意识形态范畴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做出真实、准确的解读，对中国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领域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做出客观、系统的梳理，并能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改革的新使命。
[编辑：李寿荣]
关键词：民族主义；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6-0110-04
著名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以设问的方式强调一个近200年来影响最大的历史力量：“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曾预料到它会在未来扮演远为重要的角色……它是当今世界现有各种思想、社会运动中最强大的运动之一……这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运动，民族主义对民族自治、民族认同的追求，构成了其强大力量的源泉。
从18世纪西欧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构开始，民族主义成为确立现代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有力工具。进入20世纪，民族主义继续影响着世界秩序的重建，三次巨大的民族主义浪潮不断地冲击国际秩序，重塑寰球面貌，划定政治版图。多年的历炼与积淀，民族主义早已跨越了政治运动的藩篱，进入广阔的社会历史图景，如柏林所言：“没有一个人哪怕是暗示过民族主义将主宰我们这个世纪的后三分之一，其影响达到了这样程度：任何社会运动或革命，如果不与民族主义结盟，至少要做到不直接与之对抗，就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
1 民族主义与奥林匹克运动关系的争论焦点
1．1 寄生：两者关系的统治性观点
作为“人类体育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体育现象……而且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宏大的社会文化现象”，奥林匹克运动逐步允许国家利益与奥运会的整个组织结构发生强有力的关联，与民族主义保持紧密的关系。但在看待这种结盟关系的性质时，却产生了争论：两者关系是寄生性的还是共生性的。
在国际奥委会成员和学者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占有统治地位的观点倾向于寄生性关系，即认为：民族主义(寄生物)依赖于奥林匹克运动(寄主)而存在，这种依赖虽不是以前者毁灭后者而告终，但总是前者得利、后者受害，从而建立起寄生的关系。因此，对两者寄生性关系的解读，势必将奥林匹克运动推向“取消民族主义情绪表达、驱除政治干预”的孤立立场。霍利翰指出：“国际奥委会主席顾拜旦、布伦戴奇、基拉宁的传记以及卢卡斯、科克利等学者的研究，都主张减少民族主义的表达以保持奥林匹克运动的健康发展。”布里奇夫德认为：“布伦戴奇主张取消奥运会颁奖仪式中的升国旗、奏国歌行为，更显示了民族主义依附于奥林匹克运动，为后者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寄生之苦’。”
1．2 共生：解释两者关系的新路径
基于新兴的“共生理论”(认为共生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共生的本质是协商与合作，协同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互惠共生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共生现象的必然趋势)，对民族主义与奥林匹克运动关系的共生性解释更能反映两者的逻辑关系和历史趋势。
一方面，当民族主义“被界定为以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和理想”时，任何文化要素如价值观、行为规范、制度、民俗，都可能为民族主义提供文化与符号资源，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不遗余力地发挥控制力与整合力，将触角伸向任何可能的领域(包括体育领域)，这正是霍伯曼描述的景象：“运动员是‘不穿盔甲的武士’，在20世纪，无论民族主义者处于何种情境与独特背景，体育已经成为他们手中最有价值的武器之一”。另一方面，“被视为国际关系缩影和行动者的奥运会，成为国家力量和平角力的独特舞台，表征着国际关系的结构面向”，并主动寻求民族国家的资源支持，提供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并蒂”的价值理想。正是秉承此理念，“萨马兰奇领导下的国际奥委会才逐步在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发挥功能的框架中不断发展与壮大”。
2 民族主义与奥林匹克运动关系的双重面向
2．1 解构：政治介入语境中的民族主义
布伦戴奇说：“极端的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危险之一，必须承认，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奥林匹克运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构成的国际社会纷争不已……奥林匹克运动无法超然于国际政治冲突之外”，在政治介入的语境中，民族主义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解构力巨大而又危险。
首先，与政府暴力工具的合谋，使得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冲击力，进而直接导致奥运会的停摆，如“一战”和“二战”分别迫使第6届和第12届、第13届夏季奥运会取消；其次，民族主义在奥林匹克组织成员的渗透会导致奥林匹克自身结构的不稳定，如：民族主义会引起国家奥委会扩大参与权的要求，引发组织矛盾；再次，民族主义会伤害参赛主体——运动员的利益。1964年美国游泳队成员瓦若拉认为：“我们不知道1976年以后奥运会还会不会存在，过多的民族主义和政治让运动员无所适从，没有人愿意关注运动员”。慕尼黑惨案的一名幸存者说：“每一位运动员，首先要为自己争取奥运会的胜利，其次才是国家；而官员们仅仅关注国家，他们是超级民族主义者”。最后，民族主义介入造成奥林匹克思想体系的内部混乱，里奥丹指出：“(东欧民族国家)制度优越性的思想、国家业余主义的思想、锦标主义的思想与传统的发轫于西欧的奥林匹克思想体系格格不入”。
2．2 建构：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基础
“奥林匹克运动的‘胜利’，最明显的意思就是在某一天、某一个项目的运动员或者一支队伍在比赛中击败了所有对手。(更深层次的意味是)一个国家在比赛中的胜利，证明这个国家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形态方面也优越于其它国家”。展示民族优越性、加深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是民族主义利用奥林匹克舞台的真正目的，同时，政府对奥运会的支持也构成了奥林匹克运动重要的政治取向和政治基础。
伊斯柏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民族主义基础体现在以下层面：“运动员必须是民族国家的代表；国家奥委会按照民族国家的边界构成；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所接纳的国家单项体育协会也必须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组成”。古特曼作了更详细的补充：“运动员必须由其所在的国家奥委会选拔；运动员参赛必须穿着代表其国家标志的制服；颁奖仪式上，升胜利者的国旗、奏冠军所在国国歌”。活动层面和仪式层面的民族国家表达反映了奥林匹克运动深层次的民族主义基础，如果缺少了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基础，奥林匹克运动势必寸步难行。既然“从国际范围看，满足民族主义的要求既可以起稳定作用，也可起扰乱作用”，那么民族主义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解构与建构也可以并行不悖。
3 民族主义与奥林匹克运动关系的历史拐点
3．1 隐退：民族主义问题消解的契机
世纪之交，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的重大命题：“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割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同样，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图景中，因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而生的诸多问题也似乎显现了消解的迹象。
著名的奥林匹克专家卢卡斯指出：“奥运会在20世纪的最后时期已经走出了传统的民族主义威胁，如今，奥林匹克领导人和奥运会组织者每天面对的是由恐怖主义带来的安保问题、奥运会筹办的成本问题、奥运会超大规模问题。民族主义、或者称之为民族国家的过分热情，不再位居奥林匹克重大事务之列了”。
3．2 转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与奥林匹克运动
“奥林匹克运动和民族主义的联系是一个持续的、重要的政治现象，将不断催生新的政治后果”。进入21世纪，奥林匹克运动似乎在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浪潮中、在欧洲一体化等地缘结盟行动中、在福山的民族国家终结论中仿佛到达了和平国际主义理想的彼岸。然而事实证明，全球化时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无法彻底涤除原有的民族主义矛盾，还在不断催生新的民族主义问题。
首先，随着国家奥运会项目的不断增多，奥运会的超大规模化开始加速，使得民族主义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国家奥委会对自身权力的诉求势必制造更多的组织摩擦和矛盾；其次，奥运会依然保留着民族主义施展的空间与舞台，“民族主义者把体育当作抵制全球化的工具”，再次，奥林匹克运动不仅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从政治范式转向文化范式提供舞台，其自身也充当了重要的行动者。
全球化与地缘结盟虽将民族的边界变得模糊，同时却又加强了民族认同的紧迫性，这种紧迫性来源于“文明冲突论”背后潜在的逻辑：“在新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全世界渗透”，文化霸权的膨胀催生了文化单一化的危险，为维护本民族文化的存续与发展，不同民族势必祭起反全球化的大旗，抵制奥运会行为的“和寡”，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直接对抗已经过时、意识形态的直接冲突已经不再，民族主义也就从政治民族主义的道路拐向了新的文化民族主义路径。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文化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标志，就是各民族多样化的体育活动样式、各民族独特的体育文化内涵的彰显与展示，毕竟“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对普遍性的推崇绝不意味着标准化、现代化，或文化的单一化，更非欧洲化或西方化”。
4 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新使命
4．1 民族主义：被刻意误读的中国式话语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遭遇、深重的屈辱与挫折，使中国人有一种沉淀于心理深层的情结，一种被人们称之为‘强国梦’的情结，希求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舒解百年来中国的民族压抑……这种隐含于近百年来中国人中的深层的心态，是民族主义得以启动的基础之一。事实上，中国为举办亚运会和申办奥运会的全民努力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运用民族主义的‘强国梦’情结的意识动向”。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杰出表现，已经在全世界树立了自强不息、繁荣昌盛的国家形象，并激起了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
然而，在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论偃旗息鼓之后，另一种仇视中华民族崛起的论调在西方某些国家悄然兴起：“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口号发布，奥林匹克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普适性的重要时刻。或许，这也是庆祝21世纪全球性文化的时刻，然而，在某些西方政治家、媒体、人权组织甚至是普通大众的眼里，始终存在着敌视中国申奥成功的目光”，这种敌视目光的背后是被炮制的体育领域内的“新民族主义”谬论：“被殖民的历史使得中国人如芒在背，通过体育的胜利尤其是奥运会的胜利来操纵和利用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惯用的手段”。这种论调的错误在于，不仅忽略了中国“奥运强国梦”的历史背景、否认了民族主义的本土化，而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质认识不清、对中国的发展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
4．2 天下主义：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新使命
“民族主义是指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达成的一种身份共识，而天下主义则是对整个人类的认同”。在鸦片战争以来的“战国法则”指引下，遵奉天下主义的中国转向了民族主义，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属于非原生性、后发性、自卫性、非侵略性的，它是一种内诉和谐，外求和平的温和民族主义，和西方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截然不同。在核武器充斥的今天，扩张、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已经将人类文明推向了危险的边缘，以天下主义为终极追求的中国，成为汤因比、池田大作寄以厚望的拯救者：“中国仅仅就停留在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位吗?或许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
同样，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遭遇现实难题的时刻，以天下主义为主的中国文化理应承担起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的新使命。当前奥林匹克遇到的难题，总体上反映为奥运理想与生存发展的矛盾、参与主体不同利益冲突的矛盾、有限资源与无限超越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奥林匹克运动价值取向的选择、发展模式的选择和利益主体的选择问题，其核心是人在奥林匹克中的处境与地位，一言以蔽之，当前奥林匹克主要问题是人文危机问题。中国创造性的以和谐为本质的人文奥运理念，已经在推动奥林匹克回归人文传统的道路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总之，跳出追求金牌的经济、政治、文化效应的民族主义视野，进入解决奥林匹克问题、参与奥林匹克改革、继承奥林匹克遗产的天下主义天地，更强调谦让与和谐、更注重修身养性与自我提高的中国民族文化和哲学智慧，一定能够为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给予富有启迪意义的回应，一定能够获得奥林匹克运动的话语权，为丰富、发展奥林匹克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
民族主义的复杂结构与多重面向始终伴随并影响着奥林匹克运动的百年历程。一部完整的奥林匹克运动史，也就是一部奥林匹克的和平国际主义理想与民族主义国家框架不断冲突和调试的变革史，在这个过程中，奥林匹克运动既是一个供民族主义展示的舞台，也是一个带有民族主义理念的演员。面对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士对中国参与奥运会带来的民族认同价值、爱国主义力量的漠视，对奥林匹克话语体系中中国的边缘化处理，我们必须对处于中国意识形态范畴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做出真实、准确的解读，对中国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领域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做出客观、系统的梳理，并能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改革的新使命。
[编辑：李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