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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属于声调语言，声调的差异，会影响到形态语义的表达。研究声调语言的连读变调，首先要了解其单字调或者本调。汉语方言众多，区域性差异较为明显，即便是同一种方言，也会因不同的言语社区而出现鲜明差别。本文试图对陕西方言不同区域的单字调进行横向比较，从而揭示陕西方言单字调的区域性差异，最终为揭示陕西方言的连读变调规律以及其形态句法结构和韵律结构之间的交互关系做一理论铺垫。
关键词：陕西方言；声调语言；单字调；连读变调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4-0002-12
1. 引言
世界上有很多语言都属于声调语言，而声调语言中，变调的存在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研究语言的声调，就要研究其单字调或者本调，就要研究其在不同的语音串中，是否存在音变，也就是是否存在连读变调。西方音系学中的强制非同值原则（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OCP），最初就是为了解决声调语言的相邻音段调值相同而提出的，它解释了诸如（HHL）这样的音系序列的变调原因，也为解决语音组合中的其他相邻音段的矛盾冲突提供了可能，避免了相邻音段出现相同的特征赋值，已然成为制约音系表达式的一项基本原则。研究声调语言的变调，尤其是连读变调，就需要了解其单字调或者本调，汉语方言众多，区域性差异较为明显，即便是同一方言，其内部也因地理区域的天然屏障而迥然有别。陕西方言便是诸多方言中的一种，其单字调的差异，对其连读变调的影响明显，其内部的分化，也为研究连读变调提供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丰富语料。
汉语方言通常分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各方言区内又分布着若干次方言和许多种土语。陕西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相传汉字为“文字初祖”仓颉所创造。仓颉是陕西宝鸡人，出生于五帝时代，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了。陕西方言得天独厚，博大精深，从这些方言中既可窥视到古老的华夏文化的发展轨迹，又可领略到今人溢于言表的真情实感。陕西地理特点是东西狭、南北长，各地方言土语大不相同，甚至同一句话，因咬音轻重语速缓急不同而内容涵义不同。陕西方言的复杂性以及兼收并蓄的特征，使得其变调情况较为复杂。本文试图对陕西方言不同区域的单字调进行横向比较，从而揭示连读变调和单字调在方言中的区域性差异，最终为揭示陕西方言的连读变调规律以及形态句法结构和韵律结构之间的交互关系做一铺垫。
2. 连读变调说略
2.1 声调语言的分布与连读变调
声调语言，其特征是使用音高来影响语义。它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尤其是在非洲刚果尼日尔语族（Niger-Congo language family）以及东亚的汉藏语系（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Yip， 2000）。其他东亚语言如侗台语（Tai-Kadai）、越南语（Vietnamese）和巴布亚语言（Papuan languages）也都属于声调语言。声调语言也存在于许多美国中部印第安人的语言如Oto-manguean语，以及美国北部的部分地区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萨帕斯肯（Pike， Eunice V. 1986）和欧洲的少数地方。许多北美和非洲的声调语言进行“横组合位移”（syntagmatic displacement），当一种声调和其他声调出现在相邻语境中时，一种声调会被另一种声调所取代。通常，这些同化过程从左到右发生。例如，在西部非洲的班图语中，一个非重读音节的声调和其最近的左边音节的声调相同。然而，在亚洲的东部和东南部，“纵聚合的替代”（paradigmatic replacement）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变调形式。在特定语境中，不管是否有新的声调已经出现在周围的词或语素中，一个声调都会变化到另一个声调（Gandour， 1978）。
连读变调是声调语言中发生的语音变化（Yip， 2000）。英文中Sandhi一词来自梵文词“”，意为“连接”，它是一种变调，或“融合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变调几乎发生在所有声调语言中，表现在不同的方面（Gandour， 1978）。在聲调语言中，分配给单个的词或词素的声调变化往往要根据相邻的词或语素的发音来判定。因此，连读变调也属于形态音位学（morphophonology）的范畴。变调可以在词的内部中相邻语素间发生，也可以在词与词之间发生，可以把一个双向声调变成一个单向声调。汉语就是一个典型的声调语言，其变调存在于普通话及各大方言中，以普通话的三声为例，单独发音时，三声应为降升调（falling-rise）但当三声出现在另一个三声之前时，这个三声就要变为二声（rising），而出现在其他声调之前时，它多读为低降调（low falling tone）。
2.2 汉语连读变调简介
汉语中往往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有关汉语普通话变调的讨论很多，但对于汉语方言变调的讨论较少，并且只是局限于几种比较突出的方言中，往往从语音层面来探索变调现象。赵元任（1979： 21）认为，“当声调连在一起时，就出现某些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变化， 这就是变调”。“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连在一起时，音节的高低升降往往发生变化，这种现象称为‘连读变调’”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 184）。“连读变调简称变调， 指音节连读时发生的声调变化”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1991： 242）。“在自然语流中，由于音节和音节相连时相互发生影响，基本调值会发生变化。通常把一个音节单念时的调值叫本调，音节相连时本调发生了变化就叫变调”（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1993： 120）。
许多中国方言存在着变调现象，有些异常复杂，引起了国内外汉学家的热烈讨论。厦门话就有一个复杂的系统，每一个声调都在不同的声调组合中发生变化，当它发生在另一个音调时，它就变成了取决于它承载的音节的最后一个辅音。汉语诸多方言里，以吴、闽语的连读变调最为复杂，所以，以讨论和描写吴、闽语连读变调的文章居多。连读变调现象在四川话口语中也十分常见，但各地略有差异。以成渝片为例，大致来说四川话中的变调可以分为4类。一是重叠词中的变调。一般而言如果组成该重叠词的字调为阳平或去声，则第二个字变调为阴平（例词：爸爸[pa2pa1]、婆婆[p?o2p?o1]、舅舅[t?i?u4t?i?u1]、帕帕[p?a4p?a1]）；同时，如果组成该重叠词的字调为上声，第二个字变调为阳平（例词：姐姐[t?iai3t?iai2]、板板[pan3pan2]）。二是儿尾及儿化词中的变调。如果儿尾名词为阳平，儿尾变调为阴平（例词：娃儿[ua2?1]、瓢儿[p?iau2?1]）；如果儿化词的最后一个字为阳平，该字变调为阴平（例词：葡萄儿[p?u2t??1]、麻雀儿[ma2t??y?1]）。三是特定字的变调。如“去”、“头”、“面”、“上”等虚词在多数情况下都变读为阴平（例词：下去[sa?4t??e1]、屋头[vu2t??u1]、外面[uai4mian1]、身上[sen1sa?1]）。四是二字词及三字词的变调。在二字词和三字词中，第二个字在很多情况下变读为阴平（例词：姑娘[ku2nia?1]、经由[t?in1i?u1]、院坝[yu?n4pa1]、龙门阵[no?2m?n1ts?n4]、明年子[min2n?ian1ts?3]）。 连读变调的必然性与触发它的语境条件密切相关，不可把声调的变化和派生或屈折形态混为一体。例如，在粤语中，“糖”的发音是tòng（[t??????]或者[t?????]，低降调），一般指的是食糖的总称，如砂糖、白糖、方糖、片糖、黄糖等，或者用糖腌制的食品，如糖莲子、糖冬瓜、糖椰角、糖木瓜、糖姜等。而衍生的“糖果”（也写作糖）tóng （[t??????]， 中升调）， 一般指的是糖果，如麦芽糖、薄荷糖、牛奶糖、椰子糖等，这种变化不是由音系环境引发的，因此不是变调的一个例子。另外，由于轻声的语音表现与连读变调并不完全相同，有一些方言的轻声还涉及整个音节的变化，因此，汉语语素的轻声变化也往往不纳入变调的范域。
3. 汉语连读变调的类型及其与形态语义的交互
连读变调是一种语言现象，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可能隐含着语言特有的语音节律、词义转换、语法形态等方面的特点。早期国内“本调”和“连读变调”与英语中的“Citation tone”和“Sandhi tone”相对应。Hashimoto（1987）根据变调字组中前后字的作用及跟单字调的关系，总结出了汉语方言里的三种较为典型的连读变调类型。分别是首字定调型（first-syllable dominant）、末字定调型（last-syllable dominant）和条件定调型（local modification）。刘俐李（2004）把连调模式分为原生式、互换式、类化式、包络式、调协式，连调的位置匹配分为前变型、后变型和全变型；连调的调节方式分为曲拱调节和音区调节。并且认为声调组合的规律有“低调限制律”、“曲拱相异律”和“高低间隔律”。根据连读变调的性质，柯航 （2006）认为连读变调通常有三种类型：一是语音变调；二是语法变调；三是语义变调。这些不同的分类方式，综合了语言学的不同分支学科，对汉语连读变调的理论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近年来，有关连读变调的研究，综合了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等相关学科，逐步向纵深层次深入。汉语学者纷纷借鉴西方语言学研究的成果，逐步创造出了一条适合汉语语调研究，但同时兼顾语言普遍性原则的一条新路。连读变调不但与语音条件相关，还和句法结构相关，并且有的还可以具有一定的语义语法功能。语法变调是指与句法结构相关的变调现象，其变调规则往往和特定句法结构密切相关。句法结构不同，变调规则不同，而且有些变调只发生在特定句法结构中。王福堂（1999）总结了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的性质和类型，认为连读变调是一种语音现象，但可能兼有其他非语音因素的影响。李小凡（2004： 16-33）对汉语方言的连读变调进行了分层和分类。他从语言系统出发，考察了连调在语音、语义、语法三个层面上的反映，从而将分层区分为单层面和跨层面两个层级，只在语音层面发生声调变异为语音变调，在语音层面和语义层面都发生变异的为音义变调。在分层的基础上，他对两个不同层次的连调按音变方式进一步区分其类型，把语音变调分为简化型、异化型、中和型， 音义变调包括声调包络、叠合型连调、小称变调、重叠变调、轻声变调、焦点变调、变音， 等等。刘俐李（2004）也认为连调涉及语音、语法、语义三个层面，并列举了大量实例，归纳了语音层面上连调的组合规则。钱曾怡（2010）总结了官话方言连读变调的规律，认为官话方言多数为前字变调型，多数方言发生连调式合并，上声变调是普遍现象。她总结了变调规律，认为变调在调值上有三条规律：两个低降调相连，前字变中升；两个低降升调相连，前字变中升或低升；两个高降调相连，前字变中降、低降、中平或低平。
陈忠敏（1993a）曾撰文认为有关连读变调研究，当前主要涉及单字调与变调的关系，变调跟词义、语法结构的关系，连读变调类型的讨论，连调的调查方法与分析方法这“四个问题”。不过，从已发表的讨论连读变调的文章来看，陈忠敏（1993b：59）认为连读变调的研究很少联系重音、语调等因素，对其与语义、语法结构的关系没有更深层次的理论思索，而且往往只注重单个方言点的描写，缺乏较大范围内的类型学比较。近几年来，有关连读变调的研究变化不大，但传统音韵学和西方音系学相结合，也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新的研究方法。优选论便是其中之一，王嘉龄（2002）、马秋武（2005；2009）等都曾利用优选论的方法，对汉语方言的连读变调进行过深入研究。
笔者认为，连读变调与语义语法结构有密切关系，在许多方言中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但许多研究者都囿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传统，以自身的主观兴趣为工作出发点，热衷于对本方言这一现象的调查描写，很少去根据语言现象来论述语法与语音、语义与语音的一般普遍规律，更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现象的背后所具有的客观理论价值。另外，从整体来看，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研究的文章以描写单个方言点的为多，而方言间连读变调规律、类型比较的讨论文章则较少，这也大大妨碍了连读变调深层次的研究。
4. 陕西方言单字调的区域性差异
4.1 陕西方言的分区现状
陕西方言是指陕西管辖范围内的方言。陕西省是一个方言丰富复杂的地区，陕西境内方言主要分官话和晋语两大类。陕西境内官话方言的主体是中原官话即关中方言，关中方言区隶属关中片和秦陇片，关中片内还有一个铜（川）丹（凤）小片；除中原官话、晋语这两大方言以外，还有西南官话、赣语、江淮官话、湘语等。邢向东（2007）经过调查认为，“陕西省的汉语方言可按三个大的区域来说明：陕北北部19个县市属晋语；陕北南部、关中话分属中原官话关中片、秦陇片、汾河片；陕南属多方言杂处地区，分布着中原官话秦陇片、关中片、鲁南片，西南官话成渝片、鄂北片，江淮官话竹柞片和部分赣语方言。”从陕西方言的整体语感来看，可以分为陕南、关中、陕北三大块方言：秦岭以南除洛南、商州、丹凤外是陕南方言区，延长、甘泉、延安以北除定边外是陕北方言区。陕南、陕北两方言区以外的地域是关中方言区（孙立新，2004）。现代关中方言，习惯以西安话为代表，西安话在陕西及周边地区流行易懂，是关中方言的代名词（鲁团花，2010： 23）。 陕西地域南北狭长，加之过去交通不便，所以陕西方言具有汉语方言兼收并蓄的特征，关中方言区词汇系统比较复杂，陕南方言区语音比较复杂，陕北晋语区语法比较复杂。陕西方言在整个汉语方言里的地位很高，这与陕西突出的历史、地理、人文等地位有关。另外，多地的地方志对当地方言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记述，对于当地方言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平面的保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几年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①，对陕西方言音、形、义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调研。方言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条件。与陕西方言相对应的地域文化，可以划分为关中文化、晋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其中关中文化是陕西地域文化的主体；关中文化辐射到了西北地区和晋南，关中文化和关中方言基本上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
4.2 陕西方言的单字调说略
陕西方言由关中方言、陕北方言、陕南方言三部分构成。狭义的陕西方言仅指关中方言，关中方言分为西府方言（宝鸡、咸阳西部）和东府方言（西安、渭南、咸阳大部、铜川）。 由于陕西地理特点是东西狭、南北长，各地方言土语大不相同，陕南地域上属于长江流域，因此陕南方言大多属于西南官话。陕北地域上属于黄河流域，靠近山西省，因此陕北话大多属于晋语。地域的不同，也体现在陕西方言的声调上，陕西方言与普通话有很多不同，其单字调在各地存在明显差异，如表1和表2所示：
从表1和表2的对比可以看出，关中方言与普通话声调有很明显的对应关系，都存在四种声调，分别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但是四种声调中，每一种声调和普通话声调都有所区别。以西安方言为例，普通话发阴平（55），西安方言都念轻声（31）；普通话发阳平（35），西安方言仍读阳平（24）；普通话发上声（214），西安方言发去声（52）；普通话发去声（51），西安方言发阴平（44/55）。另外，关中方言内部也存在一定差异。阴平虽然都属于中降调（ML），但有31和21之分，起点音高不尽相同；阳平都属于中升调（MH），除了户县方言阳平35之外（孙立新，2001），关中方言都属于24调；上声都是高降调（HM/HL），但是下降起点音高和下降幅度存在差异，韩城方言属于42，其余各方言都属于52、53或者51，起点音高不同，下降幅度虽有HL和HM的差异，但是语音感知不是很明显；去声都属于高平调（HH），虽有55和44的区别，但是语音感知也不是特别明显。
西安方言是古代长安方言的直接继承者，又是中原官话区关中片的代表方言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西安方言的单字调，前人已有较多论述。袁家骅先生将西安方言划归北方官话下属西北官话片，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介绍了西安方言的声韵调系统，王军虎先生将西安方言分为新派和老派，以上三家共同之处在其对阴平、阳平、上声调值的记录相同，且西安话声调系统中不存在曲折调，不同之处在于去声调值应该是高平（55），中平（44），还是高升（45）（马毛朋，2005： 110）。乾县方言处在关中片向秦陇片过渡的地带，既有深臻摄与曾梗通摄舒声字不混、不分尖团的特征，又有双唇唇齿化、泥来母洪音前完全相混的特征（王应龙，2008a： 90）。不包括轻声，乾县方言单字调有4个，阳平调值实际稍低一点，介于24至35之间。乾县方言声调中平声分阴平、阳平。古平声清母归阴平，古平声浊母归阳平；上声全浊母归去声；入声清母、次浊母归阴平，入声全浊母归阳平 （王应龙，2008b： 90）。合阳方言和韩城方言的单字调都有四个：合阳方言为阴平（31）、阳平（24）、上声（52）、去声（55）（邢向东、蔡文婷，2010），韩城方言为阴平（31）、阳平（24）、上声（42）、去声（55）（孙立新，2011： 60）。从韩城方言和普通话的对比来看，韩城方言和普通话都是4个调类，只是调值不同。韩城方言的阴平（31）相当于普适话的去声（51），都是降调，区别在于韩城方言是由中降到低，普通话是由高降到低。韩城方言的阳平（24）和普通话阳平（35）的调值基本相同，只是韩城方言低了一度；韩城方言的上声（42）和普通话的上声（214）相异较大，韩城方言是半高降到半低，而普通话是曲折调；方言的四声与普通话一声的调值相同，都是高平调。 韩城方言和普通话的声调调类基本相对应，即普通话一声的字，韩城方言绝大部分仍读其一声，二、三和四声也都基本对应。方言中只有少部分字和普通话的调类不相同。 澄城方言单字调四个：阴平（31）、阳平（24）、上声（52）和去声（44）（卜晓梅，2008），从调型和调值来看，与其他关中方言差异不大。
岐山话和凤翔话都属于关中方言中的西府方言，或者中原官话秦陇片，以岐山方言为例，单字调有四个：阴平（21）、阳平（24）、上声（53）、去声（44）。凤翔方言属北方方言中原官话，和普通话一样，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没有入声。凤翔方言声调共有四個（任永辉，2006： 38），分别为阴平（31）、阳平（35）、上声（51）、去声（55），声调和岐山话基本相同。从古今调类的演变来说，凤翔方言中，古平、上、去声字今音归属与普通话大致相同；凤翔方言中，轻声现象比较普遍，不少音节在一定的场合就失去了原调，变成了一种又轻又短的调子，这就是轻声。如“虎”单念为hù，在“老虎”中却念hū；“胡”单念hú，在“二胡”中却念h?（任永辉，2006：38）。
当然，在关中农村，古老的汉字音还有很多，入声也并未完全消失，颚化程度关中片各不相同。西安方言中没有上声，发音不需要曲折调，所以讲起来酣畅淋漓，十分痛快。另外，西安方言会有拖长音的现象，不像江浙这一带的方言那样发音短促，听起来比较流畅。西安方言在读以元音或半元音为开头的字时，有“η”（ng）做为声母。如：爱，读作“ηāi”、安，读作“ηan”。 t和q，j和z，d和j，y和n有部分混淆或颠倒。另如“就”，西安方言中读作“zōu”（同“奏”字），而“就”字本来的发音，“jiù”则用来表示蹲下的意思。西府方言（如上文所提到的岐山话和凤翔话）为周朝国语、雅言，至今仍保留有古老浓重的口音，如下（xià，西府方言读hà）、重（zhòng，西府方言读chēng）、坐（zuò，西府方言读cuō）、小（xiǎo，西府方言读suī，同碎）、白（bái，西府方言读péi）、猪（zhū，西府方言读zhì，同彘）、如（rú，西府方言读rí）、去（qù，西府方言读qì）、拿（ná，西府方言读lá）、色（sè，西府方言读sěi）等（祝嘉、贾佳： 2012）。而一般来讲，现代西安方言只需在普通话的基础上变调就行了。但是，比较纯正地道的方言，在声母的发音上会有所不同。如普通话中发zh的，很多老人在方言中会发成介于v和f之间，这就比较复杂了。 因此，邢向东，蔡文婷（2010： 29）经过分析认为，关中话具有“硬、直”的特点，大概出于三个原因：（1）单字调中没有曲折调，连读调中也没有，且调高较高，除了阴平调以外，其他调基本上在高音区、半高音区运行；（2）声母发音时阻塞有力，气流较强，尤其是送气塞音、塞擦音的气流强且延续时间长，与韵母相伴随；（3）阴声韵中开尾韵占优势，古蟹止效摄韵母都有单元音化倾向，阳声韵中，古咸山深臻摄韵母为鼻化韵，鼻化韵比鼻尾韵无论是发音还是听感上都更硬、更直。
从表1和表2的对比还可以看出，陕南方言和陕北方言较为复杂，声调类型和普通话并非都有对应关系。陕南方言中，尤其是安康一带的方言比较复杂，汉中和商洛次之。宁陕城关方言单字调有四个（张德新，2008： 6），依次为阴平（34）、阳平（21）、上声（53）、去声（213），而安康牛蹄乡方言单字调带有赣语特征（周海霞，2010： 10），有6个单字调，分别为阴平（22）、阳平（24）、上声（55）、阴去（31）、阳去（33）、入声（214）。陕北方言因为地域上靠近山西，带有明显的晋方言特征。比如，安塞方言单字调有五个（高峰 2010：22），其中入声带有喉塞音的特征，分别为：阴平（213）、阳平（24）、上声（52）、去声（31）和入声（4）。安塞方言的入声字没有塞音韵尾，没有鼻音尾韵，全为开尾韵或元音尾韵，但自成一调。府谷西部方言单字调有四种（王珏，2010： 18），分别为阳平（44）、去声（53）、上声（213）、入声（43）。
总之，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陕西方言单字调的分布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这种特点与地理界限相吻合，陕南多山，属于长江流域，陕北和关中分别属于高原和平原地带，同归属黄河流域，秦岭作为两大母亲河的分水岭，阻隔万山，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了陕南、陕北和关中这三大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而言语社区又反过来对于保留这种方言的区域性差异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交通的发达，人员迁徙的往来的频繁，这种差异将会变得越来越小。
5. 陕西方言单字调与连读变调的关系
陕西方言中大多数只有四个声调，与普通话声调有很明显的对应关系。但是，从调型来看，普通话存在曲折调，而陕西方言大多数不存在曲折调。从调类来看，大部分陕西方言的单字调和普通话单字调存在对应关系，只是陕西话的调值和调型与普通话有一定区别。另外，單字调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到连读变调，而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发音和感知角度所做的调查，有些调查甚至存在因“人”而异，调查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需进一步考证，听辨音的质量以及语音数据库的建立还任重而道远。另外，在研究过程中还很少有人考虑到陕西方言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的特点，这也是目前大多数方言研究的一大缺憾。然而，通过横向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陕西方言的单字调和普通话的单字调相互对应，带有明显的普遍性，这也为探索研究连读变调的普遍规律，寻求语言的共性，奠定了一定基础，如表3所示：
正如王士元（William Wang）（1967）所指出：声调是音节的特征，而不是音段的特征；所有的声调，包括曲折调，都是韵律单位。因此这个特征体系不但包括对于平调的赋值（一般按照赵元任的五度值来表示），也包括调型的特征，比如[±降升调]、[±升调]、[±降调]、[±升降调]四种特征。这一点和Woo（1969）所提出的声调是音段的特征有所不同，尤其是在曲折调上，Woo（1969）把曲折调分成两个音段，无论是[±降升调]还是[±升降调]，都存在一个终点（end points）或者也叫作中间点（middle points），这个终点把曲折调分成两部分，每一部分都由一个响音构成的音节。显然，这两种声调理论各有千秋，但无论对于汉语普通话还是陕西方言来说，王士元的理论适用性更好。陕西方言大部分不存在曲折调，连读变调不需要考虑过多曲折调的音系特征。但是，William Wang（1976）、Leben（1973）和Goldsmith（1976）都认为声调是一个超音段特征，是独立于语素的一个韵律单位；曲折调是由一系列平调所构成的。这两点是带有普遍性的，在普通话和陕西方言中也有体现。连读变调（sandhi tone）与单字调或者本调（citation tone）密切相关，与其调值和调型也密切相关。陕西方言的阴平和普通话的去声调型相似，阳平和普通话的阳平相似，上声和普通话的去声调型相似，而去声和普通话的阳平相似，陕西方言大部分没有曲折调，这一点和普通话有明显区别。因此，在分析陕西方言的变调规律时，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陕西方言声调和韵律音系的其余部分有什么关系；二是陕西方言声调体系具有什么样的普遍特征。对于第一个问题，其实也就是陕西方言的声调到底是作用于音段还是音节的特征，比较明确，一个汉字本身就是一个音节，声调当然是作用于音节了，这和普通话没什么区别。从生成音系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陕西方言还是普通话，其声调都是独立的，但连读变调应该归属于超音段的韵律特征，这一点和其他语言，如印欧语言具有相似的普遍规律。对于第二个问题，其实也就是声调是否是韵律单位的问题，如果是韵律单位，那么曲折调就应该具有单一的韵律特征，在韵律结构中应该占有单一的韵律层级。也就是说，假如曲折调是MLH（214），其总体特征是[+升调]，那么所有其他调位都可以看作平调（level tone）。曲折调就是由一系列平调所构成的韵律单位。
6. 结语
陕西方言单字调的地域性差异较为明显，方言界限明显，大的言语社区内，又可以分出许多小的言语社区，正如俗语所言：“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陕西方言尤其是陕南方言，目前依然存在许多方言岛，这位研究方言提供了丰富的理据和语料。中原官话分为12片，其中和陕西有关的是中原官话有关中片、汾河片和秦陇片。关中片包括西安、咸阳在内的关中大部分地区，河南西部的陕县、三门峡、灵宝也划入关中片。宜川、韩城、合阳、大荔等县市由关中片划出，并入中原官话汾河片，而宝鸡大部分县市和陕北的部分地区、甘肃东南地区、宁夏部分地区属中原官话秦陇片。晋语（秦晋方言）主要有志延片吕梁片和大包片等。延安、延长、甘泉从中原官话中分出，与志丹等县组成晋语志延片，陕北其他县市分别属晋语吕梁片、大包片等等许多片。陕南地区横跨秦巴山脉，地理条件不同，方言情况比较复杂。由于西南官话原四川部分和贵州部分合并，汉中大多数县被归于西南官话川黔片陕南小片。而汉中市区、北部几县和安康、商洛部分地区属中原官话关中片。安康、柞水、镇安、丹凤、白河、旬阳、平利、商南等八县市有180万人口划归江淮官话竹柞片，这八县市另有数十万人口说赣语、湘语。
关键词：陕西方言；声调语言；单字调；连读变调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4-0002-12
1. 引言
世界上有很多语言都属于声调语言，而声调语言中，变调的存在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研究语言的声调，就要研究其单字调或者本调，就要研究其在不同的语音串中，是否存在音变，也就是是否存在连读变调。西方音系学中的强制非同值原则（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OCP），最初就是为了解决声调语言的相邻音段调值相同而提出的，它解释了诸如（HHL）这样的音系序列的变调原因，也为解决语音组合中的其他相邻音段的矛盾冲突提供了可能，避免了相邻音段出现相同的特征赋值，已然成为制约音系表达式的一项基本原则。研究声调语言的变调，尤其是连读变调，就需要了解其单字调或者本调，汉语方言众多，区域性差异较为明显，即便是同一方言，其内部也因地理区域的天然屏障而迥然有别。陕西方言便是诸多方言中的一种，其单字调的差异，对其连读变调的影响明显，其内部的分化，也为研究连读变调提供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丰富语料。
汉语方言通常分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各方言区内又分布着若干次方言和许多种土语。陕西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相传汉字为“文字初祖”仓颉所创造。仓颉是陕西宝鸡人，出生于五帝时代，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了。陕西方言得天独厚，博大精深，从这些方言中既可窥视到古老的华夏文化的发展轨迹，又可领略到今人溢于言表的真情实感。陕西地理特点是东西狭、南北长，各地方言土语大不相同，甚至同一句话，因咬音轻重语速缓急不同而内容涵义不同。陕西方言的复杂性以及兼收并蓄的特征，使得其变调情况较为复杂。本文试图对陕西方言不同区域的单字调进行横向比较，从而揭示连读变调和单字调在方言中的区域性差异，最终为揭示陕西方言的连读变调规律以及形态句法结构和韵律结构之间的交互关系做一铺垫。
2. 连读变调说略
2.1 声调语言的分布与连读变调
声调语言，其特征是使用音高来影响语义。它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尤其是在非洲刚果尼日尔语族（Niger-Congo language family）以及东亚的汉藏语系（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Yip， 2000）。其他东亚语言如侗台语（Tai-Kadai）、越南语（Vietnamese）和巴布亚语言（Papuan languages）也都属于声调语言。声调语言也存在于许多美国中部印第安人的语言如Oto-manguean语，以及美国北部的部分地区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萨帕斯肯（Pike， Eunice V. 1986）和欧洲的少数地方。许多北美和非洲的声调语言进行“横组合位移”（syntagmatic displacement），当一种声调和其他声调出现在相邻语境中时，一种声调会被另一种声调所取代。通常，这些同化过程从左到右发生。例如，在西部非洲的班图语中，一个非重读音节的声调和其最近的左边音节的声调相同。然而，在亚洲的东部和东南部，“纵聚合的替代”（paradigmatic replacement）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变调形式。在特定语境中，不管是否有新的声调已经出现在周围的词或语素中，一个声调都会变化到另一个声调（Gandour， 1978）。
连读变调是声调语言中发生的语音变化（Yip， 2000）。英文中Sandhi一词来自梵文词“”，意为“连接”，它是一种变调，或“融合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变调几乎发生在所有声调语言中，表现在不同的方面（Gandour， 1978）。在聲调语言中，分配给单个的词或词素的声调变化往往要根据相邻的词或语素的发音来判定。因此，连读变调也属于形态音位学（morphophonology）的范畴。变调可以在词的内部中相邻语素间发生，也可以在词与词之间发生，可以把一个双向声调变成一个单向声调。汉语就是一个典型的声调语言，其变调存在于普通话及各大方言中，以普通话的三声为例，单独发音时，三声应为降升调（falling-rise）但当三声出现在另一个三声之前时，这个三声就要变为二声（rising），而出现在其他声调之前时，它多读为低降调（low falling tone）。
2.2 汉语连读变调简介
汉语中往往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有关汉语普通话变调的讨论很多，但对于汉语方言变调的讨论较少，并且只是局限于几种比较突出的方言中，往往从语音层面来探索变调现象。赵元任（1979： 21）认为，“当声调连在一起时，就出现某些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变化， 这就是变调”。“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连在一起时，音节的高低升降往往发生变化，这种现象称为‘连读变调’”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 184）。“连读变调简称变调， 指音节连读时发生的声调变化”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1991： 242）。“在自然语流中，由于音节和音节相连时相互发生影响，基本调值会发生变化。通常把一个音节单念时的调值叫本调，音节相连时本调发生了变化就叫变调”（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1993： 120）。
许多中国方言存在着变调现象，有些异常复杂，引起了国内外汉学家的热烈讨论。厦门话就有一个复杂的系统，每一个声调都在不同的声调组合中发生变化，当它发生在另一个音调时，它就变成了取决于它承载的音节的最后一个辅音。汉语诸多方言里，以吴、闽语的连读变调最为复杂，所以，以讨论和描写吴、闽语连读变调的文章居多。连读变调现象在四川话口语中也十分常见，但各地略有差异。以成渝片为例，大致来说四川话中的变调可以分为4类。一是重叠词中的变调。一般而言如果组成该重叠词的字调为阳平或去声，则第二个字变调为阴平（例词：爸爸[pa2pa1]、婆婆[p?o2p?o1]、舅舅[t?i?u4t?i?u1]、帕帕[p?a4p?a1]）；同时，如果组成该重叠词的字调为上声，第二个字变调为阳平（例词：姐姐[t?iai3t?iai2]、板板[pan3pan2]）。二是儿尾及儿化词中的变调。如果儿尾名词为阳平，儿尾变调为阴平（例词：娃儿[ua2?1]、瓢儿[p?iau2?1]）；如果儿化词的最后一个字为阳平，该字变调为阴平（例词：葡萄儿[p?u2t??1]、麻雀儿[ma2t??y?1]）。三是特定字的变调。如“去”、“头”、“面”、“上”等虚词在多数情况下都变读为阴平（例词：下去[sa?4t??e1]、屋头[vu2t??u1]、外面[uai4mian1]、身上[sen1sa?1]）。四是二字词及三字词的变调。在二字词和三字词中，第二个字在很多情况下变读为阴平（例词：姑娘[ku2nia?1]、经由[t?in1i?u1]、院坝[yu?n4pa1]、龙门阵[no?2m?n1ts?n4]、明年子[min2n?ian1ts?3]）。 连读变调的必然性与触发它的语境条件密切相关，不可把声调的变化和派生或屈折形态混为一体。例如，在粤语中，“糖”的发音是tòng（[t??????]或者[t?????]，低降调），一般指的是食糖的总称，如砂糖、白糖、方糖、片糖、黄糖等，或者用糖腌制的食品，如糖莲子、糖冬瓜、糖椰角、糖木瓜、糖姜等。而衍生的“糖果”（也写作糖）tóng （[t??????]， 中升调）， 一般指的是糖果，如麦芽糖、薄荷糖、牛奶糖、椰子糖等，这种变化不是由音系环境引发的，因此不是变调的一个例子。另外，由于轻声的语音表现与连读变调并不完全相同，有一些方言的轻声还涉及整个音节的变化，因此，汉语语素的轻声变化也往往不纳入变调的范域。
3. 汉语连读变调的类型及其与形态语义的交互
连读变调是一种语言现象，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可能隐含着语言特有的语音节律、词义转换、语法形态等方面的特点。早期国内“本调”和“连读变调”与英语中的“Citation tone”和“Sandhi tone”相对应。Hashimoto（1987）根据变调字组中前后字的作用及跟单字调的关系，总结出了汉语方言里的三种较为典型的连读变调类型。分别是首字定调型（first-syllable dominant）、末字定调型（last-syllable dominant）和条件定调型（local modification）。刘俐李（2004）把连调模式分为原生式、互换式、类化式、包络式、调协式，连调的位置匹配分为前变型、后变型和全变型；连调的调节方式分为曲拱调节和音区调节。并且认为声调组合的规律有“低调限制律”、“曲拱相异律”和“高低间隔律”。根据连读变调的性质，柯航 （2006）认为连读变调通常有三种类型：一是语音变调；二是语法变调；三是语义变调。这些不同的分类方式，综合了语言学的不同分支学科，对汉语连读变调的理论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近年来，有关连读变调的研究，综合了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等相关学科，逐步向纵深层次深入。汉语学者纷纷借鉴西方语言学研究的成果，逐步创造出了一条适合汉语语调研究，但同时兼顾语言普遍性原则的一条新路。连读变调不但与语音条件相关，还和句法结构相关，并且有的还可以具有一定的语义语法功能。语法变调是指与句法结构相关的变调现象，其变调规则往往和特定句法结构密切相关。句法结构不同，变调规则不同，而且有些变调只发生在特定句法结构中。王福堂（1999）总结了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的性质和类型，认为连读变调是一种语音现象，但可能兼有其他非语音因素的影响。李小凡（2004： 16-33）对汉语方言的连读变调进行了分层和分类。他从语言系统出发，考察了连调在语音、语义、语法三个层面上的反映，从而将分层区分为单层面和跨层面两个层级，只在语音层面发生声调变异为语音变调，在语音层面和语义层面都发生变异的为音义变调。在分层的基础上，他对两个不同层次的连调按音变方式进一步区分其类型，把语音变调分为简化型、异化型、中和型， 音义变调包括声调包络、叠合型连调、小称变调、重叠变调、轻声变调、焦点变调、变音， 等等。刘俐李（2004）也认为连调涉及语音、语法、语义三个层面，并列举了大量实例，归纳了语音层面上连调的组合规则。钱曾怡（2010）总结了官话方言连读变调的规律，认为官话方言多数为前字变调型，多数方言发生连调式合并，上声变调是普遍现象。她总结了变调规律，认为变调在调值上有三条规律：两个低降调相连，前字变中升；两个低降升调相连，前字变中升或低升；两个高降调相连，前字变中降、低降、中平或低平。
陈忠敏（1993a）曾撰文认为有关连读变调研究，当前主要涉及单字调与变调的关系，变调跟词义、语法结构的关系，连读变调类型的讨论，连调的调查方法与分析方法这“四个问题”。不过，从已发表的讨论连读变调的文章来看，陈忠敏（1993b：59）认为连读变调的研究很少联系重音、语调等因素，对其与语义、语法结构的关系没有更深层次的理论思索，而且往往只注重单个方言点的描写，缺乏较大范围内的类型学比较。近几年来，有关连读变调的研究变化不大，但传统音韵学和西方音系学相结合，也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新的研究方法。优选论便是其中之一，王嘉龄（2002）、马秋武（2005；2009）等都曾利用优选论的方法，对汉语方言的连读变调进行过深入研究。
笔者认为，连读变调与语义语法结构有密切关系，在许多方言中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但许多研究者都囿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传统，以自身的主观兴趣为工作出发点，热衷于对本方言这一现象的调查描写，很少去根据语言现象来论述语法与语音、语义与语音的一般普遍规律，更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现象的背后所具有的客观理论价值。另外，从整体来看，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研究的文章以描写单个方言点的为多，而方言间连读变调规律、类型比较的讨论文章则较少，这也大大妨碍了连读变调深层次的研究。
4. 陕西方言单字调的区域性差异
4.1 陕西方言的分区现状
陕西方言是指陕西管辖范围内的方言。陕西省是一个方言丰富复杂的地区，陕西境内方言主要分官话和晋语两大类。陕西境内官话方言的主体是中原官话即关中方言，关中方言区隶属关中片和秦陇片，关中片内还有一个铜（川）丹（凤）小片；除中原官话、晋语这两大方言以外，还有西南官话、赣语、江淮官话、湘语等。邢向东（2007）经过调查认为，“陕西省的汉语方言可按三个大的区域来说明：陕北北部19个县市属晋语；陕北南部、关中话分属中原官话关中片、秦陇片、汾河片；陕南属多方言杂处地区，分布着中原官话秦陇片、关中片、鲁南片，西南官话成渝片、鄂北片，江淮官话竹柞片和部分赣语方言。”从陕西方言的整体语感来看，可以分为陕南、关中、陕北三大块方言：秦岭以南除洛南、商州、丹凤外是陕南方言区，延长、甘泉、延安以北除定边外是陕北方言区。陕南、陕北两方言区以外的地域是关中方言区（孙立新，2004）。现代关中方言，习惯以西安话为代表，西安话在陕西及周边地区流行易懂，是关中方言的代名词（鲁团花，2010： 23）。 陕西地域南北狭长，加之过去交通不便，所以陕西方言具有汉语方言兼收并蓄的特征，关中方言区词汇系统比较复杂，陕南方言区语音比较复杂，陕北晋语区语法比较复杂。陕西方言在整个汉语方言里的地位很高，这与陕西突出的历史、地理、人文等地位有关。另外，多地的地方志对当地方言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记述，对于当地方言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平面的保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几年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①，对陕西方言音、形、义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调研。方言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条件。与陕西方言相对应的地域文化，可以划分为关中文化、晋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其中关中文化是陕西地域文化的主体；关中文化辐射到了西北地区和晋南，关中文化和关中方言基本上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
4.2 陕西方言的单字调说略
陕西方言由关中方言、陕北方言、陕南方言三部分构成。狭义的陕西方言仅指关中方言，关中方言分为西府方言（宝鸡、咸阳西部）和东府方言（西安、渭南、咸阳大部、铜川）。 由于陕西地理特点是东西狭、南北长，各地方言土语大不相同，陕南地域上属于长江流域，因此陕南方言大多属于西南官话。陕北地域上属于黄河流域，靠近山西省，因此陕北话大多属于晋语。地域的不同，也体现在陕西方言的声调上，陕西方言与普通话有很多不同，其单字调在各地存在明显差异，如表1和表2所示：
从表1和表2的对比可以看出，关中方言与普通话声调有很明显的对应关系，都存在四种声调，分别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但是四种声调中，每一种声调和普通话声调都有所区别。以西安方言为例，普通话发阴平（55），西安方言都念轻声（31）；普通话发阳平（35），西安方言仍读阳平（24）；普通话发上声（214），西安方言发去声（52）；普通话发去声（51），西安方言发阴平（44/55）。另外，关中方言内部也存在一定差异。阴平虽然都属于中降调（ML），但有31和21之分，起点音高不尽相同；阳平都属于中升调（MH），除了户县方言阳平35之外（孙立新，2001），关中方言都属于24调；上声都是高降调（HM/HL），但是下降起点音高和下降幅度存在差异，韩城方言属于42，其余各方言都属于52、53或者51，起点音高不同，下降幅度虽有HL和HM的差异，但是语音感知不是很明显；去声都属于高平调（HH），虽有55和44的区别，但是语音感知也不是特别明显。
西安方言是古代长安方言的直接继承者，又是中原官话区关中片的代表方言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西安方言的单字调，前人已有较多论述。袁家骅先生将西安方言划归北方官话下属西北官话片，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介绍了西安方言的声韵调系统，王军虎先生将西安方言分为新派和老派，以上三家共同之处在其对阴平、阳平、上声调值的记录相同，且西安话声调系统中不存在曲折调，不同之处在于去声调值应该是高平（55），中平（44），还是高升（45）（马毛朋，2005： 110）。乾县方言处在关中片向秦陇片过渡的地带，既有深臻摄与曾梗通摄舒声字不混、不分尖团的特征，又有双唇唇齿化、泥来母洪音前完全相混的特征（王应龙，2008a： 90）。不包括轻声，乾县方言单字调有4个，阳平调值实际稍低一点，介于24至35之间。乾县方言声调中平声分阴平、阳平。古平声清母归阴平，古平声浊母归阳平；上声全浊母归去声；入声清母、次浊母归阴平，入声全浊母归阳平 （王应龙，2008b： 90）。合阳方言和韩城方言的单字调都有四个：合阳方言为阴平（31）、阳平（24）、上声（52）、去声（55）（邢向东、蔡文婷，2010），韩城方言为阴平（31）、阳平（24）、上声（42）、去声（55）（孙立新，2011： 60）。从韩城方言和普通话的对比来看，韩城方言和普通话都是4个调类，只是调值不同。韩城方言的阴平（31）相当于普适话的去声（51），都是降调，区别在于韩城方言是由中降到低，普通话是由高降到低。韩城方言的阳平（24）和普通话阳平（35）的调值基本相同，只是韩城方言低了一度；韩城方言的上声（42）和普通话的上声（214）相异较大，韩城方言是半高降到半低，而普通话是曲折调；方言的四声与普通话一声的调值相同，都是高平调。 韩城方言和普通话的声调调类基本相对应，即普通话一声的字，韩城方言绝大部分仍读其一声，二、三和四声也都基本对应。方言中只有少部分字和普通话的调类不相同。 澄城方言单字调四个：阴平（31）、阳平（24）、上声（52）和去声（44）（卜晓梅，2008），从调型和调值来看，与其他关中方言差异不大。
岐山话和凤翔话都属于关中方言中的西府方言，或者中原官话秦陇片，以岐山方言为例，单字调有四个：阴平（21）、阳平（24）、上声（53）、去声（44）。凤翔方言属北方方言中原官话，和普通话一样，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没有入声。凤翔方言声调共有四個（任永辉，2006： 38），分别为阴平（31）、阳平（35）、上声（51）、去声（55），声调和岐山话基本相同。从古今调类的演变来说，凤翔方言中，古平、上、去声字今音归属与普通话大致相同；凤翔方言中，轻声现象比较普遍，不少音节在一定的场合就失去了原调，变成了一种又轻又短的调子，这就是轻声。如“虎”单念为hù，在“老虎”中却念hū；“胡”单念hú，在“二胡”中却念h?（任永辉，2006：38）。
当然，在关中农村，古老的汉字音还有很多，入声也并未完全消失，颚化程度关中片各不相同。西安方言中没有上声，发音不需要曲折调，所以讲起来酣畅淋漓，十分痛快。另外，西安方言会有拖长音的现象，不像江浙这一带的方言那样发音短促，听起来比较流畅。西安方言在读以元音或半元音为开头的字时，有“η”（ng）做为声母。如：爱，读作“ηāi”、安，读作“ηan”。 t和q，j和z，d和j，y和n有部分混淆或颠倒。另如“就”，西安方言中读作“zōu”（同“奏”字），而“就”字本来的发音，“jiù”则用来表示蹲下的意思。西府方言（如上文所提到的岐山话和凤翔话）为周朝国语、雅言，至今仍保留有古老浓重的口音，如下（xià，西府方言读hà）、重（zhòng，西府方言读chēng）、坐（zuò，西府方言读cuō）、小（xiǎo，西府方言读suī，同碎）、白（bái，西府方言读péi）、猪（zhū，西府方言读zhì，同彘）、如（rú，西府方言读rí）、去（qù，西府方言读qì）、拿（ná，西府方言读lá）、色（sè，西府方言读sěi）等（祝嘉、贾佳： 2012）。而一般来讲，现代西安方言只需在普通话的基础上变调就行了。但是，比较纯正地道的方言，在声母的发音上会有所不同。如普通话中发zh的，很多老人在方言中会发成介于v和f之间，这就比较复杂了。 因此，邢向东，蔡文婷（2010： 29）经过分析认为，关中话具有“硬、直”的特点，大概出于三个原因：（1）单字调中没有曲折调，连读调中也没有，且调高较高，除了阴平调以外，其他调基本上在高音区、半高音区运行；（2）声母发音时阻塞有力，气流较强，尤其是送气塞音、塞擦音的气流强且延续时间长，与韵母相伴随；（3）阴声韵中开尾韵占优势，古蟹止效摄韵母都有单元音化倾向，阳声韵中，古咸山深臻摄韵母为鼻化韵，鼻化韵比鼻尾韵无论是发音还是听感上都更硬、更直。
从表1和表2的对比还可以看出，陕南方言和陕北方言较为复杂，声调类型和普通话并非都有对应关系。陕南方言中，尤其是安康一带的方言比较复杂，汉中和商洛次之。宁陕城关方言单字调有四个（张德新，2008： 6），依次为阴平（34）、阳平（21）、上声（53）、去声（213），而安康牛蹄乡方言单字调带有赣语特征（周海霞，2010： 10），有6个单字调，分别为阴平（22）、阳平（24）、上声（55）、阴去（31）、阳去（33）、入声（214）。陕北方言因为地域上靠近山西，带有明显的晋方言特征。比如，安塞方言单字调有五个（高峰 2010：22），其中入声带有喉塞音的特征，分别为：阴平（213）、阳平（24）、上声（52）、去声（31）和入声（4）。安塞方言的入声字没有塞音韵尾，没有鼻音尾韵，全为开尾韵或元音尾韵，但自成一调。府谷西部方言单字调有四种（王珏，2010： 18），分别为阳平（44）、去声（53）、上声（213）、入声（43）。
总之，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陕西方言单字调的分布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这种特点与地理界限相吻合，陕南多山，属于长江流域，陕北和关中分别属于高原和平原地带，同归属黄河流域，秦岭作为两大母亲河的分水岭，阻隔万山，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了陕南、陕北和关中这三大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而言语社区又反过来对于保留这种方言的区域性差异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交通的发达，人员迁徙的往来的频繁，这种差异将会变得越来越小。
5. 陕西方言单字调与连读变调的关系
陕西方言中大多数只有四个声调，与普通话声调有很明显的对应关系。但是，从调型来看，普通话存在曲折调，而陕西方言大多数不存在曲折调。从调类来看，大部分陕西方言的单字调和普通话单字调存在对应关系，只是陕西话的调值和调型与普通话有一定区别。另外，單字调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到连读变调，而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发音和感知角度所做的调查，有些调查甚至存在因“人”而异，调查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需进一步考证，听辨音的质量以及语音数据库的建立还任重而道远。另外，在研究过程中还很少有人考虑到陕西方言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的特点，这也是目前大多数方言研究的一大缺憾。然而，通过横向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陕西方言的单字调和普通话的单字调相互对应，带有明显的普遍性，这也为探索研究连读变调的普遍规律，寻求语言的共性，奠定了一定基础，如表3所示：
正如王士元（William Wang）（1967）所指出：声调是音节的特征，而不是音段的特征；所有的声调，包括曲折调，都是韵律单位。因此这个特征体系不但包括对于平调的赋值（一般按照赵元任的五度值来表示），也包括调型的特征，比如[±降升调]、[±升调]、[±降调]、[±升降调]四种特征。这一点和Woo（1969）所提出的声调是音段的特征有所不同，尤其是在曲折调上，Woo（1969）把曲折调分成两个音段，无论是[±降升调]还是[±升降调]，都存在一个终点（end points）或者也叫作中间点（middle points），这个终点把曲折调分成两部分，每一部分都由一个响音构成的音节。显然，这两种声调理论各有千秋，但无论对于汉语普通话还是陕西方言来说，王士元的理论适用性更好。陕西方言大部分不存在曲折调，连读变调不需要考虑过多曲折调的音系特征。但是，William Wang（1976）、Leben（1973）和Goldsmith（1976）都认为声调是一个超音段特征，是独立于语素的一个韵律单位；曲折调是由一系列平调所构成的。这两点是带有普遍性的，在普通话和陕西方言中也有体现。连读变调（sandhi tone）与单字调或者本调（citation tone）密切相关，与其调值和调型也密切相关。陕西方言的阴平和普通话的去声调型相似，阳平和普通话的阳平相似，上声和普通话的去声调型相似，而去声和普通话的阳平相似，陕西方言大部分没有曲折调，这一点和普通话有明显区别。因此，在分析陕西方言的变调规律时，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陕西方言声调和韵律音系的其余部分有什么关系；二是陕西方言声调体系具有什么样的普遍特征。对于第一个问题，其实也就是陕西方言的声调到底是作用于音段还是音节的特征，比较明确，一个汉字本身就是一个音节，声调当然是作用于音节了，这和普通话没什么区别。从生成音系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陕西方言还是普通话，其声调都是独立的，但连读变调应该归属于超音段的韵律特征，这一点和其他语言，如印欧语言具有相似的普遍规律。对于第二个问题，其实也就是声调是否是韵律单位的问题，如果是韵律单位，那么曲折调就应该具有单一的韵律特征，在韵律结构中应该占有单一的韵律层级。也就是说，假如曲折调是MLH（214），其总体特征是[+升调]，那么所有其他调位都可以看作平调（level tone）。曲折调就是由一系列平调所构成的韵律单位。
6. 结语
陕西方言单字调的地域性差异较为明显，方言界限明显，大的言语社区内，又可以分出许多小的言语社区，正如俗语所言：“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陕西方言尤其是陕南方言，目前依然存在许多方言岛，这位研究方言提供了丰富的理据和语料。中原官话分为12片，其中和陕西有关的是中原官话有关中片、汾河片和秦陇片。关中片包括西安、咸阳在内的关中大部分地区，河南西部的陕县、三门峡、灵宝也划入关中片。宜川、韩城、合阳、大荔等县市由关中片划出，并入中原官话汾河片，而宝鸡大部分县市和陕北的部分地区、甘肃东南地区、宁夏部分地区属中原官话秦陇片。晋语（秦晋方言）主要有志延片吕梁片和大包片等。延安、延长、甘泉从中原官话中分出，与志丹等县组成晋语志延片，陕北其他县市分别属晋语吕梁片、大包片等等许多片。陕南地区横跨秦巴山脉，地理条件不同，方言情况比较复杂。由于西南官话原四川部分和贵州部分合并，汉中大多数县被归于西南官话川黔片陕南小片。而汉中市区、北部几县和安康、商洛部分地区属中原官话关中片。安康、柞水、镇安、丹凤、白河、旬阳、平利、商南等八县市有180万人口划归江淮官话竹柞片，这八县市另有数十万人口说赣语、湘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