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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走过了旨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渐进式改革之路。在此期间，中国经济的表现出色，诸如保持了年平均9％的高速增长等等，与20世纪90年代以后陷入长期萧条的日本经济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的经验表明，采取先试验再普及的顺序，尊重既得权益，重点放在新体制的培养而非旧体制的改革等等，作为一种改革战略是行之有效的。这些做法对于正在致力于结构改革的日本而言也应具有参考作用。
中国经验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其最初的特征就是采取了先试验后普及的顺序。首先，在特定的地区和企业进行试点改革，成功以后，再向全国普及。比如，对外开放最初从1980年设立的以深圳为首的四个经济特区的“点”上开始，然后推广到沿海地区这一“线”上，最后再推向几乎囊括全国的“面”上。在企业改革方面，始于1978年对四川省的6个国营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试验开始，其后在引进承包制和股份制的改革阶段，反复在一部分企业中进行试验性的实施。这样，一旦失败了，也能够把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但如果成功了，则能够起到对旧体制的示范效应。
要顺利地推进经济改革，就必须向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实惠，并把受损的人群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如果能够通过由受益人向受害人转移收入的形式加以补偿，那么改革所受到的阻力就会减弱。比如，在价格和汇率的双轨制下，国有企业在市场上能够按照以往较便宜的价格获得在市场里以高价格交易的原材料和外汇（以计划内的部分为对象）。这样，在双轨制里就隐含着保证既得权益的机制。
但是，尊重既得权益，往往会延误旧体制的改革，因此，经济状况会进一步恶化，最终不得不采取急进式改革的风险就会增大。要使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新体制的发展就必须为旧体制的改革创造条件。在中国，非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恰恰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改革的条件。在工业生产中，国有部门的比重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80％降到30％以下，取而代之的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等非国有部门迅速成长。
日本教训
中国在改革中硕果累累，相比之下，日本经济步入成熟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长期陷入低迷状态。这不仅仅是经济周期因素造成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迄今支撑日本经济的各项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而变革却一再被拖延造成的，因此，制度上的全面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作为对这一要求的回应，从前川报告，到小泉首先提出的“没有禁区的结构改革”，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提案。这些改革方案的主张基本上一致，都提出必须放宽限制，创造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环境。但在计划和实施阶段，遭到了既得权益阶层的强力阻挠，改革基本上毫无进展。虽然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如果进行改革，就会出现一个柳暗花明的美好世界，但是对于如何开创一条顺利到达终点的途径的分析仍然欠缺。
在任何一个国家，改革都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改革能够提高效率，并能把经济这块蛋糕做大，然而改革未必能够顺利实施。为什么呢？因为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未必均等，既有受益者，又有受害者。因此，正如“阳奉阴违”所表述的那样，有关各方虽然在原则上支持改革，但一落到实处，因改革而蒙受损失的群体就会站出来反对。邮政事业和道路公团的民营化等小泉政权推进的结构改革，不能顺利展开，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大原则是基于整个社会利益而制定的，细节则是立足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各自利益而展开的。注重效率的经济学家总是支持改革，但与此同时，出于利益分配的考虑，强调既得利益，从而对改革持消极态度的政治家大有人在。反对改革的人们往往会被批判为保守势力，然而利益集团及作为其代表的政治家们与其他经济主体一样，在现存的法律制度（所谓的游戏规则）内，都会采取行动努力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这样一来，说他们“作恶”却也未必恰当。
能够为所有的人带来好处，又不让任何人蒙受损失，这样的改革便不会有人反对，最容易推行。这被称为帕累托最优改革，是一种不伴有痛苦的改革。因此，尊重既得利益是顺利推进改革的一大原则，这样说并不为过。尊重既得权益往往会被认为是改革的敌人。但是，在改革中，通过对蒙受损失的人进行补偿，尊重既得权益和经济改革应该能够相得益彰。这既可公开通过国家预算进行，也可在保留旧体制的同时，通过努力培育新体制加以实现。
中国的经验表明，要使改革成功，培养新体制比打破旧体制在战略上更为重要。而且，如同中国的非国有部门那样，新体制在最初阶段虽然脆弱且不完善，但也不能无视其潜在的发展可能性。对照一下日本的改革，必须把目光投向成长产业而非成熟产业，投向风险产业而非大企业。此外，外国企业的对内直接投资也应积极地加以利用。直接投资的流入可以通过带动技术和经营技巧的引进、创造就业、技能开发和促进竞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扩大消费者利益，进而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
同时，为缓和既得权益者的反对，对该权益者进行补偿是行之有效的手段。这有两种情况可以考虑，一种是通过财政等实现收入转移，另一种是通过当事者之间的交涉实现收入转移。在日本，前者例如乌拉圭回合的大米进口自由化所产生的高达60100亿日元的农业对策费，后者例如一部分企业（伴随终身雇佣这一心照不宣的合同的变更）实行的提前退休制度。此外，有人主张为了避免导致官民同流合污，应该取消高级官僚“下凡”，为了禁止这种“下凡”，用公共资金来支付补偿金（买断“下凡”权）的考虑更具现实性。
日本的财政支出已经非常僵化，公共事业的分配比率（从不同业务或者不同省厅可以看出）已经到了基本上固定不变的程度。这意味着既得权益的保护隐藏在预算制度内。其结果，事业费常常集中于传统领域，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为了改革这种情况，作为理想理论，应该全面抛弃传统的框架（利益分配的初期条件），（为了效益最大化）而果断地推进急进的改革，但是从可接受的观点看，对那些应该收缩的领域，不如尽可能地维持其预算规模，同时，把事业费的增加部分尽可能地投向新的领域，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更为现实。
我们从中国的经验中应该加以借鉴的是，保护既得权益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必须全力推进新体制的确立。
中国经验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其最初的特征就是采取了先试验后普及的顺序。首先，在特定的地区和企业进行试点改革，成功以后，再向全国普及。比如，对外开放最初从1980年设立的以深圳为首的四个经济特区的“点”上开始，然后推广到沿海地区这一“线”上，最后再推向几乎囊括全国的“面”上。在企业改革方面，始于1978年对四川省的6个国营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试验开始，其后在引进承包制和股份制的改革阶段，反复在一部分企业中进行试验性的实施。这样，一旦失败了，也能够把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但如果成功了，则能够起到对旧体制的示范效应。
要顺利地推进经济改革，就必须向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实惠，并把受损的人群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如果能够通过由受益人向受害人转移收入的形式加以补偿，那么改革所受到的阻力就会减弱。比如，在价格和汇率的双轨制下，国有企业在市场上能够按照以往较便宜的价格获得在市场里以高价格交易的原材料和外汇（以计划内的部分为对象）。这样，在双轨制里就隐含着保证既得权益的机制。
但是，尊重既得权益，往往会延误旧体制的改革，因此，经济状况会进一步恶化，最终不得不采取急进式改革的风险就会增大。要使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新体制的发展就必须为旧体制的改革创造条件。在中国，非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恰恰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改革的条件。在工业生产中，国有部门的比重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80％降到30％以下，取而代之的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等非国有部门迅速成长。
日本教训
中国在改革中硕果累累，相比之下，日本经济步入成熟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长期陷入低迷状态。这不仅仅是经济周期因素造成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迄今支撑日本经济的各项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而变革却一再被拖延造成的，因此，制度上的全面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作为对这一要求的回应，从前川报告，到小泉首先提出的“没有禁区的结构改革”，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提案。这些改革方案的主张基本上一致，都提出必须放宽限制，创造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环境。但在计划和实施阶段，遭到了既得权益阶层的强力阻挠，改革基本上毫无进展。虽然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如果进行改革，就会出现一个柳暗花明的美好世界，但是对于如何开创一条顺利到达终点的途径的分析仍然欠缺。
在任何一个国家，改革都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改革能够提高效率，并能把经济这块蛋糕做大，然而改革未必能够顺利实施。为什么呢？因为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未必均等，既有受益者，又有受害者。因此，正如“阳奉阴违”所表述的那样，有关各方虽然在原则上支持改革，但一落到实处，因改革而蒙受损失的群体就会站出来反对。邮政事业和道路公团的民营化等小泉政权推进的结构改革，不能顺利展开，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大原则是基于整个社会利益而制定的，细节则是立足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各自利益而展开的。注重效率的经济学家总是支持改革，但与此同时，出于利益分配的考虑，强调既得利益，从而对改革持消极态度的政治家大有人在。反对改革的人们往往会被批判为保守势力，然而利益集团及作为其代表的政治家们与其他经济主体一样，在现存的法律制度（所谓的游戏规则）内，都会采取行动努力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这样一来，说他们“作恶”却也未必恰当。
能够为所有的人带来好处，又不让任何人蒙受损失，这样的改革便不会有人反对，最容易推行。这被称为帕累托最优改革，是一种不伴有痛苦的改革。因此，尊重既得利益是顺利推进改革的一大原则，这样说并不为过。尊重既得权益往往会被认为是改革的敌人。但是，在改革中，通过对蒙受损失的人进行补偿，尊重既得权益和经济改革应该能够相得益彰。这既可公开通过国家预算进行，也可在保留旧体制的同时，通过努力培育新体制加以实现。
中国的经验表明，要使改革成功，培养新体制比打破旧体制在战略上更为重要。而且，如同中国的非国有部门那样，新体制在最初阶段虽然脆弱且不完善，但也不能无视其潜在的发展可能性。对照一下日本的改革，必须把目光投向成长产业而非成熟产业，投向风险产业而非大企业。此外，外国企业的对内直接投资也应积极地加以利用。直接投资的流入可以通过带动技术和经营技巧的引进、创造就业、技能开发和促进竞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扩大消费者利益，进而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
同时，为缓和既得权益者的反对，对该权益者进行补偿是行之有效的手段。这有两种情况可以考虑，一种是通过财政等实现收入转移，另一种是通过当事者之间的交涉实现收入转移。在日本，前者例如乌拉圭回合的大米进口自由化所产生的高达60100亿日元的农业对策费，后者例如一部分企业（伴随终身雇佣这一心照不宣的合同的变更）实行的提前退休制度。此外，有人主张为了避免导致官民同流合污，应该取消高级官僚“下凡”，为了禁止这种“下凡”，用公共资金来支付补偿金（买断“下凡”权）的考虑更具现实性。
日本的财政支出已经非常僵化，公共事业的分配比率（从不同业务或者不同省厅可以看出）已经到了基本上固定不变的程度。这意味着既得权益的保护隐藏在预算制度内。其结果，事业费常常集中于传统领域，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为了改革这种情况，作为理想理论，应该全面抛弃传统的框架（利益分配的初期条件），（为了效益最大化）而果断地推进急进的改革，但是从可接受的观点看，对那些应该收缩的领域，不如尽可能地维持其预算规模，同时，把事业费的增加部分尽可能地投向新的领域，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更为现实。
我们从中国的经验中应该加以借鉴的是，保护既得权益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必须全力推进新体制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