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舆论场的含义和差别
　　最早提出两个舆论场观点的是新华通讯社原总编辑南振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内互联网论坛还不发达，南振中在一次乘车听司机的抱怨中发现，如果每位出租车司机每天向数以百万计的乘客传递信息、发表评论，其影响力不亚于一张日发行两百万份的大报。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老百姓的“民间舆论场”，通过口口相传，关注的是那些刚刚露头的、关系自身利益的、老百姓普遍感兴趣的重要问题和重大社会动向；另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即官方舆论场，主要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因此，两个舆论场历来就有。
　　随着网络等现代媒体的出现，论坛社区、微博、微信逐渐成为老百姓意见的汇聚地，民间舆论场从过去的分散发展成为聚合，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某一个具体问题，也可能会被不断放大，形成超出预期的舆论影响力，打破了主流媒体舆论场掌控舆论的局面。受社会转型、老百姓的价值多元化发展等因素影响，两个舆论场的差异、摩擦更加凸显。当面对社会热点问题、突发事件，主流媒体反应迟缓、没有声音，就极易导致两个舆论场各说各的话，甚至对立。一些学者认为，两个舆论场适度有异合理，但严重对立会影响社会共识合力形成，政府公信力流失。如何有效融合两个舆论场，共同为社会公平正义发声，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电视问政节目的特点
　　电视问政节目是最近几年电视台兴起的一种舆论监督节目形式，在不少城市播出都有万人空巷的效果。它的优势在于“现场感”，普通老百姓可以面对面地监督官员，督促他们现场解决问题。由于节目中曝光的问题往往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官员无法提前做功课，这就迫使官员们平日里不能只是坐在办公室听一些报喜不报忧的汇报，得多下基层了解民生疾苦，否则面对问题时可能一问三不知；其次，有的领导干部讲话常年对着秘书写好的稿子照本宣科，电视问政可以倒逼他提高一下自身修养，少说官话套话。一期电视问政节目可以说是一次释放民意、宣传政策、解释施政困难、问责不作为的过程。若运用得当，既可以打破很多老百姓的政治神秘感和隔膜感，增加主人翁意识的快意，也能够增加社会各方对施政者的体谅与宽待，并可能通过角色互换，将心比心，拉近施政者与行政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减少施政的阻碍。这种由官方舆论场主导，民间舆论场直接参与互动的形式，可以形成较为和谐、统一的社会舆论环境。因此，电视媒体通过电视问政这种节目形态，找准切入点，完全可以实现两个舆论场的高度融合。当然，如何实现两个舆论场的高度融合，还要电视媒体从四个方面去认真把握。
　　（一）立足民生，关注民意，实现话题的融合
　　电视问政有三个功能：发现问题，追踪问题，解决问题。问题从何而来？应该从民间舆论场来。把民间舆论场热议的话题变成为主流舆论场集中关注的议题。例如通过政府12345公众服务热线、各大主流媒体的公众信息平台、电视台、电台的热线电话，特别是网络舆论场，寻找老百姓和网民关注度相对集中的社会话题。经过编辑、记者“去伪存真”地筛选、调查、采访，制成短片、设计问题，在节目中探讨，最终解决问题、形成共识。岳阳电视问政自2014年4月开办以来，就非常重视前期的话题征集。在已经播出的四期节目中，共问政了医保卡购物、校园周边小食品、五小门店、城区停车、交通安检、黑的士、营运摩托车、公交车、社区积水、城市饮用水源、建筑垃圾等22个9大类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每期节目播出后，都能迅速成为岳阳老百姓热议的话题，他们通过新闻热线、问政热线、政府12345热线对节目进行肯定，一些老百姓还通过市长信箱，表达他们对问政节目的期待，在民间舆论场形成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作为主流媒体就应该认真研究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了解老百姓的愿望和诉求，以便从百姓的口头舆论中触摸到社会跳动的脉搏。
　　（二）调整视点，找准痛点，实现“焦点”的融合
　　在中国，主流媒体舆论场使用的媒介基本上是传统大众媒体，其新闻议程的设置和舆论的偏向都控制在把关人手里，整个舆论传播模式是单向的，受众缺乏反馈发声的机会。关注的是宏观的社会效应，服务的是最广大的人民，但实际上大部分公众的意见较难通过主流传媒得到及时、有效的反映。无论是态度立场还是话语方式，往往给公众乏味、不接地气的印象。当普通老百姓的个人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却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时，民间舆论场就成了广大民众发泄情绪的渠道，甚至产生对官方舆论场的“对抗”。两个舆论场缺乏应有的交集，媒体的痛点在于自说自话，百姓的痛点在于无人关注。电视问政找准痛点，打通两个舆论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2015年武汉电视问政关注了一个5年投诉了100多次无果的案例。郑女士2009年购买的商品房，因开发商跑路，迟迟未交房。与她情况相同的有20户人家。5年来，20户居民向市区相关部门反映投诉100多次，有关部门多次召开协调会，但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大多数人不得不租房度日。武汉电视问政把郑女士请到了节目现场，在主持人和问政代表一再地追问下，最终由武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表态，责成青山区尽快研究意见，不仅要追究相关部门推诿的责任，还要为20多户居民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因为电视问政节目的介入，郑女士等人压了五年的心头之痛终于得以解脱。类似郑女士遭遇的还有岳阳大桥湖社区的居民袁成规。在问政现场，这位四十几岁的汉子谈到大雨造成社区几百户居民房屋被淹、两年来各部门之间踢皮球无人理会时， 不禁眼泪纵横。在场的楼区区长表情凝重，在诚恳地道歉后，向老袁做出了整改到位的承诺。当期节目录制完毕后，大桥湖社区的四位居民代表紧紧抓住现场总导演的手：“谢谢电视台，我们回去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三）群众主问，官员主答，实现交流的融合
　　在电视问政节目中，主持人的功能定位相当于体育比赛的裁判，群众问政代表和问政对象是重要的参赛队员。为保证让问者直抒胸臆、让问政直逼真相，问政代表的选择尤为重要。一般来说包括了有切身感受的当事人、热心网友、各类专业人士、当地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党代表、媒体代表（包括民间自媒体负责人、论坛社区版主等）。多层级的选择可以反映更多的民意，拓展问政的维度，促进问与被问的深度交流。把问政现场打造成主流舆论场的“民间舆论场”，让老百姓在这个平台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通过节目现场的“民间舆论场”来引导场外的、电视机前的“民间舆论场”。武汉的电视问政一直是武汉电视台的品牌节目，在武汉电视问政中，我们看到专家嘉宾起到了理性介入、释疑解惑、推动决策制定的作用，适当的时候还以权威的分析和引导缓冲了气氛；评论员嘉宾起到了感性介入、推波助澜、在适当的时候以犀利的评说和追问调动气氛的作用；设置的分会场，它的作用则是以观众代表的身份关注全场，并在不同的段落后发表对于问政现场的观感和点评，由此引发观众的共鸣，并实现了与主现场的互动。通过多层级的交锋，显了山露了水，就有了节目的看点，在现场参与问政深受问题困扰的百姓就能盡情舒解心中的积怨，观众也能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节目也就能真正地起到减压阀、稳定器的作用。
　　（四）曝光问题，追踪问题，实现监督的融合
　　电视问政不能搞“半拉子监督”，如果官员在问政现场承诺掷地有声，节目完后不了了之，失信于民的不仅是政府官员，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也会大打折扣。为防止“舆论监督失效”，一定要做到报道持续跟踪、有始有终，让老百姓感受到主流新闻媒体的严肃和真诚。岳阳的电视问政不仅会在新闻栏目中对问政的话题进行持续报道，并且下一期节目都会对上期曝光的问题有一个集中的反馈，如果部门承诺兑现不到位，相关负责人还将受到市问责办的问责。2014年月17日，时任岳阳市委书记的卿渐伟还亲自到电视问政的暗访现场梅溪桥市场、天岳山酱菜作坊、东方红小学周边、为民医药超市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和多家经营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谈，了解他们对部门整改后的意见。由于岳阳市委、政府重视，市问责办启动了问责机制，市电视台进行了追踪报道，电视问政节目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支持。2014年4月至今，岳阳市广播电视台主办了四场“电视问政”节目，包括区长、职能部门一把手在内的20名官员接受了现场问政，300位市民直接参与，1000多个电话诉求得到了回应，数十件老大难问题得以解决。岳阳“电视问政”成为治庸问责与改善民生紧密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工作平台。
　　两个舆论场的融合意义重大，是新闻舆论工作党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的实践样板。笔者认为只要主流媒体放下姿态，尊重群众呼声，回应群众关切，从海量信息去伪存真、在高参与度的民众表达中发掘真相并体现权威，主动融合民间舆论场就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两个场的重叠，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共振效应。电视问政充分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