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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诗人戴望舒晚年写得最好的一首诗名为《口占》，是首凭吊之作，写给一位31岁便早逝的奇女子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标志性女作家，萧红以特立独行的气质和自然主义的写作震惊了那个时代，却又在创作力最蓬勃的时候遽然辞世。
　　萧红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部小说《王阿嫂之死》，同年与萧军共同出版小说和散文合集《跋涉》，正式进入文坛。萧红的文学创作历程不足十年，都是在抗战时期的大背景下、在漂泊和流浪的青春岁月进行的，她克服心灵和情感的伤痛、贫穷和病痛的困扰，创作了100多万字的作品，为文坛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和《马伯乐》等一系列名篇，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
　　2013年三八妇女节，纪念萧红诞辰百年的电影《萧红》上映。该片讲述了萧红的传奇一生，以及在其短暂的31年生命里，几段轰轰烈烈的爱情：父母之命的未婚夫汪恩甲；相濡以沫又爱恨交织的萧军；托付终身的端木蕻良；临终病床前照顾她的骆宾基。
　　《萧红》一片的导演霍建起说，萧红不仅是了不起的女作家，她还是潇洒唯美的文艺青年、敢爱敢恨的情感偶像，他选取“为什么男人都爱她”这个视角解读萧红，只是想为这样一个有魅力的女子做点事，让更多的人认识她。事实上，萧红的内心世界，她的经历，是一部电影无法表现出来的。影片主人公之一——骆宾基的儿子张书泰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电影《萧红》的“四角之恋”使得外界误以为萧军、端木蕻良与骆宾基是因爱同一个女人而生恨、成仇，这些都是以讹传讹。“我父亲与萧红是纯粹的姐弟之情，他与端木之间的公开翻脸不是因为争夺萧红的情感归属，而是因为我父亲认为端木蕻良作为一个男人在最关键的时刻没有承担起责任、不仗义地抛弃了萧红……”
　　其实，情感本身就是复杂的，何况隔着一百年的时空。霍建起说，对萧红，世人有多种解读，不能说谁对谁错，只要对那个不平凡的生命，存有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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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本姓张，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乃莹。她懂事很早，所以人们说她有着“早醒而忧郁的灵魂”。萧红在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写道：“一九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萧红小时候，家里不断死人，先是两个弟弟，然后她的祖母、母亲都先后去世。萧红的父亲是过继给萧红祖父的，他一个人养家，脾气很暴躁。在萧红的记忆中，他无论对老人、小孩，还是对女性，都缺少关爱和尊重，是为着贪婪而失去人性的人。童年的萧红，只有祖父和后花园的陪伴：“……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還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祖父，后花园，我，这三样东西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童年的后花园不仅是她的乐园，更是她后来创作的源泉。
　　19岁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从此她再没有回过家。漂泊流浪的人生历程中，她先后到过青岛、上海、日本、北京、西安、武汉、重庆和香港等地，四处漂泊，甚至露宿街头，忍受寒冷、饥饿和病痛。萧红一生都在追求爱、温暖、自由和幸福，但却一直得不到命运的青睐，不仅童年充满着寂寞荒凉的回忆，成年后在追求情感的路上也屡屡受挫。这样一个弱女子，却始终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不断抗争。她在一首诗中写道：“七月里长起来的野菜/八月里开花了/我伤感它们的命运/我赞叹它们的勇敢……”
　　在《漂泊者萧红》一书中，林贤治笔下的萧红是孤傲的，被男性一次次伤害。
　　在萧红上小学期间，由父亲包办把她许配给呼兰县一个小官僚之子汪恩甲。为了反抗这一包办婚姻，萧红逃到北京，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叛逆之举。萧红的弟弟张秀珂1950年代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汪家因此解除婚约。然而，戏剧性的是，萧红后来情窦初开的对象竟是汪恩甲，还和他一起私奔了，所以萧红打官司，要求维持婚约。
　　萧红曾对塔斯社记者说，她去北京读大学，是想当画家，不是抗婚。她本身并不反对这门婚事。真相恰恰是汪家不要她了。
　　萧红一直觉得汪恩甲很可爱，还为他织过毛衣。萧红在作品中批评过家族里许许多多的人，比如父亲、继母等，唯独没有批评过汪。后来，萧红和汪家的官司打输了，这时她已经和汪恩甲同居，并已经怀孕。汪恩甲被家里叫回去，把萧红一个人抛在旅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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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32年夏天。大腹便便被抛弃在旅馆却身无分文的萧红，向《国际协报》写了一封求救信，萧军当时是该报的自由撰稿人。他受该报一位副刊编辑的委托前去探望萧红。虽然怀着孕，但萧红漂亮而性感，写得一手郑板桥的郑体字。才子加帅哥的萧军决定“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当时松花江决堤，到处是洪水。萧军弄来一叶小舟，搁于萧红的窗前，再系一根绳子把她从窗口吊下来……美丽的爱情传奇就这样开始了。
　　可惜那不是童话故事，“公主与王子”没有“从此过上幸福生活”。他们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漂泊。因为没有钱，旅店老板抽走了被褥床垫，他们躺在光秃秃的棕板上……萧军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产后的萧红。
　　在鲁迅的帮助下，两人熬过了拮据的生活，并迅速进入文坛。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的出版都有着鲁迅的资助。鲁迅亲自为萧红的《生死场》把关、修改，并写了序，还请现代著名作家、评论家胡风写了跋。鲁迅非常欣赏萧红的爽快性格和文学才华，多次向国内外同行推荐她的作品，称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她是那样地爱萧军，称他为“三郎”，他的强；_士、粗犷，他的才华都让她深深地迷恋。为了赴鲁迅先生的宴请，萧红特地花了七角五分钱从“大拍卖”的铺子里买了一块布，为萧军缝制了一件新外套。对此，萧军回忆道：“她几乎是不吃、不喝、不休地在缝制着，只见她美丽的、纤细的手指不停地在上下穿动着……”不到一天的时间，“一件新礼服”缝好了。萧军感叹说：“我们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是穷困的，但在爱情生活方面，却是充实而饱满的啊！” 　　但这样甜蜜的生活在两年后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萧红。特别是萧军的出轨，在萧红心灵深处一次次烙下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最终，俩人都掉入爱情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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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而端木，他执意要给萧红一个名分，因而不顾全家人的反对，以未婚少爷的身份娶了一个经历复杂的大肚子女人，并且坚持举行仪式——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
　　据载，萧红对这次结婚是很平静的，在婚礼上，主持人让她发表感想，她说，她没有别的希求，只想过安定的生活。
　　萧红与端木结合的时候，有人责备她，难道你不能一个人生活吗？！而端木，也承受着“第三者”的指责。还有，后来两次生死关头他都丢下萧红，一个人独自逃命去了。一次是武汉大轰炸，萧红一个人腆着大肚子，混迹于逃难的人群里，从武昌到汉口，到重庆，到江津……另一次是在香港，她快要死了，身边是日本人的炸弹，飞机轰鸣，满城人都在逃难……他又不在她身边。
　　想要一个臂膀可以依靠，但萧红始终没有得到。萧红最深刻的苦难还不是爱情，对一个女人来说，最惨痛的经历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负心人的骨肉，生下来，养不起，送给了别人。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养得起，却没活下来。
　　萧红最后的岁月是在香港度过的。那两年里，她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呼兰河传》，从此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茅盾说，《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使呼兰这个不起眼的北方小镇，成了中国文学版图上最闪亮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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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1月22日，年仅31岁的萧红病逝于沦陷后的香港，守候在身边的，只有骆宾基一人，他陪伴她度过生命中的最后四十天。萧红临终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薄命红颜把遗憾留给自己和世人，也把生命永远定格在青春。
　　萧红死后，端木二十年未娶，每年清明都去她的坟头祭奠，后来有了妻子，便跟妻子一块祭奠。香港去不得了，他来广州祭奠，以期离她的墓地更近一点；后来广州也来不得了，他便托朋友代为祭奠……自始至终，端木对世人的非议和误解，不着一词，至死都不作解释。
　　编辑 刘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