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很不喜欢回答这个问题：你进藏多少次了？每次我都含含糊糊地说，十几次吧。因为，即使不跟西藏军人比，在我们军区，进藏几十次的大有人在，甚至一年就跑六七趟的也大有人在。若是跟西藏军人比，哪怕是今年的新兵，我也弱爆了，十几次累计起来也不过一年多时问，真没什么可吹的。
　　不过我也有我的优势，就是跑的地方多。尤其这一次，带领创作室全体一起进藏，兵分四路，几乎走遍了西藏所有重要方向，累计行程一万多公里。
　　但我的状态始终不好。去之前腰椎出了问题，一直在做治疗，也没见好。到拉萨后老朋友请了一位援藏医生帮我做推拿，然后又借给我一个护腰让我捆着。可是到了高海拔地区，捆腰带太憋气了，我只好把喝水的玻璃杯用毛巾裹上放在腰后顶着。
　　最要命的还不是腰，是高原反应。氧气这个同，只有在西藏才会被频频提起。你若在成都，在北京，在上海，谁会想到氧气？它因为无所不在而显得无足轻重。但是在西藏，氧气这个词是凸显在人们生活中的，尤其凸显在每一个进藏的人的生活中，通常它会和“缺”或者“吸”一起组成常用同。
　　在我前十余次的进藏经历中，缺氧的感觉并不强烈。记得上世纪90年代那会儿，我一到拉萨，就会借辆白行车在大街上闲逛。现在这记忆已成为我的“好汉当年勇”了。真是很奇怪，是不是因为年轻，就白带几分氧，上了高原可以反刍？
　　当我们翻越海拔5280米的嘉措拉山时，高原反应突然来了，我一下子感觉喘不上气，眼前发黑。一时找不到氧气瓶，只好快速下山。后来在老定日街上，陪同我们采访的聂干事给我买了两小罐儿氧气，我赶紧抱着罐子吸入，几分钟后就感觉胸口没那么憋闷了。同行的纪莹连连说：“红了红了！”她说“红了”的是我的嘴唇，刚才我的嘴唇一直发黑。他们3个人，纪莹、聂干事，加上司机小蔡，同时呼出一口长长的气：“你吓死我们了！”
　　若吓死他们，我肯定已临近死亡。最难受的时候我想，若真在这里发生什么事，就太给他们添麻烦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让他们把我往哪里送？当然我也想，真要报销就报销吧，也许很痛快。
　　心有余悸的聂干事提议，我们还是到聂拉木边防连去休息一下吧。因为前面还有一座海拔5000米的雪山。以我过去的习惯，不打算采访人家的话就不去打扰，但彼时已经顾不上了。
　　一进到三连指导员的房问，我就躺倒在了沙发上。指导员叫来军医，但军医除了让我吸氧也没其他招数。只是氧气瓶比我在车上用的大很多，像发导弹，让人心安。我告诉他我喘不上气，憋闷，他很淡定地说，就是缺氧导致的高原反应。
　　他早已见惯不惊了，高反是他们的家常便饭，甚至是他们亲友团的家常便饭。我躺在沙发上，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对纪莹说，你赶紧采访一下吧。纪莹就和连长指导员聊了起来。
　　我一边吸氧，一边听他们聊，眼角的余光忽然看到，茶几上有两个玻璃瓶，上面是郁郁葱葱的绿色叶片，下面是白生生的整齐的根须，水栽蒜苗！我问指导员，谁种的？指导员说是他种的。我立马请教：加营养液了吗？他说没有，就是清水。
　　这可是海拔4300米的蒜苗啊，竟生长得如此生机勃勃。
　　我赶紧掏出手机拍了下来，发在我的微信朋友罔里，并告诉大家，这是生长在海拔4300米高原的蒜苗，是抗缺氧耐严寒的蒜苗。无数的朋友点赞、佩服、夸奖。
　　有位朋友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室内盆栽。”
　　而我想说的是，在这高寒缺氧的西藏，所有的生命都是我的榜样，包括这青绿的蒜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