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进驻延安。当时，正值国共进行团结抗日的和谈时期，敌特活动十分猖獗，土匪地痞也经常出没。为保证中央和地方党政军机关的安全，维护当地社会治安秩序，1938年5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市警察队，隶属市公安局。
　　警察队编制为35人，设正副队长2人，政治指导员1人，下设3个班。如此精干的队伍，却要担负起维持党中央所在地社会治安的重任，人员配备上自然是优中选优。首任队长邹理智，曾担任过中央保卫处特务队机枪班的班长；指导员陈昌奉，曾是毛泽东的警卫员；副队长张智理也来自保卫处，曾当过特务队2排5班的班长。为保证警察队的高效运转，延安市公安局还对队员进行了3个多月的公安业务培训。
　　8月，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中央迅速组建了以萧劲光为司令员的有8个警备团9000余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同时，着力加强了各级党政机关和地方上的保卫、公安力量。延安市公安武装警察队也随之扩编，人员增加到140多人，增设3个区队。1939年春，边区政府又给延安市警察队配备了100多匹战马。这在当时算是高规格的配备了，这种待遇在延安只有部队团级以上的首长、地方县市以上的领导才有资格享受。
　　扩编后装备一新的警察队，将内卫、特勤、交通、户籍、治安任务一肩挑，凡是延安城镇的公安业务没有不管的。具体任务可分为三大项：一是在有中央和边区党政军领导参加的各种活动、演讲、聚会等场合负责安全警戒。那个时候，此类活动非常频繁，领导人出行绝无前呼后拥的现象，往往只带很少的随行人员，只身出行也是经常的事。因此警察队的安全警戒任务相当重。二是在市区各主要道口和十字街口设置固定及游动的警哨，调解纠纷，维持秩序，以保证城市秩序井然有序。三是配合公安局查市场、查旅店、查户籍，力争把险情、敌情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他们平时把人员分成5个小组，把城市治安目标划为5个责任区块（城内4区，城外南市1区），采取定期不定期的例查、突击性检查与周期性查验、全方位巡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的办法，织就了一张捕捉敌特、反坏分子的天罗地网。特别是加强了对人口流动性大、隐患极多的骡马店的管理，几乎做到每晚必查。
　　延安市警察队的警服从头到脚一身黑，帽子虽与八路军的式样一致，可没有钉帽徽，领章是铝制的，正面上的“边警”两个字，即“边区人民警察”的简称，稍远一点就看不清楚……整体感觉与国民党政府警察的警服差别不大。所以，队员们刚上街时，老百姓竟把他们当成了国民党的“黑狗子”，躲避开来的不少，有些还跟在他们身后连唾带骂。许多警察为此闹起了思想情绪，颇想脱下这身“黑皮”，回正规部队去。可一回到驻地，大家又冷静下来了，认为：现在咱们与国民党合作，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的首长还要国民政府任命，咱们警察队的警服与人家保持基本一致也是理所当然的。咱不在乎其表而应看重其内，只要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化人，说服人，相信边区人民最终会理解、支持咱们。警察们用行动证明自己人民警察的身份。
　　1938年12月20日，日军6架飞机突然侵入延安上空。当时，整个街道满是干部、军人、市民，入城赶集的老百姓扯马赶驴，抱鸡拉猪。防空司令部发现敌机后，即敲响宝塔山和清凉山上的防空古钟。急促的钟声传出，城内像炸了锅一般，乱成一团。警员们冲出院落，跑上街头。
　　在警察拼命疏导人群之际，日军飞机已向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主要首长住的凤凰山麓及城区的主要建筑投下了数十枚炸弹，顿时延安城墙倒屋塌，血肉横飞，哭喊声响成一片，其状惨不忍睹。二区队的警察小王正在十字路口执勤，发现一位乡下老大爷被吓懵了，面对敌机的俯冲扫射一动不动，便冲过去，一把把老大爷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躯掩护着他，直到敌机飞去，才拉起老大爷跑到安全地带。还有两个警察，耳朵都被日军飞机投掷的炸弹震聋了，仍然不下火线，英勇顽强地坚持疏散惊恐的人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名叫杨风梁的警察，他在这次空袭中，为救护老百姓献出了自己年仅33岁的宝贵生命。他出身贫寒，在老家时曾在一个大灾之年聚集数百名庄稼汉进行抗捐抗税斗争，被县衙通缉，弄得他有家难返，只身逃往延安。1935年他加入了党组织，并当上了延安一支游击队的队长，后又被任命为县保卫局局长。他事业心极强，警惕性极高，拔掉了不少隐藏深的敌特“钉子”，捣毁了不少敌特“窝点”，深受延安人民的喜爱。此次日军飞机侵入延安上空时，他正在边区政府学习，听到警报声，马上同其他学员奋不顾身地冲上街头，组织群众到临近的石崖下和山洞里躲避。当看到一位老大爷和老大娘手里提个大包袱舍不得甩掉，踉跄不前，身边的小孙子还一股劲地揪着爷爷的后衣襟吓得大哭大叫时，杨风梁冲上前去，将小孩抱在自己怀中。这时，一颗炸弹呼啸而来，他立刻大喊一声“卧倒”，护着小孩趴倒在地。“轰隆”一声巨响过后，两位老人和小孩安然无恙，而杨风梁却在血泊中昏死过去。当边区政府派人把他送到李家洼中央医院时，他已因流血过多而牺牲。得救的孩子及其爷爷、奶奶赶往医院，“扑嗵”一声跪倒在地，磕头捶胸，放声痛哭。
　　日机在20－21日的轰炸中，共向延安城投掷了159枚重磅炸弹，毁坏房屋380多间，炸死炸伤我军民152人。敌机飞走后，市警察队马上投入到整个中央和边区政府机关向城郊乃至农村大转移的保卫工作中，同时继续维护好市面治安，防范不法之徒乘机打劫，使老百姓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他们在残垣断壁中守护着疏散一空的市民家园，守护着老板和职员尽数跑散的商店铺面。一区队的两个年轻警察，在北门里西山脚下拣到一只沾满尘土的手提皮箱，里面有一大叠法币和一些金条及金戒指之类的贵重物品。他们将这些东西全部上交组织，并在最短时间内使其物归原主。城内极负盛名的三仙园饭馆，在日军飞机轰炸后，人不见一个，可厨房里卤好的整鸡整鸭、炖好的牛羊肉、粉条大烩菜等应有尽有，巡护在这里的警察忙了10多个小时没吃饭，饥肠辘辘，可硬是未动厨房里的一饭一菜，直到店员返回，如数清点交接。不少老百姓感动得哽咽流泪。
　　在日军的空袭中，警察表现出了为人民舍生忘死的高贵品质，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真心实意爱上了警察队，许多人自愿报名参加公安警察队联络员组织，争当他们的“耳目”和替补队员。老百姓说：“延安的警察和白区的‘黑狗子’是两回事，他们和红军、八路军一模一样，也是咱老百姓的亲兄弟呀！”
　　从1938年至1947年，延安市警察队与正规部队密切协作，共建钢铁长城，赢来了边区人民长达10年的幸福安宁，保证了边区军民整风学习及大生产运动的正常进行，并促成了工、农、商、贸各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1947年春，胡宗南部队大举进犯延安，警察队整编到战斗部队，投入到历史性大决战的战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