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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41—1948年间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奖励的作品，其学科分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各学科的发展状况，成为估量民国学术发展的样本。研究表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相关现实研究诸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还没有被学界广泛公认的一流作品；相对应的哲学、历史学等纯学术研究则已获得了共识。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已有长足发展，特别是数学、物理学等已有具世界性影响的成果出现，应用科学也在解决当日技术难题上取得了相当多的成就。这些成果虽是在抗战这样困苦条件下取得，但仍在相当程度上表征了民国学术发展的较高水準，成为对民国学术发展水平进行评估的参照。当然，作为中国近代学术体系创立和起步阶段的学术奖励活动，也显示了处于新陈代谢过程中学术发展的复杂性——传统与近代、新与旧、四部之学与分科之学交织一起。
关键词 民国学术 学科分布 学术发展
民国时期是中国从传统到近代转换，近代学术体系最终创设并发展的阶段。对民国学术史的研究目前虽已有较丰硕的成果，但要对其作全面并恰如其分的评估还为时尚早。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学术审议委员会开展学术评议奖励工作，为此制定了相对完备而严格的规则与流程，并对规则和流程不断完善与修正，到1948年成功举办了六届评奖，为一批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留下极大影响的学术作品与学人颁布了政府奖项与奖金，对当时处于抗战危局的清苦学人生活“不无小补”，更是对他们倾心学术研究的肯定与宣扬，在当时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①。学术审议委员会评奖程序与结果相对公平、公正，因此这些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际取得的学术成果，不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历史性记载，也在相当程度上表征了当时学术的发展情状，为估量民国学术提供了一个可资分析的样本。
一
1941—1948年间，学术审议委员会共评出281件正式获奖作品和54件奖助作品，其中一等奖15件、二等奖88件、三等奖178件；第一届和第六届获奖作品数量最少，第三届和第四届最多。虽然1948年评选的第六届是1946—1947年两届合并处理，但在抗战胜利后国家陷入内战的混乱局面下，相比同仇敌忾的抗战困难之期，学术工作者们似乎更难平心静气从事学术研究，两年间真正能入学术审议委员会法眼的作品不多。
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文学、哲学、古代经籍研究、社会科学、美术等五类，共有151件作品获得正式奖励，27件作品获得奖助，其中一等奖6件，二等奖38件。虽然获奖总数超过科学技术，但在获奖等第上无论是一等奖还是二等奖数量都与之存在差距。文学类包括文学论著、小说、剧本、词曲及诗歌，共34件作品获得正式奖项、7件获得奖助，没有一等奖，仅有6件作品获得二等奖（表1）②。
具体分析34件正式获奖作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获得文学类最高等第二等奖的6件作品全为研究性论著，无一件创作类作品；三等奖中也以研究性著述为多，文学创作包括小说、词曲和诗歌一共仅有十数件作品，占三分之一左右。
第二，文学研究论著中，以历史研究为特色，包括年谱、文学批评史、文集考订，6个二等奖有4个为历史研究。
第三，文学创作作品中，以古典诗词为大宗，新文学创作只有戏剧《野玫瑰》《北京人》和小说《新中国幼苗的成长》等少数作品。这说明新文化运动以来，虽然在新的文学创作形式上，特别是小说、戏剧、新诗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当时学术界真正认同的还是古典诗词，这一点似乎并未被文学史研究工作者真正意识到。当时学界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是科学技术工作者基本上都能吟诗作赋，一些政客与商人们也不会忘记时时“以诗词即兴或纪行”。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并未真正对传统造成所谓“毁灭性”打击，使传统文化出现断层，传统学问在大学的国文系和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的学术奖励这样的体制内还有生存空间。这从侧面表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似乎有重估的必要。
第四，文学创作中以讴歌抗战作品为特色，如《野玫瑰》《新中国幼苗的成长》《国声集》等。悬壶济世的中医唐玉虬所著古体诗《国声集》，吴稚晖、陈布雷、杨圻等曾予以高度评价。有论者以为其“慷慨悲壮，激越昂扬”，“其爱国激情如烈火之燃烧，怒潮之奔腾，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皆达到极高境界”（[4]，页281）。严济宽《中国民族女英雄传记》也以历史上女英雄来激发民族的抗敌情绪①。
当然，有些作品的归类也值得考虑，如姚薇元的《鸦片战争史事考》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历史研究；杨树达《造字时有通借证及古文字研究》、王力《中国语法之理论》、徐复《语言文字学论丛》等属于语言学研究；李秀峰《成人教养之实验》、许澄远《魏晋南北朝教育史》及奖助作品傅志纯《新制国民教育之理论与实施》、吴蕴瑞《大肌肉活动用全部学习法与分段学习法效能之比较》等作为教育学作品，都应该归入“社会科学”类。这一情况的出现可能与当日学界学科分类的认知有关。
哲学类获奖作品数量很少（表2），特别是第二、四、六届每届仅有一件作品，第六届获奖作品还是从社会科学类“移充”而来[1]。这一情状的出现，可能与当时哲学界流行“意识形态”研究却不被学术审议委员会看好相关，12件作品中仅有王万钟《孙文学说疏证》和崔书琴《三民主义新论》涉及现实政治或意识形态。第六届哲学类10件被提出，最终选决的作品中有6件研究现实哲学，诸如三民主义、国父思想、总理总裁哲学体系等，但这些作品全被学术审议委员会（小组审查时）“枪毙”，即使它们此前得到了审查专家的极高评价也不能幸免[1]。但与其它类别相比，哲学类成果是真正少而精，12件获奖作品中有两个一等奖、三个二等奖，获奖等第远远超过人文社会科学其它类别。
从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看，逻辑有金岳霖、胡世华作品，历史研究有汤用彤、张西堂著作，冯友兰、黄建中、唐君毅、金平欧等人作品，相关“理学”“伦理学”“道德建立”“心理建设”等，李相显以宋明理学的研究两次获奖（一次正式，一次奖助）。无论是冯友兰、汤用彤的一等奖作品，还是金岳霖的二等奖著作，都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经典，代表了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的最高水平。当然，唐君毅、胡世华等年轻一辈（年仅30岁左右）也显露出学术才华与才能，昭示了他们未来的发展前景。 古代经籍研究20件作品正式获奖，其中一等奖1件、二等奖5件，另有奖助1件（表3）。虽然获奖数量不多，但获得等第不低。杨树达不仅在文学类获得二等奖，在古代经籍研究也获得二等奖，而且还以《积微居金文说》获得相当于二等奖的5000元奖助；徐复以《后读书杂志》获得第四届三等奖，然后在文学类以《语言文字学论丛》获得第六届三等奖；陈延杰以《晞阳诗》获得第四届文学类三等奖，又以《周易程传参正》获得本类第五届三等奖。可见，有不少学者跨越了“古代经籍”与“文学”两个门类，一方面表明这两个门类之间有不少相通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两个学科的设置有进一步商榷之处。罗倬汉连续两届获奖，也成为本门类唯一一个两次得奖者。专门设立“古代经籍研究”类别，表明了当时学术界对传统学问的重视，也满足了1938年国民党临全大会通过的战时教育纲要中“对于吾国固有文化精粹所寄之文史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6]，页13）的要求，再次证明了上面所说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对传统学问研究造成“断代”与“毁灭性”打击。如果以今天的学科分类，“古代经籍”自然没有专门设立的必要，也没有独立的地位。杨树达认为劳《居延汉简考释》属于古代经籍研究类“殊为可笑”，他曾致函其乡贤时任教育部次长朱经农专门论及此事（[7]，页229）。不知在杨树达看来劳的研究应归于何类？但他自己《积微居金文说》属于文字学研究，也不能归于此类。据竺可桢记载，丁超五的获奖曾有一些争论：作品原名《科学之易》，竺可桢以其内容用近代生物学中XX、YY为雌性，XY为雄性与《易经》中奇为阳、偶为阴之说相配等，觉其名不妥，径改为《易理新诠》，得以通过获奖。大会讨论时，曾养甫、傅斯年曾对该作品获奖坚决反对（[8]，页559）。
社会科学包括历史（考古学）、地理、经济、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学科，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获奖数目最多的一类，共有64件作品获得正式奖项、6件作品获得奖助（表4）。除第一、六两届外，其它4届三等奖数量都远远超过规则规定（5件），第四届二等奖也超过2—4件的规定。这一情状的出现与其包括学科门类众多有关，从侧面反映了当日学界对学科分类的认知情状，也说明学术审议会学科分类有不合理之处。
获奖作品有以下特点：第一，总体上看，获奖数量虽多，但等第却难以与数量相匹配，一等奖仅有第三届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件作品，二等奖也只有17件，其它全为三等奖；第二，获奖作品以历史研究（包括经济史、考古学等）最多，有24件，其中一等奖1件、二等奖9件；第三，与此相对应的是，有关现实研究的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社会学等获奖成果较少；第四，农村问题似乎普遍受到当时学者们关注，有超过10件作品与此相关，诸如农业合作、土地、田赋、租佃和乡村社区等；第五，只要言之成理，学术研究没有“意识形态”禁区，既有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孟云桥《三民主义之理论研究》分获第二、四届三等奖，也有李显承《马克思及其地租论》获三届三等奖。
有多人两次获奖，陆懋德第一届以《中国上古史》获得三等奖，第二届以《史学方法大纲》获得二等奖；施之勉以《古史摭实》获第四届三等奖，以《汉史考》获第六届二等奖；吴文晖以《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获得第二届三等奖，以《土地经济学原理》获得第四届二等奖；吴学义以《民事诉讼法要论》获第三届三等奖，以《战时民事立法》获第四届二等奖。社会科学类获奖成果特别是学科分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时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情状，如主要研究相关现实、由域外引进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学科如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还未有学界公认的一流成果。这也与首届中研院院士选举中相关现实研究学科虽候选人不少，但最终当选人数却与之不相匹配一致①。
美术类包括绘画、音乐、雕塑和工艺美术等，共有21件正式获奖，12件获得奖助，其中一等奖1件、二等奖7人（表5）。与其它类别中每个人一次只能一件作品申请不同，本类有多人是以两件作品申请并获奖或获得奖助，这也许就是美术类的特别之处。另外，与其它类不同，本類获得奖助的作品也相对较多。获奖作品中，大多为创作，仅有雷圭元《工艺美术之理论与实际》、张清常《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阴法鲁《先汉乐律初探》为理论著述，其中后两种为音乐史作品。
从人文社会科学设立的奖励类别，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学术界对学科门类的认知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今天学科设置中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在当时不见踪影，虽然有三民主义、孙文学说或总裁理论的研究，但不是归入哲学就是进入社会科学。以社会科学囊括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民族问题研究、宗教学、语言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情报学、人口学、教育学等学科①；将文学、哲学和美术作为与社会科学并列的门类，以上表明了当时学术界的学科认知。正如上面所言，将古代经籍研究专门列出，表现了当时学界对传统学问研究的重视。另外，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类别，无论是文学、哲学还是社会科学，获奖作品中以历史研究最多，即使是美术类作品也有相关音乐史的研究著作，说明当时对各门学科历史研究的重视。因此，杨树达得知他获得第一届二等奖时，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报载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奖励著作名单：一等奖两人，为华罗庚、冯友兰，二等奖十人，首金岳霖，次为余；三等17人，有陈铨、黎锦熙、陆懋德、罗倬汉等。二十九人中属之史科目者十一人。（[7]，页185）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类别的设定及其获奖成果对历史研究的重视，一方面可能表征了当时中国学术发展水平的情状，但在更大程度上说明了处于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复杂性，传统与近代、新与旧、四部之学与分科之学等等互相交织在一起。
二
与人文社会科学有文学、哲学、古代经籍研究、社会科学这样的学科分类不同，科学技术不是按今天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气象等学科分类，而是按照纯粹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发明来进行门类划分，分为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工艺制造三个类别。科学技术总共有130件作品正式获奖，27件作品获得奖助，其中一等奖9件、二等奖50件，获奖等第远远超过人文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类共有61件作品正式获奖、10件获得獎助，其中一等奖8件、二等奖22件（表6），无论是一等奖还是二等奖数量都是各类获奖中最高的。一等奖数目超过整个奖励一等奖总数一半，第二、三届各3件，超过了每类1件的规则规定，二等奖、三等奖数量也超过了规定。自然科学成果获得这样高度认同，是对当时自然科学各门发展的肯定，也是抗战期间中国科学界克服各种困难坚持科学研究的显现。因此教育部曾报告说：“各类得奖者以自然科学为最多，……足征国人对于科学研究已有显著之进步。”（[9]，页344）自然科学包括天文、气象、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体质人类学等学科。在61件正式获奖成果中，数学16件（4件一等奖）、物理学8件（一等奖2件）、化学9件、地质学5件（包括一等奖1件），天文气象6件、生物学15件（三等奖12件），其它人类学1件（一等奖）、心理学1件。这一学科分布情状从侧面反映了抗战期间各门科学的发展现状：即数学发展很快，其它学科都受到了战争影响，特别是战前已有相当发展基础的物理学、地质学和生物学。因此任鸿隽1944年在总结五十年来中国科学的发展时说：
我们国内的数学近年也有惊人的发展。这大约是抗战期间，实验科学多受影响，而数学一门较易进行的原故。目下我们的几个数学专家如华罗庚、陈省身等，都被外国的数学大师约去共行研究。将来对于我国的数学，乃至于对于全体科学，有极好的影响是不用说的……（抗战）八年中，一切科学研究皆大受损失。有的科学如地质学、生物学等，虽勉强进行，而实际增加无数困难。有的科学，如天文、物理、化学等，因仪器的损失与药品的缺乏，根本上无从进行。（[10]，页587）
生物学虽然获奖成果数量很多，但主要是三等奖，这与民国生物学的发展主要以分类学、形态学等所谓“调查生物学”有关。相比较而言，民国发展最为成熟、成就也最大的地质学获奖成果数量却较少，其原因待考。另外，在获奖者中，有王福春和萧之的二人两次获奖，王福春第一次获得三等奖，第二次获得第六届唯一的一等奖，可惜获奖不久之后就英年早逝；萧之的是华中大学生物系教授，他两次获奖都是三等奖，一次为动物学论文，一次为《洱海的理化性质》。
自然科学各学科，特别是地质、生物、物理在抗战爆发前的“黄金十年”里已有充分的发展，奠定了相当的基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打断了中国科学发展的进程与步伐，但科学工作者们克服各种困难还是取得了卓著的成就，特别是数学，以华罗庚、陈省身、许宝等为代表，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使战后中国学术界要求学术独立的呼声日渐高涨，提出了一个接一个学术独立发展的规划①。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对自然科学成就的肯定充分反映了当日自然科学发展的态势。无论是一等奖获得者华罗庚、苏步青、陈建功、王福春、吴大猷、周培源、杨钟健、吴定良的作品，还是许宝、钟开莱、周鸿经、李华宗、张宗燧、马仕俊、王竹溪、钟盛标、马大猷、涂长望、吕炯、赵九章、孙云铸、马廷英、张青莲、李方训、王葆仁等二等奖成果，都是数学、物理、气象、地质和化学等学科的奠基性著作，即使是刘建康、朱汝华、冯景兰、薛芬、高尚荫、梁树权、倪达书、卢庆骏、张素诚、蔡金涛、胡秀英等的三等奖成果也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和独特地位。
应用科学类包括工矿、农业、医药、力学等方面，共有64件作品正式获奖、12件作品获得奖助，获奖总数达到76件，超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表7），其中一等奖2件、二等奖26件，奖励等第上不如自然科学。其中工矿22件、农业（包括林业和水利）21件、医药（包括生理研究）12件、力学9件。可见，奖励主要集中在工业和农业方面，这也昭示了抗战期间工农业生产需要对科学研究的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应用科学方面有徐冠仁、魏寿昆、柏实义、唐、王志鹄等人两次获奖，远远超过其它门类次数，其中魏寿昆、柏实义两次获得二等奖，显现了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内的地位，但也违反了学术审议会的相关规定②。而钟盛标和蔡金涛在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两类都曾获奖，钟盛标自然科学获得二等奖、应用科学三等奖，而蔡金涛反之，自然科学三等奖、应用科学二等奖。这些获奖人中，林致平、俞启葆、沈霁春、周同庆、王恒守、许植方、邹钟琳、顾毓珍、徐冠仁、吴襄、王之卓、魏寿昆、柏实义、康振黄、钱令希、朱青莲、林国镐、唐、李庆逵、蔡邦华、金善宝、郑集、朱莲青、斯行健、杨、盛彤笙、锺盛标、蔡金涛等都在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占据相当地位。一等奖作品杜公振等的《痹病之研究》解决了作者当年任职的同济大学驻地宜宾的流行疾病；二等奖武霈《武氏内燃机差压引火方法之研究》解决了内燃机的点火问题，也为抗战做出了相当贡献。
工艺制造获奖作品数量较少。第一届奖助4件，分别为李春和《计算尺》、何以余《曲线规》、萧光炯与汤荣《计算尺》、李酉山《圆线尺》，都是相关数学的器具研究；第四届李善邦《霓式地震仪》获二等奖，袁开基《熔融制造钙皂法》、吴建中《地锦试纸》、吴有荣《我国盐业所用钢绳及试造之研究》获三等奖；第六届郑重知、郑咸熙《钾灰碱法（一）冷却法》获得二等奖。这些工艺制造作品除李善邦“地震仪”，郑重知、郑咸熙兄弟的《钾灰碱法（一）冷却法》外，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少的影响，表明学术审议会设立这个类别似乎有些欠考虑。
三
中国近代学术各门学科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真正本土化并逐步得到发展，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已经取得不少的成就。如物理学，据严济慈统计，1930—1935年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月刊》（即《科学》）《物理杂志》，英国《自然》《物理学会会刊》，法国《科学院周刊》，德国《自然科学周刊》等著名杂志上的论文有53篇之多，其中吴有训独立完成8篇，严济慈与钱临照、钟盛标、翁文波等合作发表18篇，赵忠尧、黄子卿、吴学周、冯秉铨、龚祖同等也有论文共襄盛举，当然也有班威廉、雁月飞等在燕京大学和徐家汇天文台供职的外国学者[12]。以今天中国学者能独立在《自然》《科学》发表论文引起轰动相比，那时中国物理学的学术水准与世界前沿的距离之近由此可以想见。 抗战期间，中国学术发展虽然受制于社会环境、经费、实验条件、与国际学术界的隔绝等各种因素，但仍然取得极为重要成就，教育部学术审议会评定的这些成果，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成果，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科学技术获奖作品，都曾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而这些获奖者，无论已经是功成名就的权威学者如杨树达、陈寅恪、汤用彤、陈建功、吴定良、冯友兰、杨钟健、苏步青、王福春、周培源等，以及中生代的更具有冲击力的学术才俊吴大猷、林致平、华罗庚、许宝等，还是刚刚在学术园地起步的年青学人，他们都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许多人后来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或荣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或在国外获得相当的荣誉，成为各自学科中独当一面的人物。获奖对权威学者来说是学术界的承认，对年轻学者来说除承认外还有更为重要的“推进器”作用。对这些获奖作品、获奖作者群体及其与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关系，笔者将另文作专门的探讨①，这里仅以少数类别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分析，以对此一时期学术发展予以估量。
文学类获奖作品，无论是二等奖朱光潜的《诗论》、杨树达《造字时有通借证及古文字研究》等，还是三等奖曹禺的《北京人》、王力《中国语法之理论》、缪钺《杜牧之年谱》等，都是彪炳史册的名著，或开启了该学科后来学术发展的方向，或奠定了新创作形式的基础。当然，陈铨的《野玫瑰》在当时就曾激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并引发了长期的论争。
冯友兰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他通过《新理学》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新理学》也因此被誉为20世纪最有创见的中国哲学著作，只有熊十力《新唯识论》可以相提并论②。先天不足、后天难为的后辈几代哲学工作者，至今似乎还没有人能达到创立自己哲学体系的高度。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在写作期间就曾得到胡适的激赏：“读汤锡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日为他校阅。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13]，页641）当时评审专家柳诒徵说：
详阅是书，剥蕉抽茧，切理厌心；于历朝史籍、政教、风尚，因果昭融；于诸宗学说，钩提玄要，层累曲尽。举凡传记传会之谈，近贤臆测之说，东西学者之舛误，慎思明辨，犀烛冰融。洵为佛教史之名著，能解各家之蔽者也。（[14]，页7）
贺麟更把该书称为民族自信力的保证：“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沦亡断绝的新保证。”（[15]，页23）当然，国际学术界对该书也给予极高的评价③。胡世华是中国将逻辑研究与数学联系起来的倡导者，因而也成为中国数理逻辑研究代表人物之一，对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有大影响，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其获奖作品《方阵概念之分析》开启了结合逻辑与数学研究。
古代经籍研究类，年轻的劳可谓异军突起（获奖时年仅37岁），以“居延汉简”研究成为该类唯一一等奖获得者，显现了学界对其研究的高度认同，他也因此被誉为居延汉简研究的先驱，并由此出发成为该研究的集大成者。二等奖作品无论是杨树达《春秋大义述》、闻一多《楚辞补校》，还是陈启天《韩非子校释》、吴毓江《墨子校注》，也都是近代学术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作品。
社会科学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不仅是唐史研究的高峰，而且也开启了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崔瑞德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曾说，对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做出第二大贡献（第一是日本人内藤虎次郎）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成为后续研究者的基础（[16]，页11）。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被誉为国人所著史学概论、史学方法一类书中“最精”者（[17]，页24）。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一改以往甲骨文研究者仅注重文字考释的风气，在通盘彻底整理甲骨材料基础上，用科学方法统计、比勘、分析、考证，并结合商代历史与商代遗迹遗物，解决了不少甲骨学商代史上的重要问题（[18]，页352）。
数学方面，华罗庚《堆垒素数论》完成于1940年，未能立即出版，而是以手稿形式获得了首届一等奖。其成就很快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苏联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得到华罗庚所寄手稿后，表示战后立即出版。1947年，该书以俄文版首次面世。1953年，中文版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专刊甲种第一号出版。1959年，先后出版德文本和匈牙利文本；1965年又被译成英文；以后还有日文版发行。一本数学著作，有如此多种文字出版，其影响不言而喻。许宝被公认为是数理统计和概率论方面第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中国数学家，他亲历了数理统计这门学科的发展，并在其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他自然看重数理统计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华罗庚获得一等獎后舆论界对数论研究的鼓吹，他也曾有所不满①。相较这两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数学家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数学成果，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王福春师徒的数学分析研究成果，也开启了中国微分几何、数学分析研究的大门，奠基了数学这两个分支，在世界数学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物理学在抗战艰难困苦中，出现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理论物理成果，周培源的湍流理论研究与吴大猷的《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就是其中的代表。周培源是中国少数几个对相对论真正有研究的学者，并做出了相当的贡献（[20]，页81—83）。抗战期间他带领林家翘等学生从事流体力学的湍流研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他通过提出脉动方程建立了普通湍流理论，并给出了求解湍流运动方程的具体方法（[21]，页140）。吴大猷为北大四十周年校庆而作的《多原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出版后激起强烈反响，成为该领域最权威的著作，曾获得中央研究院丁文江奖金，美国核物理学家爱德华·康顿（Edward Uhler Condon）将该书列入他主持丛书中出版，在国际上扩大了影响，为吴大猷赢得了不少的“粉丝”①。张宗燧是中国较早研究量子场论的少数物理学家之一，他曾随玻尔、狄拉克、泡利等物理学大师访学研究。1939年回国，从事量子场论研究，对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建立，特别是在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的量子场论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21]，页55）。其获奖作品《对于合作现象之贡献》《物质点在电磁场中之能量动量张量》就是量子场论研究的成果之一。 杨钟健《许氏禄丰龙》获得一等奖，但他认为其学术价值远不如他卞氏兽及山东中新统地层的发现，因之发出“亦可见知人之难”的感慨（[23]，页166—167）。吴定良作为中国体质人类学的第一人，其作品获得一等奖自然是名至实归。林致平1937年获得伦敦大学航空工程博士回国，长期在航空研究院从事力学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获奖作品《多孔长条之应力分析》仅是其中之一，他后来成为国际有名的应用数学家。杜公振、邓瑞麟《痹病之研究》找到了当时宜宾一带流行的“耙病”（耙，四川方言，软瘫之意）病根是钡中毒，病因是盐业公司生产的食盐不合格，由此最终解决困扰当地多年的这个地方病。
上述少数几个例子充分表明，抗战期间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学术界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获奖成果中不少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经典，不仅开启了该学科的研究新领域与新方法，而且是该领域的标志性成果，是后辈学人努力的榜样与标杆，自然也不是后代学人顺便就可以超越的。特别是像冯友兰的哲学体系，陈寅恪的唐史研究仍是迄今为止中国学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而华罗庚、许宝的数学成就，周培源、吴大猷、张宗燧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成果，已经与当时世界学术主流合流，其与世界科学发展差距之小，也是今天中国科学难以达到的。当然，这些获奖成果并不是抗战期间整个中国学术发展的全部，陈省身的数学、王淦昌的物理学研究成果，在当时也都有世界性影响。
民国学人之所以能在艰苦的抗战条件下取得如是重大的学术成就，与他们所接受的中西方教育有关。他们大都从小就接受了较为扎实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后来又留学西方，接受较为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所谓远缘杂交优势[24]。这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几代学人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都难以比拟的，因此任何对民国学术的评价，如果没有比较坚实的研究基础，都将是一种学术上的冒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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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国学术 学科分布 学术发展
民国时期是中国从传统到近代转换，近代学术体系最终创设并发展的阶段。对民国学术史的研究目前虽已有较丰硕的成果，但要对其作全面并恰如其分的评估还为时尚早。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学术审议委员会开展学术评议奖励工作，为此制定了相对完备而严格的规则与流程，并对规则和流程不断完善与修正，到1948年成功举办了六届评奖，为一批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留下极大影响的学术作品与学人颁布了政府奖项与奖金，对当时处于抗战危局的清苦学人生活“不无小补”，更是对他们倾心学术研究的肯定与宣扬，在当时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①。学术审议委员会评奖程序与结果相对公平、公正，因此这些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际取得的学术成果，不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历史性记载，也在相当程度上表征了当时学术的发展情状，为估量民国学术提供了一个可资分析的样本。
一
1941—1948年间，学术审议委员会共评出281件正式获奖作品和54件奖助作品，其中一等奖15件、二等奖88件、三等奖178件；第一届和第六届获奖作品数量最少，第三届和第四届最多。虽然1948年评选的第六届是1946—1947年两届合并处理，但在抗战胜利后国家陷入内战的混乱局面下，相比同仇敌忾的抗战困难之期，学术工作者们似乎更难平心静气从事学术研究，两年间真正能入学术审议委员会法眼的作品不多。
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文学、哲学、古代经籍研究、社会科学、美术等五类，共有151件作品获得正式奖励，27件作品获得奖助，其中一等奖6件，二等奖38件。虽然获奖总数超过科学技术，但在获奖等第上无论是一等奖还是二等奖数量都与之存在差距。文学类包括文学论著、小说、剧本、词曲及诗歌，共34件作品获得正式奖项、7件获得奖助，没有一等奖，仅有6件作品获得二等奖（表1）②。
具体分析34件正式获奖作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获得文学类最高等第二等奖的6件作品全为研究性论著，无一件创作类作品；三等奖中也以研究性著述为多，文学创作包括小说、词曲和诗歌一共仅有十数件作品，占三分之一左右。
第二，文学研究论著中，以历史研究为特色，包括年谱、文学批评史、文集考订，6个二等奖有4个为历史研究。
第三，文学创作作品中，以古典诗词为大宗，新文学创作只有戏剧《野玫瑰》《北京人》和小说《新中国幼苗的成长》等少数作品。这说明新文化运动以来，虽然在新的文学创作形式上，特别是小说、戏剧、新诗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当时学术界真正认同的还是古典诗词，这一点似乎并未被文学史研究工作者真正意识到。当时学界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是科学技术工作者基本上都能吟诗作赋，一些政客与商人们也不会忘记时时“以诗词即兴或纪行”。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并未真正对传统造成所谓“毁灭性”打击，使传统文化出现断层，传统学问在大学的国文系和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的学术奖励这样的体制内还有生存空间。这从侧面表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似乎有重估的必要。
第四，文学创作中以讴歌抗战作品为特色，如《野玫瑰》《新中国幼苗的成长》《国声集》等。悬壶济世的中医唐玉虬所著古体诗《国声集》，吴稚晖、陈布雷、杨圻等曾予以高度评价。有论者以为其“慷慨悲壮，激越昂扬”，“其爱国激情如烈火之燃烧，怒潮之奔腾，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皆达到极高境界”（[4]，页281）。严济宽《中国民族女英雄传记》也以历史上女英雄来激发民族的抗敌情绪①。
当然，有些作品的归类也值得考虑，如姚薇元的《鸦片战争史事考》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历史研究；杨树达《造字时有通借证及古文字研究》、王力《中国语法之理论》、徐复《语言文字学论丛》等属于语言学研究；李秀峰《成人教养之实验》、许澄远《魏晋南北朝教育史》及奖助作品傅志纯《新制国民教育之理论与实施》、吴蕴瑞《大肌肉活动用全部学习法与分段学习法效能之比较》等作为教育学作品，都应该归入“社会科学”类。这一情况的出现可能与当日学界学科分类的认知有关。
哲学类获奖作品数量很少（表2），特别是第二、四、六届每届仅有一件作品，第六届获奖作品还是从社会科学类“移充”而来[1]。这一情状的出现，可能与当时哲学界流行“意识形态”研究却不被学术审议委员会看好相关，12件作品中仅有王万钟《孙文学说疏证》和崔书琴《三民主义新论》涉及现实政治或意识形态。第六届哲学类10件被提出，最终选决的作品中有6件研究现实哲学，诸如三民主义、国父思想、总理总裁哲学体系等，但这些作品全被学术审议委员会（小组审查时）“枪毙”，即使它们此前得到了审查专家的极高评价也不能幸免[1]。但与其它类别相比，哲学类成果是真正少而精，12件获奖作品中有两个一等奖、三个二等奖，获奖等第远远超过人文社会科学其它类别。
从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看，逻辑有金岳霖、胡世华作品，历史研究有汤用彤、张西堂著作，冯友兰、黄建中、唐君毅、金平欧等人作品，相关“理学”“伦理学”“道德建立”“心理建设”等，李相显以宋明理学的研究两次获奖（一次正式，一次奖助）。无论是冯友兰、汤用彤的一等奖作品，还是金岳霖的二等奖著作，都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经典，代表了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的最高水平。当然，唐君毅、胡世华等年轻一辈（年仅30岁左右）也显露出学术才华与才能，昭示了他们未来的发展前景。 古代经籍研究20件作品正式获奖，其中一等奖1件、二等奖5件，另有奖助1件（表3）。虽然获奖数量不多，但获得等第不低。杨树达不仅在文学类获得二等奖，在古代经籍研究也获得二等奖，而且还以《积微居金文说》获得相当于二等奖的5000元奖助；徐复以《后读书杂志》获得第四届三等奖，然后在文学类以《语言文字学论丛》获得第六届三等奖；陈延杰以《晞阳诗》获得第四届文学类三等奖，又以《周易程传参正》获得本类第五届三等奖。可见，有不少学者跨越了“古代经籍”与“文学”两个门类，一方面表明这两个门类之间有不少相通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两个学科的设置有进一步商榷之处。罗倬汉连续两届获奖，也成为本门类唯一一个两次得奖者。专门设立“古代经籍研究”类别，表明了当时学术界对传统学问的重视，也满足了1938年国民党临全大会通过的战时教育纲要中“对于吾国固有文化精粹所寄之文史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6]，页13）的要求，再次证明了上面所说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对传统学问研究造成“断代”与“毁灭性”打击。如果以今天的学科分类，“古代经籍”自然没有专门设立的必要，也没有独立的地位。杨树达认为劳《居延汉简考释》属于古代经籍研究类“殊为可笑”，他曾致函其乡贤时任教育部次长朱经农专门论及此事（[7]，页229）。不知在杨树达看来劳的研究应归于何类？但他自己《积微居金文说》属于文字学研究，也不能归于此类。据竺可桢记载，丁超五的获奖曾有一些争论：作品原名《科学之易》，竺可桢以其内容用近代生物学中XX、YY为雌性，XY为雄性与《易经》中奇为阳、偶为阴之说相配等，觉其名不妥，径改为《易理新诠》，得以通过获奖。大会讨论时，曾养甫、傅斯年曾对该作品获奖坚决反对（[8]，页559）。
社会科学包括历史（考古学）、地理、经济、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学科，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获奖数目最多的一类，共有64件作品获得正式奖项、6件作品获得奖助（表4）。除第一、六两届外，其它4届三等奖数量都远远超过规则规定（5件），第四届二等奖也超过2—4件的规定。这一情状的出现与其包括学科门类众多有关，从侧面反映了当日学界对学科分类的认知情状，也说明学术审议会学科分类有不合理之处。
获奖作品有以下特点：第一，总体上看，获奖数量虽多，但等第却难以与数量相匹配，一等奖仅有第三届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件作品，二等奖也只有17件，其它全为三等奖；第二，获奖作品以历史研究（包括经济史、考古学等）最多，有24件，其中一等奖1件、二等奖9件；第三，与此相对应的是，有关现实研究的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社会学等获奖成果较少；第四，农村问题似乎普遍受到当时学者们关注，有超过10件作品与此相关，诸如农业合作、土地、田赋、租佃和乡村社区等；第五，只要言之成理，学术研究没有“意识形态”禁区，既有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孟云桥《三民主义之理论研究》分获第二、四届三等奖，也有李显承《马克思及其地租论》获三届三等奖。
有多人两次获奖，陆懋德第一届以《中国上古史》获得三等奖，第二届以《史学方法大纲》获得二等奖；施之勉以《古史摭实》获第四届三等奖，以《汉史考》获第六届二等奖；吴文晖以《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获得第二届三等奖，以《土地经济学原理》获得第四届二等奖；吴学义以《民事诉讼法要论》获第三届三等奖，以《战时民事立法》获第四届二等奖。社会科学类获奖成果特别是学科分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时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情状，如主要研究相关现实、由域外引进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学科如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还未有学界公认的一流成果。这也与首届中研院院士选举中相关现实研究学科虽候选人不少，但最终当选人数却与之不相匹配一致①。
美术类包括绘画、音乐、雕塑和工艺美术等，共有21件正式获奖，12件获得奖助，其中一等奖1件、二等奖7人（表5）。与其它类别中每个人一次只能一件作品申请不同，本类有多人是以两件作品申请并获奖或获得奖助，这也许就是美术类的特别之处。另外，与其它类不同，本類获得奖助的作品也相对较多。获奖作品中，大多为创作，仅有雷圭元《工艺美术之理论与实际》、张清常《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阴法鲁《先汉乐律初探》为理论著述，其中后两种为音乐史作品。
从人文社会科学设立的奖励类别，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学术界对学科门类的认知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今天学科设置中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在当时不见踪影，虽然有三民主义、孙文学说或总裁理论的研究，但不是归入哲学就是进入社会科学。以社会科学囊括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民族问题研究、宗教学、语言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情报学、人口学、教育学等学科①；将文学、哲学和美术作为与社会科学并列的门类，以上表明了当时学术界的学科认知。正如上面所言，将古代经籍研究专门列出，表现了当时学界对传统学问研究的重视。另外，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类别，无论是文学、哲学还是社会科学，获奖作品中以历史研究最多，即使是美术类作品也有相关音乐史的研究著作，说明当时对各门学科历史研究的重视。因此，杨树达得知他获得第一届二等奖时，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报载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奖励著作名单：一等奖两人，为华罗庚、冯友兰，二等奖十人，首金岳霖，次为余；三等17人，有陈铨、黎锦熙、陆懋德、罗倬汉等。二十九人中属之史科目者十一人。（[7]，页185）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类别的设定及其获奖成果对历史研究的重视，一方面可能表征了当时中国学术发展水平的情状，但在更大程度上说明了处于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复杂性，传统与近代、新与旧、四部之学与分科之学等等互相交织在一起。
二
与人文社会科学有文学、哲学、古代经籍研究、社会科学这样的学科分类不同，科学技术不是按今天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气象等学科分类，而是按照纯粹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发明来进行门类划分，分为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工艺制造三个类别。科学技术总共有130件作品正式获奖，27件作品获得奖助，其中一等奖9件、二等奖50件，获奖等第远远超过人文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类共有61件作品正式获奖、10件获得獎助，其中一等奖8件、二等奖22件（表6），无论是一等奖还是二等奖数量都是各类获奖中最高的。一等奖数目超过整个奖励一等奖总数一半，第二、三届各3件，超过了每类1件的规则规定，二等奖、三等奖数量也超过了规定。自然科学成果获得这样高度认同，是对当时自然科学各门发展的肯定，也是抗战期间中国科学界克服各种困难坚持科学研究的显现。因此教育部曾报告说：“各类得奖者以自然科学为最多，……足征国人对于科学研究已有显著之进步。”（[9]，页344）自然科学包括天文、气象、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体质人类学等学科。在61件正式获奖成果中，数学16件（4件一等奖）、物理学8件（一等奖2件）、化学9件、地质学5件（包括一等奖1件），天文气象6件、生物学15件（三等奖12件），其它人类学1件（一等奖）、心理学1件。这一学科分布情状从侧面反映了抗战期间各门科学的发展现状：即数学发展很快，其它学科都受到了战争影响，特别是战前已有相当发展基础的物理学、地质学和生物学。因此任鸿隽1944年在总结五十年来中国科学的发展时说：
我们国内的数学近年也有惊人的发展。这大约是抗战期间，实验科学多受影响，而数学一门较易进行的原故。目下我们的几个数学专家如华罗庚、陈省身等，都被外国的数学大师约去共行研究。将来对于我国的数学，乃至于对于全体科学，有极好的影响是不用说的……（抗战）八年中，一切科学研究皆大受损失。有的科学如地质学、生物学等，虽勉强进行，而实际增加无数困难。有的科学，如天文、物理、化学等，因仪器的损失与药品的缺乏，根本上无从进行。（[10]，页587）
生物学虽然获奖成果数量很多，但主要是三等奖，这与民国生物学的发展主要以分类学、形态学等所谓“调查生物学”有关。相比较而言，民国发展最为成熟、成就也最大的地质学获奖成果数量却较少，其原因待考。另外，在获奖者中，有王福春和萧之的二人两次获奖，王福春第一次获得三等奖，第二次获得第六届唯一的一等奖，可惜获奖不久之后就英年早逝；萧之的是华中大学生物系教授，他两次获奖都是三等奖，一次为动物学论文，一次为《洱海的理化性质》。
自然科学各学科，特别是地质、生物、物理在抗战爆发前的“黄金十年”里已有充分的发展，奠定了相当的基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打断了中国科学发展的进程与步伐，但科学工作者们克服各种困难还是取得了卓著的成就，特别是数学，以华罗庚、陈省身、许宝等为代表，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使战后中国学术界要求学术独立的呼声日渐高涨，提出了一个接一个学术独立发展的规划①。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对自然科学成就的肯定充分反映了当日自然科学发展的态势。无论是一等奖获得者华罗庚、苏步青、陈建功、王福春、吴大猷、周培源、杨钟健、吴定良的作品，还是许宝、钟开莱、周鸿经、李华宗、张宗燧、马仕俊、王竹溪、钟盛标、马大猷、涂长望、吕炯、赵九章、孙云铸、马廷英、张青莲、李方训、王葆仁等二等奖成果，都是数学、物理、气象、地质和化学等学科的奠基性著作，即使是刘建康、朱汝华、冯景兰、薛芬、高尚荫、梁树权、倪达书、卢庆骏、张素诚、蔡金涛、胡秀英等的三等奖成果也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和独特地位。
应用科学类包括工矿、农业、医药、力学等方面，共有64件作品正式获奖、12件作品获得奖助，获奖总数达到76件，超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表7），其中一等奖2件、二等奖26件，奖励等第上不如自然科学。其中工矿22件、农业（包括林业和水利）21件、医药（包括生理研究）12件、力学9件。可见，奖励主要集中在工业和农业方面，这也昭示了抗战期间工农业生产需要对科学研究的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应用科学方面有徐冠仁、魏寿昆、柏实义、唐、王志鹄等人两次获奖，远远超过其它门类次数，其中魏寿昆、柏实义两次获得二等奖，显现了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内的地位，但也违反了学术审议会的相关规定②。而钟盛标和蔡金涛在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两类都曾获奖，钟盛标自然科学获得二等奖、应用科学三等奖，而蔡金涛反之，自然科学三等奖、应用科学二等奖。这些获奖人中，林致平、俞启葆、沈霁春、周同庆、王恒守、许植方、邹钟琳、顾毓珍、徐冠仁、吴襄、王之卓、魏寿昆、柏实义、康振黄、钱令希、朱青莲、林国镐、唐、李庆逵、蔡邦华、金善宝、郑集、朱莲青、斯行健、杨、盛彤笙、锺盛标、蔡金涛等都在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占据相当地位。一等奖作品杜公振等的《痹病之研究》解决了作者当年任职的同济大学驻地宜宾的流行疾病；二等奖武霈《武氏内燃机差压引火方法之研究》解决了内燃机的点火问题，也为抗战做出了相当贡献。
工艺制造获奖作品数量较少。第一届奖助4件，分别为李春和《计算尺》、何以余《曲线规》、萧光炯与汤荣《计算尺》、李酉山《圆线尺》，都是相关数学的器具研究；第四届李善邦《霓式地震仪》获二等奖，袁开基《熔融制造钙皂法》、吴建中《地锦试纸》、吴有荣《我国盐业所用钢绳及试造之研究》获三等奖；第六届郑重知、郑咸熙《钾灰碱法（一）冷却法》获得二等奖。这些工艺制造作品除李善邦“地震仪”，郑重知、郑咸熙兄弟的《钾灰碱法（一）冷却法》外，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少的影响，表明学术审议会设立这个类别似乎有些欠考虑。
三
中国近代学术各门学科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真正本土化并逐步得到发展，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已经取得不少的成就。如物理学，据严济慈统计，1930—1935年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月刊》（即《科学》）《物理杂志》，英国《自然》《物理学会会刊》，法国《科学院周刊》，德国《自然科学周刊》等著名杂志上的论文有53篇之多，其中吴有训独立完成8篇，严济慈与钱临照、钟盛标、翁文波等合作发表18篇，赵忠尧、黄子卿、吴学周、冯秉铨、龚祖同等也有论文共襄盛举，当然也有班威廉、雁月飞等在燕京大学和徐家汇天文台供职的外国学者[12]。以今天中国学者能独立在《自然》《科学》发表论文引起轰动相比，那时中国物理学的学术水准与世界前沿的距离之近由此可以想见。 抗战期间，中国学术发展虽然受制于社会环境、经费、实验条件、与国际学术界的隔绝等各种因素，但仍然取得极为重要成就，教育部学术审议会评定的这些成果，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成果，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科学技术获奖作品，都曾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而这些获奖者，无论已经是功成名就的权威学者如杨树达、陈寅恪、汤用彤、陈建功、吴定良、冯友兰、杨钟健、苏步青、王福春、周培源等，以及中生代的更具有冲击力的学术才俊吴大猷、林致平、华罗庚、许宝等，还是刚刚在学术园地起步的年青学人，他们都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许多人后来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或荣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或在国外获得相当的荣誉，成为各自学科中独当一面的人物。获奖对权威学者来说是学术界的承认，对年轻学者来说除承认外还有更为重要的“推进器”作用。对这些获奖作品、获奖作者群体及其与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关系，笔者将另文作专门的探讨①，这里仅以少数类别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分析，以对此一时期学术发展予以估量。
文学类获奖作品，无论是二等奖朱光潜的《诗论》、杨树达《造字时有通借证及古文字研究》等，还是三等奖曹禺的《北京人》、王力《中国语法之理论》、缪钺《杜牧之年谱》等，都是彪炳史册的名著，或开启了该学科后来学术发展的方向，或奠定了新创作形式的基础。当然，陈铨的《野玫瑰》在当时就曾激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并引发了长期的论争。
冯友兰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他通过《新理学》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新理学》也因此被誉为20世纪最有创见的中国哲学著作，只有熊十力《新唯识论》可以相提并论②。先天不足、后天难为的后辈几代哲学工作者，至今似乎还没有人能达到创立自己哲学体系的高度。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在写作期间就曾得到胡适的激赏：“读汤锡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日为他校阅。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13]，页641）当时评审专家柳诒徵说：
详阅是书，剥蕉抽茧，切理厌心；于历朝史籍、政教、风尚，因果昭融；于诸宗学说，钩提玄要，层累曲尽。举凡传记传会之谈，近贤臆测之说，东西学者之舛误，慎思明辨，犀烛冰融。洵为佛教史之名著，能解各家之蔽者也。（[14]，页7）
贺麟更把该书称为民族自信力的保证：“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沦亡断绝的新保证。”（[15]，页23）当然，国际学术界对该书也给予极高的评价③。胡世华是中国将逻辑研究与数学联系起来的倡导者，因而也成为中国数理逻辑研究代表人物之一，对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有大影响，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其获奖作品《方阵概念之分析》开启了结合逻辑与数学研究。
古代经籍研究类，年轻的劳可谓异军突起（获奖时年仅37岁），以“居延汉简”研究成为该类唯一一等奖获得者，显现了学界对其研究的高度认同，他也因此被誉为居延汉简研究的先驱，并由此出发成为该研究的集大成者。二等奖作品无论是杨树达《春秋大义述》、闻一多《楚辞补校》，还是陈启天《韩非子校释》、吴毓江《墨子校注》，也都是近代学术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作品。
社会科学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不仅是唐史研究的高峰，而且也开启了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崔瑞德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曾说，对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做出第二大贡献（第一是日本人内藤虎次郎）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成为后续研究者的基础（[16]，页11）。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被誉为国人所著史学概论、史学方法一类书中“最精”者（[17]，页24）。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一改以往甲骨文研究者仅注重文字考释的风气，在通盘彻底整理甲骨材料基础上，用科学方法统计、比勘、分析、考证，并结合商代历史与商代遗迹遗物，解决了不少甲骨学商代史上的重要问题（[18]，页352）。
数学方面，华罗庚《堆垒素数论》完成于1940年，未能立即出版，而是以手稿形式获得了首届一等奖。其成就很快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苏联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得到华罗庚所寄手稿后，表示战后立即出版。1947年，该书以俄文版首次面世。1953年，中文版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专刊甲种第一号出版。1959年，先后出版德文本和匈牙利文本；1965年又被译成英文；以后还有日文版发行。一本数学著作，有如此多种文字出版，其影响不言而喻。许宝被公认为是数理统计和概率论方面第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中国数学家，他亲历了数理统计这门学科的发展，并在其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他自然看重数理统计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华罗庚获得一等獎后舆论界对数论研究的鼓吹，他也曾有所不满①。相较这两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数学家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数学成果，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王福春师徒的数学分析研究成果，也开启了中国微分几何、数学分析研究的大门，奠基了数学这两个分支，在世界数学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物理学在抗战艰难困苦中，出现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理论物理成果，周培源的湍流理论研究与吴大猷的《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就是其中的代表。周培源是中国少数几个对相对论真正有研究的学者，并做出了相当的贡献（[20]，页81—83）。抗战期间他带领林家翘等学生从事流体力学的湍流研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他通过提出脉动方程建立了普通湍流理论，并给出了求解湍流运动方程的具体方法（[21]，页140）。吴大猷为北大四十周年校庆而作的《多原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出版后激起强烈反响，成为该领域最权威的著作，曾获得中央研究院丁文江奖金，美国核物理学家爱德华·康顿（Edward Uhler Condon）将该书列入他主持丛书中出版，在国际上扩大了影响，为吴大猷赢得了不少的“粉丝”①。张宗燧是中国较早研究量子场论的少数物理学家之一，他曾随玻尔、狄拉克、泡利等物理学大师访学研究。1939年回国，从事量子场论研究，对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建立，特别是在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的量子场论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21]，页55）。其获奖作品《对于合作现象之贡献》《物质点在电磁场中之能量动量张量》就是量子场论研究的成果之一。 杨钟健《许氏禄丰龙》获得一等奖，但他认为其学术价值远不如他卞氏兽及山东中新统地层的发现，因之发出“亦可见知人之难”的感慨（[23]，页166—167）。吴定良作为中国体质人类学的第一人，其作品获得一等奖自然是名至实归。林致平1937年获得伦敦大学航空工程博士回国，长期在航空研究院从事力学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获奖作品《多孔长条之应力分析》仅是其中之一，他后来成为国际有名的应用数学家。杜公振、邓瑞麟《痹病之研究》找到了当时宜宾一带流行的“耙病”（耙，四川方言，软瘫之意）病根是钡中毒，病因是盐业公司生产的食盐不合格，由此最终解决困扰当地多年的这个地方病。
上述少数几个例子充分表明，抗战期间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学术界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获奖成果中不少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经典，不仅开启了该学科的研究新领域与新方法，而且是该领域的标志性成果，是后辈学人努力的榜样与标杆，自然也不是后代学人顺便就可以超越的。特别是像冯友兰的哲学体系，陈寅恪的唐史研究仍是迄今为止中国学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而华罗庚、许宝的数学成就，周培源、吴大猷、张宗燧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成果，已经与当时世界学术主流合流，其与世界科学发展差距之小，也是今天中国科学难以达到的。当然，这些获奖成果并不是抗战期间整个中国学术发展的全部，陈省身的数学、王淦昌的物理学研究成果，在当时也都有世界性影响。
民国学人之所以能在艰苦的抗战条件下取得如是重大的学术成就，与他们所接受的中西方教育有关。他们大都从小就接受了较为扎实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后来又留学西方，接受较为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所谓远缘杂交优势[24]。这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几代学人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都难以比拟的，因此任何对民国学术的评价，如果没有比较坚实的研究基础，都将是一种学术上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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