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是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在走访百国见闻的基础上，以其独特的观察和理性分析，对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作出精辟理论总结的创新之作。张维为上世纪80年代曾经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该书甫一面世便引起社会与学界高度关注。本刊记者近日对张维为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中国震撼》一书是从全球视野中比较“中国经验”，将“中国模式”解构为“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等八个基本特点及八大理念，为什么要通过全球视野审视中国的发展道路？
　　张维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如果我们有一种全球的视野，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自己发展的道路。虽然我们今天还存在许多问题，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比下去了，因为过去20年里，世界上7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换言之，在消除贫困方面，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绩加在一起还要大。我们也把整个东欧的转型经济国家比下去了，因为过去30年中，我们的经济规模增加了16到18倍，而东欧国家的经济总量加起来才增加了1倍。当然也不否认他们的起点比我们高。发达国家也感到了中国震撼，特别是强烈感受到来自中国发达板块的挑战。中国今天的发达版块人口约3亿，与美国人口相当，其总体繁荣程度已不亚于南欧发达国家，而像上海这样的中国一线城市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纽约，无论是机场、地铁、
　　高铁、商业设施和城市建筑这样的“硬件”，还是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城市治安这样的“软件”，上海均好于纽约。这个成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坦率地说，不是我们的模式好到天上去了，我们的模式有自己的问题，有自己的代价，但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的表现实在太差。中国模式的成绩单除以2，除以4，都比他们的成绩单亮丽，所以我们可以自信地走自己的路。
　　记者：您的这部著作及其阐发的观点，多是在同外国人讨论怎么认识中国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么在您看来，中国道路的特殊性表现在哪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特殊性？
　　张维为：以我之见，中国道路有很多独特的地方，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我们模式的哲学观。我们是“实践理性”，我们讲的“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都是这个意思。西方主导的变革总是从“修宪”开始，然后是修改法律、修改有关规定、最后才落实到行动。中国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国总是从“试验”开始，改革措施先在小范围内试点，成功了再推广，然后再制定相关的规定、法律直至修宪。我们使用的更多是“归纳法”，而非“演绎法”，即从试验和实践中总结经验产生理论。这种实践理性的传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名实论”。“名实论”的一个原则就是“名有待于实”，或曰“名副其实”，其中“名”指的不只是名称，而是指一切关于事物的价值判断都有赖于“做”。中国道路其他独特的地方，如强势政府，民生为大等，都有其中华文明的根，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文明的基因太强了，你不想要中国特色，都会有中国特色，关键是我们不要用中国特色来阻碍学习别 人的长处，而是用中国特色来吸纳别人的长处。
　　记者：“文明型国家”概念的提出在您这本著作中颇具创见意义，突出强调了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文化内涵。为什么要提出文明型国家的概念？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我们如何在继承中创新？在哪些方面创新？
　　张维为：这首先是一个事实描述。中国是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唯一国家。中国文明型国家具有“四超”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不从文明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很多问题就说不清楚。
　　另外我也想提供一个比较中性的，比较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发生的一切，让更多公众，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公众更好地理解中国今天发生的一切。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似乎可以把西方文明的绝大多数内容全部吸收过来丰富自己，但绝不放弃自己，就像印度佛教变成了中国佛教，马克思主义也中国化了一样。如何在继承中创新？在哪些领域内创新？我们不一定要做什么硬性规定，而是注意让整个国家始终保持一种对外开放的态势。中华文明今天全面复兴，从历史发展大势来看，是在中国与世界开放竞争的基础上出现的。中华文明只要对外开放，就会推陈出新，真正的大国崛起一定是一种自己文化的复兴，这个时代正在到来。
　　记者：不可否认的是，在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一片叫好的同时，国外、国内不少学者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存在与否还心存疑虑。讨论中国的发展道路，如何才能消除质疑、歧见，達成共识？
　　张维为：我个人认为达成共识最好的办法就是国际比较，横向的比较，我前面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与东欧比较，与发达国家比较。还可以进行纵向的比较，比较一下历史上发达国家的崛起过程。中国这样的国家崛起的规模、速度，人类历史上没有过，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在欧洲，这样的崛起时代已经打了至少大大小小100场战争了，很多是在海外打的。中国没有任何一场战争。英国崛起的时候，囚犯可以送到澳洲去，失业者可以送到非洲去，持不同政见者可以送到美国去，贫富差距比中国今天大几十倍也没有关系，因为奴隶制都是合法的，而当时英国本土才1000多万人，少于中国任何一个一线城市，英国就是这样崛起的。
　　对于中国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我们也可以从国家比较中获得启示。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贫富差距、腐败、环境等等，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国家都遇到过。我们今天处理得不比他们当时差，今天在这方面出现的情况也并不比他们当时更严重。对很多事情，我的基本态度是：先肯定、再改进，自信地看到自己的成绩，在此基础上逐步解决问题，而不是像一些人一样，一下子就全部否定，那样做是不公道的，也是不明智的。
　　记者：您曾经说，中国模式的背后是中国自己文化的底蕴，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觉醒，一种新的自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地方。当前中国应该有怎样的文化自觉？如何确立一个大国的文化自信？
　　张维为：西方主流话语连续20年一直唱衰中国，但结果是中国继续蓬勃发展，而西方自己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金融、经济乃至政治危机，中国崩溃论就这样崩溃了。
　　但在国内仍然有一些缺乏文化自信的人，他们还是以西方话语唯马首是瞻，继续唱衰中国的发展道路，渲染如不采用西方模式中国也将走向崩溃。以我之见，这种国内的中国崩溃论也将崩溃，而且时间不要20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国内外的中国崩溃论者都不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对中国事情的判断总是不靠谱。
　　中国崛起至今日，我们应该确立自己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文化自信，因为“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过去在很多方面与别人都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还是自成体系的。
　　今天中国的文化自觉，是在整个国家高度开放基础上形成的，是在与全世界全面互动的环境下形成的，是在高度国际竞争基础上形成的，所以这种文化自觉尤其内在的逻辑，是一种清醒的文化自觉，它不是复古，而是复兴。也就是说，我们在国际竞争中，我们感到了自己“文明型国家”给我们带来的优势，无论是历史形成的人口规模，还是整体思维的能力以及当今我们虽然比较中性但也不失强势的政府。
　　确立大国文化自信的关键是不要太在乎别人的认可，因为“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它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是不断产生新标准的地方，并会影响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