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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职教20条”的颁布和“双高计划”的落地实施，高职教育系统化改革正加快推进，驱动高职院校样态变革同教育内外部环境相适应。交互型高职院校具有多类型组织内外流动融合、知识生产关系关联缔结、智能技术群深度嵌入等特征，以“形成联系”为关键，以研究的功能增强、“三个融合”的相乘效应、跨境的互通互济、互联网思维的嵌入为路径，提高交互能力、加深交互深度、拓宽交互范围、丰富交互形式，构建相互促进、稳定开放的高职教育交互集成系统，为高职教育内涵发展和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提供理想范型。
关键词 高职院校;交互型;院校建设;内涵发展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05-0006-05
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对职业教育提出了全方位的改革设想，随即197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公布，正式吹响了职业教育系统化改革的号角。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高职院校在实然和应然层面将要发生一系列的变革，亟须探索并确立高职院校理想发展范型，共同下好“职业教育这盘大棋”。
一、交互型高职院校建设的时代意蕴
美国当代教育家欧内斯特·L·博耶（Ernest· L·Boyer）以“形成联系”作为逻辑起点，提出对世界高等教育都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学公民教育思想，在大學与社会的联系中确定培养目标，以学生为中心形成各种联系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1]。政府、院校、企业、中间性社会组织是围绕高职院校办学的四个主体，对其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在基于新技术革命对未来学校的呼唤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大背景下，新信息技术与国际交流合作作为两个辅助要素，也同样不可漠视。这些元素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成钻石体系，恰好符合哈佛商学院大学教授、被誉为“竞争战略之父”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的竞争力理论模型，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竞争力和长久旺盛的生命力[2]。因此，本研究中的交互型高职院校是基于欧内斯特·L·博耶的大学公民教育理念，脱胎于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在以学生为核心的高职教育发展趋势下，注重系统各要素的互动，内外输出输入各种整合补充资源，发挥主体各自能力优势，试图构筑一个相互促进、开放稳定的整体交互系统，如图1所示。交互型高职院校的提出对探索未来高职教育发展方向，确立高水平高职院校发展范型，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交互型高职院校建设是外部产业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要求
新科技和工业革命蔚然成风，引发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悄然改变，推动产业生态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且深刻的调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等各产业融合发展，产业结构软化程度加深，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新技术、新经济与新业态不断涌现，新的雇佣形态与新的工作方式等层出不穷。传统的劳动雇佣大大减少，转职再就业增加，职业岗位更迭速度加快，流动性明显增强，现代职业朝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复合的趋势发展，新的人才需求市场不断形成。同时，“人—机”赋能互联、万物智能、新技术模式的“泛在知识环境”下，科技的急速进步对传统教育模式、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传统创新转化模式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在创造性发展的过程中，高职院校推倒校园“围墙”，其社会角色与使命发生着深刻改变，激发了对高职院校样态变迁的渴望。高职院校要重新审视其在国家创新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中所应发挥的功能作用，更新再造传统形态。
（二）交互型高职院校建设是内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2010年7月29日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作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策，职业教育被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确立了“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职业教育现代化是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教育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与教育形态变迁相伴的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和实现的过程[3]。教育现代化作为各教育要素的有机集合体，注重教育管理、教育体系、课程与教学、教育资源等教育形态中人的主体性增长，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主体性，实行主体间性教育，以人的现代化促进教育现代化。因此，基于互联网思维建设面向学生个性化生涯发展的高职院校，是实现教育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理性路径。
（三）交互型高职院校建设是内外部协同发展的选择
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一种，高职院校正逐步进入产业经济社会链条，与行业企业的边界正变得日益模糊，与其他诸如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等外部主体联系愈加紧密。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由相互独立转向相伴相生，高职院校形态由封闭走向开放。交互型高职院校通过“高职院校 ”的交互发展模式，整合互补性资源，不断寻求内部现代性调试与外部产业经济转型升级需要的平衡点，消除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以及个体发展间的不适应。而从更广域的视野来看，“一间真正配称大学的学府，莫不置身于世界大学的星群之中”[4]，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背景下，转型发展期的中国高职教育更加期待国际化，高职院校应勇于走向高职教育的国际舞台，与世界交互，以适应国际交流与合作这一大学新功能的演化。
二、交互型高职院校的主要特征
交互型高职院校作为一个能动的自组织系统，向教育系统内部教育环境、外部产业社会高度开放，只有持续保持与一切关联元素的密切联系，才能主动适应教育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其具有与传统高职院校不同的典型特征：
（一）多类型组织内外流动融合
“交互大学的典型特征是大学组织及其成员的跨国跨界流动和融合，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特征”[5]。交互型高职院校的多元组织机构网络不仅包含了横向上院校间的交互，还包含了纵向上高职院校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交互，不限于区域内，同时横跨区域外，甚至是跨境的交互。基于跨界合作、资源整合、架构重组、国际交流的逻辑思考，交互型高职院校全球范围内多类型组织互相融合、共同努力、协同发展[6]。其中，行业组织、协同创新中心、科技产业园等非政府、非市场的中介性力量成为各主体间的缓冲带，将发挥出更大的市场机制调节作用。通过交互，学校与其他多主体间相互开放且浑然一体，主体间的资源壁垒被打破，产业资源、科技资源和教育资源集聚，区域产业集群与高职院校知识集群交相融合。高职院校成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服务为一体的产业性经营实体，教科研与产业市场对接、技术成果与金融资本对接，形成知识技术、资金资产、人才（教师和学生）间的有效闭环，促使合作教育更加完整和长期化，进而激活高职院校的交互性。 （二）知识生产关系关联缔结
知识生产在高职教育稳中求进的发展中，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创新和研发合作成为联系产业和教育两个社会实体的桥梁，贯穿整个实训生产和教育教学全过程，培养出不仅具有实践力，更具有研究力和创新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7]。除知识生产外，知识资源产业化也是交互型高职院校新形态构筑的关键所在。知识生产关系关联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企业、高等院校等研究人员与高职院校教师的共同研究、企业等单方面的委托研究、企业捐赠研究项目，以及多方共建的共同研究中心等。在科技服务上，可以包括技术工艺开发、技术咨询、产品更新、信息沟通、创业投资活动等。同时，伴随创新创业教育的创业投资活动更加频繁，高职院校通过经营性活动获得利润，进一步刺激研究创新活动。
（三）新信息技术群深度嵌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性技术”。尤其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推动下，新一轮产业数字化变革勃然而兴。带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群嵌入到教育环境、学习过程支持、教育评价、教师助理、教育管理服务等教育应用场景中，构建起交互式教育体系，高职教育迎来“智能 ”的时代。传统高职院校的核心要素如教室、教材、教师等碎片化办学要素重新整合，空间、资源、教学过程、管理得以全面开放，学校教育打破了封闭的实体空间阻隔，域内外、境内外职业教育交互更为通畅和频繁，高职院校将具有支持多样化学习需求的智能感知能力和教育服务能力，有效扩大服务供给，给学习者个体带来极大满足[8]。
三、交互型高职院校建设的路径
交互型高职院校建设是一个集成系统，需要从交互能力、交互深度、交互范围、交互形式四个方面着手，打造开放互动式教育生态，夯实学术卓越、社会责任、国际理解、持续发展四大高水平院校建设基石，积极探索高职教育形态变革的未来方向。
（一）以研究功能的增强提高交互能力
增强高职院校研究功能，要应用研究和科研育人两轮驱动前行，不断升级技术服务功能和水平，不断提高高职院校国家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地位，将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转化为交互能力，真正实现高职院校的高水平、高职教育的高等性。
一方面，通过加强与高等学校的横向合作，借助其雄厚的研究力量和理论研究成果，承接科学研究中下游工作。围绕企业生产过程、技术改造、成果转化、提高效率中存在的问题，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技能等基础应用研究，以及科技成果管理和转换的实践研究，搭建集实践教学、生产、培训、研发于一体的多功能研究实验中心，使之与实训基地协调发展，提高与企业的交互能力。充分利用公共或营利性机构等中间性组织的支撑性服务作用，开展合作项目的事前评估、过程实施、事后评价等专业性较强的产业化相关业务，加速研究成果积累和转化。同时，推进高职院校智库建设，围绕国家及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开展产业需求、人才需求和科研需求的战略分析，开展决策咨询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专业化科学依据和可行性实施方案，提高与政府的交互能力。
另一方面，基于“学习共同体”理念，开展科研育人。建设跨部门、跨学科、跨领域的教改“种子库”等科研柔性组织，培育校企融合结构化科研团队，提升师资科研素养和科研能力，集中科研力量，促进重大科研成果的产生[9]。同时，科学研究与实践教学交互参与，研究和开发满足科研需求的教学改革、课程及其组合，有意识地将项目化学习和研究性学习贯穿到课程建设中，通过科研项目研究、企业实践指導、就业实习等方式强化学生科研意识，培养研究和创新能力，反哺实践型创造型技术技能人才的育成。
（二）以“三个融合”的相乘效应加深交互深度
高等教育现代化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要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彰显现代化，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理实融合培养人才是三个有机联系、不可或缺的着力点[10]。从教育主体、教育功能、教育元素三个维度深化“三个”融合，加深交互深度，使高职院校真正成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催化产业技术变革、加速创新驱动的重要策源地。
一是多元主体交互融合。在“管办评”分离和“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的过程中，充分借助行业协会组织、评价认定机构等中间性组织的协调和供需对接作用，多方利益主体打破产权、组织等边界，责权利交互渗透，建立校企共建、责任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形成多元化主体的一体化办学形态。将校企合作收入作为学校经营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企业成本节约、职业院校经营收益提升与地域经济创新发展的共赢模式。
二是多样功能交互融合。围绕人才培养改革的主线，将教育传播活动和应用技术研究作为突破产教与科教融合瓶颈的关键支撑。打造产教融合集成平台、科技成果研发转化等平台，推动高职院校“平台”作用不断提升，通过在平台合作上的异质多主体的利益博弈和目标实现，促进科研、教育、孵化、服务样态等教育功能相互交错，在交互体系内产生共鸣。三是多种元素交互融合。横向上，通过学分转换、联合培养、专本衔接、共同研究、科研资源及成果共享等形式实现“校校”交互;行业组织及规模企业发挥带头作用，将产业项目和职业培训计划转移至中小企业，形成有益于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企企”交互[11];在纵向上，通过引企入教、送教入企、技术传播、校企共训、培训移植等深度合作形式将产业行业发展的新思想、新成果、新素材融入教学活动，企业新技术、新技能、新工艺以及企业需求融入到人才培养过程中，交叉渗透“校企”交互。最终，完成“供给—需求—供给”的闭环反馈，促进专业课程、教学资源、教学组织、教学方法等教育要素与企业生产要素、行业发展、制度环境等产业系统要素之间全要素交互融合。
（三）以跨境的互通互济拓宽交互范围
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教研[2017]2号）中，将国际交流合作作为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并列的遴选条件，放在了重要位置。而在“双高计划”中，“放眼世界”是基本定位，“世界水平”是建设目标。国际化的互通互济，是交互型高职院校的重要形态，决定了高职院校交互的广度。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高职院校不仅要对教育项目的跨境合作、学生的跨境培养、办学机构的跨境设置、教师及学术的跨境交流等显性指标不断追求，更要以广义的国际化视野来重新审视高职教育[12]。把国际化精神素养、国际化思维能力的提升、国际化标准的建立作为重点，通过提升教育水平的国际化和服务产业国际化，将跨国境的、跨民族的、跨文化的国际化元素全方位融入高职教育目标，渗透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教育功能实现的全过程中。
提高教育水平的国际化，打造具有国际化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参与国际项目能力强、国际影响力大的教师和专家队伍，开展国际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参与国际科研项目，共建学术共同体;创造开放式教育环境，将优质国际教育资源融入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掌握国际通行的技术规范、服务规范，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公民意识、全球胜任力和世界责任担当的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国际标准本土化和本土标准国际化齐头并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标准体系，加强研究并对接“世界一流”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将国际行业标准融入相关专业的教学过程，逐步建立国际互认的课程体系和专业教学标准，打造世界认可、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品牌[13]。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开发，建立“政行校企”协同开发团队，并在《悉尼协议》等国际工程教育互认体系框架内开展国际专业认证;搭建国际化产教融合大平台，从满足国际竞争的需求出发，走服务产业国际化之路。联合区域城市国际化战略，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协同“走出去”企业，整合优质资源，形成发展合力，深度参与到国际产能合作中，服务中国产业走向全球产业中高端;加强与国际职业教育相关主体多渠道多元化联系，不仅包括国际学校，也包括国际企业、政府、行业组织等机构和部门，促进知识、人才在更广域的国际交互体系间平等交流和互换。
（四）以互联网的思维嵌入丰富交互形式
互联网思维是互联网时代融合实践的新思维方式，具有跨界融合、平台开放、用户至上、免费为王、体验为核、大数据应用等六大特征，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线性思维模式的立体网状思维[14]。交互型高职院校建设要求我们基于互联网思维，打破传统的工业化标准化的教育形态，一切从学生需求出发，将信息技术应用到教育教学、组织管理等过程中，推动信息技术与人才培养的深层次交互融合，提供个性化教育服务，推动教育现代化。
线下改革教学组织架构，跨越学科界限，重构课程体系，搭建数字化教学资源开放平台，基于完全学分制施行跨学院、跨专业、跨行政班级的“三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建立“慕课 翻转课堂”“线上 线下教育”等人机协同的教学方式，加大智慧教室、虚拟仿真实训室等线下学习空间建设，打造与社会交互的学习环境以及互动式教学场景，推动“云物移大智”未来课堂基础环境形成。线上充分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信息技术，丰富优化数字化教学资源，加强学习平台资源的共建共享，推进网络空间学习，实现线上优质资源与线下的立体化传授。同时，重构教育治理体系，基于大数据等技术跟踪、收集教育教学及教学治理全过程，由粗放式转向精准式评价，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建议，助力教师推进个性化教学，为公开公平公正的科学管理决策提供智能支持。加强全校师生互联网思维、信息素养和信息技能等方面的培育，并将其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教师考核体系中。
四、结束语
交互型高職院校着眼于跨界、跨时空、跨国界等相关教育要素联系与合作的系统构建，把院校内部发展和外部支撑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互通互联、互利共赢联盟。通过将多重社会发展目标和需求划整为一，来平衡内外部的协同发展，强化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实现以人为本的公平教育和高质量发展。通过交互范围广、交互能力强、交互程度深的新高职院校形态变革的探索，致力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和全球公民意识，能够引领产业发展和创新，活跃在世界舞台的技术技能型、复合创新型和国际视野型“三型”人才，奏响“双高计划”建设最强音。
参 考 文 献
[1]欧内斯特·L·博耶.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M].涂艳国，方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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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作宇.大学的新形态与卓越追求[N].中国教育报，2018-09-06（6）.
[6]姜大源.跨界、整合和重构：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三大特征——学习《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体会[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7）：9-12.
[7]徐国庆.高水平高职院校的范型及其建设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18（12）：93-97.
[8]凯文凯里.大学的终结：泛在大学与高等教育革命[M].朱志勇，韩倩，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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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博.基于“产学官合作”的日本实践型高职教育模式[J].教育与职业，2017（7）：104-109.
[12]王英杰.广义国际化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J].比较教育研究，2018（7）：3-10. [13]古光甫.我國职业教育国际化标准开发：原则、指标及实践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19（4）：6-7.
[14]倪凯颜.互联网思维下未来学校的五个特征[J].江苏教育，2017（12）：13-15.
Abstract
关键词 高职院校;交互型;院校建设;内涵发展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05-0006-05
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对职业教育提出了全方位的改革设想，随即197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公布，正式吹响了职业教育系统化改革的号角。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高职院校在实然和应然层面将要发生一系列的变革，亟须探索并确立高职院校理想发展范型，共同下好“职业教育这盘大棋”。
一、交互型高职院校建设的时代意蕴
美国当代教育家欧内斯特·L·博耶（Ernest· L·Boyer）以“形成联系”作为逻辑起点，提出对世界高等教育都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学公民教育思想，在大學与社会的联系中确定培养目标，以学生为中心形成各种联系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1]。政府、院校、企业、中间性社会组织是围绕高职院校办学的四个主体，对其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在基于新技术革命对未来学校的呼唤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大背景下，新信息技术与国际交流合作作为两个辅助要素，也同样不可漠视。这些元素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成钻石体系，恰好符合哈佛商学院大学教授、被誉为“竞争战略之父”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的竞争力理论模型，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竞争力和长久旺盛的生命力[2]。因此，本研究中的交互型高职院校是基于欧内斯特·L·博耶的大学公民教育理念，脱胎于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在以学生为核心的高职教育发展趋势下，注重系统各要素的互动，内外输出输入各种整合补充资源，发挥主体各自能力优势，试图构筑一个相互促进、开放稳定的整体交互系统，如图1所示。交互型高职院校的提出对探索未来高职教育发展方向，确立高水平高职院校发展范型，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交互型高职院校建设是外部产业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要求
新科技和工业革命蔚然成风，引发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悄然改变，推动产业生态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且深刻的调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等各产业融合发展，产业结构软化程度加深，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新技术、新经济与新业态不断涌现，新的雇佣形态与新的工作方式等层出不穷。传统的劳动雇佣大大减少，转职再就业增加，职业岗位更迭速度加快，流动性明显增强，现代职业朝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复合的趋势发展，新的人才需求市场不断形成。同时，“人—机”赋能互联、万物智能、新技术模式的“泛在知识环境”下，科技的急速进步对传统教育模式、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传统创新转化模式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在创造性发展的过程中，高职院校推倒校园“围墙”，其社会角色与使命发生着深刻改变，激发了对高职院校样态变迁的渴望。高职院校要重新审视其在国家创新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中所应发挥的功能作用，更新再造传统形态。
（二）交互型高职院校建设是内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2010年7月29日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作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策，职业教育被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确立了“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职业教育现代化是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教育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与教育形态变迁相伴的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和实现的过程[3]。教育现代化作为各教育要素的有机集合体，注重教育管理、教育体系、课程与教学、教育资源等教育形态中人的主体性增长，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主体性，实行主体间性教育，以人的现代化促进教育现代化。因此，基于互联网思维建设面向学生个性化生涯发展的高职院校，是实现教育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理性路径。
（三）交互型高职院校建设是内外部协同发展的选择
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一种，高职院校正逐步进入产业经济社会链条，与行业企业的边界正变得日益模糊，与其他诸如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等外部主体联系愈加紧密。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由相互独立转向相伴相生，高职院校形态由封闭走向开放。交互型高职院校通过“高职院校 ”的交互发展模式，整合互补性资源，不断寻求内部现代性调试与外部产业经济转型升级需要的平衡点，消除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以及个体发展间的不适应。而从更广域的视野来看，“一间真正配称大学的学府，莫不置身于世界大学的星群之中”[4]，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背景下，转型发展期的中国高职教育更加期待国际化，高职院校应勇于走向高职教育的国际舞台，与世界交互，以适应国际交流与合作这一大学新功能的演化。
二、交互型高职院校的主要特征
交互型高职院校作为一个能动的自组织系统，向教育系统内部教育环境、外部产业社会高度开放，只有持续保持与一切关联元素的密切联系，才能主动适应教育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其具有与传统高职院校不同的典型特征：
（一）多类型组织内外流动融合
“交互大学的典型特征是大学组织及其成员的跨国跨界流动和融合，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特征”[5]。交互型高职院校的多元组织机构网络不仅包含了横向上院校间的交互，还包含了纵向上高职院校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交互，不限于区域内，同时横跨区域外，甚至是跨境的交互。基于跨界合作、资源整合、架构重组、国际交流的逻辑思考，交互型高职院校全球范围内多类型组织互相融合、共同努力、协同发展[6]。其中，行业组织、协同创新中心、科技产业园等非政府、非市场的中介性力量成为各主体间的缓冲带，将发挥出更大的市场机制调节作用。通过交互，学校与其他多主体间相互开放且浑然一体，主体间的资源壁垒被打破，产业资源、科技资源和教育资源集聚，区域产业集群与高职院校知识集群交相融合。高职院校成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服务为一体的产业性经营实体，教科研与产业市场对接、技术成果与金融资本对接，形成知识技术、资金资产、人才（教师和学生）间的有效闭环，促使合作教育更加完整和长期化，进而激活高职院校的交互性。 （二）知识生产关系关联缔结
知识生产在高职教育稳中求进的发展中，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创新和研发合作成为联系产业和教育两个社会实体的桥梁，贯穿整个实训生产和教育教学全过程，培养出不仅具有实践力，更具有研究力和创新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7]。除知识生产外，知识资源产业化也是交互型高职院校新形态构筑的关键所在。知识生产关系关联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企业、高等院校等研究人员与高职院校教师的共同研究、企业等单方面的委托研究、企业捐赠研究项目，以及多方共建的共同研究中心等。在科技服务上，可以包括技术工艺开发、技术咨询、产品更新、信息沟通、创业投资活动等。同时，伴随创新创业教育的创业投资活动更加频繁，高职院校通过经营性活动获得利润，进一步刺激研究创新活动。
（三）新信息技术群深度嵌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性技术”。尤其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推动下，新一轮产业数字化变革勃然而兴。带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群嵌入到教育环境、学习过程支持、教育评价、教师助理、教育管理服务等教育应用场景中，构建起交互式教育体系，高职教育迎来“智能 ”的时代。传统高职院校的核心要素如教室、教材、教师等碎片化办学要素重新整合，空间、资源、教学过程、管理得以全面开放，学校教育打破了封闭的实体空间阻隔，域内外、境内外职业教育交互更为通畅和频繁，高职院校将具有支持多样化学习需求的智能感知能力和教育服务能力，有效扩大服务供给，给学习者个体带来极大满足[8]。
三、交互型高职院校建设的路径
交互型高职院校建设是一个集成系统，需要从交互能力、交互深度、交互范围、交互形式四个方面着手，打造开放互动式教育生态，夯实学术卓越、社会责任、国际理解、持续发展四大高水平院校建设基石，积极探索高职教育形态变革的未来方向。
（一）以研究功能的增强提高交互能力
增强高职院校研究功能，要应用研究和科研育人两轮驱动前行，不断升级技术服务功能和水平，不断提高高职院校国家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地位，将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转化为交互能力，真正实现高职院校的高水平、高职教育的高等性。
一方面，通过加强与高等学校的横向合作，借助其雄厚的研究力量和理论研究成果，承接科学研究中下游工作。围绕企业生产过程、技术改造、成果转化、提高效率中存在的问题，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技能等基础应用研究，以及科技成果管理和转换的实践研究，搭建集实践教学、生产、培训、研发于一体的多功能研究实验中心，使之与实训基地协调发展，提高与企业的交互能力。充分利用公共或营利性机构等中间性组织的支撑性服务作用，开展合作项目的事前评估、过程实施、事后评价等专业性较强的产业化相关业务，加速研究成果积累和转化。同时，推进高职院校智库建设，围绕国家及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开展产业需求、人才需求和科研需求的战略分析，开展决策咨询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专业化科学依据和可行性实施方案，提高与政府的交互能力。
另一方面，基于“学习共同体”理念，开展科研育人。建设跨部门、跨学科、跨领域的教改“种子库”等科研柔性组织，培育校企融合结构化科研团队，提升师资科研素养和科研能力，集中科研力量，促进重大科研成果的产生[9]。同时，科学研究与实践教学交互参与，研究和开发满足科研需求的教学改革、课程及其组合，有意识地将项目化学习和研究性学习贯穿到课程建设中，通过科研项目研究、企业实践指導、就业实习等方式强化学生科研意识，培养研究和创新能力，反哺实践型创造型技术技能人才的育成。
（二）以“三个融合”的相乘效应加深交互深度
高等教育现代化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要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彰显现代化，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理实融合培养人才是三个有机联系、不可或缺的着力点[10]。从教育主体、教育功能、教育元素三个维度深化“三个”融合，加深交互深度，使高职院校真正成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催化产业技术变革、加速创新驱动的重要策源地。
一是多元主体交互融合。在“管办评”分离和“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的过程中，充分借助行业协会组织、评价认定机构等中间性组织的协调和供需对接作用，多方利益主体打破产权、组织等边界，责权利交互渗透，建立校企共建、责任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形成多元化主体的一体化办学形态。将校企合作收入作为学校经营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企业成本节约、职业院校经营收益提升与地域经济创新发展的共赢模式。
二是多样功能交互融合。围绕人才培养改革的主线，将教育传播活动和应用技术研究作为突破产教与科教融合瓶颈的关键支撑。打造产教融合集成平台、科技成果研发转化等平台，推动高职院校“平台”作用不断提升，通过在平台合作上的异质多主体的利益博弈和目标实现，促进科研、教育、孵化、服务样态等教育功能相互交错，在交互体系内产生共鸣。三是多种元素交互融合。横向上，通过学分转换、联合培养、专本衔接、共同研究、科研资源及成果共享等形式实现“校校”交互;行业组织及规模企业发挥带头作用，将产业项目和职业培训计划转移至中小企业，形成有益于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企企”交互[11];在纵向上，通过引企入教、送教入企、技术传播、校企共训、培训移植等深度合作形式将产业行业发展的新思想、新成果、新素材融入教学活动，企业新技术、新技能、新工艺以及企业需求融入到人才培养过程中，交叉渗透“校企”交互。最终，完成“供给—需求—供给”的闭环反馈，促进专业课程、教学资源、教学组织、教学方法等教育要素与企业生产要素、行业发展、制度环境等产业系统要素之间全要素交互融合。
（三）以跨境的互通互济拓宽交互范围
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教研[2017]2号）中，将国际交流合作作为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并列的遴选条件，放在了重要位置。而在“双高计划”中，“放眼世界”是基本定位，“世界水平”是建设目标。国际化的互通互济，是交互型高职院校的重要形态，决定了高职院校交互的广度。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高职院校不仅要对教育项目的跨境合作、学生的跨境培养、办学机构的跨境设置、教师及学术的跨境交流等显性指标不断追求，更要以广义的国际化视野来重新审视高职教育[12]。把国际化精神素养、国际化思维能力的提升、国际化标准的建立作为重点，通过提升教育水平的国际化和服务产业国际化，将跨国境的、跨民族的、跨文化的国际化元素全方位融入高职教育目标，渗透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教育功能实现的全过程中。
提高教育水平的国际化，打造具有国际化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参与国际项目能力强、国际影响力大的教师和专家队伍，开展国际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参与国际科研项目，共建学术共同体;创造开放式教育环境，将优质国际教育资源融入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掌握国际通行的技术规范、服务规范，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公民意识、全球胜任力和世界责任担当的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国际标准本土化和本土标准国际化齐头并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标准体系，加强研究并对接“世界一流”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将国际行业标准融入相关专业的教学过程，逐步建立国际互认的课程体系和专业教学标准，打造世界认可、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品牌[13]。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开发，建立“政行校企”协同开发团队，并在《悉尼协议》等国际工程教育互认体系框架内开展国际专业认证;搭建国际化产教融合大平台，从满足国际竞争的需求出发，走服务产业国际化之路。联合区域城市国际化战略，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协同“走出去”企业，整合优质资源，形成发展合力，深度参与到国际产能合作中，服务中国产业走向全球产业中高端;加强与国际职业教育相关主体多渠道多元化联系，不仅包括国际学校，也包括国际企业、政府、行业组织等机构和部门，促进知识、人才在更广域的国际交互体系间平等交流和互换。
（四）以互联网的思维嵌入丰富交互形式
互联网思维是互联网时代融合实践的新思维方式，具有跨界融合、平台开放、用户至上、免费为王、体验为核、大数据应用等六大特征，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线性思维模式的立体网状思维[14]。交互型高职院校建设要求我们基于互联网思维，打破传统的工业化标准化的教育形态，一切从学生需求出发，将信息技术应用到教育教学、组织管理等过程中，推动信息技术与人才培养的深层次交互融合，提供个性化教育服务，推动教育现代化。
线下改革教学组织架构，跨越学科界限，重构课程体系，搭建数字化教学资源开放平台，基于完全学分制施行跨学院、跨专业、跨行政班级的“三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建立“慕课 翻转课堂”“线上 线下教育”等人机协同的教学方式，加大智慧教室、虚拟仿真实训室等线下学习空间建设，打造与社会交互的学习环境以及互动式教学场景，推动“云物移大智”未来课堂基础环境形成。线上充分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信息技术，丰富优化数字化教学资源，加强学习平台资源的共建共享，推进网络空间学习，实现线上优质资源与线下的立体化传授。同时，重构教育治理体系，基于大数据等技术跟踪、收集教育教学及教学治理全过程，由粗放式转向精准式评价，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建议，助力教师推进个性化教学，为公开公平公正的科学管理决策提供智能支持。加强全校师生互联网思维、信息素养和信息技能等方面的培育，并将其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教师考核体系中。
四、结束语
交互型高職院校着眼于跨界、跨时空、跨国界等相关教育要素联系与合作的系统构建，把院校内部发展和外部支撑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互通互联、互利共赢联盟。通过将多重社会发展目标和需求划整为一，来平衡内外部的协同发展，强化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实现以人为本的公平教育和高质量发展。通过交互范围广、交互能力强、交互程度深的新高职院校形态变革的探索，致力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和全球公民意识，能够引领产业发展和创新，活跃在世界舞台的技术技能型、复合创新型和国际视野型“三型”人才，奏响“双高计划”建设最强音。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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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