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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第83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法国新浪潮代表人物、电影大师让·卢克·戈达尔(Jean Luc Godard)笑到了最后，和他一起获得此殊荣的还有美国演员伊莱·沃勒克和致力于保护无声电影的凯文·布朗罗。有趣的是，尽管奥斯卡愿意伸出橄榄枝，戈达尔却不想接：获奖结果出炉后，颁奖方一直无法与他取得联系。
由于戈达尔玩失踪，《好莱坞记者报》引用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常务理事布鲁斯的说法，推测他可能不会出现在11月举行的颁奖晚宴上，而这在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我们尝试通过电话、传真、电邮等方式联系了他的很多朋友及相关人士，还通过联邦快递发出了一封正武的邀请函，但我们仍然没有收到回信，不知道他是否会来领奖。”
不过，这个消息一点也不意外。作为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人物，戈达尔一直厌恶追求票房的商业电影，反好莱坞情结已经根深蒂固。此外，戈达尔对获奖这类事情一直不上心，有人说是因为他讨厌长途飞行。
富家公子玩电影
戈达尔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但后来又突然与舒适的生活决裂他希望抛开充满诱惑的世界专心做电影。
对法国电影来说，戈达尔是一个传奇人物。这个自小就对电影有着狂热兴趣的绅士，把一生的光阴都献给了电影事业。
1930年12月3日，戈达尔出生干巴黎，他的父亲保罗是一名医生，母亲奥黛尔则是来自瑞士莫诺家族的大家闺秀。作为最显赫的家族之一，莫诺家族有众多的牧师、神学家、科学家和政治家，显赫的身份背后是巨大的家族财富。幼年时期，戈达尔随家人迁居到了日内瓦湖畔居住，并在10岁那年取得了瑞士国籍。
田园诗般的舒适生活成为了戈达尔童年的记忆，随后他进入瑞士尼翁学校学习，1949年回到巴黎入读公立罗默中学，一年后考入索邦大学(巴黎大学的前身)学习人类学，但这显然并非他的爱好——从高中开始，他就迷恋电影，在大学期间，经常出入巴黎拉丁区的电影院。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里维特和罗麦尔(后来也是新浪潮电影大师)，并在1950年和他们一起创办了电影杂志《La Gazette du Cinema》，一共出版了5期。这段时间，他整天泡在电影资料馆，观看和研究了大量的影片，积累了深厚的电影素养。
1951年，戈达尔突然和家族断绝了关系，开始自谋生计。他用两年时间完成了环球旅行，然后回到瑞士做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这段经历在他拍摄的短片《混凝土效果》中有体现。有人怀疑，戈达尔决定自立是因为他的父母不支持他拍电影，其实并非如此，在晚年接受采访时他说，只有这样做才能让自己脱离充满溺爱和诱惑的世界。可以看出，当时的他已经做好了当“斗士”的准备。
从1955到1957年，戈达尔在日内瓦拍摄了一些实验性质的短片，并不时出现在好友们的电影镜头中。为了养活自己，他给《艺术》杂志撰写影评。谁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这个埋头苦干的小伙子可以成为一场风靡全球的电影运动的领头羊。法国电影的领头羊
以戈达尔为代表的法国电影新浪潮，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伟大运动但他本人却对赞誉之词没有什么感觉。
戈达尔有一句名言，“我不写剧本，所谓的剧本其实就是书写的电影，好让出钱的后台老板能够根据写好的剧本去揣摩未来电影的面貌。”这话听起来相当狂傲，尽管他谦虚地表示这么做是因为自己不会写剧本(其实他会)，但他的确有资本这么说，因为让他一举成名的《精疲力尽》就是这么拍下来的。
1960年的《精疲力尽》是戈达尔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也是他最知名的一部作品。电影在拍摄的时候没有脚本，戈达尔常常连夜突击对白，并在排练中进行修改。该片男主角贝尔蒙多曾经说过，导演拍起戏来简直像不要命一样。在这部电影里，戈达尔用照片底片取代了胶片，采用生硬且无规则可循的剪接，叙事凌乱不堪，把整个剧组的人都折腾得“精疲力尽”，但他这种即兴式的拍摄风格却在圈内引起巨大反响。《精疲力尽》和特吕弗的《四百击》被视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
《精疲力尽》一炮打响之后，戈达尔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整个60年代是他的高产期，他拍摄了《小兵》、《蔑视》、《美国制造》、《卡宾枪手》、《狂人皮埃洛》等等，但在1967年拍摄《中国姑娘》，特别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戈达尔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年，戛纳电影节在他和特吕弗等导演的强烈抗议下草草闭幕，他还组织了“维尔托夫小组”，声称信奉前苏联早期“电影眼”创始人维尔托夫的理论，要用影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不是拍一部政治电影，而是带着政治性地去拍电影。”于是，《真理》、《东风》、《意大利的斗争》、《直至胜利》以及《一切顺利》这类影片成为他该时期的主旋律。
1971年6月，戈达尔遭遇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几乎丧命，伤愈后移居瑞士。由于政治和艺术上的分歧，他和老朋友特吕弗决裂，直到1980年才回法国拍片。1983年，凭借《芳名卡门》，他斩获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作为一名“斗士”，戈达尔此时已近花甲之年，但他仍然继续前进，《李尔王》、《新浪潮》、《永远的莫扎特》、《爱的赞歌》等作品依旧惊喜不断。值得玩味的是，和这次对奥斯卡的态度一样，2007年欧洲电影奖将终身成就奖授予戈达尔，他也不买账，“我还很年轻，还要继续拍电影，这个终身成就奖我还不够格”。
混乱的爱情和人际关系
和他无视章法的电影创作思路一样，戈达尔在对女人和朋友的问题上，也有些凌乱。
每一个大师背后都有一个缪斯女神，站在戈达尔身后的是他的前妻安娜·卡里娜。两人相遇时的1959年，戈达尔还没有成名，安娜也只是个不知名的广告模特。安娜在—个香皂广告里的回眸一笑，让戈达尔魂牵梦萦，他费尽心思找到安娜的联系方式，邀请她出演自己的成名作《精疲力尽》。
由于电影中有一些裸露镜头，安娜拒绝出演，但戈达尔并没有放弃，他又邀请安娜出演《小兵》。第一次合作两人就奠定了恋爱基础，并于1961年结为“新浪潮夫妻”，遗憾的是，1968年，安娜的流产摧毁了两人的婚姻。在《女人就是女人》里，戈达尔用感伤的笔触写道：“他爱着她，她也爱着他，他们之间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这爱可以天长地久。”而第二任妻子维亚泽姆斯基，则是通过布列松的电影而被戈达尔注意到，后来成为他的学生、妻子，只是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10年。
不完美的婚姻是戈达尔心里不能言说的遗憾，但他和好友特吕弗的决裂却成为了终身遗憾。他曾经毫无情面地说：“我觉得特吕弗绝对不懂拍电影。他只拍了一部真正的影片，就是《四百击》，在这之后他所拍的电影无非是在讲故事罢了。”因为这些出格的言论，特吕弗至死也没有原谅他。
“我一直为自己感到悲伤，我已经老了，人越老想得越深，水面上的事情我已经抓不住了，我只能躲在水底思考。”已经80高龄的戈达尔不得不服老了，不过从他对奥斯卡的态度这一点来看，“斗士”的性情却是一点都没变。
由于戈达尔玩失踪，《好莱坞记者报》引用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常务理事布鲁斯的说法，推测他可能不会出现在11月举行的颁奖晚宴上，而这在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我们尝试通过电话、传真、电邮等方式联系了他的很多朋友及相关人士，还通过联邦快递发出了一封正武的邀请函，但我们仍然没有收到回信，不知道他是否会来领奖。”
不过，这个消息一点也不意外。作为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人物，戈达尔一直厌恶追求票房的商业电影，反好莱坞情结已经根深蒂固。此外，戈达尔对获奖这类事情一直不上心，有人说是因为他讨厌长途飞行。
富家公子玩电影
戈达尔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但后来又突然与舒适的生活决裂他希望抛开充满诱惑的世界专心做电影。
对法国电影来说，戈达尔是一个传奇人物。这个自小就对电影有着狂热兴趣的绅士，把一生的光阴都献给了电影事业。
1930年12月3日，戈达尔出生干巴黎，他的父亲保罗是一名医生，母亲奥黛尔则是来自瑞士莫诺家族的大家闺秀。作为最显赫的家族之一，莫诺家族有众多的牧师、神学家、科学家和政治家，显赫的身份背后是巨大的家族财富。幼年时期，戈达尔随家人迁居到了日内瓦湖畔居住，并在10岁那年取得了瑞士国籍。
田园诗般的舒适生活成为了戈达尔童年的记忆，随后他进入瑞士尼翁学校学习，1949年回到巴黎入读公立罗默中学，一年后考入索邦大学(巴黎大学的前身)学习人类学，但这显然并非他的爱好——从高中开始，他就迷恋电影，在大学期间，经常出入巴黎拉丁区的电影院。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里维特和罗麦尔(后来也是新浪潮电影大师)，并在1950年和他们一起创办了电影杂志《La Gazette du Cinema》，一共出版了5期。这段时间，他整天泡在电影资料馆，观看和研究了大量的影片，积累了深厚的电影素养。
1951年，戈达尔突然和家族断绝了关系，开始自谋生计。他用两年时间完成了环球旅行，然后回到瑞士做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这段经历在他拍摄的短片《混凝土效果》中有体现。有人怀疑，戈达尔决定自立是因为他的父母不支持他拍电影，其实并非如此，在晚年接受采访时他说，只有这样做才能让自己脱离充满溺爱和诱惑的世界。可以看出，当时的他已经做好了当“斗士”的准备。
从1955到1957年，戈达尔在日内瓦拍摄了一些实验性质的短片，并不时出现在好友们的电影镜头中。为了养活自己，他给《艺术》杂志撰写影评。谁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这个埋头苦干的小伙子可以成为一场风靡全球的电影运动的领头羊。法国电影的领头羊
以戈达尔为代表的法国电影新浪潮，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伟大运动但他本人却对赞誉之词没有什么感觉。
戈达尔有一句名言，“我不写剧本，所谓的剧本其实就是书写的电影，好让出钱的后台老板能够根据写好的剧本去揣摩未来电影的面貌。”这话听起来相当狂傲，尽管他谦虚地表示这么做是因为自己不会写剧本(其实他会)，但他的确有资本这么说，因为让他一举成名的《精疲力尽》就是这么拍下来的。
1960年的《精疲力尽》是戈达尔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也是他最知名的一部作品。电影在拍摄的时候没有脚本，戈达尔常常连夜突击对白，并在排练中进行修改。该片男主角贝尔蒙多曾经说过，导演拍起戏来简直像不要命一样。在这部电影里，戈达尔用照片底片取代了胶片，采用生硬且无规则可循的剪接，叙事凌乱不堪，把整个剧组的人都折腾得“精疲力尽”，但他这种即兴式的拍摄风格却在圈内引起巨大反响。《精疲力尽》和特吕弗的《四百击》被视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
《精疲力尽》一炮打响之后，戈达尔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整个60年代是他的高产期，他拍摄了《小兵》、《蔑视》、《美国制造》、《卡宾枪手》、《狂人皮埃洛》等等，但在1967年拍摄《中国姑娘》，特别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戈达尔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年，戛纳电影节在他和特吕弗等导演的强烈抗议下草草闭幕，他还组织了“维尔托夫小组”，声称信奉前苏联早期“电影眼”创始人维尔托夫的理论，要用影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不是拍一部政治电影，而是带着政治性地去拍电影。”于是，《真理》、《东风》、《意大利的斗争》、《直至胜利》以及《一切顺利》这类影片成为他该时期的主旋律。
1971年6月，戈达尔遭遇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几乎丧命，伤愈后移居瑞士。由于政治和艺术上的分歧，他和老朋友特吕弗决裂，直到1980年才回法国拍片。1983年，凭借《芳名卡门》，他斩获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作为一名“斗士”，戈达尔此时已近花甲之年，但他仍然继续前进，《李尔王》、《新浪潮》、《永远的莫扎特》、《爱的赞歌》等作品依旧惊喜不断。值得玩味的是，和这次对奥斯卡的态度一样，2007年欧洲电影奖将终身成就奖授予戈达尔，他也不买账，“我还很年轻，还要继续拍电影，这个终身成就奖我还不够格”。
混乱的爱情和人际关系
和他无视章法的电影创作思路一样，戈达尔在对女人和朋友的问题上，也有些凌乱。
每一个大师背后都有一个缪斯女神，站在戈达尔身后的是他的前妻安娜·卡里娜。两人相遇时的1959年，戈达尔还没有成名，安娜也只是个不知名的广告模特。安娜在—个香皂广告里的回眸一笑，让戈达尔魂牵梦萦，他费尽心思找到安娜的联系方式，邀请她出演自己的成名作《精疲力尽》。
由于电影中有一些裸露镜头，安娜拒绝出演，但戈达尔并没有放弃，他又邀请安娜出演《小兵》。第一次合作两人就奠定了恋爱基础，并于1961年结为“新浪潮夫妻”，遗憾的是，1968年，安娜的流产摧毁了两人的婚姻。在《女人就是女人》里，戈达尔用感伤的笔触写道：“他爱着她，她也爱着他，他们之间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这爱可以天长地久。”而第二任妻子维亚泽姆斯基，则是通过布列松的电影而被戈达尔注意到，后来成为他的学生、妻子，只是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10年。
不完美的婚姻是戈达尔心里不能言说的遗憾，但他和好友特吕弗的决裂却成为了终身遗憾。他曾经毫无情面地说：“我觉得特吕弗绝对不懂拍电影。他只拍了一部真正的影片，就是《四百击》，在这之后他所拍的电影无非是在讲故事罢了。”因为这些出格的言论，特吕弗至死也没有原谅他。
“我一直为自己感到悲伤，我已经老了，人越老想得越深，水面上的事情我已经抓不住了，我只能躲在水底思考。”已经80高龄的戈达尔不得不服老了，不过从他对奥斯卡的态度这一点来看，“斗士”的性情却是一点都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