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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声色
(2)
来到巴黎时正是凌晨,看到了这座陌生城市最静谧的时刻。从夜空俯视,灯火零星慵懒地闪烁着,如同一只牧羊犬沉睡中的缓慢呼吸。
进关的时候,天色给人仿佛还是午夜的错觉,人们裹在各自的大衣里昏昏欲睡,包括玻璃柜台里的海关检查员。他马马虎虎地在每一个人的护照上盖一个模模糊糊的章,上面完全看不清楚日期。
出了机场,坐在RER-B线火车上穿过巴黎。天色渐渐明朗,阳光终于出来了,颜色很美;大概是因为寒冷,秋天的树叶多少有些发红;塞纳河是蓝色的,街道则有很浓的柏油色;别致的房舍散发着早晨的被窝和床单特有的温暖气息;每一条地铁隧道里都有五颜六色的涂鸦,似乎是街头艺术家的杰作。
这不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城市,有随地乱扔的垃圾、丢弃的烟头,然而对于我来说,这些有一种遥远的人情味。野生的鸽子被种类繁多的面包屑养得肥肥胖胖,连麻雀也像母鸡一样肆无忌惮地在路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在学校附近我还发现一只有成年猫那般大的黑乌鸦,某个早晨它站在我的脚边狠狠吓了我一跳,后来我发现它是长期驻扎在这一带的,总是独来独往,也许还是单身。
我很满意我的居所,离学校只有一站地铁的路程。四楼的房间,二十多平方,地热供暖,冬天里还时常要开窗户。记得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在南京,我坐在教室里捧着热水杯瑟瑟发抖。但在巴黎,我只需在外套里面穿一件短袖或者长袖衬衫。有一天凌晨两点,我冲完淋浴,打开窗户,听见了夜莺的叫声,那声音如此清脆绵长,听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还有公寓周围白杨树金色的叶子,落在楼下网球场的边缘,铺满整个小路和草坪。风经过的时候,树叶沙沙作响,每次我站在树下都忍不住仰头看,总误以为是下雨的声音。
公寓里的女孩子喜欢霸占着公用电脑上网聊天,男孩子们喜欢趴在窗台上冲着对面的窗户讲话。但无论怎样,大体上这是个安静而且安全的城市边缘的角落,僻静,优美,人烟稀少,像颜色鲜艳而柔和的梦境。
最近这些天,我常在地铁上遇到一个有着蓝绿色眼睛的男孩子,一副朋克打扮,金发压在帆布鸭舌帽底下,下唇靠右边扣了两个银环。从地图上看,我住在这个城市的最右下角,公寓离地铁8号线的最后一站步行大约六七分钟。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钟,我从地铁终点站往公寓走,他从我身后赶上来,保持着四五步的距离一直走到公寓门口,然后才从花坛上翻爬过去上了主干道,不见了。整条小街上只有我们两个人,连灯光也没有,我想他或许会以为我在跟踪他---或者甚至是他从前面跟踪我。他并不住在我们公寓里,看起来像个不良高中生---不过,到了这里以后,我再也不敢像在国内那样从外表来轻易判断一个人的善恶了。第二天,我们在地铁站旁边的超市里再度相遇。我有种想打探他到底住在什么地方的冲动,或许很快哪一天我就会去问他。
这里年轻人的装扮实在有负巴黎时装之都的盛名。女孩们喜欢假扮成熟,都以为自己抽加长凉烟的姿态很迷幻很妩媚;衣服都是清一色风格,黑灰红白,搭配两年前流行过的紧身喇叭裤,偶尔中间还有烫缝,打死我也不会穿的那种。男孩子的装束我留意不多,关注的焦点在于他们的眼睛和头发,这些都是天生的,纯粹的。但人们大多会爱有缺陷的事物,有缺陷的浪漫才是完美的,而完美的浪漫则往往让人感到一种巨大的缺陷---这是我在这个浪漫的地方体会到的。
我定时去巴黎圣母院,因为一个年轻的牧师。每个星期日,我夹在礼拜的人群和观光客中间遥远地望着布道台。他坐在讲台后面的牧师队伍中,从头到脚一袭白色,笼罩在朦胧的光晕里。远远地,我只能看见他天使般的金色头发。我排很长的队只为从他手里拿一小块作为圣餐的淡而无味的饼干。我仰慕那个年轻的牧师,只他一个人。从教堂出来,在后院里坐一会儿,金红色的树,墨绿色的长椅,灰色的鸽子逆着风呼啦啦飞过,我重新听一遍刚刚用MP3录下的唱诗班的歌声。那是一支很美的歌,与圣母院的钟声一样让人沉静。然后,想一会儿我的牧师---这一切,在这些个秋末冬初的日子里,始终让我觉得愉快美好而满足。
(2) 印象
学校里中国人不算多,起码远没有我想像的多。女生占了九成,北方人居多,并且都在法国上过至少一年语言学校。学习气氛不错,混日子的极少。我法语不好,全靠师姐们照顾。不过到了上英语课和布列颠文明的时候,她们全靠我照料。她们说,像我这样十八九岁就直接出国上大学的小姑娘是很不简单的。
高中时比我高一届、年龄却比我小的女生Why和我同班。她一边上中班课,一边上西班牙组课,每天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她是我见过的对于物质最不在意的天才,平凡的表面下是不平凡的内在。我觉得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她那种境界。
学院的国际交流部长玛雅先生对我的母校南京外国语学校情有独钟,对我们学校的所有情况也了如指掌,每年都从南外招几个学生过去,连我们学校的四十年校庆都是他最先告诉我的。他固执地认为南外去的都是尖子生,而对于尖子生他会特别注意,也格外严厉。幸亏他是英语教授,讲着一口法国人中少见的标准的英语,于是我这个法语盲但英语比较好的人也变得讨巧,甚至还得到了一份帮助法国人练习英语口语的工作,一节课两小时,一小时25欧元。Why抱怨说怎么玛雅先生不给她这样的机会,她陪法国小孩玩五个小时才挣35欧元。
开学不久的晚上开了一个中法学生见面会,大致介绍了一下这个交流组织的性质---让中国学生和学习中文的法国学生互相了解帮助。我索然无味地坐在教室里,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空气里流动着配对相亲似的气味。也许只是我神经过敏,但想必哪个学校都有这种情况,所谓的交流组织,什么语言伙伴,最终只成为冠冕堂皇的借口。
我独来独往,不想扎堆同胞,暂时也没有接近法国人的欲望。乘地铁的方向与大多数人相反,车上人也很少。晚上回家偶尔会遇上搭讪的男孩子说一句蹩脚的"你好"。有人说,留学海外的生活,不是在寂寞中恋爱就是在寂寞里发疯。假想某个人若是连寂寞都不畏惧了,那么这世上也再难有能让他畏惧的事情。这种彻彻底底的寂寞的生活我已经期盼了很久,同时我也觉得这是个潜心思考的好机会。法语总能学好,朋友总会遇到,生活热热闹闹地展开之后再想回归最初的清静就很难。地铁上的朋克去烟草店买了一张电话卡,圣母院的牧师在准备弥撒,可笑的交流组织的成员们互相介绍,这些都像是未来的伏笔,随时随地自由进出。但暂时与我保持距离。
有一个星期我窝在房间里一部接一部地看电影,看了几十部,比我几年看的加起来还要多。结果有天晚上连做的梦都变成好莱坞式的英雄传奇故事了,我想我大概不能再看了。那是最郁闷的一个星期。然后我继续看书,《海边的卡夫卡》。看得很慢,结果我的梦又变成了抽象的隐喻。于是我什么也不能做了。那个时刻我开始体会Azure千堂的矛盾和失望。
这个去了加拿大的女孩,可以叫她千堂,如果愿意,也可以叫她Azure,她从不介意,事实上她很少会说她介意什么,她连性别都不介意了。千堂有冷淡的气质,但是这种冷淡却很容易被随时随地的激动融化瓦解。她内心并不像表面那样平静漠然,只是很多时候由于无法表达清楚而干脆选择沉默不答。这点我们颇像,思维是跳跃进行的,想法变化的速度快得时常让嘴巴跟不上。有时我想,这个世界上最能吸引千堂的不是美,而是一切事物---无论好与坏---的堕落性。在她眼中,残缺本身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毁坏破灭有致命的美。
现在我身在法国,开始体会到她在异乡生活时的一些细微感受了。我本打算方便的话,应该寄一本《海边的卡夫卡》给她,而手头这本是七月在中国的时候雅格给我买的。没有缠绵缱绻自寻烦恼的爱情,却充斥着抽象的隐喻和不可思议的哲学。相比之下,我喜欢它远远胜于《挪威的森林》。
雅格说我应该多出去走走。可是他想不出我有多懒,连给自己烧饭都嫌麻烦。有两天,六顿没吃,饿了就啃两块饼干或者三片薯片,喝几口水。我没有要刻意缩小自己的胃,但我真的几乎感觉不到饥饿了。
雅格在我到达巴黎一个星期后飞来看我。飞机从早上七点的哥本哈根飞到九点的巴黎,中午十二点乘地铁8号线到达终点。雅格吃我烧的咖喱土豆,他说我做的菜比他服兵役的鬼地方的伙食好吃多了,他恨那压抑的无聊透顶的地方。下午三点去地铁站旁边的加乐福买长棍面包、羊角面包和覆盆子、蓝莓混合果酱。地铁站旁还有儿童公共娱乐设施,绿色小滑梯,蓝色弹簧木马,紫色栏框的沙坑,红色袖珍跷跷板的两头是两只小鸭子,雅格提议一人一边侧坐着晃荡一会儿,讨论这个城市里这么多人为的非人为的好看颜色。晚上六点吃长棍面包搭配我煲的西红柿靓汤,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罗宋汤,但我知道汤里的奶酪是使味道浓厚的重点。
第二天中午雅格就要直奔机场。我坐在沙发上吃沾着果酱的羊角面包,喝着牛奶,一边懒洋洋地说,就算晚点也没什么关系。说完这句话,我突然担忧起来,似乎我已经开始被这个国家同化而我甚至还没有掌握好她的语言。在巴黎我如处云端,就连雅格也说,这的确是个特别的城市,有无法形容的东西,你只能用"浪漫"二字笼统概括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但有时我也怀疑那只是表面浅层的幻觉,因为在这里我看什么都像马赛克,都像不平凡的模糊而多样的块状颜色,恍惚不定。
(2)
来到巴黎时正是凌晨,看到了这座陌生城市最静谧的时刻。从夜空俯视,灯火零星慵懒地闪烁着,如同一只牧羊犬沉睡中的缓慢呼吸。
进关的时候,天色给人仿佛还是午夜的错觉,人们裹在各自的大衣里昏昏欲睡,包括玻璃柜台里的海关检查员。他马马虎虎地在每一个人的护照上盖一个模模糊糊的章,上面完全看不清楚日期。
出了机场,坐在RER-B线火车上穿过巴黎。天色渐渐明朗,阳光终于出来了,颜色很美;大概是因为寒冷,秋天的树叶多少有些发红;塞纳河是蓝色的,街道则有很浓的柏油色;别致的房舍散发着早晨的被窝和床单特有的温暖气息;每一条地铁隧道里都有五颜六色的涂鸦,似乎是街头艺术家的杰作。
这不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城市,有随地乱扔的垃圾、丢弃的烟头,然而对于我来说,这些有一种遥远的人情味。野生的鸽子被种类繁多的面包屑养得肥肥胖胖,连麻雀也像母鸡一样肆无忌惮地在路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在学校附近我还发现一只有成年猫那般大的黑乌鸦,某个早晨它站在我的脚边狠狠吓了我一跳,后来我发现它是长期驻扎在这一带的,总是独来独往,也许还是单身。
我很满意我的居所,离学校只有一站地铁的路程。四楼的房间,二十多平方,地热供暖,冬天里还时常要开窗户。记得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在南京,我坐在教室里捧着热水杯瑟瑟发抖。但在巴黎,我只需在外套里面穿一件短袖或者长袖衬衫。有一天凌晨两点,我冲完淋浴,打开窗户,听见了夜莺的叫声,那声音如此清脆绵长,听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还有公寓周围白杨树金色的叶子,落在楼下网球场的边缘,铺满整个小路和草坪。风经过的时候,树叶沙沙作响,每次我站在树下都忍不住仰头看,总误以为是下雨的声音。
公寓里的女孩子喜欢霸占着公用电脑上网聊天,男孩子们喜欢趴在窗台上冲着对面的窗户讲话。但无论怎样,大体上这是个安静而且安全的城市边缘的角落,僻静,优美,人烟稀少,像颜色鲜艳而柔和的梦境。
最近这些天,我常在地铁上遇到一个有着蓝绿色眼睛的男孩子,一副朋克打扮,金发压在帆布鸭舌帽底下,下唇靠右边扣了两个银环。从地图上看,我住在这个城市的最右下角,公寓离地铁8号线的最后一站步行大约六七分钟。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钟,我从地铁终点站往公寓走,他从我身后赶上来,保持着四五步的距离一直走到公寓门口,然后才从花坛上翻爬过去上了主干道,不见了。整条小街上只有我们两个人,连灯光也没有,我想他或许会以为我在跟踪他---或者甚至是他从前面跟踪我。他并不住在我们公寓里,看起来像个不良高中生---不过,到了这里以后,我再也不敢像在国内那样从外表来轻易判断一个人的善恶了。第二天,我们在地铁站旁边的超市里再度相遇。我有种想打探他到底住在什么地方的冲动,或许很快哪一天我就会去问他。
这里年轻人的装扮实在有负巴黎时装之都的盛名。女孩们喜欢假扮成熟,都以为自己抽加长凉烟的姿态很迷幻很妩媚;衣服都是清一色风格,黑灰红白,搭配两年前流行过的紧身喇叭裤,偶尔中间还有烫缝,打死我也不会穿的那种。男孩子的装束我留意不多,关注的焦点在于他们的眼睛和头发,这些都是天生的,纯粹的。但人们大多会爱有缺陷的事物,有缺陷的浪漫才是完美的,而完美的浪漫则往往让人感到一种巨大的缺陷---这是我在这个浪漫的地方体会到的。
我定时去巴黎圣母院,因为一个年轻的牧师。每个星期日,我夹在礼拜的人群和观光客中间遥远地望着布道台。他坐在讲台后面的牧师队伍中,从头到脚一袭白色,笼罩在朦胧的光晕里。远远地,我只能看见他天使般的金色头发。我排很长的队只为从他手里拿一小块作为圣餐的淡而无味的饼干。我仰慕那个年轻的牧师,只他一个人。从教堂出来,在后院里坐一会儿,金红色的树,墨绿色的长椅,灰色的鸽子逆着风呼啦啦飞过,我重新听一遍刚刚用MP3录下的唱诗班的歌声。那是一支很美的歌,与圣母院的钟声一样让人沉静。然后,想一会儿我的牧师---这一切,在这些个秋末冬初的日子里,始终让我觉得愉快美好而满足。
(2) 印象
学校里中国人不算多,起码远没有我想像的多。女生占了九成,北方人居多,并且都在法国上过至少一年语言学校。学习气氛不错,混日子的极少。我法语不好,全靠师姐们照顾。不过到了上英语课和布列颠文明的时候,她们全靠我照料。她们说,像我这样十八九岁就直接出国上大学的小姑娘是很不简单的。
高中时比我高一届、年龄却比我小的女生Why和我同班。她一边上中班课,一边上西班牙组课,每天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她是我见过的对于物质最不在意的天才,平凡的表面下是不平凡的内在。我觉得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她那种境界。
学院的国际交流部长玛雅先生对我的母校南京外国语学校情有独钟,对我们学校的所有情况也了如指掌,每年都从南外招几个学生过去,连我们学校的四十年校庆都是他最先告诉我的。他固执地认为南外去的都是尖子生,而对于尖子生他会特别注意,也格外严厉。幸亏他是英语教授,讲着一口法国人中少见的标准的英语,于是我这个法语盲但英语比较好的人也变得讨巧,甚至还得到了一份帮助法国人练习英语口语的工作,一节课两小时,一小时25欧元。Why抱怨说怎么玛雅先生不给她这样的机会,她陪法国小孩玩五个小时才挣35欧元。
开学不久的晚上开了一个中法学生见面会,大致介绍了一下这个交流组织的性质---让中国学生和学习中文的法国学生互相了解帮助。我索然无味地坐在教室里,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空气里流动着配对相亲似的气味。也许只是我神经过敏,但想必哪个学校都有这种情况,所谓的交流组织,什么语言伙伴,最终只成为冠冕堂皇的借口。
我独来独往,不想扎堆同胞,暂时也没有接近法国人的欲望。乘地铁的方向与大多数人相反,车上人也很少。晚上回家偶尔会遇上搭讪的男孩子说一句蹩脚的"你好"。有人说,留学海外的生活,不是在寂寞中恋爱就是在寂寞里发疯。假想某个人若是连寂寞都不畏惧了,那么这世上也再难有能让他畏惧的事情。这种彻彻底底的寂寞的生活我已经期盼了很久,同时我也觉得这是个潜心思考的好机会。法语总能学好,朋友总会遇到,生活热热闹闹地展开之后再想回归最初的清静就很难。地铁上的朋克去烟草店买了一张电话卡,圣母院的牧师在准备弥撒,可笑的交流组织的成员们互相介绍,这些都像是未来的伏笔,随时随地自由进出。但暂时与我保持距离。
有一个星期我窝在房间里一部接一部地看电影,看了几十部,比我几年看的加起来还要多。结果有天晚上连做的梦都变成好莱坞式的英雄传奇故事了,我想我大概不能再看了。那是最郁闷的一个星期。然后我继续看书,《海边的卡夫卡》。看得很慢,结果我的梦又变成了抽象的隐喻。于是我什么也不能做了。那个时刻我开始体会Azure千堂的矛盾和失望。
这个去了加拿大的女孩,可以叫她千堂,如果愿意,也可以叫她Azure,她从不介意,事实上她很少会说她介意什么,她连性别都不介意了。千堂有冷淡的气质,但是这种冷淡却很容易被随时随地的激动融化瓦解。她内心并不像表面那样平静漠然,只是很多时候由于无法表达清楚而干脆选择沉默不答。这点我们颇像,思维是跳跃进行的,想法变化的速度快得时常让嘴巴跟不上。有时我想,这个世界上最能吸引千堂的不是美,而是一切事物---无论好与坏---的堕落性。在她眼中,残缺本身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毁坏破灭有致命的美。
现在我身在法国,开始体会到她在异乡生活时的一些细微感受了。我本打算方便的话,应该寄一本《海边的卡夫卡》给她,而手头这本是七月在中国的时候雅格给我买的。没有缠绵缱绻自寻烦恼的爱情,却充斥着抽象的隐喻和不可思议的哲学。相比之下,我喜欢它远远胜于《挪威的森林》。
雅格说我应该多出去走走。可是他想不出我有多懒,连给自己烧饭都嫌麻烦。有两天,六顿没吃,饿了就啃两块饼干或者三片薯片,喝几口水。我没有要刻意缩小自己的胃,但我真的几乎感觉不到饥饿了。
雅格在我到达巴黎一个星期后飞来看我。飞机从早上七点的哥本哈根飞到九点的巴黎,中午十二点乘地铁8号线到达终点。雅格吃我烧的咖喱土豆,他说我做的菜比他服兵役的鬼地方的伙食好吃多了,他恨那压抑的无聊透顶的地方。下午三点去地铁站旁边的加乐福买长棍面包、羊角面包和覆盆子、蓝莓混合果酱。地铁站旁还有儿童公共娱乐设施,绿色小滑梯,蓝色弹簧木马,紫色栏框的沙坑,红色袖珍跷跷板的两头是两只小鸭子,雅格提议一人一边侧坐着晃荡一会儿,讨论这个城市里这么多人为的非人为的好看颜色。晚上六点吃长棍面包搭配我煲的西红柿靓汤,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罗宋汤,但我知道汤里的奶酪是使味道浓厚的重点。
第二天中午雅格就要直奔机场。我坐在沙发上吃沾着果酱的羊角面包,喝着牛奶,一边懒洋洋地说,就算晚点也没什么关系。说完这句话,我突然担忧起来,似乎我已经开始被这个国家同化而我甚至还没有掌握好她的语言。在巴黎我如处云端,就连雅格也说,这的确是个特别的城市,有无法形容的东西,你只能用"浪漫"二字笼统概括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但有时我也怀疑那只是表面浅层的幻觉,因为在这里我看什么都像马赛克,都像不平凡的模糊而多样的块状颜色,恍惚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