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亦思变:新加坡的小国大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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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人大多没有想到,自己国家的选举也可以这么刺激。5月7日大选过后,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仍旧赢得压倒性的81个国会议席,但60.41%的得票率却跌至历史最低点,反对党则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政党大会如赴嘉年华
  留学生张欣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过去两周来,每天早晨7点钟,常常会有一辆宣传车缓慢驶过她住的小区,大喇叭用汉、英、马来和印度语分别发表一遍“我们需要改变”的演讲。
  她躺在不足10平米、月租金800新币(约合人民币4000元)的合租房里,听着关于民生问题的激情陈述,有一天终于忍不住往外看了一眼:那是一辆挂满旗子和横幅的反对党流动竞选车,号召大家在国会选举中把票投给反对党,才有人在国会替民众说话。
  张欣只是个过客:没有永久居住证,非公民,没有投票权。然而脸书上朋友传来的竞选视频,她也会情不自禁地点开看,说起来如数家珍;
  人民行动党的徽章是白底蓝圈,上有一道红色闪电,人们称之为“闪电党”。早期的南洋人很朴实,做生意的徽标大多就地取材;“刀标油”就是三两笔勾出的大刀;“公鸡标”、“辣椒标”就是一只公鸡,两支辣椒,直白干净。被人们亲切唤作“铁锤党”的是新加坡工人党——今年反对党中最大的赢家。
  尽管新加坡竞选期间只有10天,今年又在选前多加一天禁止竞选的“冷静日”。但在选战前数月,媒体就开始讨论大选。
  新加坡omy资讯娱乐网副总编辑李冠芳向记者形容:“大家都忙着去看各政党的群众,大会,就像在赶赴嘉年华会。和朋友谈起大选,真的会争得面红耳赤,以前是谈钱伤感情,最近是谈政治伤和气。”新媒体助推反对党
  尽管此前媒体热议的“电视辩论”没有成为现实,但今年大选已经开放了许多,报纸甚至刊登了反对党竞选者的整版专访。国会还修法,让网络成为合法选战手段:尽管它的强大能量也许超出行动党的预料。
  被工人党攻下的阿裕尼集选区,集结了工人党最优秀的团队:任国会议员20年的秘书长、“潮州怒汉”刘程强;律师和法学教师出身的党主席、非选区议员林瑞莲;常驻北京的跨国律师行合伙人、哈佛、牛津和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台湾地区移民后代陈硕茂。前总理吴作栋也承认,就算行动党输掉一些议席,新加坡人也不会输,因为“对方都是能人”。
  今年的选民很多都是不满35岁的年轻人。选战还未开始,他们就成天泡在“淡马锡评论”和“网络公民”——两个明确倾向反对党的公民新闻网站。选战开始后,脸书、推特上处处是竞选新闻的转帖。
  “或许一直以来都无法在传统媒体上发声,现在有了一个没有限制和控制的管道,新媒体上呈现一面倒的声势。极力挖苦执政党,努力为在野党拉票,看来看去,Facebook上似乎只有一种声音。执政党支持者在里头变成弱势的少数,一旦留言发声,就引来无情的挞伐和排挤,他们只好沉默旁观。”李冠芳在《联合早报》专栏文章“我投Facebook一票”中写道。
  所有政党都开通脸书专页。24岁的国民团结党候选人余雪玲更成为政治人物中粉丝最多者,超过了李光耀。
  
  新加坡人为何“不知足”
  
  网络上有一个常见词“Tak BolehTahan”,这是一句来自于马来语的新加坡英语,意为“忍无可忍”。在反对党的群众大会上,到处可见穿印有这一字样红色T恤的年轻人。
  马来西亚媒体人郑丁贤在《星洲日报》感叹:“隔了海峡的大马人眼中,新加坡丰衣足食,政治稳定,治安良好,没有族群冲突。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可以不满意,不满足的呢?”
  李冠芳出生于马来西亚,7岁以后的记忆都是新加坡。“20岁离开新加坡到台湾去念大学,带着新加坡式的优越感。当时台湾刚刚解严,制度、设施等当然不及新加坡。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双语政策下长大的孩子,在一个单语社会,掌握一定的英文能力,总会被投以仰慕的眼光。”她说。
  她感叹:政府把我们照顾得太好了,以至于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从社区管理、政府组屋的改建提升、电梯翻新、建有盖走廊以免居民淋雨,到房地产的增值、饮食起居交通的便利,从教育到人口规划,从养老积蓄、保健、到全民运动,都有长远细致的规划。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可以像新加坡政府那样投入。
  在台湾那十年,她目睹了报禁开放、经济起飞,不仅钱“淹脚目”,还有林怀民创办10多年的云门舞集,侯孝贤拍了《童年往事》和《恋恋风尘》,杨德昌拍了《恐怖份子》:改写书店风貌的诚品成为街头独特的风景线。她也目睹了1997年那场选举。那一年的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得票率首次超过国民党。
  1999年她回国时,却觉得新加坡人活得很累,很干涸。“生活压力让现在的新加坡人只谈公积金、谈生活费,谈政府的各种征收费,谈医疗问题;谈房子、车子、孩子。谈的尽是如何投资,如何积蓄养老。”她说,“再不改变,大家真的会喘不过气,又不知道自己在瞎忙什么,也不知道谁会听到民意。”
  1990年新加坡人口仅300万,后来由于政府采取开放的移民政策,20年间多了200万新来者。这些人被老居民称为“他们”,来自北京的谢川陵就是其中的一员。谢川陵1998年到新加坡读书,此后一直生活在这里。他清楚地记得,2001年大选大家吵得厉害的是。“公屋翻新”问题。他告诉记者:“新加坡有超过85%的人住在政府公屋里,那时大家在争论电梯什么时候翻新、先翻新谁的。到了2006年,移民问题便成为大家争论最多的议题。”
  移民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房价推高;本地居民必须与外来人口争夺工作和住宅;公共设施,道路、巴士和地铁拥挤不堪。“不少本地人平时不说,心里多少有些不爽。到竞选时就不顾脸面拉出来讲,甚至很多反对移民的人自己也是移民。”谢川陵说。
  他也深刻感受到房价飞涨的压力:“2006年一套两居室是15万新币(合75万人民币),2008年我买的时候是25万,现在涨到35万。5年中涨了一倍多。”
  和百姓的疾苦相比,部长高薪也成为热门议题。工人党主席林瑞算了一笔账:“四年前,部长一年的薪水是120万元。一般国人一个月赚2500元,部长工作5个小时就可以赚到了。”
  
  政府只需副驾驶
  
  更多人不关心反对党说些什么,一位网友在博客上写道:“我不是想支持反对党,而是想针对行动党所犯的错误投票。”在他看来,行动党最大的错误就是自大与傲慢。4月12日,李显龙在电视座谈上表示:“虽然每个新加坡人都享有全国性组屋、交通和教育方面的照顾,但那些支持政府的人须有优先权。”
  大选前一周,87岁高龄的李光耀向媒体表示,希望阿裕尼居民能作出正确选择,否则将有5年的时间去反思和后悔。在走访其他选区时,他又说后港屋价普遍比毗邻选区低,正是因该区是由反对党管理。当了后港20年工人党议员的刘程强不服气,特地登陆建屋局网站查找数据,并予以反驳。
  “支持执政党可以获得更多的照顾,一向是行动党对外宣称的原则。从地铁站设置到组屋维修,都会优先考虑自己的选区。很多人可能嘴上支持反对党,实际还是会投给行动党。选民还是很成熟的,毕竟大家还不愿看到政权更迭。”夏明说。
  李冠芳说,她身边的许多人支持反对党,是觉得行动党太高傲,越来越听不进民意。虽然反对党没有执政经验,也似乎没有提出强而有力的政策或理念,但他们还是决定投反对党一票,给行动党一个教训或提醒。“选反对党的十有八九都是为了去制衡执政党,没有要推翻的。只是希望国会里有多一些不同的声音,让执政党能听到民意。”
  有台湾求学经历的李冠芳总是不自觉地想到台湾地区:“当年台湾人为了反国民党,可以忍受民进党的偏激和不完美;新加坡人选择支持反对党,背后的推力应该是同样的。台湾政治的混乱大家都看得到,这里头的微妙,我想新加坡人应该也体会得到。”
  而今年赢得选票最多的工人党,便在各种拉票大会上有意无意地反复强调,新加坡是一辆行驶良好的公车,只是需要一个副司机而已。(原载《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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