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到深圳，我总是穿行在高楼大厦间。一千多万人的大城市，看不尽的是霓虹闪烁。这次旅行大不同，闹市一眼也没看，倒是走了三个村：南岭村、大芬村、版画村。
　　版画村在深圳城区北面的观澜镇，原来是著名的客家人聚落。十多年前，政府出钱购买了这个古村，挂上“中国观澜版画原创产业基地”的牌子，经过一番打理，这里变成了世界各地版画艺术家的聚集地。走进版画村，一个个粉墙黛瓦的老院落改建为画家的工作室，气氛淡然又热火。唯一的新建筑，是村头的版画工坊，里面有木版、铜版、石版、丝网四个拓印中心，印的都是驻村艺术家的原作。在石版工艺区仔细看，石版摸上去像婴儿的皮肤，细腻光滑。正在拓印的艺术家说，每块石版要好几万元，是从德国小镇松尔霍芬运来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石版画石料。
　　同行的版画村领导介绍，所有的版画艺术家来到这里都是包吃包住，提供一切创作条件。村里的收获，是得到艺术家作品的30%。这能不能平衡版画村的支出，就不好细问了。版画村不是一笔微观经济的小账，还要从城市文化积累的大局长远打算，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走在版画村，心情有些惭愧，感觉每一条巷道都是一条分界线，划分出人生的纯与杂。现代社会的基础是专业分工，專业化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画家往往是最有童心、精神最专注的人。他们把一生投入线条、色彩、构图中，每一天都躬身创意中。世界上有很多喜爱艺术的人，但真正能够将喜爱升华为创作，将艺术变成生活方式的人，却少而又少。不少人感觉自己很艺术，实际上离得很远。真正具有艺术灵魂的人，无论世风朝哪儿吹，都绝对不会离开艺术，一定会把它当作生存的根本。莫奈说“我像小鸟鸣叫一样作画”，说的就是这样的生活。看着这些纯真的版画家，我在这深深的熏染中，也强烈感到自身缺乏的艺术纯度。
　　很想和版画家们聊聊，特别想知道他们有没有时间的压力。版画工坊不同于画家自己的画室，工业化的流程有无形的催赶，等待艺术家及时拿出作品来。这是艺术的大敌，低质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被时间压迫出来的。凡是“赶工期”的作品，都显得紧张而单薄，而拥有时间自由的作品，大多看上去舒展从容。1889年，哈佛大学的“正门”约翰斯顿门开工，设计师是新乔治亚风格的领军人物查尔斯？麦金。一座简朴的红砖大门，在麦金手里精雕细刻，每一块砖都要与大门里面的老建筑风格统一。这样的“慢艺术”不但工期漫长，而且还不断突破造价。学校董事会不得不询问为什么要多费一倍的钱，麦金冷冷地说：“我造的不是2万美元的预算，而是一座艺术的门。”董事会的诸位大佬虽然不大懂艺术，可一听这话，一致同意批准加钱，耐心等待麦金的创作。这样的佳话世上不多，在越来越产业化的文化潮流中，艺术家的自由也是有限的。
　　刚进版画村，一个个红灯笼就映入眼帘。版画村的红灯笼格外显眼，每个灯笼上都写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自由”“公正”“法制”……门无论大小，都挂着一对。当我走出小巷，在村口回头一望，蓦然发现眼前的景象竟是一幅大历史的刻画，犹如充满隐喻的大地艺术，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啊！红红的灯笼给了版画村浓浓的现实色彩，而那艺术的独立与自主，也因此获得乌托邦的张力。（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