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供了一个“生活在别处”的秘密通道。就这样，失去了具体革命内容的格瓦拉，却成为了这个庞大体制中的人们寄托反抗梦想的偶像，进而被这个庞大体制加以利用，而成为了消费的符号。
　　
　　北京有一家叫做“A-che”的餐厅，就在使馆区附近。“A-che”不是别的，它在古巴指的就是切·格瓦拉。因此，在这个餐厅里，也处处可见切·格瓦拉的图片，大厨来自古巴，供应有正宗的拉丁食品、美酒。每到周末，餐厅变酒吧，正宗的拉丁音乐和舞蹈，吸引了不少中国人前来。
　　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反资本主义的“A-che”却成为了消费符号，实在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
　　A-che与其同志属于20世纪伟大的社会实践——运用武器暴力改变不平等的所有权制度——的一部分。从渊源上讲，这一努力一直伴随着整个现代化进程，正因为现代化的巨轮碾碎了前现代的种种不平等制度——封建制、贵族制、等级制，从而将不平等的所有权制度暴露在了人类追求平等的前沿阵地。
　　早在19世纪，托克维尔就曾写道：“平民起初希望改变一切政治机构来改变自己的现状，然而每次变革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善，或者只是改善得极其缓慢……可以说，曾经隐瞒了所有权特权的一切特权都已经被废除了，但所有权却依然是人民平等的主要障碍，而且似乎还是这一障碍的主要特征，这回人们不经意地要求废除它……这难道不是必然的吗？”
　　因此，从19世纪直到 20世纪，除去世界权力顶端的英语国家，从欧洲的1848，俄罗斯的1919，直到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20世纪大部分时间，针对不平等的所有权制度的战斗持续进行并越来越蔚为大观。切·格瓦拉的光荣，首先来自这一壮观的行动实践所带给人们的震撼。
　　A-che们的努力与实践，其实隐含着两个追求，其一，对所有权的否定将带来一个平等的社会；其次，对所有权的否定还将带来一个富足的社会。而不幸的是，这两个追求都不能成立。即使在一开始，对所有权的否定就被异化为了另外一种不平等。托克维尔记录了发生在1848年法国革命中的一幕场景：“在起义开始的那天晚上，他（托克维尔的朋友布朗基）听到这孩子一边收拾饭桌一边说：‘到星期天（那一天是星期四），就该我们吃鸡翅膀了’，另一个在他家里干活的小女孩应声答到：‘那也该我们穿漂亮的丝裙子了。’”针对所有权的革命看似从平等的要求出发，其实却建立在对不平等的控诉之上，因此，其最终指向“翻身”也就是新的不平等，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所有针对不平等所有权的革命，在成功后都导致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尤为重要的是，对所有权的否定通向的不是富足而是匮乏。在20世纪的实践中，真正战胜了绝对贫困而逐渐走向富足的社会，所遵循的都是分立产权的发展之路，而所有试图取消所有权的国家，却无不陷入到匮乏和消极的景况中难以自拔。因此，A-che们在反对不平等时候所焕发的活力与光彩，一旦转移到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的时候，却变成了压抑与窒息——在我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格瓦拉最终选择从解放了的古巴出走，重新走上游击道路的根本原因。
　　格瓦拉们的实践，目标是不平等的所有权，手段是暴力的革命，而这也正是其全部魅力之所在。在其实践的早期，人们热爱他是因为他提供了一种改变社会的可能，而在今天，格瓦拉的实践及其意义，已经很难得到严肃的认同，但格瓦拉依旧挺立在潮流的前端。这是因为，尽管人们已经难以认同其目标，却依旧迷恋其手段，迷恋那种敢于以暴力对抗庞大体制的形象。
　　每当看见身边的红男绿女穿着印有A-che那著名头像的T恤走过身边，总不由得想起昆德拉在《不朽》中的一段话：“二十岁参加共产党，或者拿起枪到山区参加游击队的男青年，被自己的革命者形象所迷惑，正是他自己的这个革命者形象使他与其他人有所区别，使他变成了他自己。”
　　不幸的是，在这个后现代也就是后革命的时代里，对于都市里的男男女女来说，成就自己的革命者形象是极其困难的。尽管在追逐捕鲸船的绿色和平行动中，在抗议全球化的声浪中，以及在反对皮草的裸体游行中，这种努力依旧顽强残存着。但大多数的青年男女都选择了更为简易的方式——穿上印有A-che头像的T恤，又或者是到A-che餐厅消磨一个晚上，就“把他的这个自我送往汇聚着成千上万道目光注视下的历史的伟大舞台前”，从而使自己超越了日常凡庸的生活，获得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形象。
　　这，或许就是A-che这个革命者成为消费时代时尚符号的内在秘密吧：他提供了一个“生活在别处”的秘密通道。就这样，失去了具体革命内容的格瓦拉，却成为了这个庞大体制中的人们寄托反抗梦想的偶像，进而被这个庞大体制加以利用，而成为了消费的符号。对于一直致力于推翻这个庞大体制并为此献出生命的切·格瓦拉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具有讽刺意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