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粗有人细，就性格来说，无所谓好坏，因事而异。中国也自有细节，但自古重大节，不拘小节是超凡脱俗，甚而有人格的魅力
　　满世界旅游，似乎中国人对日本最惊诧的是细节。譬如，中文说急救，也可以说救急，日语只说“救急”，游走街头，可能遇见急救车，它前脸上这两个字像印章一样是反的，原来是为了让前面的驾驶者从后视镜一眼就认出“救急”以避让。
　　我最初觉察日本“细”是上班族的文具。当年中国的学生一支圆珠笔走遍天下，而他们备有文具盒或文具袋，装着各种笔。常常用铅笔写，而且用橡皮，擦出满桌子泥屑。窥一眼记事，还涂上各种颜色。起初不由得鄙夷，但后来我也学着不再一专多能，喜欢上文具店，看看这个，试试那个，或许那就是女性逛商场的感觉。
　　我喜好吴冠中和东山魁夷，他们同样画出了静谧，吴寥寥几笔，而东山细致入微。细节的功夫怎么练成的呢？可能与地处先进文化边缘的环境有关，也可能与语言有关。日语的动词在末尾，造句从状况的细部开始，以全体的要点结束，日本文学的叙述形式不是把全体分节而及于部分，多是从部分及于全体。斤斤其细节，这脾气也有得有失，往往明察秋毫，不见舆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细节、精细、细致有时未必是长处。一部只有细节的历史只能当故事。我们发现的日本细节多是与中国比较出来的。中国人观察日本，议论日本，有意无意总在做比较，中国始终是一个扯不断、理还乱的参照。嘴上夸日本，眼睛却盯着中国，可能也不是真心夸，而是借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或者打鬼借助钟馗。
　　有人粗有人细，就性格来说，无所谓好坏，因事而异。中国也自有细节，但自古重大节，不拘小节是超凡脱俗，甚而有人格的魅力。大节往往是政治的，而人情味体现在琐碎上。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这样的中国恐怕太细也不行，况且还要关心国家大事，但做事必须认真。细节不过是现象，从国民性来说，重要的是认真。
　　初到日本时什么都想看，到仓敷看濑户大桥，流连忘返，惊觉时已不见游客。就我一人在不起眼的巴士站牌前等车，忐忑不安：要是车不来，人生地不熟，可怎么下山。时间到，一辆小巴士忽地停在我面前。天晚了，一路没有人上车，简直像电视正播映的动画片《龙猫》里的巴士，载着我这唯一的乘客在山林、村镇间奔驰，直达终点站。有一位朋友不会日语，日本却游得通畅，靠的是时刻表，事先查清各种交通工具的时间衔接好，然后你守时就可以了。
　　又到了夏季，到处办庙会，近乎赤裸的人挤作一团给神抬轿子，如癫如狂，与其说信奉什么，不如说认真而已。做事认真，像那么回事，即孔夫子说的“祭神如神在”。倘若二花脸，身在曹营心在汉，做事就不可能认真。认真，日语叫“真剑”，真刀真枪，看来是武士年代训练出来的。又叫“真面目”，则是把认真当作本来面目。
　　建筑家隈研吾在长城脚下建筑他的第一个中国作品“竹屋”，那要是日本，预订直径六厘米，来货不会差分毫，而中国从四厘米到十厘米的竹子一股脑运到了工地。这不是细节问题，而是压根儿不认真。国人都一样，验收的人也同样马马虎虎，不会像日本那样通不过。妙的是隈研吾不退货，接受这个中国“文化”。竹林的竹子本来粗细不一样，就这么用才是自然状态嘛。他被同化了。
　　日本人做事，包括杀人这件事，做起来都是较真的。周作人也侧重从国民性分析日本，说：“假如我能够懂抬神舆的壮丁的心理，那么我也能够了解日本的对华行动的意思了吧。”不过，我以为那种心理跟中国人扭大秧歌差不多，民众能够把任何事情都搞成狂欢，无须什么宗教情绪。
　　到了老舍的笔下，那种认真就滑稽多了，《四世同堂》里写道：“瑞宣没有任何罪过，可是日本人要捉他。捉他，本是最容易的事。他们只须派一名宪兵或巡警来就够了。可是，他们必须小题大作，好表示出他们的聪明与认真。约摸是在早上四点钟左右吧，一辆大卡车停在了小羊圈的口外，车上有十来个人，有的穿制服，有的穿便衣。卡车后面还有一辆小汽车，里面坐着两位官长。为捕一个软弱的书生，他们须用十几个人，与许多汽油。只有这样，日本人才感到得意与严肃。日本人没有幽默感。”
　　“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要最讲认真。
　　作者为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