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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学者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及《新疆赋》，向来以“西域三种”等名义而广为流传。作为清代西域研究的典范作品，“西域三种”有着诸多方面的特色，一是实地考察与考据学的紧密结合，认为黄河之源，乃在今之大雪山，即古之大吉山，“为《禹贡》所由导河也”；二是经世致用意识的贯穿与张扬，是塞防思想的最早提出者；三是内在的有机关联性，使《西域三种》成为一个有机系列；四是现代学术意识的充分体现，注重借鉴最新研究成果，使“西域三种”具有重要研究参考价值。同时，从“西域三种”到“西域四种”，深刻地折射了清代西域研究之变迁。
关键词：西域三种；西域四种；西域研究；变迁
中图分类号：K29
清代乾嘉之际的著名学者徐松，在被遣戍伊犁期间撰成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及《新疆赋》，向来以“西域三种”、“徐星伯先生著书三种”、“大兴徐氏三种”等名义而广为流传，为世所重。徐松之被遣戍伊犁①，实为其人生之大不幸，但却是成就其学术辉煌的“天使”良机②。徐松一生，著作等身，而正是“西域三种”，奠定了其回归京师之后“负重望今三十年”的京师西北学人群之中坚地位③。
徐松被遣戍伊犁时，受当时第二次担任伊犁将军的松筠（1752-1835）之委托，对汪廷楷（1760-1831）、祁韵士（1751-1815）的《伊犁总统事略》进行重修。于是，徐松遍历新疆南北二路，亲身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西域三种”相继草成④。
“西域三种”中，《西域水道记》最著。全书共五卷，“是作者对《新疆识略》（即《伊犁总统事略》之道光帝之赐名）中有关新疆水道内容的进一步扩充”，“根据内陆河流归宗于湖泊的现象，创造性地将西域水道归为十一个水系，并在体例上模仿《水经注》的写作方式，自为注记。其所包括的范围，是乾隆《皇舆西域图志》中天山南北路的广大西北地区。在详细记载各条河流情况的同时，对于流域内政区的建置沿革、重要史实、典章制度、民族变迁、城邑村庄、卡伦军台、厂矿牧场、日晷经纬、名胜古迹等，都有丰富的考证”[1]5。
《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是对班固的《汉书西域传》及颜师古注所作补注[2]3871，集中体现了徐松深厚的考据学功底。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主要考订《汉书西域传》中古今地名之沿革，旁及历史、人物、宗教、民族、物产等诸多方面，成为“天下后世读《汉书》者之厚幸也” ⑤！
《新疆赋》二卷，虚构葱岭大夫和乌孙使者二人，分咏南北二路，以宏大的架构、瑰玮的语言、磅礴的气势，采以正文为主、自注为辅的形式，集中讴歌了重归大一统王朝版图的新疆，尤其是彰显了清王朝的盛世功业，可谓“为封疆增色” ⑥、与乾隆《盛京赋》、和宁《西藏赋》“后先辉映” ⑦的清代边疆舆地赋之精品。《新疆赋》的内容，无所不包，实可视为百科全书[3]。
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及《新疆赋》之所以被冠以“西域三种”名义，首先是因为三书的内容均与西域有关，是一个有机的组成书系。《西域三种》的版本，今所见有道光间刻本⑧。后来，在光绪年间，又与李光廷（1812-1880）的《汉西域图考》一起，合刊为《西域四种》⑨。
徐松的“西域三种”，成就了其西北历史地理学开创者的荣誉[1]3，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一是实地考察与考据学的紧密结合
清代的考据学极其辉煌，尤其是乾嘉间，“几乎独占学界势力”，“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而成”[4]21。而徐松自少年始，就打下了坚厚的考据学功底。他拜桐城派传人左眉为师，专心考据，曾向业师表示：
先生之造诣，非所敢期也，尚自谓望道未见，松复何望哉？请自兹专心考据，不复以文词见。
正因“专心考据”，所以徐松的学术成就，自然以考据学为主，诸如“西域三种”、《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宋元马政考》、《西夏地理考》、《元史西北地理考》等等。注意的是，由于徐松被遣戍伊犁的独特经历，使得他将考据学的功力与实地考察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其学术研究的跨越，取得了一般学者所不能达到的一种成就和高度。这一点，正是成就徐松学术辉煌的独特之处，向来为人所叹赏，如《西域水道记》彭邦畴题词云：“投荒落万里，足迹周寰区”，“遭逢车书混，所在皆亲睹”；龙万育序言又云：“先生于南北两路，壮游殆徧。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在《汉书西域传补注》张琦的序言中，评价得更为透彻：“夫读《汉书》者，不必至西域；至西域者，不必能著书。而星伯非亲历新疆南北路，悉其山川、道里、风土，亦不能考证今古，卓然成一家言。然则星伯之谪戍，乃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后世读《汉书》者之厚幸也。”就连作为文学创作的《新疆赋》，也是充分体现了考据学与实地考察的充分结合，如孙馨祖序云：“自伊犁奉使喀什噶尔诸部，万三千六十八里，八阅月，境皆亲历，言之綦详。先生居京师，为词臣，博综文献。自出关以来，逢古迹，必求其合。方强志笃学，颂扬盛美，正其时也。”⑩也因此，《新疆赋》一直被视为地理著作、压缩方志，彭邦畴跋文云：“《新疆赋》二篇，句栉字梳，俾地志家便于省览。”张琦识语云：“此赋于形势、勋伐、建制、物产、土宜，如指诸掌。而庿谟胜算，悉具其中。当为掌故家所珎，不徒艺林宝贵已也。”马积高先生亦云：“几可作压缩的方志、国志来读……徐松是西北地理专家，其赋更与其所著《新疆志略》等相表里。”[5]645如关于古籍所载“河出昆仑”之说，徐松在《西域水道记》卷二云：
夫自先秦古书言河出昆仑，而不言昆仑之所在，言河伏流，而不言伏流之所出。至《汉书》始有源出葱岭、于阗，潜流地下，南出积石之文，是得河之初源，而失其重源。唐刘元鼎使吐蕃，误指库尔坤为昆仑山（巴颜哈喇山、阿克塔沁山、巴尔布哈山三山并峙，总名库尔坤山），而云河源出其间，是失河之初源、重源而并失昆仑。元潘昂霄撰《河源志》，以火敦脑儿为河源，而误指大积石山为昆仑，小积石山为《禹贡》积石，是失河之初源、重源，而并失昆仑与积石。凡此数书，历代言河源者所共宗仰，而愈矫愈失，去古弥速。其它附会，更何足云。自非八荒在宥，千载一时，淆乱之说，畴使辨哉！ 徐松通过实地考察来对考证前说，认为黄河之源，乃在今之大雪山，即古之大积石，“为《禹贡》所由导河也”。徐松的这一考证成果，大为时人和后人所激赏，如徐松同年彭邦畴在《西域水道记》题词中云：“重源判南北，厥论尤精详。”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徐松》中，亦特地谈及此事，并详录徐松之文。这样的例子，在“西域三种”中随处可见，比比皆是，兹不赘述。?
二是经世致用意识的贯穿与张扬
徐松的“西域三种”，贯穿了突出的经世意识，这也是学界向来的共识。如彭邦畴为《西域水道记》的题词中，开宗明义：“才不为世用，乃著经世书。”台湾学者王聿均亦曾作过深刻剖析：
徐松对新疆舆地极感兴趣，遣戍六年，除南疆壮游与实地勘察之外，著述不辍，其用意有三：一、从汉唐的经营，到清代的征定，足见安边定远之不易，其所著书，乃促使国人重视历史之光荣，及边塞的重要性。二、详天山南北之山川形胜，聚落城邑，测其道里，明其险要，察其风土，俾增进国人对西域的知识，以有助于新疆的开发，达到边地安堵之目的。三、新疆与俄罗斯边境毗连，犬牙交错，而俄国国势渐强，已露觊觎之意。对新疆形势之了解，当可有助于国人之防微杜渐，预谋因应之道。从这三点来看徐松之有关新疆的著述，就可发现其经世的抱负和现实的意义。[6]189
可以说，“……徐松、张穆等西北研究者，往往从顾炎武等学者那里寻找自己的学术遗传基因，其研究旨意多在致用，……嘉道之际，‘学’要‘致用’的旨趣并不为西北史地研究所独有，在反省乾嘉学风之后，这几乎成为一时士人的共识。”[7]7《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的经世致用思想是显然的，而作为文学作品的《新疆赋》，也同样突出地体现和张扬着这种思想意识。作为“西域三种”之一，《新疆赋》以煌煌巨制铺排叙写新疆南北二路的历史、边防、山川、道里、民族、风俗、语言乃至气候、物产等诸多方面，这些“实地所得资料也满足着中原士人希望了解西北的知识需求，满足着清廷统治西北的需求。”[7]89所以，包括《新疆赋》在内的“盛清疆舆赋是以经世致用为其思想艺术主旨的”[8]553。尤其是“西域三种”对中俄边境之相关的详细记述与考订，更显示了徐松的“洞烛机先，他的著述，为塞防思想最早的萌芽，他也成为塞防论的启示者和前驱者。”[6]193
三是内在的有机关联性
“西域三种”作为徐松西域研究的系列著述，其内在的有机关联性是一个十分醒目的特色。在《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中，很多地方的记述有着共通性，尤其是在西域山川道里的考证方面。另外，关于新疆的历史尤其是汉代经营西域的历史（尤其是汉代在新疆的屯田）、清政府平定新疆的历史进程等方面，《西域水道记》与《新疆赋》更是有着很多相同乃至完全重复之处。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徐松也在“西域三种”中，不时地以“见”、“说详”、“详见”等字样将这种关联性标示出来，了然于目。这样的例子，据笔者初步检索，有以下几处：
《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下，在叙述乌孙肥王翁归靡之子乌就屠袭杀狂王后，汉廷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讨伐时，有“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之句，徐松补注云：
通渠转谷，欲水运也。庐仓，谓建仓。国朝雍正中，大将军岳钟琪于党河议行水运，详见余《西域水道记》中。[1]465
《西域水道记》卷一在记述“玉河两岸皆胡桐夹道数百里，无虑亿万计”时，自注云：
说胡桐形状，详见余《汉书西域传补注》。[1]63
《西域水道记》卷二在记述天山时，自注云：
说详余《汉书西域传补注》。[1]115
又，在记述徐松考证渠犁为尉犁之误时，自注云：
见《汉书西域传补注》。[1]117
又，卷三在记述党河流出党城在沙枣墩“疏为渠”时，对孟康关于《汉书·西域传》的注释“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自注云：
说详余《西域传补注》。[1]161
当然，《西域三种》的这种关联性，体现了徐松撰述时的有意为之，从而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系列。这种关联性，被后来的李光廷所继承，在其《汉西域图考》中，据笔者初步统计，单是征引及考证徐松及其代表作《西域水道记》的地方，就多达18处?，明显地体现出清代西域研究的一脉相承。也正基于此，在光绪年间，上海鸿文书局将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与徐松的“西域三种”合刊为了“西域四种”。
四是现代学术意识的充分体现
徐松在撰写“西域三种”时，充分尊重并吸收和借鉴最新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作者的现代学术意识。如大量征引魏源《圣武记》、张穆《蒙古游牧记》、齐召南《水道提纲》、林佶《全辽备考》、方式济《龙沙纪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还有官方的《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钦定西域同文志》、《皇朝通考》等等，不一而足。这样，使得“西域三种”在本身具有的学术参考价值基础上，又具备了各种征引的文献所具有的参考价值。可见，徐松站在了当时西域研究的学术前沿。实际上，徐松《西域三种》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自问世之后就立即凸显出来，为世人所公认，而徐松的师友，更是对其称颂不已，已见前文所及。并且，“一直影响着后人对西域历史地理的研究”，诸如道光时林则徐考察南疆时的行囊中，不离《西域水道记》，再如咸丰时倭仁的《莎车行纪》、光绪至宣统间官修的《新疆图志》、光绪间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乃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中亚探险热潮兴起之际，“西域水道记》也成为探险家和汉学家的必读书[1]9。就是在今天，“西域三种”仍然经常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如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的《新疆简史》、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等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从“西域三种”到“西域四种”，深刻地折射了清代西域研究之变迁。清代西域研究之兴，缘于清人入关后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强烈的疆舆意识，而历经康雍乾三朝、费时六十余载平定新疆的辉煌功业，更是激发了一代学人。同时，也契合了时人对边疆知识的需求、学者的兴味所在。对此，梁启超有着精辟的剖析： 边徼地理学之兴，盖缘于满洲崛起东北，入主中原。康乾两朝，用兵西陲，辟地万里。幅员广阔，既感周知之必需；交通频繁，复觉研求之有借。故东自关外三省，北自内外蒙古，西自青海、新疆、卫藏，渐为学者兴味所集。[4]282
虽然“西域三种”体现出经世致用思想，也不时地渗透出一种忧患意识，徐松所处的时代，新疆的局势尽管已很不稳定，尽管也有嘉庆二十年（1815）的孜牙墩反叛、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张格尔叛乱，但并未出现大的动荡，西方对中国边疆的侵略野心也还尚未充分暴露。职是之故，徐松的“西域三种”体现的经世致用思想，其“治”的意义大大超越了“防”的意义[7]91。尤其是在《新疆赋》中，还停留在对清政府平定新疆这一辉煌成就的由衷赞叹上，还沉浸在“为封疆增色”的热烈歌颂中。
而后，在李光廷的时代，边疆局势已骤然巨变，比如东北，俄国强迫清政府相继签订了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强占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大片领土[9]19。再如西藏，自鸦片战争后，局势严峻异常，相继发生了英国入侵拉达克的森巴战争、尼泊尔入侵西藏及《藏尼条约》的签订等等[10]372。而清朝的海疆，更是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而永无宁日。
单就新疆而言，在19世纪60年代，又爆发了阿古柏叛乱，此次事件更是引起了后来沙俄侵占伊犁地区以及英俄两国激烈争夺清属突厥斯坦至少达数年之久的严重后果[11]207。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刊刻于同治九年（1870）的《汉西域图考》中，忧患意识就大为增强，“防护”的意义自然而然超越了“治”的意义。刻书者赵登诒就曾在跋文中写到：
吏部成是书，当咸丰、同治间，回民据梁关，内外骚然动，故其所言，皆综核形势，指切兵机，岂特为《汉书·西域传》考沿革而已哉！
而李光廷自己，在卷首凡例中，将经世致用目的与写作侧重点交代得更为明确：
通西域者，始于汉。其时，但以张国势、侈异物而已。今则西戎即叙，错居中土，边情之筹，兹焉最亟。故以今舆图证之于古、详着于篇，俾资考核。以汉西域为限，非以汉西域为主也。
另外，李光廷在为所绘地球全图的图解说明中，又一再强调指出，希望为当时统治者提供筹边参考：
古今时势不同，筹边者所宜知也。
“古今时势不同”，道出了西域研究变迁的关键所在。对此，时人陈澧在为《汉西域图考》所写的序言中，剖析得更为清楚和透彻：
李君著书之意，岂以是为奇哉？两汉《西域传》所载，最远者大秦、安息，今则大秦之外，西北海滨之人，已据夺天竺，距云南仅千余里；……西南海滨之人，入中国千余年，……近且扰乱关陇，用兵未休。呜呼，其为中国之患如此，而中国之人茫然不知所其所自来，可不大哀乎！古人之书，大都有忧患而作也。今日之患，为千古所无之患，李君之书，遂为今日所不可无之书，岂徒以其奇而已哉！
可见，从“西域三种”到“西域四种”，随着西域局势之巨变，深刻折射了清代西域研究之变迁。而徐松的“西域三种”，可谓这种变迁之转捩点。
注释：
①徐松（1781-1848），字星伯，号孟品，祖籍浙江上虞，少年时随父落北京大兴籍。其遣戍伊犁的时间为嘉庆十七年至二十五年（1812-1820），前后往返首尾长达九年之久。
②徐松的业师英和在《西域水道记》题词中有“徐生夙擅著述才，天使投荒万里往”之句。
③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④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言云：“嘉庆丁丑岁（嘉庆二十二年，即1817年），谪戍伊犁，与旧友太史徐星伯先生比屋居，见先生所撰《伊犁总统事略》及《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叹其赅洽。先生又出其《西域水道记》草稿数卷。”
⑤《汉书西域传补注》张琦序。
⑥徐松为其业师英和《卜魁城赋》所作的跋语。
⑦《新疆赋》彭邦畴跋语。
⑧道光间刻本《西域三种》，北平隆福寺文奎堂藏版。共两函8册，其中上函为《西域水道记》5册，下函为《汉书西域传补注》2册、《新疆赋》1册。
⑨光绪间石印本《西域四种》，上海鸿文书局石印。共两函8册，其中上函为《西域水道记》3册、《汉书西域传补注》1册（附《新疆赋》），下函为《汉西域图考》4册。
⑩孙馨祖（1739-？），江西万载县人。关于孙馨祖，由于文献不足，故其生平事迹极为寥落。仅从此序文得知，孙馨祖生于乾隆己未（1739）。幼时好学，晚年方于广西某县任职，后任福建瓯宁知县。乾隆乙卯（1795），五十六岁，丁母忧。嘉庆己巳（1809）七十岁，戍伊犁。另，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嘉庆朝江西万载县土棚学额纷争案》及明清档案工作室所藏五件嘉庆朝移会可知，孙馨祖曾因卷入轰动一时的万载土籍童生罢考事件而被杖流伊犁。
?不过，徐松对黄河源的认识，限于当时盛行的正统观点，在今天看来过于牵强附会，故遭到了学术界不少人的批评。
?散见于《汉西域图考》各卷。按，此处所据版本，为台湾乐天出版社印行的“阳湖赵氏”版《汉西域图考》全一册，中华民国六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初版。
参考文献：
[1]朱玉麒.西域水道记（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李军.论<西藏等三边赋>-清代边疆舆地赋之代表[J].（台湾）师大学报：语言与文学类，2012，（2）.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5]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台湾）王聿均.徐松的经世思想[C].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1984.
[7]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7.
[8]许结.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9]李治亭.东北通史·总序[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10]陈庆英，高淑芬.西藏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11]（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李军（1977-），男，甘肃省静宁县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唐传奇、边疆文史。
（责任编辑：杨立民）
关键词：西域三种；西域四种；西域研究；变迁
中图分类号：K29
清代乾嘉之际的著名学者徐松，在被遣戍伊犁期间撰成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及《新疆赋》，向来以“西域三种”、“徐星伯先生著书三种”、“大兴徐氏三种”等名义而广为流传，为世所重。徐松之被遣戍伊犁①，实为其人生之大不幸，但却是成就其学术辉煌的“天使”良机②。徐松一生，著作等身，而正是“西域三种”，奠定了其回归京师之后“负重望今三十年”的京师西北学人群之中坚地位③。
徐松被遣戍伊犁时，受当时第二次担任伊犁将军的松筠（1752-1835）之委托，对汪廷楷（1760-1831）、祁韵士（1751-1815）的《伊犁总统事略》进行重修。于是，徐松遍历新疆南北二路，亲身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西域三种”相继草成④。
“西域三种”中，《西域水道记》最著。全书共五卷，“是作者对《新疆识略》（即《伊犁总统事略》之道光帝之赐名）中有关新疆水道内容的进一步扩充”，“根据内陆河流归宗于湖泊的现象，创造性地将西域水道归为十一个水系，并在体例上模仿《水经注》的写作方式，自为注记。其所包括的范围，是乾隆《皇舆西域图志》中天山南北路的广大西北地区。在详细记载各条河流情况的同时，对于流域内政区的建置沿革、重要史实、典章制度、民族变迁、城邑村庄、卡伦军台、厂矿牧场、日晷经纬、名胜古迹等，都有丰富的考证”[1]5。
《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是对班固的《汉书西域传》及颜师古注所作补注[2]3871，集中体现了徐松深厚的考据学功底。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主要考订《汉书西域传》中古今地名之沿革，旁及历史、人物、宗教、民族、物产等诸多方面，成为“天下后世读《汉书》者之厚幸也” ⑤！
《新疆赋》二卷，虚构葱岭大夫和乌孙使者二人，分咏南北二路，以宏大的架构、瑰玮的语言、磅礴的气势，采以正文为主、自注为辅的形式，集中讴歌了重归大一统王朝版图的新疆，尤其是彰显了清王朝的盛世功业，可谓“为封疆增色” ⑥、与乾隆《盛京赋》、和宁《西藏赋》“后先辉映” ⑦的清代边疆舆地赋之精品。《新疆赋》的内容，无所不包，实可视为百科全书[3]。
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及《新疆赋》之所以被冠以“西域三种”名义，首先是因为三书的内容均与西域有关，是一个有机的组成书系。《西域三种》的版本，今所见有道光间刻本⑧。后来，在光绪年间，又与李光廷（1812-1880）的《汉西域图考》一起，合刊为《西域四种》⑨。
徐松的“西域三种”，成就了其西北历史地理学开创者的荣誉[1]3，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一是实地考察与考据学的紧密结合
清代的考据学极其辉煌，尤其是乾嘉间，“几乎独占学界势力”，“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而成”[4]21。而徐松自少年始，就打下了坚厚的考据学功底。他拜桐城派传人左眉为师，专心考据，曾向业师表示：
先生之造诣，非所敢期也，尚自谓望道未见，松复何望哉？请自兹专心考据，不复以文词见。
正因“专心考据”，所以徐松的学术成就，自然以考据学为主，诸如“西域三种”、《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宋元马政考》、《西夏地理考》、《元史西北地理考》等等。注意的是，由于徐松被遣戍伊犁的独特经历，使得他将考据学的功力与实地考察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其学术研究的跨越，取得了一般学者所不能达到的一种成就和高度。这一点，正是成就徐松学术辉煌的独特之处，向来为人所叹赏，如《西域水道记》彭邦畴题词云：“投荒落万里，足迹周寰区”，“遭逢车书混，所在皆亲睹”；龙万育序言又云：“先生于南北两路，壮游殆徧。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在《汉书西域传补注》张琦的序言中，评价得更为透彻：“夫读《汉书》者，不必至西域；至西域者，不必能著书。而星伯非亲历新疆南北路，悉其山川、道里、风土，亦不能考证今古，卓然成一家言。然则星伯之谪戍，乃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后世读《汉书》者之厚幸也。”就连作为文学创作的《新疆赋》，也是充分体现了考据学与实地考察的充分结合，如孙馨祖序云：“自伊犁奉使喀什噶尔诸部，万三千六十八里，八阅月，境皆亲历，言之綦详。先生居京师，为词臣，博综文献。自出关以来，逢古迹，必求其合。方强志笃学，颂扬盛美，正其时也。”⑩也因此，《新疆赋》一直被视为地理著作、压缩方志，彭邦畴跋文云：“《新疆赋》二篇，句栉字梳，俾地志家便于省览。”张琦识语云：“此赋于形势、勋伐、建制、物产、土宜，如指诸掌。而庿谟胜算，悉具其中。当为掌故家所珎，不徒艺林宝贵已也。”马积高先生亦云：“几可作压缩的方志、国志来读……徐松是西北地理专家，其赋更与其所著《新疆志略》等相表里。”[5]645如关于古籍所载“河出昆仑”之说，徐松在《西域水道记》卷二云：
夫自先秦古书言河出昆仑，而不言昆仑之所在，言河伏流，而不言伏流之所出。至《汉书》始有源出葱岭、于阗，潜流地下，南出积石之文，是得河之初源，而失其重源。唐刘元鼎使吐蕃，误指库尔坤为昆仑山（巴颜哈喇山、阿克塔沁山、巴尔布哈山三山并峙，总名库尔坤山），而云河源出其间，是失河之初源、重源而并失昆仑。元潘昂霄撰《河源志》，以火敦脑儿为河源，而误指大积石山为昆仑，小积石山为《禹贡》积石，是失河之初源、重源，而并失昆仑与积石。凡此数书，历代言河源者所共宗仰，而愈矫愈失，去古弥速。其它附会，更何足云。自非八荒在宥，千载一时，淆乱之说，畴使辨哉！ 徐松通过实地考察来对考证前说，认为黄河之源，乃在今之大雪山，即古之大积石，“为《禹贡》所由导河也”。徐松的这一考证成果，大为时人和后人所激赏，如徐松同年彭邦畴在《西域水道记》题词中云：“重源判南北，厥论尤精详。”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徐松》中，亦特地谈及此事，并详录徐松之文。这样的例子，在“西域三种”中随处可见，比比皆是，兹不赘述。?
二是经世致用意识的贯穿与张扬
徐松的“西域三种”，贯穿了突出的经世意识，这也是学界向来的共识。如彭邦畴为《西域水道记》的题词中，开宗明义：“才不为世用，乃著经世书。”台湾学者王聿均亦曾作过深刻剖析：
徐松对新疆舆地极感兴趣，遣戍六年，除南疆壮游与实地勘察之外，著述不辍，其用意有三：一、从汉唐的经营，到清代的征定，足见安边定远之不易，其所著书，乃促使国人重视历史之光荣，及边塞的重要性。二、详天山南北之山川形胜，聚落城邑，测其道里，明其险要，察其风土，俾增进国人对西域的知识，以有助于新疆的开发，达到边地安堵之目的。三、新疆与俄罗斯边境毗连，犬牙交错，而俄国国势渐强，已露觊觎之意。对新疆形势之了解，当可有助于国人之防微杜渐，预谋因应之道。从这三点来看徐松之有关新疆的著述，就可发现其经世的抱负和现实的意义。[6]189
可以说，“……徐松、张穆等西北研究者，往往从顾炎武等学者那里寻找自己的学术遗传基因，其研究旨意多在致用，……嘉道之际，‘学’要‘致用’的旨趣并不为西北史地研究所独有，在反省乾嘉学风之后，这几乎成为一时士人的共识。”[7]7《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的经世致用思想是显然的，而作为文学作品的《新疆赋》，也同样突出地体现和张扬着这种思想意识。作为“西域三种”之一，《新疆赋》以煌煌巨制铺排叙写新疆南北二路的历史、边防、山川、道里、民族、风俗、语言乃至气候、物产等诸多方面，这些“实地所得资料也满足着中原士人希望了解西北的知识需求，满足着清廷统治西北的需求。”[7]89所以，包括《新疆赋》在内的“盛清疆舆赋是以经世致用为其思想艺术主旨的”[8]553。尤其是“西域三种”对中俄边境之相关的详细记述与考订，更显示了徐松的“洞烛机先，他的著述，为塞防思想最早的萌芽，他也成为塞防论的启示者和前驱者。”[6]193
三是内在的有机关联性
“西域三种”作为徐松西域研究的系列著述，其内在的有机关联性是一个十分醒目的特色。在《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中，很多地方的记述有着共通性，尤其是在西域山川道里的考证方面。另外，关于新疆的历史尤其是汉代经营西域的历史（尤其是汉代在新疆的屯田）、清政府平定新疆的历史进程等方面，《西域水道记》与《新疆赋》更是有着很多相同乃至完全重复之处。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徐松也在“西域三种”中，不时地以“见”、“说详”、“详见”等字样将这种关联性标示出来，了然于目。这样的例子，据笔者初步检索，有以下几处：
《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下，在叙述乌孙肥王翁归靡之子乌就屠袭杀狂王后，汉廷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讨伐时，有“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之句，徐松补注云：
通渠转谷，欲水运也。庐仓，谓建仓。国朝雍正中，大将军岳钟琪于党河议行水运，详见余《西域水道记》中。[1]465
《西域水道记》卷一在记述“玉河两岸皆胡桐夹道数百里，无虑亿万计”时，自注云：
说胡桐形状，详见余《汉书西域传补注》。[1]63
《西域水道记》卷二在记述天山时，自注云：
说详余《汉书西域传补注》。[1]115
又，在记述徐松考证渠犁为尉犁之误时，自注云：
见《汉书西域传补注》。[1]117
又，卷三在记述党河流出党城在沙枣墩“疏为渠”时，对孟康关于《汉书·西域传》的注释“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自注云：
说详余《西域传补注》。[1]161
当然，《西域三种》的这种关联性，体现了徐松撰述时的有意为之，从而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系列。这种关联性，被后来的李光廷所继承，在其《汉西域图考》中，据笔者初步统计，单是征引及考证徐松及其代表作《西域水道记》的地方，就多达18处?，明显地体现出清代西域研究的一脉相承。也正基于此，在光绪年间，上海鸿文书局将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与徐松的“西域三种”合刊为了“西域四种”。
四是现代学术意识的充分体现
徐松在撰写“西域三种”时，充分尊重并吸收和借鉴最新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作者的现代学术意识。如大量征引魏源《圣武记》、张穆《蒙古游牧记》、齐召南《水道提纲》、林佶《全辽备考》、方式济《龙沙纪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还有官方的《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钦定西域同文志》、《皇朝通考》等等，不一而足。这样，使得“西域三种”在本身具有的学术参考价值基础上，又具备了各种征引的文献所具有的参考价值。可见，徐松站在了当时西域研究的学术前沿。实际上，徐松《西域三种》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自问世之后就立即凸显出来，为世人所公认，而徐松的师友，更是对其称颂不已，已见前文所及。并且，“一直影响着后人对西域历史地理的研究”，诸如道光时林则徐考察南疆时的行囊中，不离《西域水道记》，再如咸丰时倭仁的《莎车行纪》、光绪至宣统间官修的《新疆图志》、光绪间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乃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中亚探险热潮兴起之际，“西域水道记》也成为探险家和汉学家的必读书[1]9。就是在今天，“西域三种”仍然经常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如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的《新疆简史》、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等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从“西域三种”到“西域四种”，深刻地折射了清代西域研究之变迁。清代西域研究之兴，缘于清人入关后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强烈的疆舆意识，而历经康雍乾三朝、费时六十余载平定新疆的辉煌功业，更是激发了一代学人。同时，也契合了时人对边疆知识的需求、学者的兴味所在。对此，梁启超有着精辟的剖析： 边徼地理学之兴，盖缘于满洲崛起东北，入主中原。康乾两朝，用兵西陲，辟地万里。幅员广阔，既感周知之必需；交通频繁，复觉研求之有借。故东自关外三省，北自内外蒙古，西自青海、新疆、卫藏，渐为学者兴味所集。[4]282
虽然“西域三种”体现出经世致用思想，也不时地渗透出一种忧患意识，徐松所处的时代，新疆的局势尽管已很不稳定，尽管也有嘉庆二十年（1815）的孜牙墩反叛、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张格尔叛乱，但并未出现大的动荡，西方对中国边疆的侵略野心也还尚未充分暴露。职是之故，徐松的“西域三种”体现的经世致用思想，其“治”的意义大大超越了“防”的意义[7]91。尤其是在《新疆赋》中，还停留在对清政府平定新疆这一辉煌成就的由衷赞叹上，还沉浸在“为封疆增色”的热烈歌颂中。
而后，在李光廷的时代，边疆局势已骤然巨变，比如东北，俄国强迫清政府相继签订了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强占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大片领土[9]19。再如西藏，自鸦片战争后，局势严峻异常，相继发生了英国入侵拉达克的森巴战争、尼泊尔入侵西藏及《藏尼条约》的签订等等[10]372。而清朝的海疆，更是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而永无宁日。
单就新疆而言，在19世纪60年代，又爆发了阿古柏叛乱，此次事件更是引起了后来沙俄侵占伊犁地区以及英俄两国激烈争夺清属突厥斯坦至少达数年之久的严重后果[11]207。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刊刻于同治九年（1870）的《汉西域图考》中，忧患意识就大为增强，“防护”的意义自然而然超越了“治”的意义。刻书者赵登诒就曾在跋文中写到：
吏部成是书，当咸丰、同治间，回民据梁关，内外骚然动，故其所言，皆综核形势，指切兵机，岂特为《汉书·西域传》考沿革而已哉！
而李光廷自己，在卷首凡例中，将经世致用目的与写作侧重点交代得更为明确：
通西域者，始于汉。其时，但以张国势、侈异物而已。今则西戎即叙，错居中土，边情之筹，兹焉最亟。故以今舆图证之于古、详着于篇，俾资考核。以汉西域为限，非以汉西域为主也。
另外，李光廷在为所绘地球全图的图解说明中，又一再强调指出，希望为当时统治者提供筹边参考：
古今时势不同，筹边者所宜知也。
“古今时势不同”，道出了西域研究变迁的关键所在。对此，时人陈澧在为《汉西域图考》所写的序言中，剖析得更为清楚和透彻：
李君著书之意，岂以是为奇哉？两汉《西域传》所载，最远者大秦、安息，今则大秦之外，西北海滨之人，已据夺天竺，距云南仅千余里；……西南海滨之人，入中国千余年，……近且扰乱关陇，用兵未休。呜呼，其为中国之患如此，而中国之人茫然不知所其所自来，可不大哀乎！古人之书，大都有忧患而作也。今日之患，为千古所无之患，李君之书，遂为今日所不可无之书，岂徒以其奇而已哉！
可见，从“西域三种”到“西域四种”，随着西域局势之巨变，深刻折射了清代西域研究之变迁。而徐松的“西域三种”，可谓这种变迁之转捩点。
注释：
①徐松（1781-1848），字星伯，号孟品，祖籍浙江上虞，少年时随父落北京大兴籍。其遣戍伊犁的时间为嘉庆十七年至二十五年（1812-1820），前后往返首尾长达九年之久。
②徐松的业师英和在《西域水道记》题词中有“徐生夙擅著述才，天使投荒万里往”之句。
③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④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言云：“嘉庆丁丑岁（嘉庆二十二年，即1817年），谪戍伊犁，与旧友太史徐星伯先生比屋居，见先生所撰《伊犁总统事略》及《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叹其赅洽。先生又出其《西域水道记》草稿数卷。”
⑤《汉书西域传补注》张琦序。
⑥徐松为其业师英和《卜魁城赋》所作的跋语。
⑦《新疆赋》彭邦畴跋语。
⑧道光间刻本《西域三种》，北平隆福寺文奎堂藏版。共两函8册，其中上函为《西域水道记》5册，下函为《汉书西域传补注》2册、《新疆赋》1册。
⑨光绪间石印本《西域四种》，上海鸿文书局石印。共两函8册，其中上函为《西域水道记》3册、《汉书西域传补注》1册（附《新疆赋》），下函为《汉西域图考》4册。
⑩孙馨祖（1739-？），江西万载县人。关于孙馨祖，由于文献不足，故其生平事迹极为寥落。仅从此序文得知，孙馨祖生于乾隆己未（1739）。幼时好学，晚年方于广西某县任职，后任福建瓯宁知县。乾隆乙卯（1795），五十六岁，丁母忧。嘉庆己巳（1809）七十岁，戍伊犁。另，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嘉庆朝江西万载县土棚学额纷争案》及明清档案工作室所藏五件嘉庆朝移会可知，孙馨祖曾因卷入轰动一时的万载土籍童生罢考事件而被杖流伊犁。
?不过，徐松对黄河源的认识，限于当时盛行的正统观点，在今天看来过于牵强附会，故遭到了学术界不少人的批评。
?散见于《汉西域图考》各卷。按，此处所据版本，为台湾乐天出版社印行的“阳湖赵氏”版《汉西域图考》全一册，中华民国六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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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军（1977-），男，甘肃省静宁县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唐传奇、边疆文史。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