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深，农村村民房屋的动迁已是不可避免且越发普遍的现象，由动迁现象带来的国家补偿金进而引起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社会的广泛关注，相应制度是否合理，执行是否有利等，都影响着这一进程的进行。通过H村的较为典型的由城市化带来的需要村民集体迁移的案例，可以清晰看到动迁事件背后嵌入其中的社会关系对这一进程产生的影响，以及作为类意识的产物，寻求社会关系这样的“惯性”行为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动迁；社会关系；类意识；农村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036-02
　　引言
　　对于中国的人情社会而言，各项制度的执行不免会遇到各种阻力，这些阻力既包括费老笔下“差序格局”中初级群体、初级关系的影响，也要考虑到作为理性化产物的社会人，人们逐利的目标合理性行为。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对H村村民对于接到动迁通知后的行为进行剖析说明，分析镶嵌其中的社会关系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以及村民们普遍寻求这种社会关系的深层原因对于现代化进程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一、案例回顾
　　近年来，H村发生很大变化：原本是低矮平房，近似棚户区的地方，已经有了四通八达的柏油马路，各大知名企业也纷纷迁来此地建厂——解决了该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该村经济向前跨越一大步的同时，村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笔者的姥姥家便是这里的“土著”居民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姥姥家还是土坯房，没过几年就盖上了崭新的砖瓦房，不仅仅是姥姥家一户，村中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十几年前盖上了新房，也有不少人家盖上了二、三层楼，多余的房间可以出租，贴补家用。每家每户都有前后院，村中年轻人大多都在城里生活，家中大部分都是老人，前后院花花草草，皆被精心照料，一片祥和。
　　但自从2009年以来，村中前后院发生很大变化，曾经老人们自己种植的蔬菜，花草等，都变成了一颗颗小树苗，一棵紧挨一棵，栽种十分紧密，显然不能让树苗正常生长，半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的老人们怎么会如此对待这些小树？更有在空间不大的小院里盖上大棚者，要知道，这里的老人很久就不再以地里的农作物为生了，怎么会如此大费周章？原本只有一层的房子也都陆续“增高”，变成了二、三层。到底村中发生了什么？
　　二、案例解析
　　原来，这一年，村民得到村政府的消息：为支持城区经济发展，将征用该村土地，改建成公路，而征用村民土地，国家固然是要发放经济补偿，而果树、大棚、二三层楼，在赔付标准里都是很高的，这便可以解释：
　　村民都已经看清“钱景”，纷纷为赔付金额打算了。来不及种树的村民都赶在严冬前盖上了大棚，更大“抱负”的村民就把家中变成了多层“小洋房”。这样兴师动众，动迁却迟迟没有进一步消息，截至2013年4月，该村仍未被征用。
　　笔者姥姥家也参与了这一浩大的“种钱”工程，原本院中的蔬菜如柿子、辣椒、茄子等，都换成了果树苗。而姥姥家的邻居把房子接盖到三层，为此还付给姥姥家3 000元遮光费，还送了酒水礼品。
　　三、深度剖析
　　根据该省土地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被征用土地上有建筑物、构筑物等附着物的，应当按国家和省规定或者双方约定的标准给予补偿；没有规定或者级定标准的，由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损失价值确定。土地征用前，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向被动迁单位发出动迁预告后，被动迁单位或者个人在拟征用土地上抢栽抢种的农作物、树木或者抢建的设施，不予补偿。①
　　由此可见，村民们的一番“努力”是徒劳无功的。那为什么明知如此，村民们的热情却不减呢？
　　村民们的行为显然并不是原子化的个人行动，而是介于高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之间，他们中流行着这样的潜规则：只要给到此检查的执法人员一定“好处”，统计时是可以做些手脚的。换句话说，只要把红包准备好，所谓的新增“附着物”就以合法形式存在，可以得到动迁补偿了。以姥姥家为例，明明院中大部分都是小棵果树，“只要给‘那些人’一点好处，小树就都变成大树了”。只要一定的社会关系嵌入社会制度中，那么制度的执行就变得复杂起来，其执行效果也就难以得到保障，我们不能否认非正式关系在科层制中有些情况的确有提高效率等积极的一面，但在我们今天探讨的案例中，村民们普遍寻求的社会关系，对于村民和执法人员来说，固然不具有社会结构所限定的达到目标的合法方式，但是对于双方来说是“互利行为”，这必定给国家带来一定损失，也滋生了腐败温床，这样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对立，才是一项社会制度难以达到预想效果的障碍根源。
　　我们来看看社会关系是怎样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首先，在村民之间。H村是名副其实的熟人社会，关于动迁的种种信息在这个近乎“初级群体”的村落中传播很快，另外，村民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再加上对于迁离世代居住的故乡的普遍不满，使此内群体更加团结，在大家集体向国家“讨债”的过程中，也就更希望彼此获得更多赔偿。
　　其次，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在村民与执法人员之间。前来村中每家每户登记具体居民人口情况、房屋建筑情况、耕地情况等的执法人员，与村民或多或少有些亲戚关系，至少乡政府中的工作人员大多来自村里，这让彼此间更加“默契”，村民们就更确定自己后期的“努力”一定有所“回报”。某记者曾对相关新闻进行过报道，该村支书周某的哥哥私自建造了一栋二层住宅楼，属于违章建筑，已经被相关部门依法查封，但是在村支书周某的庇护下，“违章住宅楼”已经完工并使用了……上行下效，难怪村民们也都占据着私自建房没有人管的“天时”，纷纷效仿周支书的哥哥谋起了“地利”，在他们卯足了劲儿，纷纷扩建自家房屋，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殊不知他们已经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而且，退一步讲，若前来检查的执法人员与村民并不相识，这种匿名性也一样有助于完成彼此间的“交易”，而且这种匿名性使得村民与执法人员间的交易更加形式化，更容易完成。 　　最后，在执法者之间。就刚刚的记者报道而言，据金星村村支书周某讲，为了配合区纪检委工作，该村专门为纪检工作人员租赁宾馆、每天安排吃喝等相关事宜共花去了四五万元，而最后才落个什么问题都没查出来。且不说作为一个党内的基层领导干部，如何能拿出四五万元招待上级纪检人员呢？并且一个调查就要花费四五万元？单就最终“没有问题”的纪检结果而言，便可看出非正式关系对科层制中制度的约束性、严格性的腐蚀。也就是说，执法人员的越轨行为是“游离”在社会规范之外的，他们一般不会因此受到惩罚，反而会收到“意外之财”，另外，在一个人情社会中，若他们真正刚直不阿，反而会成为异端，从而在社会中很难立足。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村庄都热衷于寻求社会关系为自己谋求利益，使之成为萨姆纳所说的一种“风尚”？吉丁斯曾提出著名的“类意识”概念：意识的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切生物，不管它在自然界中占有什么地位，都承认其他有意识的生物与自己属于同一类。由此可见各种集体观念、文化传统、风习时尚及社会价值等皆为类意识的产物。“在中国情境下的关系，维持社会关系的意愿被看成一种表现和实践，这种表现和实践属于更高级别的道德、伦理和对他人的义务。”也就是说，这样寻求社会关系的类意识的产物已经深深内化到村民自身的价值观念中，遇事寻求社会关系也变成一种熟悉的、不假思索的、近似于惯性的行为。追根溯源，宗法制度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让人情的亲疏远近深深嵌入上至社会事务下达家族生活中，我们熟知的“差序格局”就是费孝通先生对这一情况的洞悉与解释。在乡土社会中也不例外。村民们“最初的无意识行动变成习惯，直至成为必须遵循的标准规范。”将这种类意识的产物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内化后，已成为作为一个理性的社会人进行社会互动的准则之一，这些社会互动本应是目标合理性的，但由于以上的内化，也具有传统合理性的特征。
　　结语
　　当然，管中窥豹，我们深知，这样的“风尚”不会只存在于乡土社会，如前所述，中国一直是“人情社会”，关系理性已经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人们把以此带来的社会声望与社会承认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值得炫耀的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人在社会中得以立足的“基点”。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而言阻力仍是大于推力的，毕竟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公平正义是无法在“关系”中得以全部实现的。十八大的召开，再次让我们看到党反腐败的决心，一系列官员的落马也带给很多平民百姓以希望，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其带来的阵痛与代价也是十分巨大的，毕竟中国有着很深刻的历史传统，社会中流行的类意识是很难连根拔除的，如何能在制度制定过程中，把社会关系网这一复杂因素考虑周全并妥善加以利用，才是重中之重，想完全忽视社会关系的作用，单方面呼吁“道德”或“制度规范”，是有悖人性的，在现实社会中，也是不具有可行性的。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61.
　　[3] 周晓虹.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77.
　　[责任编辑 陈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