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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如果提到成都，你会想到什么？
我想，哪怕对一个没有去过成都的人来说，至少也会有两种印象：一种是成都是一座千年古都，一种是它是一个西部内陆城市。
第一种印象来自这座古都悠久的历史，其魅力只需要看一看天府文化的影响力就可略知一二。这种印象大致是准确的。但第二种印象，如果“内陆”这个词只局限于地理概念，问题还不大；如果是指成都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则早就与事实相去甚远了。
远的就不说了，就拿最近5年来说，信手拈来的证据很多：
2013年中欧班列（蓉欧快铁）正式开通之后，成都实施“蓉欧 ”战略，延伸出多条通往国际国内的新班列线路。基于此体系，成都将成为跨境班列体系的中转枢纽，乃至泛欧泛亚的桥头堡—这对理解成都是开放前沿这一点颇具有象征意义。
从中德（蒲江）中小企业合作园，到中法成都生态园，再到中韩创新创业园……成都的国际合作园区建设稳步推进。国际合作园区，和一般的吸引外资不同，它是根据国家新一轮全面开放精神的指引，以打造新的外向型产业集群为基本内容的开放新模式—这一模式能开始出现，恰恰是以成都在对外开放中的枢纽地位为前提的。
过去的5年，成都还成功承办了《财富》全球论坛、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国际性会议。国际（地区）航线达到96条。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数达到278家，驻蓉外国领事机构达到 16个—这些数字反映的是成都越来越承担着国际交往的窗口和战略平台作用。
列举这些证据的用意无它，其实是想说明，再用内陆和沿海这样的地理概念来衡量像成都这样的一个西部大都市的地位，早已经过时了。
但最深刻说明这一点的还是来自于成都被赋予的一个重大国家使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以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在2017年4月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提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为标志，一座千年古都真正迎来了千年之变。
主动融入国家战略
2016年，国务院批复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增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功能（即“五中心一枢纽”）。
国务院作出的这个批复，用范锐平在2017年7月2日的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上的形象说法，意味着成都拿到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入场券”。
成都能拿到这个“入场券”，有深刻的必然性。
对于国家中心城市，人们并不陌生。国家中心城市，相当于一个国家发展的“极核”。只是，过去人们习惯用一些偏重于经济中心职能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中心城市。這也可以理解，偏重于经济中心职能更容易量化，一个国家中心城市也必须有相当的经济体量作为自己的基本支撑。
但数字的衡量只是整个考量的一个内容，远非全部。国家确立自己的中心城市，包括将成都确立为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层面的考量是基本的出发点。
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全面开放。尤其是在国家“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下，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已经变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内陆中心腹地及其中心城市在国家战略格局的地位在上升。打造国家内陆地区开放高地和具有全球性竞争力的城市，已经成为国家提升整体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成都被赋予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发生的。“国家中心城市”这个定位，是成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过去，我们见过成都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过不同的国家使命，但从省会城市到区域性中心城市再到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这个“三级跳”是真正的千年之变。
这是成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的逻辑起点。不谋大势者不足以谋一域。正如范锐平指出的那样：“只有与党的理念、国家意志高度契合、相向而行、顺势而为，才能保持发展的正确方向，事半而功倍。”
已经具备的基础条件
也就是说，从被确立为国家中心城市一开始，成都对融入国家战略就有高度的自觉—以“极核”城市身份来“肩负国家使命、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形象、引领区域发展”。
具体来说，作为一个国家中心城市，就是要承担起参与国际竞争和带动区域发展的国家使命。无论是参与国际竞争还是带动区域发展，考验的是一个中心城市的影响力、辐射力和集散能力，不是简单的GDP等经济数字就足以衡量的。
要承担这样的国家使命，首先是需要具备基础条件。这些基础条件，同样也绝非简单的只是按照经济规模总量来衡量，而是注重城市的引领、辐射、集散功能及潜在性功能发挥，如此方能判断一个国家中心城市有条件承担起参与国际竞争和带动区域发展的使命。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成都的基础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2016年，成都GDP已经突破1.2万亿元，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位列第三位。固定资产投资则达到了8371亿元，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经济体量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基本支撑条件。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实施，成都从内陆腹地变为面向泛欧泛亚的开放前沿。通过“蓉欧 ”战略、高水平的成都国际铁路港建设、天府国际机场开工建设（“一市两场”）、双流国际机场扩能改造等举措，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其在全球和国家城市网络中的枢纽节点作用进一步凸显出来。这是国家中心城市集聚国内外高端要素资源和优秀人才资源的基础设施条件。
而以成都为中心，通过铁路和公路，1到2小时的经济圈可覆盖四川省9000万人口，2到5小时可直达重庆、陕西、云南等中西部市场腹地。去年，成都消费总额达到了5647亿元，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二。也就是说，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不仅自己具有相当的市场容量，更具有市场腹地广阔的比较优势，其带动的半径范围与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也是匹配的。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一大标志之一，成都还担负了一系列国家级重大政策改革区的设立和探索的国家重任，包括国家级天府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在今年的国家第三批自贸区试点中，成都赫然在列。自贸区建设的核心是制度创新。自贸区试点正是以国际化的标准打造制度创新的高地，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探索出可复制和可推广的经验，为中国经济寻找新的动力。
更具体的例证是，《2016年世界城市评级报告》中，成都进入全球城市百强，排名仅次于北上广深；《2017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成都以98.97的高分位居新一线城市榜首，其中，在15个“新一线”城市中，成都在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均排名第一。
基础条件已然具备，但要真正建成国家中心城市还需要回答成都的提升空间到底在哪里。正如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说的：“客观地说，无论是城市功能还是经济实力，（成都）都离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中心城市有差距。”承认差距，实际上是为了根据国家中心城市的标准，客观提炼出成都下一步提升的空间。
为此，成都积极进行对标管理。从对标中，我们可以看到成都作为一个国家中心城市应有的格局。
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
客观来说，泛泛的承认差距并不难，难的是真把差距找出来，作为自己行动的具体依据。我们可以在主动进行对标管理中发现成都的决心。在谋划未来中，成都与北上广深对标，与重庆、杭州对标，与芝加哥、新加坡对标。
以和深圳的对标为例。就在成都产业发展大会召开前一周，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率队赴深圳考察学习。在与深圳市委座谈时，范锐平发出“深圳三问”：为什么深圳面积不到2000平方公里，却承载了2000万人口、GDP达到2万亿元？为什么深圳没有著名大学、也很少有国家级的研发机构，但却是全国创新能力、创新活力最强的城市？为什么深圳在经过高速发展后，去年还能保持9%的高增速、而且主要经济指标都很好？
2017年9月1日，热闹非凡的宽窄巷子景区。 摄影/郭嘉亮
从“深圳三问”可以看出，成都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创新的动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到底是什么让一个城市的创新精神真正勃发出来？如果追溯一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兴衰成败的根源，以及一些城市后发崛起的路径和规律，我们便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曾经的领先城市，可能因为路径依赖等原因落伍了；而一个后发城市，可能因为抓住了新的创新机遇，实现了弯道超车、后来者居上。换句话说，一个先进城市的落伍，是因为创新驱动力的衰竭；而一个后发城市的崛起，是因为形成了自己的创新驱动力。
其中的关键是产业。正如范锐平在产业发展大会上指出的：“纵观全球，发达城市都因拥有强大的产业体系和经济实力而站在世界舞台中央。产业是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是城市正常运转的关键支撑，在城市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中的逻辑很清晰：强大的产业体系，意味着先进生产要素和优秀人才向城市的集聚，一旦形成规模，又会带来集聚效应，促进新生主体快速衍生和成长。
那么，产业环境到底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从产业宏观层次看，以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双重效应”为特征的“集群化”，让越来越多企业和法人机构高密度聚集、专业化分工，形成配套完整的产业集群；以跨界渗透和相互交叉为特征的“融合化”让产业界限趋于模糊，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以整合延伸和链式效应为特征的“垂直化”，深刻重构创新链和价值链；以共生共享共赢为特征的“生态化”，让产业竞争的核心从主要是要素之争转变为涵盖公共配套、人才科技、政务服务各领域的生态之争。
为此，成都正在大力推进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词汇。但它的基本意思并不复杂。就拿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说，人们感受颇深的奋斗价值被高房价消解的现象，就是一种扭曲的也不可持续的价值错配。如果知识和劳动的价值被房价飞涨碾压，人们自然会怀疑奋斗的价值到底何在。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矫正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扭曲、悖离规律、难以持续的问题，积极培育技术、信息、管理等效率型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显然，改革要培育的是有利于产业创新驱动的要素配置。
要培育这样的要素配置，归根结底靠的是制度。制度是普遍的、可预期的和具有稳定性的。创新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断试错的过程，政府要管理创新和促进创新，主要也是要靠制度。制度的核心是激励，激励青年才俊来成都创业就业、激励科技成果本地转化、激励企业集约使用土地、激励各类基金支持新经济发展，等等。
在成都國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上，范锐平详细阐述了成都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的路线图。随后，围绕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形成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要素供给新体系，成都“产业新政50条”正式出台。
日前，美国知名独立经济智库米尔肯研究所发布了《中国最佳表现城市》，成都凭借在多元化和高附加值产业的积极发展，对创新和创业精神的鼓励，人才储备丰富，和较低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当选“中国最佳表现城市”。
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近年来，全球最佳新兴商务城市、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中国内陆投资环境标杆城市、中国大陆最具软实力城市、国内移动政务影响力“十佳城市”等对成都的赞誉，接踵而至。
而围绕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陆续出台的“新政”，让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在参与国际竞争和引领区域发展过程中的比较优势，更加显现出来。
打造城市综合竞争能力
一座城市真要形成创新驱动，绝非某个单一因素的结果。创新驱动的背后是一座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
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提出：从成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看，城市定位正从区域中心城市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产业体系正从传统产业主导向新兴产业引领转型，城市治理正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变。根据阶段性特征的实际，未来五年，成都将着力于全方位提升城市能级、全方位变革发展方式、全方位完善治理体系、全方位提升生活品质。
具体来说，包括：坚持全球视野国际标准，全面提升城市能级水平；优化拓展城市空间，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培育转换城市动力，增强城市持续发展能力；发展壮大城市经济，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努力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持续改善城市民生，加快建设宜业宜居宜商的城市环境；加强和创新城市治理，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提供根本保证。
从成都对未来五年的这些部署看，具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从“建设全面体现发展新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这个定位出发，以全球视野和国际标准来提炼出成都全方位提升的空间。成都正在把新发展理念转化为城市建设发展的生动实践。这个实践最终将打造出一个新兴的国家中心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
毋庸讳言，一个世界级城市的成长绝非朝夕之功。成都的千年之变，肯定也需要不止一个五年的努力奋斗。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也是刚刚展开，其未来甚至可能会超出人们现在的想象，当然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正如古代圣贤说的那样：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这句话含有深刻的辩证法：越是长远和宏大的目标，越是要在小处和细节上下工夫。通过久久为功、驰而不息的积累，形成的将是政策和制度的稳定性，对改革创新和新生事物的包容性。我们可以确信：一旦创新扎根成为一种文化，那么成都真的可以赢得未来，谱写出城市后发崛起的新篇章。
我想，哪怕对一个没有去过成都的人来说，至少也会有两种印象：一种是成都是一座千年古都，一种是它是一个西部内陆城市。
第一种印象来自这座古都悠久的历史，其魅力只需要看一看天府文化的影响力就可略知一二。这种印象大致是准确的。但第二种印象，如果“内陆”这个词只局限于地理概念，问题还不大；如果是指成都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则早就与事实相去甚远了。
远的就不说了，就拿最近5年来说，信手拈来的证据很多：
2013年中欧班列（蓉欧快铁）正式开通之后，成都实施“蓉欧 ”战略，延伸出多条通往国际国内的新班列线路。基于此体系，成都将成为跨境班列体系的中转枢纽，乃至泛欧泛亚的桥头堡—这对理解成都是开放前沿这一点颇具有象征意义。
从中德（蒲江）中小企业合作园，到中法成都生态园，再到中韩创新创业园……成都的国际合作园区建设稳步推进。国际合作园区，和一般的吸引外资不同，它是根据国家新一轮全面开放精神的指引，以打造新的外向型产业集群为基本内容的开放新模式—这一模式能开始出现，恰恰是以成都在对外开放中的枢纽地位为前提的。
过去的5年，成都还成功承办了《财富》全球论坛、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国际性会议。国际（地区）航线达到96条。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数达到278家，驻蓉外国领事机构达到 16个—这些数字反映的是成都越来越承担着国际交往的窗口和战略平台作用。
列举这些证据的用意无它，其实是想说明，再用内陆和沿海这样的地理概念来衡量像成都这样的一个西部大都市的地位，早已经过时了。
但最深刻说明这一点的还是来自于成都被赋予的一个重大国家使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以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在2017年4月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提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为标志，一座千年古都真正迎来了千年之变。
主动融入国家战略
2016年，国务院批复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增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功能（即“五中心一枢纽”）。
国务院作出的这个批复，用范锐平在2017年7月2日的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上的形象说法，意味着成都拿到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入场券”。
成都能拿到这个“入场券”，有深刻的必然性。
对于国家中心城市，人们并不陌生。国家中心城市，相当于一个国家发展的“极核”。只是，过去人们习惯用一些偏重于经济中心职能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中心城市。這也可以理解，偏重于经济中心职能更容易量化，一个国家中心城市也必须有相当的经济体量作为自己的基本支撑。
但数字的衡量只是整个考量的一个内容，远非全部。国家确立自己的中心城市，包括将成都确立为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层面的考量是基本的出发点。
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全面开放。尤其是在国家“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下，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已经变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内陆中心腹地及其中心城市在国家战略格局的地位在上升。打造国家内陆地区开放高地和具有全球性竞争力的城市，已经成为国家提升整体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成都被赋予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发生的。“国家中心城市”这个定位，是成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过去，我们见过成都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过不同的国家使命，但从省会城市到区域性中心城市再到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这个“三级跳”是真正的千年之变。
这是成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的逻辑起点。不谋大势者不足以谋一域。正如范锐平指出的那样：“只有与党的理念、国家意志高度契合、相向而行、顺势而为，才能保持发展的正确方向，事半而功倍。”
已经具备的基础条件
也就是说，从被确立为国家中心城市一开始，成都对融入国家战略就有高度的自觉—以“极核”城市身份来“肩负国家使命、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形象、引领区域发展”。
具体来说，作为一个国家中心城市，就是要承担起参与国际竞争和带动区域发展的国家使命。无论是参与国际竞争还是带动区域发展，考验的是一个中心城市的影响力、辐射力和集散能力，不是简单的GDP等经济数字就足以衡量的。
要承担这样的国家使命，首先是需要具备基础条件。这些基础条件，同样也绝非简单的只是按照经济规模总量来衡量，而是注重城市的引领、辐射、集散功能及潜在性功能发挥，如此方能判断一个国家中心城市有条件承担起参与国际竞争和带动区域发展的使命。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成都的基础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2016年，成都GDP已经突破1.2万亿元，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位列第三位。固定资产投资则达到了8371亿元，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经济体量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基本支撑条件。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实施，成都从内陆腹地变为面向泛欧泛亚的开放前沿。通过“蓉欧 ”战略、高水平的成都国际铁路港建设、天府国际机场开工建设（“一市两场”）、双流国际机场扩能改造等举措，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其在全球和国家城市网络中的枢纽节点作用进一步凸显出来。这是国家中心城市集聚国内外高端要素资源和优秀人才资源的基础设施条件。
而以成都为中心，通过铁路和公路，1到2小时的经济圈可覆盖四川省9000万人口，2到5小时可直达重庆、陕西、云南等中西部市场腹地。去年，成都消费总额达到了5647亿元，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二。也就是说，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不仅自己具有相当的市场容量，更具有市场腹地广阔的比较优势，其带动的半径范围与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也是匹配的。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一大标志之一，成都还担负了一系列国家级重大政策改革区的设立和探索的国家重任，包括国家级天府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在今年的国家第三批自贸区试点中，成都赫然在列。自贸区建设的核心是制度创新。自贸区试点正是以国际化的标准打造制度创新的高地，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探索出可复制和可推广的经验，为中国经济寻找新的动力。
更具体的例证是，《2016年世界城市评级报告》中，成都进入全球城市百强，排名仅次于北上广深；《2017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成都以98.97的高分位居新一线城市榜首，其中，在15个“新一线”城市中，成都在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均排名第一。
基础条件已然具备，但要真正建成国家中心城市还需要回答成都的提升空间到底在哪里。正如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说的：“客观地说，无论是城市功能还是经济实力，（成都）都离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中心城市有差距。”承认差距，实际上是为了根据国家中心城市的标准，客观提炼出成都下一步提升的空间。
为此，成都积极进行对标管理。从对标中，我们可以看到成都作为一个国家中心城市应有的格局。
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
客观来说，泛泛的承认差距并不难，难的是真把差距找出来，作为自己行动的具体依据。我们可以在主动进行对标管理中发现成都的决心。在谋划未来中，成都与北上广深对标，与重庆、杭州对标，与芝加哥、新加坡对标。
以和深圳的对标为例。就在成都产业发展大会召开前一周，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率队赴深圳考察学习。在与深圳市委座谈时，范锐平发出“深圳三问”：为什么深圳面积不到2000平方公里，却承载了2000万人口、GDP达到2万亿元？为什么深圳没有著名大学、也很少有国家级的研发机构，但却是全国创新能力、创新活力最强的城市？为什么深圳在经过高速发展后，去年还能保持9%的高增速、而且主要经济指标都很好？
从“深圳三问”可以看出，成都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创新的动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到底是什么让一个城市的创新精神真正勃发出来？如果追溯一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兴衰成败的根源，以及一些城市后发崛起的路径和规律，我们便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曾经的领先城市，可能因为路径依赖等原因落伍了；而一个后发城市，可能因为抓住了新的创新机遇，实现了弯道超车、后来者居上。换句话说，一个先进城市的落伍，是因为创新驱动力的衰竭；而一个后发城市的崛起，是因为形成了自己的创新驱动力。
其中的关键是产业。正如范锐平在产业发展大会上指出的：“纵观全球，发达城市都因拥有强大的产业体系和经济实力而站在世界舞台中央。产业是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是城市正常运转的关键支撑，在城市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中的逻辑很清晰：强大的产业体系，意味着先进生产要素和优秀人才向城市的集聚，一旦形成规模，又会带来集聚效应，促进新生主体快速衍生和成长。
那么，产业环境到底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从产业宏观层次看，以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双重效应”为特征的“集群化”，让越来越多企业和法人机构高密度聚集、专业化分工，形成配套完整的产业集群；以跨界渗透和相互交叉为特征的“融合化”让产业界限趋于模糊，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以整合延伸和链式效应为特征的“垂直化”，深刻重构创新链和价值链；以共生共享共赢为特征的“生态化”，让产业竞争的核心从主要是要素之争转变为涵盖公共配套、人才科技、政务服务各领域的生态之争。
为此，成都正在大力推进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词汇。但它的基本意思并不复杂。就拿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说，人们感受颇深的奋斗价值被高房价消解的现象，就是一种扭曲的也不可持续的价值错配。如果知识和劳动的价值被房价飞涨碾压，人们自然会怀疑奋斗的价值到底何在。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矫正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扭曲、悖离规律、难以持续的问题，积极培育技术、信息、管理等效率型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显然，改革要培育的是有利于产业创新驱动的要素配置。
要培育这样的要素配置，归根结底靠的是制度。制度是普遍的、可预期的和具有稳定性的。创新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断试错的过程，政府要管理创新和促进创新，主要也是要靠制度。制度的核心是激励，激励青年才俊来成都创业就业、激励科技成果本地转化、激励企业集约使用土地、激励各类基金支持新经济发展，等等。
在成都國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上，范锐平详细阐述了成都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的路线图。随后，围绕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形成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要素供给新体系，成都“产业新政50条”正式出台。
日前，美国知名独立经济智库米尔肯研究所发布了《中国最佳表现城市》，成都凭借在多元化和高附加值产业的积极发展，对创新和创业精神的鼓励，人才储备丰富，和较低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当选“中国最佳表现城市”。
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近年来，全球最佳新兴商务城市、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中国内陆投资环境标杆城市、中国大陆最具软实力城市、国内移动政务影响力“十佳城市”等对成都的赞誉，接踵而至。
而围绕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陆续出台的“新政”，让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在参与国际竞争和引领区域发展过程中的比较优势，更加显现出来。
打造城市综合竞争能力
一座城市真要形成创新驱动，绝非某个单一因素的结果。创新驱动的背后是一座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
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提出：从成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看，城市定位正从区域中心城市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产业体系正从传统产业主导向新兴产业引领转型，城市治理正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变。根据阶段性特征的实际，未来五年，成都将着力于全方位提升城市能级、全方位变革发展方式、全方位完善治理体系、全方位提升生活品质。
具体来说，包括：坚持全球视野国际标准，全面提升城市能级水平；优化拓展城市空间，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培育转换城市动力，增强城市持续发展能力；发展壮大城市经济，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努力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持续改善城市民生，加快建设宜业宜居宜商的城市环境；加强和创新城市治理，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提供根本保证。
从成都对未来五年的这些部署看，具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从“建设全面体现发展新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这个定位出发，以全球视野和国际标准来提炼出成都全方位提升的空间。成都正在把新发展理念转化为城市建设发展的生动实践。这个实践最终将打造出一个新兴的国家中心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
毋庸讳言，一个世界级城市的成长绝非朝夕之功。成都的千年之变，肯定也需要不止一个五年的努力奋斗。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也是刚刚展开，其未来甚至可能会超出人们现在的想象，当然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正如古代圣贤说的那样：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这句话含有深刻的辩证法：越是长远和宏大的目标，越是要在小处和细节上下工夫。通过久久为功、驰而不息的积累，形成的将是政策和制度的稳定性，对改革创新和新生事物的包容性。我们可以确信：一旦创新扎根成为一种文化，那么成都真的可以赢得未来，谱写出城市后发崛起的新篇章。